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市區景象
<h1 class="pgc-h-arrow-right">九、溫州再出發</h1>
近十多年來，溫州民營經濟發展之路并不平坦，經曆過曲折，也有過彷徨。甚至有人認為，溫州模式已終結。
财經作家葉檀曾把溫州貶為最沒有希望的城市。這些評論，不必當真，甚至有些極端和片面，并沒有把握溫州的全貌。
但是可以說，溫州這十年的發展之路，爬坡過坎的難度，轉型更新的傷痛，或者說所付出的代價和學費，較之其他幾種模式要高一些。
（一）轉型之痛
與其他幾種區域發展模式不同，溫州基本沒有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全市企業九成以上是個體或私人經濟或經改制的股份合作經濟。
在金融危機與國家宏觀調控的雙重壓力之下，一批安全、環保不達标的家庭作坊式小型民企被迫關閉、停産或被取締。過去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前幾年差不多是家家要搬遷，戶戶要關門；過去市鎮中心灸手可熱的沿街店面，要麼人走店空，貼上了封條，要麼是轉讓廣告登了半年也無人問津。
也有部分傳統産能企業，雖尚能生存，但按政府的規劃要遷至新的工業園區，又因各種規費太重、地價成本太高，望而卻步。
在實體經濟轉型困難重重的情況下，也有不少企業，脫實向虛。有的搞房地産開發，有的涉足金融，成立了小額貸款公司，有的甚至抱團到山西開發經營煤礦。
不幸的是，上述舍本求新，走捷徑的路子，無一不以失敗告終。
以房地産為例，溫州市的房價曾經炒到每平米8萬元，結果是，三線四線的城市基礎，一線城市房價，吓倒了外來投資者，逼迫大大小小的工廠搬遷，勞工辭職，大學生、進階人才望而止步，房價一落千丈，到如今還未恢複元氣。
再說金融業。曾經風光無限、遍及全市的小額擔保公司，到2010年，因違規高息攬存，資金鍊斷裂，一時間，像台風吹過一樣，倒的倒，跑的跑，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信用危機，至今尚末完全結案。
到山西投資煤礦的溫州商人也末能幸免，在國家去産能、去污染政策的調控下，大部分煤礦被迫關閉，大部分的資金打了水飄。
（二）溫州再出發
面對各種負面評價和質疑，溫州人也有自己的看法。
2017年7月，在一次新聞釋出會上，時任溫州市委書記周江勇，面對100多家媒體的記者，駁斥了溫州模式失敗論等唱衰溫州的論調，認為溫州正處在爬坡過坎、轉型更新的關鍵時期，雖然面對許多問題與困難，工作中也有不足，但成績仍是主流。
一是淘汰了一部分落後産能，對企業實施減負降本。
對存在嚴重的安全隐患、環保設施不達标且污染嚴重、高能耗的企業，一律實施了關停并轉。
2018年，溫州出台減負42條政策，2019年市府又出台新一輪減負降本政策，預計全年可為企業減負200億元以上。
二是引入高科技平台，精準對接和提升現有傳統産業。
2019年，與浙江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溫州研究院等13個高等級創新平台合作，引入國家眼谷産業園、國家北鬥産業系統等44個創新型重大科技項目。
三是通過智能科技賦能，提升優勢産業。
近年來，溫州對儀器儀表、電氣、低壓電器、汽車零部件等行業，實施智能科技改造，建立“機器換人”工程。
全市615家儀器儀表企業，大都引入MES系統，改造内部流程，可在八小時内為顧客提供訂單指定的産品。
正泰、德力西、天正每年投入1000萬至5000萬元，實施機器換人工程，使人工智能與傳統産業深度融合，加快産業轉型更新。
四是培育外貿轉型更新基地。截止2020年，溫州已有7個産業獲評國家外貿轉型更新基地。
分别是：溫州瓯海鎖具、樂清低壓電器、溫州鞋類基地、瓯海眼鏡基地、平陽寵物用品基地、永嘉教玩具基地、瑞安汽車零部件基地。總數居全省第二。
通過跨境電商等網上交易形式，消化傳統産能的庫存商品。
2009年，溫州商人沈亞、洪曉城等，集資3000萬元，建立了網絡一站式購物中心唯品會，為千家萬戶的溫州中小企業推銷商品，目前網點遍布全中國和境外不少國家。
溫州商人林明軍，獨創電子商務公司海淘車，主要從事汽車銷售與跨境電商業務，目前年銷售額達兩億美元。
五是開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溫州已有38萬多商人走出國門，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創業。
目前已開始正式營運的工業園區和經貿合作區有：俄羅斯烏蘇裡斯克境外經貿合作區、越南龍江工業園、烏茲别克斯坦盛江工業園。
其中在俄羅斯興辦的經貿合作區，面積超過10平方公裡，已入駐中方企業（主要是溫州企業）228家，年創産值達22億美元，帶動出口8.8億美元。
六是化解金融風險，培育資本市場。
截止2020年，全市上市企業由17家增加到41家。
全市民企不良貸款率，從3.82%下降0.79%。
溫州市還于2019年，設立了全國首個地級市破産法院。
<h1 class="pgc-h-arrow-right">十、溫州模式形成的基礎</h1>
（一）生存環境并不優越
溫州的發展為什麼會以民營經濟為主呢？為什麼沒有象蘇南地區那樣以集體經濟為主呢？
為什麼也沒有像珠三角地區那樣形成外資、集體、民企三足鼎立之勢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從地緣、曆史、文化、經濟等多方面尋找原因。
溫州雖處沿海地區，但改革開放前其經濟和社會發展落後于全國的平均水準。
究其原因：一是人多地少。全市600多萬人口，人均耕地隻有0.4畝，隻及全國同期平均水準的1/3。
二是交通條件差。上世紀90年代之前，全市不通鐵路，沒有機場，唯一一條水路還是死路。
三是資源貧乏。既無豐富的礦藏資源，又無可資利用的水利資源或文化旅遊資源。
四是國家投入少。從新中國建立到1981年，國家對溫州的投入隻有6.55億元，遠遠低于同期國家對浙江省人均投資的水準，是全國人均投資最少的城市之一。
有人總結說，溫州上世紀50年代是對台的前線，60年代是文革的火線，70年代是建設的短線。
五是遠離大中城市，難以得到城市經濟的有效輻射。與溫州毗鄰的東南西北，沒有一座經濟較為發達的大中城市，更不能與地處城市圈的珠三角和蘇南相提并論。
當時流傳一首順口溜反映了溫州人當時的生存狀況：“平陽讨飯，文成人販，永嘉逃難，洞頭靠貸款吃飯”。
溫州既沒有大自然的恩賜，又沒有城市的輻射，更沒有國家政策的偏愛，是以，溫州要發展，溫州人要生存，不能靠天，不能靠地，不能靠神仙、皇帝，隻能全靠自己。溫州模式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被逼出來的。
（二）商業文化積澱深厚
溫州從近代以後，由于種種原因，經濟發展落伍了，但曆史上也有過輝煌。
自唐宋以後，溫州就成為東南沿海手工業、商業較為發達的城市，到了明清，溫州也是我國最早與海外直接通商的城市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溫州人之是以善于經商，勇于創業，除了有務工經商的傳統之外，應該說與曆史上著名的永嘉學派的哲學淵源不無關系。
溫州曆史上稱之為永嘉，南宋時期，以著名哲學家、思想家葉适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就誕生于此。
永嘉學派在我國衆多哲學流派中，以其實用主義的傾向而獨樹一幟。葉适等人鼓吹“通商真工”，反對“空談心性”，批判“抑未厚本”，主張“功利與仁義并存”。
19世紀末，号稱“東瓯三先生”的陳虬、宋恕、陳黻宸等人，更是為工商業的發展大聲疾呼。
陳虬提倡“齊商力，捷商徑、固商人、明商法”，宋恕則主張“減稅振商、集股振工、薄賦振農”。
這種哲學思想千百年來，一直直接或間接影響着溫州人的價值取向，無論制度如何變遷，經濟發展處于順境或逆境，溫州人崇尚功利，重視工商業的傳統沒有變。
即使在建國初期，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條件下，溫州農村就存在着自發的民營化、市場化的傾向，以家庭為機關 的個體工商業幾乎從未真正消失過。
正是這種哲學思想和文化傳統，鑄就了溫州人的性格特征。
一是沒有等級觀念。
在計劃經濟時代，人們被劃分成為國家幹部、企事來機關的職工、農民等，職工又被劃分成國營機關的職工（或全民所有制職工）、集體所有制機關的職工，至于個體工商戶，連職工也稱不上。
國有經濟的比重在溫州一直比較低，即使在1978年，溫州的國有工業總産值占全市工業總産值的35.7%，遠低于當時全78%的平均水準。
是以，對大多數溫州人來說，都被排斥在國家幹部和國營職工之外，基本上沒有什麼光亮的正式身份，進而使他們在職業的選擇上少有身份等級觀念的障礙。
從事個體工商業的城市市民和農民，從來也不覺得低人一等，所謂英雄不問出處，隻要會賺錢，能緻富，便是英雄。
二是獨立、自主的意識較強。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大多數溫州人從生老病死到衣食往行，既沒有享受國家對幹部和正式職工提供的保障和補貼，又沒有優越的自然資源禀賦可以依賴，進而養成了不依賴政府自謀生路的習慣，并使得溫州人較之受計劃經濟影響較多的其他地區的中國人更具有強烈的創業傾向。
例如，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以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為主要内容的國企改革過程中，各地都程度不同的出現了職工靜座、遊行，到政府機關門口鬧事等過激行為，而在溫州，“職工下崗靜悄悄”。
溫州人表現得非常平靜、灑脫，他們不等、不靠、不鬧事，不找市長找市場，心平氣活，心甘情願地走上自我創業之路。
三是具有較強的風險意識
據粗略估計，目前在海外創業的溫州人有50多萬，在全國各地經商的溫州人有160多萬，也就是說，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溫州人離鄉背景在外地謀生。
遠離故土，漂泊在外，并非像常人所想的那樣一帆風順，外地處處都是黃金。
語言不通，文化相異，風俗習慣不同，有些地方甚至連社會制度、法律亦不相同，更沒有裙帶關系和其他人脈可資利用，要在客鄉生存，并逐漸融入主流社會，個中的酸甜苦辣，恐怕隻有溫州人自己說得清。
如果沒有極強抗風險意識和敢于擔當的精神，溫州人豈敢離開故土，滿世界創業！
留守在本土的溫州人也一樣，經營之路并不平坦。
震驚全國的柳市“八大王”事件，轟動一時的杭州武林門廣場燒毀假冒僞劣商品活動，如此等等，對剛剛起步的民營經濟産生極大的負面影響，甚至大傷溫州商人元氣。
但溫州人畢竟是溫州人，那裡摔倒，那裡爬起，擦幹身上的血迹，帶着傷痛，收拾好行囊，又繼續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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