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center-line">前言</h1>
朱德元帅的一生是十分节俭的，虽然他唯一的儿子和女儿并没有从小和他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十分严格的。
他常常会和子女说的一句话是：“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而在朱德去世后，曾留下一笔2万元的巨款，那这笔钱究竟去了何处了呢？
图|朱德
<h1 class="pgc-h-center-line">朱德：我不要孝子贤孙</h1>
朱德元帅一生虽结过6次婚，却只有两个孩子，儿子叫朱琦，女儿叫朱敏，可在战争年代，这两个孩子并没有同他在一起生活。因此，朱德很疼爱自己的孩子，只不过他将这种疼爱表现在了对子女的严格教育上。
据朱琦回忆：“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不要孝子贤孙，我要的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把你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甚至在临终之前父亲依旧嘱咐我们‘要做无产阶级’。”
1937年，朱德的儿子朱琦在21岁时，才被人从龙云的滇军队伍里找到，并送往延安的，在儿子回到朱德身边没多久后，朱德就将他送到了基层部队去锻炼。
1943年时，朱琦却因战争导致右脚负伤，变成了残疾人，伤口愈合后他又被分配到了抗大工作，可当时抗大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一边学习一边生产。
图|从左至右：朱琦、朱敏、朱德、康克清
可朱德并没有因为朱琦是自己的独生子而将他留在自己的身边，也不会因为朱琦在战场上受过伤就给他安排一份舒适的工作和安逸的生活。
相反的是，自从朱琦回到朱德身边之后，他便一直教育朱琦要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需要，也勉励他到基层与广大群众一起工作和生活。
没过多久后，组织上又把朱琦从抗大安排到了冀中工作。1947年4月，朱德来到冀中军区检查工作。
朱德在听完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杜文达的汇报后，特意问到自己儿子的表现如何。
或许是因为朱琦是朱德的儿子，杜文达在说的时候专门挑优点说：“朱琦同志工作起来十分积极，学习态度好，责任心也很强。”
朱德在听到杜文达一直在强调自己儿子的优点的时候，皱着眉头急忙制止道：“难道他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吗？”
杜文达听到朱德的发问后，想了想才说：“缺点也还是有的，他有时在生活上有些散漫，说话随便些。”
朱德在听到杜文达说出儿子朱琦的缺点后，沉默了一会儿后，又说：“他之所以在生活上散漫，说话随便，无非就是觉得他是我朱德的儿子，但若是照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必然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是会脱离群众的，因此，我要求你对他严格管教，别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怎么样。”
1948年秋，朱琦带着妻子赵力平一同去西柏坡看望朱德和康克清，这是赵力平第一次见公婆，她的内心自然是又激动又紧张的。
朱德和康克清在看到儿子和儿媳来了之后十分开心，开饭的时候，朱德在饭桌上谈笑风生，赵力平看到这样的朱德，原本的紧张情绪一扫而光。
朱德在吃饭的时候，对朱琦和赵力平说：“你们现在还很年轻，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工作也有很多，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还需要靠你们去建设，要听党的话，重要的是要学好政治理论，弄懂马列主义，选好毛主席著作，这可是终生受用的啊。”
当第二天朱琦和赵力平准备离开，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朱德从自己的书架上拿出一套新的《毛泽东选集》，郑重地交给赵力平，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把《毛泽东选集》当作礼品吧，等你们可以把这本书学通了，读懂了，工作自然就有方向了。”
在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候，朱琦对朱德说：“爸爸，如今全国就要解放了，咱们马上就要进京享福了。”
朱德与儿子朱琦、儿媳赵力平
可朱琦的这句话却让朱德十分警觉，他虽然没有训斥儿子，但却对儿子进行了思想教育，朱德对朱琦说：“就要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你今天和我一起吃吧！”
而在吃饭的时候，朱琦发现饭桌上，只有一盆小米粥、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两盘素菜和两盘拌野菜。
朱琦看着眼前的饭菜，瞬间没有了食欲，问父亲：“爸爸，你怎么还吃这些东西呀？”
朱德看着儿子一脸嫌弃的表情，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沉重地说到：“长征的时候，有些同志因为连这样的野菜也吃不上，饿死了，常吃这些，忘不了艰苦的岁月。”
朱琦听了父亲的话，心里很是不舒服，他将目光放在了父亲身上，突然他发现，父亲身上穿的依旧是旧灰布军衣，脚上的旧布鞋，看着父亲的样子，朱琦的眼睛突然发酸，说道：“爸爸，我不跟着你进京了！”
朱德看着儿子，问：“哦？那你到哪里去？”
朱琦夹起一筷子野菜，放进了嘴里，说：“党和人民需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
朱德看到儿子坚定的决心，欣慰地笑了，很快，朱琦就被分配到了石家庄铁路局，他想起父亲一直要求自己从基层做起，他这一次直接当起了练习生，之后又学会了驾驶火车。
一次，一个年轻的军官走进火车的驾驶室，对着他说：“朱琦同志，首长请你停车后立刻到车厢去一趟。”
可朱琦完全不知道自己这次开的火车是父亲的专列，当火车停了后，他没来得及换衣服、洗脸，就匆匆跑到了车厢里。
当朱德看到儿子朱琦后，他紧紧地握着儿子那双充满汗渍的手：“你如今学会开火车了，很好，掌握了一门新技术就可以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啊！”
<h1 class="pgc-h-center-line">朱德33万稿费，何去何从？</h1>
朱敏自出生起到14岁前，从未见过父亲一面，只是当外婆拿出父亲的照片告诉她时，她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位身材魁梧、面容和善的军人。
1940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几番周转之下，朱敏才回到父亲的怀中，但在1941年3月，朱敏又离开了父亲，从延安远赴苏联，进入了苏联国际儿童学院。
可在朱敏到达苏联没多久后，苏德战争爆发了，1943年8月，朱敏同国际儿童学院的部分儿童被一同德军送到了法西斯集中营做苦工。
可远在中国延安的朱德并不知道女儿的情况，于同年10月写了一封信给女儿，信中说：
“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才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作些建国事业为是。”
图|朱德和朱敏
当然，那时的朱敏是收不到这封信件的，信的内容朱敏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1953年，朱敏从苏联回国后被分配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开始的时候，朱敏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按理来说女儿好不容易回到自己的身边，朱德应该希望朱敏能一直待在自己的身边，可朱德却常常教育她要学会独立生活，要和群众在一起，甚至多次劝她住到学校职工宿舍里去。
当时的朱敏已经结婚了，但学校的新宿舍还没有盖起来，她就在学校的单身宿舍中住了4年，才搬进学校分配的房子里。
同年，朱敏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当产假刚休满的时候，朱德就催促她赶紧去上班，并充满慈爱地对朱敏说：“孩子，我们都是革命工作者，自然是要互相帮助的，如今你已经到了该上班的时候了，你就去上班工作吧，孩子放在我这里，我会替你安排好，你无需惦记，你一定要好好工作呀！”
据朱敏回忆说：“在我刚回国的时候，对阔别多年的祖国环境还没有完全适应时，父亲就让搬到工作的学校里居住，并规定我每个周日才能回家，而且只能坐公共汽车回家，父母他们为了让我一心一意投入工作中，将我的第一个孩子带到身边亲自照料，哪怕是我想孩子时，也不能随时去父亲那里看，必须在星期日才能看见孩子，若是中间跑回去的话，父亲也会严厉的批评我。”
而朱德对朱敏的要求一直是如此，哪怕后来他的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朱敏和朱琦想要回去多看望他几次，朱德总是不高兴地说：“我的生活有组织照顾，你们就不要老回来看我了，要好好工作。”
图|朱敏
直到朱德最后一次住院，他依旧告诉自己的孩子说：“我很好，你们可以回去了，不要请假来看我，影响了工作。”
朱琦和朱敏听到父亲的话，虽然很是不舍，但是也只能回去，就在朱德去世的那天上午，他唯一的女儿朱敏还在工作岗位上工作。
在朱敏看来，父亲的一生生活十分俭朴，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父亲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从不乱花一分钱，并且爱惜身边使用过的每一件物品。
朱德自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以来，从没拿过一次元帅军衔应该拿的工资，直到去世时，他拿的工资仍旧是行政级别的一级工资，和毛主席的工资标准一样，有400多元，这是一个相当长时间中国行政工作人员最高的薪水标准。
如果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加上住房、用车、医疗等公费开支，这笔不能算少的工资光朱德自己用，是足够的，而且可以生活得很好。
可是朱德即便是拿着400多元的工资，他也从未宽裕过，因为他要用这些抚养一大群孩子。
朱德一家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孩子多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包括朱德抚养的十个侄子侄孙，这些孩子都是朱德兄弟姐妹的孩子。
而朱德抚养这些孩子的原因也十分简单，因为他的品德和他的名字一般，他始终记得自己能读书到最后考取秀才，靠的是兄弟姐妹的辛苦劳作，不然也不会有朱德元帅的存在。
在全国解放后，朱德的条件也变好了，但他在自己家庭生活变好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兄弟姐妹，于是，他就将自己兄弟姐妹的孩子们接来北京读书，而孩子们在北京的费用则全部由朱德承担。
虽说朱德在当时属于高工资，但是要抚养这么多孩子，各种费用下来，其实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所剩无几了。
十个半大不小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每周六从各自的学校回到中南海特殊的家中，人最多的时候要开三桌饭，床铺上睡不下这么多人，就在客厅的地毯上打地铺，从1949年到1966年，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是这么度过的。
可人一多，吃的粮食也就多了，一天，秘书告诉康克清，说这个季度粮食已经超了50多斤。
要知道，朱德和康克清的粮油都是定量的，特别是在困难时期，粮吃超了，连买议价粮的地方都没有。
为此工作人员还专门找朱德商议，是不是从有关单位把粮食补上，朱德听到这句话后，直接摇了摇头：“我会想办法补上这个亏空的。”
后来，朱德在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亲自指导厨师做了一顿“菜糊糊”让大家品尝，还让康克清买回红薯，朱德和康克清他们就用红薯和“菜糊糊”代替主粮，硬是一斤一斤补回了50多斤的粮食。
而就在朱德用自己的工资精打细算着怎么抚养十个孩子的时候，已经有一笔巨款在史沫特莱的推动下存放在了德国，等待朱德前去领取。
这笔巨款的来源则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写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稿费。
1950年，在史沫特莱去世前，曾留下遗嘱，要将此书的稿费交给书中的主人翁——朱德将军。
国外有关机关按照史沫特莱的遗嘱办理了稿费转交事宜，将这笔稿费交给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可朱德在得知此事后，并没有关心那笔巨额稿费的下落，而是怀着对史沫特莱深深的敬意，亲自落实了她的遗愿——将一半骨灰安葬在北京，并且在墓碑上题了字，此后他对这笔稿费也只字不提，好像这笔巨款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般。
直到1958年2月，朱德接到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请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95008.30马克（在那时相当于33万元），已有两年之久，此款该如何处理？”
据朱敏回忆：当父亲接到来自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请示后，完全没有思索，提笔就批示道：“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
图|朱德和史沫特莱合照
大使馆的同志们很快就遵照朱德的指示，购买了大量国外最新科技书籍运回国内，全部都分给了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科研单位，而这批书籍就那时而言，对于建设中的中国无疑是雪中送炭之举。
<h1 class="pgc-h-center-line">朱德去世前曾攒下2万元巨款</h1>
朱德不仅要求朱敏、朱琦在生活上要朴素，他自己更是自奉节俭，自供清淡，节衣缩食地生活。他在抚养许多孩子的同时，还常常帮助解决身边工作人员的困难，也会从所剩不多的工资余额中一点一点地积攒了近2万元的存款，而这是朱德一生最多的一笔积蓄。
要知道，这笔来之不易的积蓄是朱德用近似“虐待”自己的方式换来的。
朱德自进入中南海的20年里，除了出国访问和在国内参加外事活动必须得两套好一点的服装外，其他衣服都是旧的，衣服领口、袖口全部都是打了补丁的。
除此之外，睡衣、衬衣、毛衣等一些里面穿的衣服也是如此的，而家里的床单、被褥也都是补丁摞补丁，洗得已经看不清楚原来的底色了。
而在一次做新衣服的时候，朱德始终不愿意做，知道康克清和他闹意见后，他才勉强同意做了一套新衣服。
那时冬天刚刚过去，天气开始逐渐暖和了起来，到了要脱棉衣换呢子大衣的时候，工作人员帮助朱德找了许久，竟然找不到一件合身的衣服，而那些已经被找到的穿了多年的毛料衣服不是破旧得厉害，就是太小不能再穿了。
大家都开始说服朱德做一件新衣服，可朱德始终不答应，硬是要让康克清将两件小的改成一件大的，可是那些衣服因为年代太久了，已经磨损的无法再缝制了。
康克清见朱德铁了心不愿做衣服，也就不再试图说服他，直接让裁缝师傅来家里给朱德量体裁衣，可即便是面对裁缝师傅，朱德依旧不肯做新衣服，后来，康克清生气了，在大家的一致劝说下，朱德才一脸不高兴地勉强同意做了这件衣服，但是还是要求不能用太贵的面料。
就这样，当时已经80多岁的朱德才添置了一身新衣服，可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时，也没有再添置过一件新衣服。
朱德就是用这样苛刻自己的方式才一点一点地积攒了将近2万元，可他的这笔2万元并不是留给后代的积蓄，而在这笔钱积攒的过程中，朱德就曾告诉过儿女这笔积蓄的用途——他将用这笔钱交最后一次党费！
据朱敏回忆：在父亲朱德去世后，康克清妈妈又补上了一点钱，将这笔积蓄凑成了2万元整，替朱德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图|朱德交2万党费明细
朱德在生前也曾多次对朱敏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像朱德这样身份的元帅，在外国人眼里虽然说不上是家财万贯，但是至少也是生活优越，经济富有之人，可谁能想到，朱德是以平常人难以相信的俭朴和平凡度过了他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