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笔记
南北朝时期安康的西域乐舞
有汉一代，乐舞是同杂技一起表演的，被称的“乐舞百戏”，平利县锦屏出土的“宴饮百戏”画像砖上，就有张开双臂飞刀的杂技和腾跳于盘鼓之上的舞蹈。也有神秘的幻术。前者透露出杂技向舞蹈演变的轨迹，如“盘鼓舞”只有一个人表演，还没有乐队和伴舞。安康的另一种舞蹈形式是楚舞，主要表现在画像砖上的“建鼓舞”，这种舞蹈以建鼓作为舞器，舞者作各种舞姿以击鼓。锦屏画像砖上的建鼓舞，在悬挂起来的建鼓旁，有身穿长袖舞衣的两位舞者，分立于鼓之两端，一左一右作扑步，左舞者屈右臂于右上侧；右舞者屈左臂于左上侧，舞姿极美。以上所述舞蹈都是汉代常见的本土舞乐，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很多，故略述如此。唯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康发现的西域乐舞，虽有另星披露，但知道的人甚少，更谈不上研究考证，因此大有必要列入专题进行探讨。 1983年春季，一个完全具备地域特征的陶俑群，从汉滨区长岭南朝墓中出土了。其中就有著名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先生所说：“衣长齐膝、袖子很小；腰间束有附带钩的皮带，可松可紧；头上戴着用毛毡或皮革做的尖头帽；脚上穿着短统皮靴，”一身胡服打扮的乐舞俑，他们有的持管横吹，有的挟持腰鼓敲击，而最引人注意的则是一个女舞俑，她盘腿蹲踞，右手抚地，左手屈肘于胸前，舞姿优美而又典雅，是安康最早发现的有乐器伴奏独立存在的舞蹈形象。无独有偶，同年在白河县麻虎亦出土了一件手持“戚”（斧）而舞的青瓷壶，舞者为男性胡人，头戴虚顶尖帽，身穿窄袖衫，腰垂长带，脚登短统皮靴，右腿提起弯曲，左脚踩在圆形舞毯上，回首顾盼，高耸双肩，挥着手上的道具，扭腰顿足，作快速前转，腾跃的舞姿，给人一种阳刚之美。胡腾舞原是今中亚塔什干一带的民间舞蹈，此舞以跳跃见长，所以称为“胡腾”。过去曾被认为盛唐时才传入中原，这只胡腾舞纹青瓷壶的发现，证明了至少在南北朝时就已传到中原，并被南朝统治者所喜爱，因而在南方广泛流传，南朝的工匠才有可能设计出这只精美的胡腾舞纹壶。白河县麻虎出土的胡腾舞舞姿又与文献记载稍有区别，除了腾跃外，并无手持道具的记录，这应当是中华民族吸收外来舞蹈并加以改造的结果，外国舞传入中国和中国固有的雅乐(如干戚舞)相结合，就成了新型的舞蹈艺术。与此同时，展现西域乐器的乐队也相继被发现，汉滨区张滩镇奠安村，一座东晋升平元年(357)纪年墓中，出土了一块模印“骑吹”阵容的画像砖，五匹缓缓行进的骏马上，坐着五个深目高鼻，满脸髭须的胡人，分别吹奏着觱篥(俗称长管、笳管)、排箫、横笛和敲打铜钹，这些具有西域特征的乐器，显然两晋时已传入安康。有乐就一定有舞，所谓“载歌载舞”，二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以1986年5月，安康水电站库区考古队在紫阳宦姑滩小腊烛园的一座北魏和平二年(461)纪年墓中，出土了一套乐舞伎铜带版就不足为奇了。带版是束在腰间革带上的饰物，共发现六块，其中一块为长方形，上面铸造女性舞伎一人，头戴流苏珠翠头饰，身上缀着缨络，窄窄的袖口，裸露的前胸上乳房突起，在环绕的飘带中，舞者高举双手，右腿吸起，赤着左足尖立于圆形舞毯上，旋转起舞。另外五块为方型，上面所铸造的五人为乐部，乐器有曲项琵琶、笙簧、羯鼓、腰鼓等(其中一块人物蚀空，乐器不明)。此五人一律胡服，敞胸坦腹，盘腿坐在舞毯之上，或弹奏、或鼓吹、或打击，形态各异；有高鼻深目，虬髯箕张，奋力弹拨琵琶者；有双目圆睁，两腮鼓起，聚精会神吹笙者；有高鼻深目，卷须垂胸，心不旁鹜的击鼓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种舞蹈，据朱广琴女士《陕南民间舞蹈文化概览》一书研究认为：“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佛国世界》中220窟北壁《东方药师净土变》中的“胡旋舞”图相比，除手位不同外，其衣著，造型，舞姿等，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也和“大同市出土的北魏太和八年(485)司马金龙墓石刻棺床上的13个雕刻伎乐像十分相似”，以此知道这种舞蹈就是“胡旋舞”。“胡旋舞”亦是西域流行的一种民间舞蹈，白居易《胡旋女》诗自注说：“天宝末，康居国献之。”康居国在今中亚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汗一带。其实这种舞蹈早在南北朝时就已传入中国，而且传到大巴山麓紫阳山区，被白居易认定的时间提前了三百多年。 关于胡旋舞的跳法，南北朝时的情形除了带版上所见舞姿外，没有更多的资料。萧梁时有个叫周舍的人，写了一首《上云乐》，从曲辞中知道有个叫文康的西域舞者，领着一班乐工和舞伎来到江南，给梁的朝廷表演歌舞，其中就可能有胡旋舞。到了唐代，这种舞蹈十分流行，而且为士大夫们所热爱。白居易《胡旋女》诗中就对此有具体的描写：“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巳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形容与胡旋舞相比，那飞奔转动的车轮和急遽旋转的旋风都显得太迟了。“而且一跳起来，旋转的圈子很多，左旋右转不知道一点疲倦，千匝万周猜不透什么时候才能跳完”(费秉勋《中国舞蹈奇观》)。据唐人杜佑《通典》介绍：这种舞蹈伴奏的乐器主要是各种鼓，有羯鼓、正鼓、腰鼓、铜钹和笛子、琵琶。与紫阳县出土的乐舞带版上的乐器基本附合。这套乐舞铜带版的发现，无论从音乐舞蹈方面，还是南北朝时期汉水流域的开发开放，都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们的兴趣，韩国和日本国一些学者们在著述中多次引用，认为是研究西域舞蹈传入中国而又被中国人吸收改造的见证，也是汉水流域人民对外来文化持包容态度的见证，并从中看到僻处大山深处的安康人以极宽广的胸怀，接纳一切外来事物的精神面貌。正如国内外学者们所认同那样，带版上舞伎虽然作胡旋舞造型，但其区别恰巧在于舞者高举双手而成“虎抱拳”的舞姿，流传于魏晋时南方的《白纻舞歌》，曾这样描写“白纻舞”的动作：“轻躯徐起何洋洋，高举两手白鹄翔。宛如龙转乍低昂，凝眸善睐容仪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随世而变诚如双。”带版上的舞姿定格，俨然就是《白纻舞歌》描写的形象留影。完全是中国南方的白纻舞融合了西域胡旋舞而加以改造出来的更生动的舞蹈造型。 乐舞带版上的胡旋舞和青瓷壶上的胡腾舞，都是同一时期的遗物，尽管出土地点相距几百里，但所反映的舞蹈动作却十分接近。乐器上除典型的中国笙外，更多的还是西域乐器。如：曲项琵琶，东汉末才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传入，最初的形制是腹小，项长而直。安康所见之曲项琵琶显然经过改造，变革成项短而曲，更适应携带伴奏。这种乐器出自印度，大约在南北朝初期传入中国，演奏的方法是横抱而不是象今天竖抱，就同带版上所见到的一样，后来其形制不断得到改造，除参照中国阮咸增加了柱位之外，由四弦增加到五弦，演奏也是用拨子改为手弹，大大丰富了演奏技巧，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到了北周时，西域乐器笳管(觱篥)就已被利用为导引开路的工具，山南豪族安康人李迁哲，天和三年(568)年进位大将军，率金(州)上(庸)等诸州兵马镇襄阳，据《周书》载：“迁哲性爱华侈，能厚自奉养，妾腾至有百数，男女六十九人，缘汉江千余里间，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处其中，各有僮仆侍婢，奄阍守之。迁哲每鸣笳导从，往来其间，纵酒饮燕，尽生平之乐。”这种笳，就是笳管。可见安康人在改造和利用西域乐器方面，是身体力行的。
图一：紫阳宦姑小腊烛园出土乐舞伎拓片
图二：紫阳宦姑出土鼓乐伎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