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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9">1、美国当局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h1>
1951年5月，美国当局虽然作出通过谈判实现朝鲜停战的决定，但并未改变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为敌的政策，并进一步利用联合国对中国和朝鲜采取制裁措施。
在其作出通过谈判实现朝鲜停战的决定的同时，于5月18日，再次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决议，强行要求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对中国和朝鲜禁运具有战略价值的用品和物资，以影响战场形势，减轻“联合国军”方面的压力。
早在半年以前美国即已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禁运。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后，1951年6月和7月，英国和法国先后列出各自禁运物品的清单。英国列出13大类，法国列出10大类对中国禁运的物资。10月26日，美国国会批准了《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尔法案”)，更加强迫美国的直接和间接受援国与美国合作，对中国实施禁运，并开列了更为详细具体的禁运物品清单。在美国的威胁和利诱下，先后共有40多个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禁运。
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美国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即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上颠覆、外交上孤立、军事上包围和经济上封锁的政策。1949年11月美国即纠集15个西方国家，秘密组成“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负责管制对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也管制对中国的贸易，禁止战略物资运往中国。同时，美国积极支持和配合蒋介石集团利用海、空军封锁中国大陆的沿海城市和港口，阻挠任何国家的商船进入中国大陆的港口。
1950年6月，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即以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直接封锁中国大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特别是美军在朝鲜战场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的沉痛打击后，1950年12月2日，美国政府宜布，从12月3日开始，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
12月7日，又补充宣布，这种禁运的范围包括香港和澳门。12月16日，又进一步宣布，将中国在美国的一切公私财产置于美国的管制之下，并禁止所有在美国注册的船只驶往中国港口。这是美国针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对中国采取的报复性行动。
1951年2月1日，美国为挽救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迫不及待地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号召所有国家与当局勿给予中国以任何援助。
美国的目的是在进一步孤立新中国，给新中国施加压力，以便达到美国军事占领全朝鲜的目的。5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决议，就是根据联合国2月1日的决议，对中国和朝鲜采取的进一步经济制裁措施。
联合国1951年2月1日的决议决定，由联合国大会集体措施委员会组成额外措施委员会，研究对付中国的额外措施。联合国大会集体措施委员会由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缅甸、加拿大、埃及、法国、墨西哥、菲律宾、土耳其、英国、美国、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等14个国家的代表组成。
缅甸和南斯拉夫的代表拒绝参加额外措施委员会的工作。额外措施委员会于2月16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设立了由土耳其、比利时和澳大利亚三个成员国代表组成的负责小组，该小组建议，指派由五个委员国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来考虑研究对中国和朝鲜采取额外措施。3月8日，额外措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批准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委内瑞拉的代表组成小组委员会。4月19日，该小组委员会提出对中国采取经济禁运的建议。
这一建议在5月3日额外措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获得通过。5月7日，美国代表团提出了对中国和朝鲜实施禁运的决议草案。5月14日，额外措施委员会批准将美国提案交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这一提案遭到苏联、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的反对。
5月17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讨论美国提案时，上述国家拒绝参加讨论，并声明，禁运问题纯属联合国安理会权限范围的事，不属于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权限。在第一委员会表决时，阿富汗、缅甸、厄瓜多尔、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瑞典、叙利亚9国投了弃权票。
联合国大会于5月18日通过了美国提案。这个提案宣称：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朝鲜当局控制下的地区实行禁运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有用的物资。”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68">2、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背景</h1>
到1951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在朝鲜作战7个月，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胜利。但由于武器装备处于悬殊的劣势，特别是没有空军参战，没有坦克参战，大炮数量也很有限，因此作战中实际困难很多。
5月中旬前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的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完成慰问回国后，先后反映了志愿军在作战中的这些困难情况。然而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恢复国内建设，财政负担很重，不可能再从财政上临时拨款购买作战所需的上述武器装备。
鉴于此，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号召》指出：
“根据前线的报告，根据我们的赴朝慰问团回来的报告，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在一切方面都能完全压倒敌人，困难的只是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为了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迅速以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供给前线。
我们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人的运动，用新增加的收人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来加强他们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各地捐献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将冠以捐献单位的名字，作为光荣的纪念。”“我们希望大家高度地发扬爱国主义的热忱，再接再厉地发展爱国公约运动、开展增产捐献武器和优抚运动，以便更加有力地支援前线，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
“为了进一步普遍深入抗美援朝的运动和教育，中央决定，在全国普遍地开展爱国公约运动，开展增产、捐献武器运动和优待烈属军属及残废军人的运动，借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忱，借以鼓励前线的士气并解决一部分财政上的困难。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已发出具体号召，望即遵照执行。”“捐献武器运动，必须与增加生产或其他增加收人运动结合起来。如果在今后半年内各界人民能够在自愿基础上，从努力增加的收入内，每人平均捐2五斤到十斤米，全国即可有几十亿斤米的收入，这对于前线和国家财政，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6月7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又专门就捐献武器问题，发出了《关于捐献武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具体办法的通知》。
《通知》对捐献武器运动的组织工作规定了若干具体办法，主要有：
(一)要求各地抗美援朝总分会、分会应即邀集当地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及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讨论订立捐献的具体宣传和动员计划，进行充分深入的宣传和细密的组织工作；
(二)捐献运动在工厂应与增加产量、减低成本，在农村应与深耕细作及发展家庭副业，在工商界应与改善经营增加收入相结合。其他各界也应多从积极方面设法捐献；
(三)所有捐献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捐献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先行认报一定数目然后分期缴款。整个捐献运动暂定以半年为期。
(四)为便于计算和筹划起见，所捐外币和物件一律按人民币折价计算，人民币15亿元计为一架战斗机、25亿元计为一辆坦克、9亿元计为一门大炮、8亿元计为一门高射炮，所有捐款均委托各地人民银行代收。《通知》还对捐献情况的公布办法、防止挪作他用等作了明确规定。
10月，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作为当时全国的三大中心任务之一，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又把开展增产节约和捐献武器作为抗美援朝工作的中心环节。
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各总分会、分会的组织领导下，抗美援朝捐献武器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全国各地、各族、各界人民及机关团体、民主党派等采取多种方式，为捐献筹集资金。中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也积极作了捐献。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7">3、哪些人捐了？</h1>
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不完全统计，至6月10日，首都各界人士即已先后发出捐献“石景山工人号”、“北京铁路工人号”、“中国店员号”、“北京农民号”、“北京东郊农民号”、“鲁迅号”、“教工号”、“人民电影号”飞机的倡议。
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长沙、郑州、西安、成都、沈阳、大连等城市和河北、山西、安徽、新疆、内蒙古等省区，以及中国海关系统、中国民航系统、政务院水利部、中国图书发行总公司、各民主党派、青年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妇联、中苏友好协会、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新闻出版系统、中国侨联、中国金融系统、中国教育系统、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委员会等在6月也先后倡议发起，捐献“市民号”、“工人号”、“二七胜利号”、“农民号”、“农民爱国丰产号”、“新中国农民号”、“毛泽东故乡号”、“棉农号”、“工商号"、“民盟号”、“中国青年号”，“中国少年儿童号”、“中国学生号”、“中国妇女号”、“中国海关号”、“民航号”、“人民水利号”、“中图号”、“中国金融号”、“华侨号”、“白求恩号”、“中苏友好号”、“基督教革新号”等等，以及以地区和县命名的捎献热潮。其他各省、市、区也都先后掀起了捐献热潮。
至6月29日，北京、天津、沈阳、武汉工商界即各认捐30架战斗机，南京工商界认捐10架战斗机，东北人民认捐203架、华北人民认捐234架、湖北人民认捐100架，山东人民认捐“山东空军师”120~130架、江西人民认捐“八一空军师”81架、苏南人民认捐“苏南空军师”120架。
许多倡议发起人，在发起倡议的同时即进行了捐献。作家丁玲、周立波等在发起文联和文艺系统捐献“鲁迅号”飞机的同时，分别捐献了500万元和100万元；李济深、蒋光鼐、王昆仑、蔡廷锴、陈铭德、屈武、柳亚子等在倡议捐献“民盟号”飞机的同时即分别认捐5000万元、1000万元、600万元至100万元；张澜、雷洁琼等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在发起倡议的同时也都作了捐献。北京归侨发起捐献“华侨号”飞机的同时，许多归侨当场即捐献2亿多元。平壤华侨至7月底捐献朝币780余万元。
在整个捐献运动中，福建晋江侨乡捐献战斗机1架，昆明市归侨捐献人民币10亿多元，北京、广东、汕头、台山的归侨，也做了大量捐献。中国民盟盟员高桂滋在十月一日国庆日，将自己认捐的1架飞机的钱款全部缴清。电影工作者徐肖冰、苏河清、周峰、吴立本、李华、徐来、何士德将获得斯大林文学艺术奖的全部奖金共1.29亿元全部捐献，用于购买“人民电影号”飞机，同时获奖的周立波将全部奖金1500万元捐献，用于购买“鲁迅号”飞机。
全国的工人大部分每月捐出1~3个工或5~6个工的工资，指出奖金的一部或全部，还参加义务劳动和加班生产作捐献，有的表示一直捐到抗美援朝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农民靠节衣缩食、进行副业生产等办法作捐献：工商界捐出营业额的1%~2%，也有的捐出4%~5%；小学生节省父母给的零用钱捐献；大中学校的学生利用假期勤工俭学进行捐献；许多作家捐出创作稿酬的一部或全部；艺术家主要是开展义演、义卖(卖书画等)、义展(展工艺美术品等)活动，将这些活动所得全部捐献。
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6月间在汉口进行两场义演，得款1亿元，全部捐献。
北京、上海已退出艺术舞台十几年甚至20年的60岁以上的京剧老前辈王瑶卿、尚和玉(80岁)、马德成(76岁)、张德俊、郝寿臣(69岁)、谭小培、鲍吉祥、刘喜奎等，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也纷纷重新登台举行义演，先后在北京、上海演出多场，将所得全部捐献。
上海戏曲界自7月17日起，在一个半月时间内，有13个剧种共义演200余场，收入15亿元全部捐献。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带领香玉剧社自8月起，半年内先后在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6省巡回义演170余场，捐献”香玉剧社号”飞机1架。
宗教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10月份，一次捐献1.3亿元。在青海省喜饶嘉措副主席的推动下，青海湟中塔儿寺和火通广慧寺的全体僧众，于10月份捐献1.3亿元。各地少数民族人民也积极捐献。甘肃省临潭县一位回族妇女捐出珍藏多年的银洋、金戒指、银裸、银手镯等。新疆迪化市(今乌鲁木齐)维吾尔族103岁的高龄老人吾吉尼少汗，坚持拾麦穗、纺线捐献武器。该市一位名叫韩宝旺的75岁少数民族老人，自7月1日起，坚持每天拾废纸，至9月中旬共拾得650斤，所卖钱款全部捐献。还有的老人，每日卖水，将所得全部捐献。全国各族人民类似这样捐献的生动事例数不胜数。
至11月初，中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共捐献15.6亿余元人民币。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9">4、总共捐了多少？</h1>
1951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知，结束武器捐献运动。
通知指出：
全国人民在高度的爱国主义鼓舞下热烈响应本会6月1日的号召，开展武器的捐献运动，这一运动于本年12月底即将胜利完成任务。截至12月26日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实收捐款已达47280余亿元，超过10月30日前全国认捐总数的19%。其中华东地区超过36%，中南地区超过13%，西南地区超过16%，东北地区超过9%，华北地区超过15%，内蒙地区(中央直辖的自治区)超过47%。西北地区实缴款数占认捐总数的88%。
1952年1月以后，抗美援朝运动即转为以开展爱国节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但全国人民继续有所捐献。自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31日，一年来全国各省市人民银行汇解抗美援朝总会的武器捐款，共为55650亿余元人民币，以每架飞机15亿元计算，共折合3710架飞机，尚余人民币6230万余元。
其中华东地区捐献21320亿余元，折合战斗机1421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38.3%，仅上海市即捐8491亿余元，折合战斗机566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15.3%；中南地区捐献12659亿余元，折合战斗机844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22.7%；华北地区捐献7474亿余元，折合战斗机498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13.5%；东北地区捐献6517亿余元，折合战斗机434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11.7%：西南地区捐献4605亿余元，折合战斗机308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8.3%；西北地区捐献2610亿余元，折合战斗机174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4.7%；内蒙地区捐献462亿余元，折合战斗机31架，占全国捐款总数的0.8%。
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本身又是一次在全国人民中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深入普及动员和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给予在朝鲜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物质支援，使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得到明显改善和加强，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1952年6月24日对全国人民捐献武器运动进行了总结，指出：
“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和其他各界人民，在这次运动中，都争先恐后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事业，充分地表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这次爱国捐献运动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已经极大地加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力，使他们更有效地打击美国侵略者”，并且“加强了国家的建设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陈云也指出：
“抗美援朝的捐献运动，不仅直接增加了国防力量，同时支援了国家的财政。”“抗美援朝，不但不是像帝国主义者所妄想的那样，使我们在经济上不能恢复和发展；相反的，我们的人民经济事业却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得到了促使迅速进步的动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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