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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兴功臣”到“市井无赖”,贾似道的“人设”是如何崩塌的?

作者:言史社

1981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京剧舞台艺术片《李慧娘》上映。该片取材于明代周朝俊的传奇小说《红梅记》,讲述南宋末年,歌姬李慧娘因敬慕太学生裴舜卿,而被奸相贾似道处死,在明镜判官的帮助下,她的冤魂得以回到贾府拯救裴舜卿的凄美爱情故事。

通过戏剧等艺术方式,来描绘历史人物和其背后的故事,往往都带有某种强烈的情绪色彩和现实主义。电影《李慧娘》也是如此,用李慧娘善良正直、不畏强权的精神,反衬出了贾似道的荒淫无耻、专横跋扈。

在中国古代的众多“奸臣”形象中,贾似道是为数不多,屡次作为反面角色出现在戏剧舞台上。其形象往往是荒淫无耻、专横跋扈,俨然一副市井无赖的嘴脸。而这种丑恶形象的出现,并非是自现代的戏剧演绎中开始的。

那么,从“中兴功臣”到“市井无赖”,贾似道的“人设”是如何一步步崩塌的?

从“中兴功臣”到“市井无赖”,贾似道的“人设”是如何崩塌的?

戏曲《红梅记》贾似道

后人对贾似道的评价不一,对他的形象也进行了不同的塑造。那么在贾似道自己的认知里,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抛开别人对其所作的评价,贾似道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忠臣。在他写给皇帝奏表里,对自己“忠臣”形象的树立,也是不吝笔墨。

在一封讨论四川战事的奏章中,贾似道写道:“俞兴攻取泸城,坏于垂得,致轸圣虑。臣累疏自请一行,捐躯不辞,或可上宽忧顾。”当时泸州城已被攻占,理宗十分着急。贾似道多次上书请求去前线,并称哪怕付出了性命也在所不惜,只为了能替皇帝消解忧愁。

类似这样表决心、表态度的话,在贾似道的奏章里不胜枚举。例如其所作的《出师表》中,结尾处写道:“宁不愧死于斯言哉!深切迫急,拜表即行”。壮士断腕、大义凛然的气息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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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似道的这一番“人设”打造,让皇帝很受用。鄂州之战后,宋理宗称其有“再造之恩”,是大宋的“中兴功臣”;理宗驾崩,宋度宗继位,每朝必答拜,不敢称其名,而称之“师臣”,朝臣则称其为“周公”。

度宗驾崩,恭帝继位,对贾似道的吹捧,已经快要上天了!将他与北宋的文彦博相提并论,史载:“命平章贾似道依文彦博故事,独班起居”

而在日常的诏书中,皇帝更是时不时地就给贾似道来一波“商业吹捧”。什么伊尹、傅说、公明、公瑾等贤人名相,都用来形容贾似道。俨然已经将他归入了今古贤相的行列。

宋度宗能够被立为皇子,有赖于贾似道的拥立,在后来的诏书中,夸贾似道夸得那叫一个“过分”。度宗用了五个极为华丽的成语来形容贾似道:“元勋硕德,粹学鸿文,表仪庙堂,领袖旃厦,忠言嘉猷”。描绘出了一个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忠君爱国、领导全国的贾似道形象。

皇帝与贾似道之间,或许只是彼此之间的“商业互吹”。但士大夫阶层歌功颂德也不在少数。例如晚宋的文坛领袖刘克庄,对贾似道完美形象的演绎,更是不遗余力。在关于鄂州战役的记述中写道:“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突出体现了贾似道与敌对战的英勇和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形象。文末还送给贾似道四个字的评语“惟忠惟孝”!评价不可谓不高!

贾似道积极、正面的形象,多出自他指挥鄂州保卫战后。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忽必烈率领蒙古军,抢渡长江,包围鄂州。南宋方面以贾似道为首,发起鄂州保卫战,蒙古军围困鄂州三个月,宋军殊死奋战,蒙古军最终仅攻破城东南角。

鄂州之战后,宋理宗急速征召贾似道入朝主政,开启了权相生涯,一时间,贾似道迎来了他烈火烹油般的繁华仕途。但这种局面随着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兵败丁家洲,宋军大溃败,而戛然而止。社会舆论纷纷一边倒,出现了大量批判贾似道亡国的作品,各种怨声载道“借以国势衰微倾于其一身”,贾似道的风评急转直下!

从“中兴功臣”到“市井无赖”,贾似道的“人设”是如何崩塌的?

如果说鄂州之战后贾似道收获的是掌声和赞美,那丁家洲之战后他收到就是谩骂和攻讦。其中骂得最起劲儿的,要数高斯得。

在其所著的《耻堂存稿》中,高斯得怒斥道:“且昔之奸臣,若崇观之京、绍兴之桧,嘉定之弥远,未尝不贪权位也。然安其为奸邪,而不感求名。似道则不然,每二三岁必一求去,内以要君,外邀名誉。每一求去,披猖矫饰,使上下皇扰,久而后定,甚至使人主仓皇迫遽,匍匐恸哭”!

高斯得将贾似道与蔡京、秦桧、史弥远相提并论,并认为贾似道比他们还要注重虚名。每两三年向皇帝请求辞官,以此来要挟皇帝极力挽留,使皇帝更加离不开他,甚至逼得皇帝“匍匐恸哭”!

在《耻堂存稿》中,控诉般的怒骂,通篇皆是。第五卷有一节名为《贾似道大逆不道,留梦炎拟旨取问事》,高斯得在其中愤怒的写道:“似道柄国十五年,浊乱天下,兆衅起祸。当斥而不斥,纵戎遇敌,不战溃师,欲以倾覆宗社;当诛而不诛,今复大逆不道,欲复赵氏之宗,绝赵氏之祀。”

单纯地咒骂贾似道已经不能满足士大夫阶层对贾似道的怨恨。高斯得第一次在文献中,记载了贾似道谋反的记录,将封建社会最大逆不道的罪名扣到了贾似道头上。

《耻堂存稿》记载,抄家时,在贾似道的家里搜出,贾似道与叛臣吕文焕和刘整等人的密信蜡书,以及御衣、玉玺、玉带等象征皇权的物件,言下之意是贾似道私藏禁品想取而代之。

事实上,在南宋末期,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批判贾似道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报复情绪和复仇心态。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也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诉求。蒙古人的南侵日益深入,宋廷灭亡在即,人民苦不堪言,底层民众与士大夫阶层都需要一个合理的渠道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而国破家亡的现实情况也需要有人来为此负责任,那么身居宰执,且风评愈差的贾似道,就毫无悬念地当选了这一角色。成为民众的“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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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底层民众的心态变化,并不会左右主流史学界的基调,那么主流史学界,是什么时候将贾似道定义为奸臣的?

《宋史·贾似道传》是最早给贾似道定性的官方史书。《贾似道传》被列入宋史《奸臣传》,由此,最终确定了贾似道的奸臣形象,并成为长期以来人们评价贾似道的主要证据和基调。

《宋史·奸臣传》共有四卷,总共列入15人,是正史《奸臣传》中列入人数最多的。第四卷里共列举了四个人,分别是万俟禼、韩侂胄、丁大全和贾似道。《贾似道传》在其中所占篇幅最大、字数最多,整个《贾似道传》中几乎没有一句关于贾似道正面的评价。与南宋时期的文献相比,《宋史》旨在刻画一个更负面的贾似道形象。

事实上,由于宋末战争的高度频繁,关于南宋末期的资料相对稀少。宋理宗的实录未能修完,便亡国了,宋末三帝更是从未修实录。连皇帝的资料都稀少残缺,更何况臣子的行状、传记。因此,我们很难断定《宋史·贾似道传》的具体来源。

有赖于这种底层文献的缺失,修《宋史》的元代史官,只能凭借东拼西凑的文献,从中提取贾似道的模糊形象,并加以修正、加工和改编,最终完成了贾似道奸臣形象的刻画。

沿着《贾似道传》的描述痕迹,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元人是按照一个典型的奸臣形象,来程序化地刻画出一个符合人们认知中的奸臣形象。

少年时不学无术,靠姐姐的“裙带关系”步入仕途;主管京湖军政时,怯懦求和,畏敌如虎(鄂州求和这事基本上是实锤了);入朝拜相后,排斥异己,培植党羽;大权在握后,居功自傲、专横跋扈。按照这个逻辑顺序,一个奸臣的形象呼之欲出、栩栩如生。

从“中兴功臣”到“市井无赖”,贾似道的“人设”是如何崩塌的?

到了明代,文献资料中,关于贾似道的负面记载更是层出不穷,官方史书对贾似道的印象也非常不好,《宋史全文》评价贾似道:“不学无术,处非其据,乏休休有容之量,忌疾之念,横于胸中。好谀恶直,进佞退贤,粉饰太平,讳言边事”。明代的官方态度基本上还是承袭了《宋史》的遗风。

有意思的是,修《元史》的明代史官,为了能够继续贬低贾似道,甚至不惜通过打造蒙古统治者光辉、伟大、正确的形象,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元史·世宗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宪宗之世,朕以藩职奉命南伐,彼贾似道复遣宋京诣我,请罢兵息民。朕即位之后,追忆是言,命郝经等奉书往聘,盖为生灵计也。而乃执之,以致师出连年,死伤相藉,系累相属,皆彼宋自祸其民也”!

大致意思是,贾似道派人向蒙古请和,忽必烈即位后,为天下生灵着想,派遣郝经出师南宋以兑现诺言。贾似道扣押郝经使者,致使元朝出兵,百姓死伤无数,这都是南宋自己祸害子民。这段史料表达的意思十分明确——元朝本是一片仁慈之心,挑起战端是因为南宋不遵守诺言。

到了明代中后期,官方确定和固化的贾似道形象,也逐渐为世俗大众所熟知并接受。不同于学术研究,公众视野下的贾似道更娱乐化、艺术化和丑恶化。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更是加速推广了贾似道的“丑恶”艺术形象,使其人物逐渐脱离本质,演化为戏剧文学中的脸谱化角色。

从“中兴功臣”到“市井无赖”,贾似道的“人设”是如何崩塌的?

明末盛演一时的传奇《红梅记》在深化贾似道荒淫误国的形象之余,成功地将其从政治权臣转化为世俗恶势力,刻画出好色贪财、鼠肚鸡肠、奸险狡诈等人物特征,从而形成普通观众更易于接受的反面势力。

在《红梅记》第七出《瞥见》中,作者为贾似道刻意增加了一出戏,其中描写道:贾似道污蔑僧众不守戒律,以此强行索取“绝细的龙井茶一百斤,雪淡的青笋干五十担”。由此,贾似道逐渐脱离了奸臣弄国的形象,转而被描述成为一个贪图小利的市井无赖。其时,贾似道已经不再是贾似道,只是底层民众心中,打不破,推不倒的“恶势力”的演绎体。

从“中兴功臣”到“市井无赖”,贾似道的“人设”是如何崩塌的?

明清易代之际,中原王朝再一次面临异族入侵。从底层民众到官方修史者,贾似道形象的极端演绎化有所改变,逐渐出现相对中肯和符合现实的评价。其中,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的评价最为婉转和中肯:“君国者,理宗也;秉承者史嵩之也;继之者,贾似道也。通蒙古亦亡,拒蒙古亦亡,无往而不亡,则虽欲善为辞以应之,而固无可应。”

王夫之认为在蒙古四处征战,势如破竹的情况下,无论是求和或是开战,都无法阻挡南宋灭国的历史大趋势。所以南宋的灭国之灾不能归结到贾似道的身上。

这种相对中肯的评价并没有保持太长时间,到了清代,贾似道的风评再一次急转直下。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至如贾似道专国,威权震主,至度宗为之下拜,其权更甚于桧与弥远。斯则亡国之运,主既昏庸,臣亦狂谬,实无大奸大恶之才,固无足论矣。”

赵翼认为贾似道威震皇权,其权势更甚于秦桧和史弥远,这样大奸大恶之人实在是无人可匹敌。

随着时间的推移,建国以后,艺术形式更加多元化,以明代《红梅记》为蓝本的戏曲和电影,将贾似道好色贪财、奸邪狡诈的艺术形象传播给人民群众。进入新世纪后,围绕贾似道的电视剧《南宋传奇之蟋蟀宰相》,给大众刻画了一个误国误民、卖国媾和的“玩虫专家”贾似道。但从其中还是能看到《宋史·贾似道传》的影子。

从“中兴功臣”到“市井无赖”,贾似道的“人设”是如何崩塌的?

对于一个时隔几百年的历史人物,很难有人能够真正复原他的本来面目。随着时代的更迭,贾似道的形象也在不断地适应每个时期的需要。从“中兴功臣”到“市井无赖”,与其说是贾似道的形象在变,不如说是底层民众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虽然脱离了历史的本质,但也同样不容忽视。

参考资料:《宋史》、《宋史全文》、《耻堂存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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