温州市区景象
<h1 class="pgc-h-arrow-right">九、温州再出发</h1>
近十多年来，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并不平坦，经历过曲折，也有过彷徨。甚至有人认为，温州模式已终结。
财经作家叶檀曾把温州贬为最没有希望的城市。这些评论，不必当真，甚至有些极端和片面，并没有把握温州的全貌。
但是可以说，温州这十年的发展之路，爬坡过坎的难度，转型升级的伤痛，或者说所付出的代价和学费，较之其他几种模式要高一些。
（一）转型之痛
与其他几种区域发展模式不同，温州基本没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全市企业九成以上是个体或私人经济或经改制的股份合作经济。
在金融危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双重压力之下，一批安全、环保不达标的家庭作坊式小型民企被迫关闭、停产或被取缔。过去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前几年差不多是家家要搬迁，户户要关门；过去市镇中心灸手可热的沿街店面，要么人走店空，贴上了封条，要么是转让广告登了半年也无人问津。
也有部分传统产能企业，虽尚能生存，但按政府的规划要迁至新的工业园区，又因各种规费太重、地价成本太高，望而却步。
在实体经济转型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也有不少企业，脱实向虚。有的搞房地产开发，有的涉足金融，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有的甚至抱团到山西开发经营煤矿。
不幸的是，上述舍本求新，走捷径的路子，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以房地产为例，温州市的房价曾经炒到每平米8万元，结果是，三线四线的城市基础，一线城市房价，吓倒了外来投资者，逼迫大大小小的工厂搬迁，工人辞职，大学生、高级人才望而止步，房价一落千丈，到如今还未恢复元气。
再说金融业。曾经风光无限、遍及全市的小额担保公司，到2010年，因违规高息揽存，资金链断裂，一时间，像台风吹过一样，倒的倒，跑的跑，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用危机，至今尚末完全结案。
到山西投资煤矿的温州商人也末能幸免，在国家去产能、去污染政策的调控下，大部分煤矿被迫关闭，大部分的资金打了水飘。
（二）温州再出发
面对各种负面评价和质疑，温州人也有自己的看法。
2017年7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温州市委书记周江勇，面对100多家媒体的记者，驳斥了温州模式失败论等唱衰温州的论调，认为温州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虽然面对许多问题与困难，工作中也有不足，但成绩仍是主流。
一是淘汰了一部分落后产能，对企业实施减负降本。
对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环保设施不达标且污染严重、高能耗的企业，一律实施了关停并转。
2018年，温州出台减负42条政策，2019年市府又出台新一轮减负降本政策，预计全年可为企业减负200亿元以上。
二是引入高科技平台，精准对接和提升现有传统产业。
2019年，与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温州研究院等13个高等级创新平台合作，引入国家眼谷产业园、国家北斗产业系统等44个创新型重大科技项目。
三是通过智能科技赋能，提升优势产业。
近年来，温州对仪器仪表、电气、低压电器、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实施智能科技改造，创建“机器换人”工程。
全市615家仪器仪表企业，大都引入MES系统，改造内部流程，可在八小时内为顾客提供订单指定的产品。
正泰、德力西、天正每年投入1000万至5000万元，实施机器换人工程，使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四是培育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截止2020年，温州已有7个产业获评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分别是：温州瓯海锁具、乐清低压电器、温州鞋类基地、瓯海眼镜基地、平阳宠物用品基地、永嘉教玩具基地、瑞安汽车零部件基地。总数居全省第二。
通过跨境电商等网上交易形式，消化传统产能的库存商品。
2009年，温州商人沈亚、洪晓城等，集资3000万元，创建了网络一站式购物中心唯品会，为千家万户的温州中小企业推销商品，目前网点遍布全中国和境外不少国家。
温州商人林明军，独创电子商务公司海淘车，主要从事汽车销售与跨境电商业务，目前年销售额达两亿美元。
五是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温州已有38万多商人走出国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创业。
目前已开始正式运营的工业园区和经贸合作区有：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境外经贸合作区、越南龙江工业园、乌兹别克斯坦盛江工业园。
其中在俄罗斯兴办的经贸合作区，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已入驻中方企业（主要是温州企业）228家，年创产值达22亿美元，带动出口8.8亿美元。
六是化解金融风险，培育资本市场。
截止2020年，全市上市企业由17家增加到41家。
全市民企不良贷款率，从3.82%下降0.79%。
温州市还于2019年，设立了全国首个地级市破产法院。
<h1 class="pgc-h-arrow-right">十、温州模式形成的基础</h1>
（一）生存环境并不优越
温州的发展为什么会以民营经济为主呢？为什么没有象苏南地区那样以集体经济为主呢？
为什么也没有像珠三角地区那样形成外资、集体、民企三足鼎立之势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地缘、历史、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寻找原因。
温州虽处沿海地区，但改革开放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究其原因：一是人多地少。全市600多万人口，人均耕地只有0.4亩，只及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1/3。
二是交通条件差。上世纪90年代之前，全市不通铁路，没有机场，唯一一条水路还是死路。
三是资源贫乏。既无丰富的矿藏资源，又无可资利用的水利资源或文化旅游资源。
四是国家投入少。从新中国建立到1981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只有6.55亿元，远远低于同期国家对浙江省人均投资的水平，是全国人均投资最少的城市之一。
有人总结说，温州上世纪50年代是对台的前线，60年代是文革的火线，70年代是建设的短线。
五是远离大中城市，难以得到城市经济的有效辐射。与温州毗邻的东南西北，没有一座经济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更不能与地处城市圈的珠三角和苏南相提并论。
当时流传一首顺口溜反映了温州人当时的生存状况：“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
温州既没有大自然的恩赐，又没有城市的辐射，更没有国家政策的偏爱，因此，温州要发展，温州人要生存，不能靠天，不能靠地，不能靠神仙、皇帝，只能全靠自己。温州模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被逼出来的。
（二）商业文化积淀深厚
温州从近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落伍了，但历史上也有过辉煌。
自唐宋以后，温州就成为东南沿海手工业、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到了明清，温州也是我国最早与海外直接通商的城市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温州人之所以善于经商，勇于创业，除了有务工经商的传统之外，应该说与历史上著名的永嘉学派的哲学渊源不无关系。
温州历史上称之为永嘉，南宋时期，以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就诞生于此。
永嘉学派在我国众多哲学流派中，以其实用主义的倾向而独树一帜。叶适等人鼓吹“通商真工”，反对“空谈心性”，批判“抑未厚本”，主张“功利与仁义并存”。
19世纪末，号称“东瓯三先生”的陈虬、宋恕、陈黻宸等人，更是为工商业的发展大声疾呼。
陈虬提倡“齐商力，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宋恕则主张“减税振商、集股振工、薄赋振农”。
这种哲学思想千百年来，一直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温州人的价值取向，无论制度如何变迁，经济发展处于顺境或逆境，温州人崇尚功利，重视工商业的传统没有变。
即使在建国初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温州农村就存在着自发的民营化、市场化的倾向，以家庭为单位 的个体工商业几乎从未真正消失过。
正是这种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铸就了温州人的性格特征。
一是没有等级观念。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被划分成为国家干部、企事来单位的职工、农民等，职工又被划分成国营单位的职工（或全民所有制职工）、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至于个体工商户，连职工也称不上。
国有经济的比重在温州一直比较低，即使在1978年，温州的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5.7%，远低于当时全78%的平均水平。
因此，对大多数温州人来说，都被排斥在国家干部和国营职工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光亮的正式身份，从而使他们在职业的选择上少有身份等级观念的障碍。
从事个体工商业的城市市民和农民，从来也不觉得低人一等，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会赚钱，能致富，便是英雄。
二是独立、自主的意识较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大多数温州人从生老病死到衣食往行，既没有享受国家对干部和正式职工提供的保障和补贴，又没有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可以依赖，从而养成了不依赖政府自谋生路的习惯，并使得温州人较之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多的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更具有强烈的创业倾向。
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以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过程中，各地都程度不同的出现了职工静座、游行，到政府机关门口闹事等过激行为，而在温州，“职工下岗静悄悄”。
温州人表现得非常平静、洒脱，他们不等、不靠、不闹事，不找市长找市场，心平气活，心甘情愿地走上自我创业之路。
三是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
据粗略估计，目前在海外创业的温州人有50多万，在全国各地经商的温州人有160多万，也就是说，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温州人离乡背景在外地谋生。
远离故土，漂泊在外，并非像常人所想的那样一帆风顺，外地处处都是黄金。
语言不通，文化相异，风俗习惯不同，有些地方甚至连社会制度、法律亦不相同，更没有裙带关系和其他人脉可资利用，要在客乡生存，并逐渐融入主流社会，个中的酸甜苦辣，恐怕只有温州人自己说得清。
如果没有极强抗风险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温州人岂敢离开故土，满世界创业！
留守在本土的温州人也一样，经营之路并不平坦。
震惊全国的柳市“八大王”事件，轰动一时的杭州武林门广场烧毁假冒伪劣商品活动，如此等等，对刚刚起步的民营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大伤温州商人元气。
但温州人毕竟是温州人，那里摔倒，那里爬起，擦干身上的血迹，带着伤痛，收拾好行囊，又继续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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