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周西垣与朱敏是否接受万里浪的指使，扮演“双簧”？

下面这一段，衔接前情，依然是原深兄的手笔，原文如下：

特务工作者的动作总是干脆而快速的。四月中旬，我与陈、齐两位先生以及其它几位内勤同志作别，女佣赵妈和彩爱两人，亦作惜别之色。

从此我单独一人搬出了公共租界西摩路平安大厦的区本部，住进法租界霞飞路拉都路口一家公寓。这家公寓的东主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年约五旬，身材高大，蓄着花白的大圈胡须，貌样奇古，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电影「天方夜谭」中的人物。

公寓只有三个房间，是家庭式的，一切设备俱全，冷热水亦供应无缺，唯独浴室是公用的，也不能自炊，没有公用厨房也。

室内的一应家俱古色古香，地上铺着腥红的地毯，墙上有一架大自鸣钟，走的很准时，每逢敲打，嗡嗡然如奏古乐。壁炉上方挂着大幅的油画，画的是静物与花卉。壁炉长架上有西洋彩绘花瓶，一具约一英尺高的玉白色大理石「维纳斯」立体雕像，线条柔美浮凸，面貌美丽，看样子也是旧物。其余还有好几件小摆设，足供欣赏。

剩下来是吃的问题。现在不比以前，光棍一个，每餐都得上馆子，中餐也好，西餐也好，我几乎吃遍了整条霞飞路以及八仙桥、虞洽卿路、四马路的前后左右一带，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我想这日子不会过得太久，好歹凑合着吧。

一周之间，我先后约见了第一分队长刘全德、第二分队长相强伟、第三分队长周西垣。

这里首先介绍刘全德。此人忠贞勇猛，枪法奇准，临场工作，奋不顾身。是一名杰出的行动员。但是也只限于交办的特定对象，如果要他自己觅取情报线索，或者策划一件案子，就不大有办法了。所以他只是一个可靠的执行者。

他是江西人，从十多岁开始，就跟着共产党在瑞金老巢当「红小鬼」。两只大眼，开阖之间，隐现血光，令人望之生畏，再配上他微带沙哑的嗓音，粗犷的动作和极富弹性的身手，不难想象当他临场制裁汉奸之际，用不着掏枪，对方已经吓得口噤腿软了。我不记得他是在何时何地参加我们工作的，我只知道他是忠于国家、忠于组织，说一不二，并力求表现的一位好同志。

当时他这一个分队规模很小，连他本人在内，总共才有六个人，却个个龙精虎猛，工作认真。我问他队上有什么困难不？对于当前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他的答复非常之简单明了，他说一切都好，只是久久没做工作，闲得有些不耐了；也觉得「吃粮不做事」，难以为情。

我了解，他的话是出于真心的，当即予以慰勉，教他稍安毋躁，近期可能就有一份任务交他去做。他立刻大表兴奋，有些摩拳擦掌起来。我说如有什么请求事项，尽可随时提出，凡是合理的、切合工作需要的，我都会支持他，帮他解决。我们的晤见，满意而愉快，也彼此建立了信心。

这话如今说起来，已经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其后政府迁台，他又自报奋勇，由局里派他回到上海去执行某项任务，不久就传来他的死讯，他终于被捕了，登上「英雄无名」榜了。

其次该介绍第二分队长相强伟了。相是浙江嵊县人，出身草莽，粗鲁不文，却是一位斩头沥血的汉子。他是资深同志，有良好的工作纪录，那时该有三十几岁了吧？醇朴少言，每有任务，必亲力亲为，一往无前。

他与刘全德似乎是同一类型的人，但刘全德有时喳喳呼呼，他则一味沉默，干起工作来，却比刘更狠。他有一位副手名骆成金，是杭州警校出身的学生，也是一员猛将。他身形矮壮，外貌憨厚，由于文化水平较高并且受过训练的原故，比较有脑筋。相信当初安排骆充当相的副手，必然含有智勇相济的用意在。我约见相强伟，骆也在场，知道他是出身杭州警校，不由倍感亲切。

至此不妨再提一段旧事，二十九年下半年，骆失事被捕，关在「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他受尽酷刑，上「老虎凳」腿下垫了三块砖头之多，脚筋和膝骨都快拉断了，晕死数次，始终没有半句口供。志士仁人，意志坚强如此，就连「七十六号」的歹徒们也不得不伸出大拇指，称他一声「铁汉」。

他受刑伤腿，不良于行，是否已获痊愈？我一直挂念着。到抗战胜利，戴先生不幸于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在南京上空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所遗忠骸厝于南京郊外灵谷寺墓园，听说骆成金就一直在那里守墓，等到南京陷落，其人就下落不明了。谨在此遥祝，但愿故人无恙。

相强伟的第二分队一切正常，队员八人，都是相识旧部，作战骠悍，忠实可资，又有骆成金从中襄助，我没有不放心的。他们也和刘全德一样，好久没有工作表现，闲得手痒，并一再表明正磨砺以须，待命而动。

最后要说到第三分队周西垣。周是嘉兴人，化名冯贤，四年前由忠救军调沪，四年来毫无成绩，尸位素餐而已。万逆里浪也是来自忠救军，故两人有旧，私下常相往来。迨万某变节投伪，担任伪特工总部第一处长，为了邀功，以积极破坏我「上海区」为能事。

认为周是潜伏在「上海区」组织内的一步好棋子，便进一步加紧与周勾搭。周是个糊涂虫，再加万某利诱威胁，果然上钩。两人暗中密取联络，为时已久，甚至将该队所有的武器以及区本部下达的各种指示文件，全部送给了万。

破坏「上海区」唯一的好方法，当然是抓人。但是我们的交通网组织严密，运用灵活，周某根本摸不着边。再则长久以来上级领导人员没人与周直接碰头的，所以想下手却苦无对象，只有静待时机。

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周西垣不稳和种种叛逆迹象，我们早已陆陆续续收到了一些有关的报告，只嫌有欠具体又缺乏有力的证据。研判这些报告的来源，又以周的队部书记朱敏者为多。朱敏在报告中直指称他的队长周西垣与「七十六号」秘密勾结，图谋不轨，务宜早加防范，或予以断然处置，以绝后患。

这当然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按我们的革命团体最忌的就是组织内部出了携贰分子和叛徒；尤其当此抗日圣战中，全国军民正以血肉长城与敌决死，稍有良心良知的中国人，也不会甘为敌伪鹰犬，出卖自己的国家。何况周是我们革命组织中的下级干部！所以此事令人不可思议。

再细看朱敏的报告，也不能无疑：

第一、从正面说，他举发他的队长谋叛，可以证明他是一位忠实的同志。

第二、照我们人事任用的一般常例，特别是外勤单位的主管与书记之间，虽不一定要沾亲带故，但十九都彼此有些渊源，要不就是合作无间，互相信赖，非如此不能推心置腹，藉收指臂之效。朱敏与周西垣的原始关系虽然一时无可查考，相信也不会例外。可是他现在居然出面举发周的逆迹，此中内情值得玩味。

第三、初步假定：1.朱的确发现或掌握了周的谋逆事实，为维护组织的安全，乃不得不向上级提出检举。2.朱、周两人，可能因工作意见不合，积久生恨，互相排斥；朱先发制人，单方面打周的「小报告」有意造作口实，予周以打击。

3.朱、周之间，可能有利害冲突或私人恩怨，到了不可分解的程度；又或朱不甘久居周下，而觊觎周的队长职位，思图取而代之，故不惜加以诬陷。4.朱、周双双投入「七十六号」，接受万里浪之指使，扮演「双簧」，以「窝里反」的姿态为饵，诱使上级派员直接进行了解与调处，以遂其乘机逮捕从而扩大破坏「上海区」的目的。若果此一假定属实的话，显然是一项大阴谋，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危险的假定。

根据事实与情理判断，各项假定的成份都有。关于第一项的，朱敏的报告所加于周的罪名十分严重，但是内容空洞，未可入信，不无恶意中伤之嫌；关于第二、三两项的，乃是揣情度理，但亦不能排除其可能性；唯有第四项，最值得注意，可能性也较大。

不过在我个人的观念中，周西垣也算得是老同志，弃明投暗，难以理解；而且朱敏的报告，无异是事前已对我们提出警告了。如果我们投鼠忌器，始终不派人与之接触，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呢？岂不破坏了他们扮演双簧的计画吗？细一推敲，也有矛盾。

至我迁离区本部接管行动第一大队之前，陈先生、齐先生和我，就周西垣的问题，曾计议过两次。我将以上的看法和想法提出来，陈先生说：「研判个中内情，大抵不出这个范围；然而周西垣叛逆的事实，我们还有其它方面报来的资料，足可佐证。」

齐先生说：「为除此心腹之患，此人非及早加以制裁不可！现在，我们已将本案报局请示，一俟奉准，即予执行。」

我表示异议说：「要处决一个自己的同志，非比等闲，必须握有了可靠有力的证据才行；否则，万一枉杀，必追悔无穷。我这次下去，一定要和周西垣见个面，进行直接的观察与了解，以明真相。此举固然有些冒险，我想在约晤时间与地点等各方面，尽量做得技巧而紧凑，即使他们要玩什么花样，也准备不及。当然我也会特别提高警觉，以防不测。」

陈先生和齐先生听了我的话，不表同意。异口同声地说：「那太冒险了，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才好。」

我说：「现在我去领导行动第一大队，要等我发出通知并约定会晤的识别暗号之后，他们才知道。而且在尚未晤面之前，彼此都不相识，他不能确定来者究竟是谁，同时所谓识别暗号是单方面的，也就是说我一眼就能辨示对方，他却不能，一定要等我趋前交谈，说出暗语才行。这之前，我可以乘机观察周围环境、人物动态，认为安全了，然后再去和他攀谈。所以我相信这头一次约晤，应是安然无事的。

况且他们假如真要抓人，也不须急在一时。还有重要的一点，我们『上海区』的人，没有一个识得周是何等样人，是个什么长相。如果上级批准了对周执行制裁，也无从下手，我与周见过了面，谈过了，而后才能对行动人员暗中予以指点。不是吗？与周见面，冒点风险也是必要的。」

我并没有完全说服陈先生，最后他终于勉强地说：「我看制裁周西垣是势在必行。你不妨先去着手策画布置起来，专等局里的覆电一到，立即动手。不过，你自己可千万要当心！」齐先生也说：「千万当心。」我暗笑他们太过虑了。

同时也为周西垣叛逆的事，我迄未看到真凭实据，就这样糊里胡涂地把他杀了，岂不太冤！因之心里也颇感不平。

就因为经过了两次计议，对于制裁周西垣的问题似乎已成定局，我心里早有了底；此所以在上次晤见刘全德时，我曾慰勉他说：「少安毋躁，近期可能就有一份任务交你去做。」意指此也。

四月下旬某日，我终于约见了周西垣。他的队部办事处设在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X 号楼上的一个亭子间。是我临时改变主意，直接约在他的队部见面的。事前我有了出其不意的构想也做了周详的安排，成竹在胸地去了。

当时周与朱敏两人都在座。周年二十九岁，身高约一公尺七八，长了个大横脸，大手大脚，此外没有什么特征。交谈之下，他言词笨拙，有稚气的笑容，予人第一印象，是没有主见、没有担当，也没有作为的一个窝囊废。

朱敏年纪很轻，大约二十三岁左右，聪明外露，长相漂亮，像个在学的大学生。谈话的气氛似乎甚好，我也尽量表现态度诚恳，敢于负责。谈到人事与经费的问题，周说一切如常，并无困难，唯独该队现有武器（包括左轮、驳壳枪）都已老旧，虽不是到了不堪使用的程度，但恐临事发生故障，就会误了大事，所以请求酌予补充。

我故作踌躇，对他说：「可以考虑，不过据我所知，我们的库存武器不多，我还得向上级项目申请，预料可以获准，这你放心。」

朱敏似有顾忌，说话很少。随后又谈起制裁许力求一案。许力求乃汪精卫在香港的宣传机关「南华晚报」的社长，将于五月份由港过沪前往南京参加伪宣传部某项重要会议。据周西垣探悉，向例许力求每次到沪，必住法租界西爱咸斯路的滃洲饭店，周已在该饭店布有眼线，拟俟许某到沪，即予制裁。

此事周于三月初已经报区核备。我们认为许某殊非重要对象，可是周在报告中表示很有把握，一方面也是为了工作表现，以提振该队士气为由，姑予允准进行。周说：「不日即可取得许某照片，当可复印多份，报区备查，并交执行者俾便取认。现在的问题就是补充武器，实已刻不容缓。」

我同意地点点头，心想你将队上的武器统统送给了万里浪，现在还要多骗几支去孝敬他，此人真不可救！

与周、朱两人晤谈之后，已经获得了初步了解与结论。看周的为人，表面上畏葸怕事，蠢若鹿豕，可以断言绝不是敢于主动造反的材料；但是相对的，却是一个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的笨货。因此，有关他叛逆的事，只能说可能性很大，必须再与深谈并搜集证据方能肯定。

倒是朱敏外貌有锋芒，行事则颇为深沉。

走出霞飞坊，我搭上电车朝法大马路而去。一来是避免「跟踪」；二则我是想到八仙桥的「五福楼」去吃中饭。坐在电车上，心里却一直琢磨这件事。

五月，上海的气候渐渐热起来。因为忙于第一大队的事，不知不觉中将赴蓉受训的一切准备问题，彷佛暂时撇在一边了。猛然想起就不由一阵发急。好在我虽已临时调任外勤，但仍不乏与陈、齐两位先生直接晤面的机会。除了在工作上有所报告或请示，对于我个人赴蓉受训的事，眼看日近一日，也不得不提请陈先生别忘了为我积极地安排。

此后半个多月，我与周西垣经常利用交通员传达命令和讯息之外，又继续约晤了两三次，也许我太大意和过于小看了他，无论谈公说私，都未发现有什么异状。我不是说过朱敏曾暗示我单独约谈吗？

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采取了「突击行动」，忽然出现在周的分队部。朱敏像是午睡方醒，正在洗脸。见我突然莅临，表情很是复杂，一面是又惊又喜，一面是「早在预料之中」的神气。

我说：「打这儿经过，顺便进来看看你们。」我说「你们」是包括周西垣在内；朱敏说：「我是住在分队部的，除非有事或者约会，分队长不常来。」我笑笑表示了解。朱敏压低了声音说：「报告大队长，关于我们分队长的事，我已经写过好几次报告，上级一直没有答复……」

我拦住他说：「你的报告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兹事体大，你的报告内容又比较空洞，不庸置疑。现在不妨就彻底地谈一谈，也好让我了解真相。」朱敏面容一整，说道：「大队长当然比我更清楚，万里浪现在七十六号很当权，已成为我们正面的大敌人。糟糕的是我们分队长早在半年前就被万吸收过去了。

说起来机缘简单，我们分队长在忠救军做分队长的时候，恰巧万里浪就是他的指导员，因为这层关系，两个人在上海一拍即合。

分队长本是个糊涂人，万某有的是恶势力，再动之以情，分队长唯有俯首听命了。」我伸手示意止住朱的话题，问道：「慢慢，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朱说：「他一向当我是自己人，什么事都不瞒我，有时遇到疑难，还特别要找我商量。可是自从他把本队的枪支──三支左轮、两支驳壳、一支白朗宁──全部都送给了万，我反对，我对他说：『你这样做，自己毫无自卫能力不说，万一上级交办一件案子，你拿什么去执行？岂非自暴其弊吗？上级一交查，大家跟着倒霉！』

他当堂向我拍桌子，骂我不够义气，没有决心，我的事你以后少过问等等的话；果然，后来他就少和我商量这些事，行踪也诡秘起来。不过我清楚一件事，他和万里浪每隔个把月必见一次面，地点、时间不明。另外并设有联络人，每星期一下午三点吃下午茶的时间，例必在南京路大新公司咖啡座会晤，传达消息或交换情报。不信，可以派人去实地查证！」

朱敏态度郑重，语气率直，说的入情入理，有凭有据，不由你不信。我拍一下他的肩膀，平和地说：「我们区长看了你的报告早就称赞妳是一位年青有为，纯洁无私，忠实可靠的好同志，今日当面一谈，使我十分感动，同时也证明了区长的认定无误。不过我始终弄不懂你们的队长这样做究竟为的是什么？干了这么多年，难道一点是非之心，义利之辨都没有吗？当然，你所举发，其确实性已无可怀疑，然而我仍然希望这最好不是事实…．…随后，我也当然会派人去秘密查证的。」

朱敏低下头来，意味深长地说：「报告大队长，我的检举如有虚枉，我甘愿『反坐』！如果查明属实了，应该怎怎么处置？」我看着他的眼睛，心想：「来了！第一手绝招毕竟施出来了，这分明是投石问路嘛！」

我仍然假定他们是在唱双簧，故意斟酌地说：「那也不一定。首先，我个人基本上就反对杀自己人；何况法律不外人情，『家法』固然严厉，可是你别忘了『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的话，我们培养一个同志多么不易！人都难免犯错，这要看他的动机何在？有心还是无心？所犯错误严重到什么程度？来量情处理。特别是在沦陷区与敌人短兵相接，血肉相拼的工作同志，和后方的也不一样。」

看朱敏的表情，颇不以我的话为然，他想反驳，却又忍住了。这小家伙倒真是一个厉害的脚色。但他似乎已失去了耐性，索兴开门见山：「周的叛逆行为已经非常明显，我看他随时都将有所行动；为了防患未然，请大队长指示一个具体的对策，也就是我该怎么做？」

看样子是逼我摊牌了。我考虑了一下，自作聪明地说道：「既然谈到了这里，那么我先要表明自己的态度，第一、我绝不伤害周。我坚信他与万里浪勾搭，乃是一时糊涂，或为某种情势所逼，出于无奈。

第二、他将武器送给了万里浪，也是在同样情形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

至少到今日为止，他还没有做出破坏组织，出卖同志的事。我看此人本质善良，值得同情。我并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为了爱护和拯救一个误入歧途，陷溺未深的老同志，我想约他开诚布公地作一次恳谈。

要说他的叛逆行为我毫无所知，他也不会相信，彼此藏在心里，徒增猜忌，所以不如干脆揭开来，袪除心里的鬼，以肝胆相照的态度，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感情，唤醒他及早回头。你看这个笨法子行得通吗？」

朱敏面现诧异之色，立刻摇头道：「那绝对不行！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君子，那么高级；你当面把事说穿了，等于坐实了他背叛组织的大罪，他不会领你的情，因为他不相信你真有诚意为他开脱，弄不好也许当场就翻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实我这番话也是半真半假，如果可行，我真愿意这么做！不过我可以预料此路不通，而且这方式也太愚蠢了；我的真正目的则在藉此试探朱敏的反应如何而已。

岂料朱的话倒是正面的，看不出有什么设奸弄巧之处。我随口问道：「你说的也有理，照你看该怎么办才好呢？」朱敏正容说：「大队长，我觉得目前的情况很麻烦、很紧急，我的责任尤其大。深恐他一旦发动，我们措手不及，我自己被卷进去事小，万一影响了组织安全，或累及其它重要同志受害，则责任重大，谁也负不起！所以我要请示大队长及早指示对策，俾可应变。」

我欢然道：「对！我也不是没想过。现在，我有一个腹案，我们所要做的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份：

其一、我对处理周的问题原则是不变的，我决心帮助他，促他觉醒；而不能『赶狗入穷巷』，我们必须给他自新的机会。这一点，首须在你我之间，构成默契，共同朝这个方向尽力。如果你我协助并支持他，能在短期之内完成制裁许力求一案，以赎前愆，并表明心迹，那就更好办了。

其二、万一他真是身不由己，或者执迷不悟，我就决定将他调离上海，使他与万里浪切断关系，如此，万某无所施其技，周也可以脱出枷锁，不致被迫再倒行逆施了。我认为这是一个连消带打的办法，大可采行。至于周，难免要受到上级的处分，自在意中，可是我们总算尽力保全了他。这也完全符合我爱护同志的初衷。

其三、从现在起，你要多费心，从正面与侧面去试探他的态度，并严密监视他的一切活动，如发现他有任何举动，便立即报告，庶可防患于未然。同时，你对本分队的人事、业务、经费，以及现有的工作关系，自然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你现在就可以着手暗中整顿，加强控制，准备接管，一俟周的问题不能澄清或决定另调时，我立即推荐由你接任第三分队长。」

在对付朱、周两人的手段而言，我这样说，的确花费了一些心机，自以为攻防兼备，面面俱到。虽然朱敏是否与周西垣共谋，尚难确定，但是安抚他们，松弛他们的戒心，等待制裁令下，是必要的。

我一面指示上述的所谓「对策」，一面留意观察朱敏的反应，只见朱敏眉目轩动，表情复杂，似惊似喜，很难判断他的内心作什么想法。谈话结束后，朱敏说：「是的，我就照大队长的指示去办。」

路上回味我自己说的话，才发觉颇多不妥之处，假定朱、周二人真是互相串通的，那么我说拟将周调往后方，接受处分，定然凶多吉少，也等于送他的命，因为本局的纪律甚严，特别是对于有叛逆行为人，决不轻恕，他们宁有不知之理。

所以我说将周调往后方，不独不能松弛他们的戒心，反而会促使他提前发动叛变，岂非弄巧反拙！越想越不对，因为这项所谓「对策」中间的漏洞太多了，不由不责骂自己过于幼稚。但事已至此，唯有顺其自然并另外想办法加以弥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