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筆記
南北朝時期安康的西域樂舞
有漢一代，樂舞是同雜技一起表演的，被稱的“樂舞百戲”，平利縣錦屏出土的“宴飲百戲”畫像磚上，就有張開雙臂飛刀的雜技和騰跳于盤鼓之上的舞蹈。也有神秘的幻術。前者透露出雜技向舞蹈演變的軌迹，如“盤鼓舞”隻有一個人表演，還沒有樂隊和伴舞。安康的另一種舞蹈形式是楚舞，主要表現在畫像磚上的“建鼓舞”，這種舞蹈以建鼓作為舞器，舞者作各種舞姿以擊鼓。錦屏畫像磚上的建鼓舞，在懸挂起來的建鼓旁，有身穿長袖舞衣的兩位舞者，分立于鼓之兩端，一左一右作撲步，左舞者屈右臂于右上側；右舞者屈左臂于左上側，舞姿極美。以上所述舞蹈都是漢代常見的本土舞樂，研究和考證的文章很多，故略述如此。唯魏晉南北朝時期，安康發現的西域樂舞，雖有另星披露，但知道的人甚少，更談不上研究考證，是以大有必要列入專題進行探讨。 1983年春季，一個完全具備地域特征的陶俑群，從漢濱區長嶺南朝墓中出土了。其中就有著名文物研究專家沈從文先生所說：“衣長齊膝、袖子很小；腰間束有附帶鈎的皮帶，可松可緊；頭上戴着用毛氈或皮革做的尖頭帽；腳上穿着短統皮靴，”一身胡服打扮的樂舞俑，他們有的持管橫吹，有的挾持腰鼓敲擊，而最引人注意的則是一個女舞俑，她盤腿蹲踞，右手撫地，左手屈肘于胸前，舞姿優美而又典雅，是安康最早發現的有樂器伴奏獨立存在的舞蹈形象。無獨有偶，同年在白河縣麻虎亦出土了一件手持“戚”（斧）而舞的青瓷壺，舞者為男性胡人，頭戴虛頂尖帽，身穿窄袖衫，腰垂長帶，腳登短統皮靴，右腿提起彎曲，左腳踩在圓形舞毯上，回首顧盼，高聳雙肩，揮着手上的道具，扭腰頓足，作快速前轉，騰躍的舞姿，給人一種陽剛之美。胡騰舞原是今中亞塔什幹一帶的民間舞蹈，此舞以跳躍見長，是以稱為“胡騰”。過去曾被認為盛唐時才傳入中原，這隻胡騰舞紋青瓷壺的發現，證明了至少在南北朝時就已傳到中原，并被南朝統治者所喜愛，因而在南方廣泛流傳，南朝的工匠才有可能設計出這隻精美的胡騰舞紋壺。白河縣麻虎出土的胡騰舞舞姿又與文獻記載稍有差別，除了騰躍外，并無手持道具的記錄，這應當是中華民族吸收外來舞蹈并加以改造的結果，外國舞傳入中國和中國固有的雅樂(如幹戚舞)相結合，就成了新型的舞蹈藝術。與此同時，展現西域樂器的樂隊也相繼被發現，漢濱區張灘鎮奠安村，一座東晉升平元年(357)紀年墓中，出土了一塊模印“騎吹”陣容的畫像磚，五匹緩緩行進的駿馬上，坐着五個深目高鼻，滿臉髭須的胡人，分别吹奏着觱篥(俗稱長管、笳管)、排箫、橫笛和敲打銅钹，這些具有西域特征的樂器，顯然兩晉時已傳入安康。有樂就一定有舞，所謂“載歌載舞”，二者有不可分割的關系。是以1986年5月，安康水電站庫區考古隊在紫陽宦姑灘小臘燭園的一座北魏和平二年(461)紀年墓中，出土了一套樂舞伎銅帶版就不足為奇了。帶版是束在腰間革帶上的飾物，共發現六塊，其中一塊為長方形，上面鑄造女性舞伎一人，頭戴流蘇珠翠頭飾，身上綴着纓絡，窄窄的袖口，裸露的前胸上乳房突起，在環繞的飄帶中，舞者高舉雙手，右腿吸起，赤着左足尖立于圓形舞毯上，旋轉起舞。另外五塊為方型，上面所鑄造的五人為樂部，樂器有曲項琵琶、笙簧、羯鼓、腰鼓等(其中一塊人物蝕空，樂器不明)。此五人一律胡服，敞胸坦腹，盤腿坐在舞毯之上，或彈奏、或鼓吹、或打擊，形态各異；有高鼻深目，虬髯箕張，奮力彈撥琵琶者；有雙目圓睜，兩腮鼓起，聚精會神吹笙者；有高鼻深目，卷須垂胸，心不旁鹜的擊鼓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種舞蹈，據朱廣琴女士《陝南民間舞蹈文化概覽》一書研究認為：“與敦煌莫高窟壁畫《佛國世界》中220窟北壁《東方藥師淨土變》中的“胡旋舞”圖相比，除手位不同外，其衣著，造型，舞姿等，均有着驚人的相似。”也和“大同市出土的北魏太和八年(485)司馬金龍墓石刻棺床上的13個雕刻伎樂像十分相似”，以此知道這種舞蹈就是“胡旋舞”。“胡旋舞”亦是西域流行的一種民間舞蹈，白居易《胡旋女》詩自注說：“天寶末，康居國獻之。”康居國在今中亞烏茲别克共和國撒馬爾汗一帶。其實這種舞蹈早在南北朝時就已傳入中國，而且傳到大巴山麓紫陽山區，被白居易認定的時間提前了三百多年。 關于胡旋舞的跳法，南北朝時的情形除了帶版上所見舞姿外，沒有更多的資料。蕭梁時有個叫周舍的人，寫了一首《上雲樂》，從曲辭中知道有個叫文康的西域舞者，領着一班樂工和舞伎來到江南，給梁的朝廷表演歌舞，其中就可能有胡旋舞。到了唐代，這種舞蹈十分流行，而且為士大夫們所熱愛。白居易《胡旋女》詩中就對此有具體的描寫：“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巳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形容與胡旋舞相比，那飛奔轉動的車輪和急遽旋轉的旋風都顯得太遲了。“而且一跳起來，旋轉的圈子很多，左旋右轉不知道一點疲倦，千匝萬周猜不透什麼時候才能跳完”(費秉勳《中國舞蹈奇觀》)。據唐人杜佑《通典》介紹：這種舞蹈伴奏的樂器主要是各種鼓，有羯鼓、正鼓、腰鼓、銅钹和笛子、琵琶。與紫陽縣出土的樂舞帶版上的樂器基本附合。這套樂舞銅帶版的發現，無論從音樂舞蹈方面，還是南北朝時期漢水流域的開發開放，都引起了國内外研究者們的興趣，南韓和日本國一些學者們在著述中多次引用，認為是研究西域舞蹈傳入中國而又被中國人吸收改造的見證，也是漢水流域人民對外來文化持包容态度的見證，并從中看到僻處大山深處的安康人以極寬廣的胸懷，接納一切外來事物的精神面貌。正如國内外學者們所認同那樣，帶版上舞伎雖然作胡旋舞造型，但其差別恰巧在于舞者高舉雙手而成“虎抱拳”的舞姿，流傳于魏晉時南方的《白纻舞歌》，曾這樣描寫“白纻舞”的動作：“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鹄翔。宛如龍轉乍低昂，凝眸善睐容儀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随世而變誠如雙。”帶版上的舞姿定格，俨然就是《白纻舞歌》描寫的形象留影。完全是中國南方的白纻舞融合了西域胡旋舞而加以改造出來的更生動的舞蹈造型。 樂舞帶版上的胡旋舞和青瓷壺上的胡騰舞，都是同一時期的遺物，盡管出土地點相距幾百裡，但所反映的舞蹈動作卻十分接近。樂器上除典型的中國笙外，更多的還是西域樂器。如：曲項琵琶，東漢末才從西亞美索不達米亞傳入，最初的形制是腹小，項長而直。安康所見之曲項琵琶顯然經過改造，變革成項短而曲，更适應攜帶伴奏。這種樂器出自印度，大約在南北朝初期傳入中國，演奏的方法是橫抱而不是象今天豎抱，就同帶版上所見到的一樣，後來其形制不斷得到改造，除參照中國阮鹹增加了柱位之外，由四弦增加到五弦，演奏也是用撥子改為手彈，大大豐富了演奏技巧，增強了音樂的表現力。到了北周時，西域樂器笳管(觱篥)就已被利用為導引開路的工具，山南豪族安康人李遷哲，天和三年(568)年進位大将軍，率金(州)上(庸)等諸州兵馬鎮襄陽，據《周書》載：“遷哲性愛華侈，能厚自奉養，妾騰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江千餘裡間，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仆侍婢，奄阍守之。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飲燕，盡生平之樂。”這種笳，就是笳管。可見安康人在改造和利用西域樂器方面，是身體力行的。
圖一：紫陽宦姑小臘燭園出土樂舞伎拓片
圖二：紫陽宦姑出土鼓樂伎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