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史学理论家，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传世，被称作是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有“浙东史学殿军”之誉；与此同时，他还是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创始人，主修了《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方志学泰斗。
一
乾隆三年（1738年），章学诚出生于浙江会稽东乡，也就是今日绍兴上虞的道墟镇。他原名文镳，字实斋，号少岩，其先祖自福建迁入浙江。章家族祖章慎一，在元代末年本躬耕于垅亩，看天下纷乱，便聚众起事，有澄清天下之志，后见朱元璋大功即将告成，便急流勇退，归家农耕。到了清代乾隆时期，章氏一族人丁繁衍，已有万余。章学诚祖父章如璋，为一唤做候选经历的小官，家有藏书，史载他——
章学诚的父亲章镳，少孤，先祖遗书散失，但他读书不辍，是乾隆七年（1742）进士，乾隆十六年始任湖北应城知县。据说，章镳——
章学诚缅怀其父亲章镳生前行状，有这样的文字叙述——
由此可见，章学诚大体上也算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有自。
二
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但其父亲章镳勤于治学，对其能循循善诱。十四岁的章学诚跟随父母离开浙江，前往应城。此时的章学诚，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日《东周书》，暗自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当时他“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然而，基本功较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章镳因故罢官后，十余年间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两县书院，舌耕艰辛，自不待言，唯有寄希望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章学诚年岁渐长，“稍知人世艰难，反顾其业，未有可以应世用者”，他不得不走科举考试当时这条读书人的唯一一进身之阶。
| 古代科举考试
乾隆二十五年（1760），23 岁的章学诚首次赴北京应顺天府乡试，铩羽而归。隔一年再赴乡试，又名落孙山，于是就学于国子监。此后在京师大学土朱筠门下，得以尽览其丰富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乾隆二十八年夏，章学诚请假出都，省亲湖北，其时，其父章镳正在天门书院做讲席。次年冬，章镳主持编纂《天门县志》，年方27岁的章学诚参与其中，还写了《修志十议》一文，对编修方志提出了十条系统的看法。
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等建议；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观点，卓然而立，新人耳目。由此可见，章学诚在编修方志领城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学术造诣。章学诚从此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其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途。
三
乾隆三十年（1765），章学诚到京师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旧黯然落榜，却认识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位知音沈业富。经沈业富介绍，章学诚不久便正式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当时京城，朱筠与沈业富、翁方纲、张曾敞有所谓学界“四大金刚”之誉。
| 朱筠
章学诚得到朱筠帮助甚多，他也不负所望，极为刻苦用功，读书购书不辍。京师数载，他还曾去拜访过戴震。戴震，字东原，是乾隆年间一流学者，经学考据大师，也是杰出思想家。戴震的言论对章学诚震动很大。戴氏的治学途径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也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戴震初见章学诚，便以权威的姿态教诲以治学途径，自称——
这一番议论，致使学识未深、一向疏于训诂考证的章学诚陷于矛盾与彷徨之中，自觉“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这种心情，明确表露于章学诚在乾隆三十一年的《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之中。是坚持原先“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的独自治学道路?还是改弦更张，从事经史考据？章学诚必须作出抉择。
乾隆三十二年（1767）秋，眼看“日月不居，坐成老大”，章学诚迫于生计，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乾隆三十三年，章镳卒于应城之后，全家有十七、八口皆来北京，章学诚又要做学问，又要养家糊口，又要参加科举考试，生活重担越发沉重。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他寻求编书之职，“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授之”。其境遇窘迫的程度由此可以想见。乾隆三十六年秋，朱筠提督安徽学政。章学诚跟随朱筠一道离京，到了安徽太平使院。章学诚出都后的第二年初，又经朱筠介绍，应和州知州刘长城之邀，编修《和州志》，这是章学诚生平第一次独自运用自己提出的方志理论进行实践操作，很可惜，书稿刚成，朱筠调离，修志之事，半途而废。章学诚只好将志稿别存为20篇，今存于《章氏遗书外编》。
乾隆四十二年（1777），章学诚再鼓余勇，硬者头皮、下场一搏，终于苍天有眼，乡试中举。翌年，好事再来，终成进士。但岁月消磨，鸡肋余温，这一年，章学诚已到不惑之年。此时，他的父亲章镳去世已经十年了。章学诚痛切地说道：晚登甲第，痛先君子不及见也。章学诚中进士之后，得授国子监典籍，但他自以为“迂疏”不合世用，不愿入仕，曾先后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又应邀到永清，续修《永清县志》，他倾心用三年之力，大功告成，赢得口碑。章学诚在编修《永清县志》的同时，又完成《校雠通义》一书，这是章学诚一生最为得意的著作之一。
四
乾隆五十二年（1787），已到半百之年的章学诚，终于在困顿无助之中，得到了一个知县职位。但章学诚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他在一首诗中表明心迹——
章学诚决心下定，以学术为志业，他在朋友引荐之下前往河南汴梁，投书河南巡抚毕沅，这就是著名的《上毕抚台书》，欲借毕沅之力编纂《史籍考》。次年，章学诚就前往归德，主讲归德府文正书院，并在毕秋帆大力支持之下，在开封启动编纂《史籍考》工作。但由于毕沅迁任任湖广总督，《史籍考》的编纂迅即陷人僵局。无奈之中的章学诚，于乾隆五十五年到武汉入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同时继续编纂《史籍考》。
乾隆五十九年（1794），漂泊异乡四十多年的章学诚返回故里。嘉庆四年（1799），乾隆去世，和珅垮台。已经62岁的章学诚虽然已经“华发盈颠，两耳重听”，但还是老骥伏枥，写成《上执政论时务书》《上韩城相公书》《再上韩城相公书》《三上韩城相公书》《上尹楚珍阁学书》《与曹定轩侍御论贡举书》等政论文章，慷慨陈词，溢于言表，并一再申明他“惟以文墨度穷，岂别有希冀?可为世用，自可凉无干进之嫌”。
嘉庆五年（1800），章学诚虽然贫病交迫，双目失明，仍旧手不停挥，《浙东学术》《邵与桐别传》等文即在是年完成。萧山汪辉祖在其《病榻梦痕余录》中说：是年春，章学诚“病瞽，犹事论著，倩写官录草。”嘉庆六年夏，章学诚又为汪辉祖作《豫室志》，“中有数字未安，邮筒往反，商榷再三。稿甫定而疾作，遂成绝笔”。这一年十一月，章学诚这位一代史学大家，溘然病逝，得年63岁，安葬于山阴芳坞。
五
章学诚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江湖疲于奔走”，却“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清史稿》说“学诚好辩论，勇于自信”，“视唐宋文体，夷然不屑”。章学诚用毕生精力撰写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论著，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齐名，倡六经皆史，力主史意，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向高峰，并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章学诚是方志学之祖。他从27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就着手撰写方志论文。他从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的20年间，陆续纂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预修有《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志》等。《清史稿》认为，这些志书，“皆得体要，为世所推”。纂修志书的同时，他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文，悉心研讨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章学诚关于方志学的见解，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点:
首次提出“志属信史”的观点，对地方志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方志的性质；力排陈说，提出了“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为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将方志纳入史书范围，认为史书与志书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他说——
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他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其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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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王振羽
王振羽，国家一级作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文章来源：《南京史志》 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
审核、发布： 朱振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