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与渔猎文明的邦交之道
邦交之道，无非“义”与“利“二字尔。
农耕民族尚“义”；而渔猎民族好“利”。
农耕民族常“守义”而“失利”；渔猎民族常“见利”而“忘义”。
据实言之，则邦交之道，以“义”“利”兼顾为上。
农耕民族在“守义”的前提下，也应多权衡“利”。
渔猎民族在“见利”的前提下，也应多讲求“义”。
与农耕民族相交，“义”“利”兼顾当为上上；得“义”而失“利”为中，曰：可也；得“利”而失“义”为下；既失“义”又失“利”为下下。
与渔猎民族相交，“义”“利”兼顾当为上上；得“利”而失“义”为中，曰：可也；得“义”而失“利”为下；既失“义”又失“利”为下下。
所以，邦交之时，应先考量邦交对象国之历史、文化、与文明基因，文明基因决定民族性格，民族性格决定国家性格，国家性格决定国家思维。与人交往，尚需先了解其思维方式，以确定交流方式，况国家乎。见人当说人话，见鬼当行“鬼”道。对待农耕文明为主体，或已受教化，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正派长远的国家，当“义”“利”不可兼顾时，以“义”为主，可适当让“利”，因为这些国家“知恩图报”。而对待渔猎文明为主体，或未受教化，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短浅畸形的国家，当“义”“利”不可兼顾时，当以“利”为重，寸步不让，因为这些国家“忘恩负义”。对他们再好也没有用，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撒出去的钱像扔进无底洞一样，杳无回音，连个响儿都听不到。
邦交之行，无非“文”与“武”而已。
“文”“武”但有偏废，终究不可长远。
重文轻武则威不立，威不立则恩尽散，掏心掏肺亦枉然；重武轻文则恩不布，恩不布则天下之心不归，横霸四海亦徒劳。
所谓炎黄联盟，华夏共和，土德与火德并重。土德尚黄，火德尚红。华族具土德之瑞，重文教，喜安定；夏族具火德之瑞，尚武力，好征战。华夏共和，文教与武功并重，安定与征伐同举；宽严相济，恩威并施，方能天下咸服，四海归心。
古之圣人，如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尚不能仅凭教化而平定四方，尚需刀枪斧钺之利、铁血横流之争，况今礼崩乐坏之世乎？一言而王天下？一策而服四海？信者斯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