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中國曆史上的傑出史學理論家，有《文史通義》《校雠通義》等傳世，被稱作是中國古典史學的終結者，有“浙東史學殿軍”之譽；與此同時，他還是中國方志學理論的創始人，主修了《和州志》《永清縣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書，創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義例，是中國曆史上當之無愧的方志學泰鬥。
一
乾隆三年（1738年），章學誠出生于浙江會稽東鄉，也就是今日紹興上虞的道墟鎮。他原名文镳，字實齋，号少岩，其先祖自福建遷入浙江。章家族祖章慎一，在元代末年本躬耕于垅畝，看天下紛亂，便聚衆起事，有澄清天下之志，後見朱元璋大功即将告成，便急流勇退，歸家農耕。到了清代乾隆時期，章氏一族人丁繁衍，已有萬餘。章學誠祖父章如璋，為一喚做候選經曆的小官，家有藏書，史載他——
章學誠的父親章镳，少孤，先祖遺書散失，但他讀書不辍，是乾隆七年（1742）進士，乾隆十六年始任湖北應城知縣。據說，章镳——
章學誠緬懷其父親章镳生前行狀，有這樣的文字叙述——
由此可見，章學誠大體上也算是書香門第，家學淵源有自。
二
章學誠幼時多病，資質魯鈍，記憶力尤差，“日誦才百餘言，辄複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業四子書”。但其父親章镳勤于治學，對其能循循善誘。十四歲的章學誠跟随父母離開浙江，前往應城。此時的章學誠，童心未歇，盡管父親為他延請擅長舉業的塾師，可他不肯習作應舉之文，而喜歡泛覽群書，興趣趨近于史學。他曾試圖取材于《左傳》《國語》等書，改編為紀傳體史書，名日《東周書》，暗自經營了三年之久，被館師阻止而作罷。當時他“自命史才，大言不遜”。然而，基本功較差，“于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嘗一得當也”。章镳因故罷官後，十餘年間輾轉于湖北應城和天門兩縣書院，舌耕艱辛，自不待言，唯有寄希望章學誠能夠争取功名。而章學誠年歲漸長，“稍知人世艱難，反顧其業，未有可以應世用者”，他不得不走科舉考試當時這條讀書人的唯一一進身之階。
| 古代科舉考試
乾隆二十五年（1760），23 歲的章學誠首次赴北京應順天府鄉試，铩羽而歸。隔一年再赴鄉試，又名落孫山，于是就學于國子監。此後在京師大學土朱筠門下，得以盡覽其豐富藏書，并與往來朱門的名流學者研讨學術源流及異同，學業大進。乾隆二十八年夏，章學誠請假出都，省親湖北，其時，其父章镳正在天門書院做講席。次年冬，章镳主持編纂《天門縣志》，年方27歲的章學誠參與其中，還寫了《修志十議》一文，對編修方志提出了十條系統的看法。
其主要觀點：一是志乃史體，是以“體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編寫應仿照紀傳體史書，并提出“藝文”部分不能濫入詩文，詩文應另編文選作為志書的輔佐等建議；二是方志應當“可為國史取材”，是以必須“詳贍明備、整齊劃一”。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以儲存有關資料；三是編寫方志應有所“創特”，“非苟然為者”，使之不僅為一邑之書，而“實為天下之書”。這些見解，是章學誠博覽群書，大量參閱古今方志，并加以認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觀點，卓然而立，新人耳目。由此可見，章學誠在編修方志領城已經具備了較高的學術造詣。章學誠從此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認識，這使他在此後的修志活動中能夠密切結合其史學研究，為建立自己的方志學及史學理論開拓了廣闊前途。
三
乾隆三十年（1765），章學誠到京師第三次應順天府鄉試，依舊黯然落榜，卻認識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位知音沈業富。經沈業富介紹，章學誠不久便正式拜投翰林院編修朱筠為師。當時京城，朱筠與沈業富、翁方綱、張曾敞有所謂學界“四大金剛”之譽。
| 朱筠
章學誠得到朱筠幫助甚多，他也不負所望，極為刻苦用功，讀書購書不辍。京師數載，他還曾去拜訪過戴震。戴震，字東原，是乾隆年間一流學者，經學考據大師，也是傑出思想家。戴震的言論對章學誠震動很大。戴氏的治學途徑是：“是以明道者，詞也；是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也就是說，必須通過訓釋字句以解經，才能進而明道，即得出理論上的認識。戴震初見章學誠，便以權威的姿态教誨以治學途徑，自稱——
這一番議論，緻使學識未深、一向疏于訓诂考證的章學誠陷于沖突與彷徨之中，自覺“我輩于四書一經，正乃未嘗開卷，可為慚惕，可為寒心”。這種心情，明确表露于章學誠在乾隆三十一年的《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之中。是堅持原先“别出意見，不為訓诂牢籠”的獨自治學道路?還是改弦更張，從事經史考據？章學誠必須作出抉擇。
乾隆三十二年（1767）秋，眼看“日月不居，坐成老大”，章學誠迫于生計，接受了修撰《國子監志》的委任。乾隆三十三年，章镳卒于應城之後，全家有十七、八口皆來北京，章學誠又要做學問，又要養家糊口，又要參加科舉考試，生活重擔越發沉重。他隻得寫信請求老師朱筠幫助他尋求編書之職，“此直生死之關，夫子大人，當有以授之”。其境遇窘迫的程度由此可以想見。乾隆三十六年秋，朱筠提督安徽學政。章學誠跟随朱筠一道離京，到了安徽太平使院。章學誠出都後的第二年初，又經朱筠介紹，應和州知州劉長城之邀，編修《和州志》，這是章學誠生平第一次獨自運用自己提出的方志理論進行實踐操作，很可惜，書稿剛成，朱筠調離，修志之事，半途而廢。章學誠隻好将志稿别存為20篇，今存于《章氏遺書外編》。
乾隆四十二年（1777），章學誠再鼓餘勇，硬者頭皮、下場一搏，終于蒼天有眼，鄉試中舉。翌年，好事再來，終成進士。但歲月消磨，雞肋餘溫，這一年，章學誠已到不惑之年。此時，他的父親章镳去世已經十年了。章學誠痛切地說道：晚登甲第，痛先君子不及見也。章學誠中進士之後，得授國子監典籍，但他自以為“迂疏”不合世用，不願入仕，曾先後主講定州定武、保定蓮池、歸德文正等書院，又應邀到永清，續修《永清縣志》，他傾心用三年之力，大功告成，赢得口碑。章學誠在編修《永清縣志》的同時，又完成《校雠通義》一書，這是章學誠一生最為得意的著作之一。
四
乾隆五十二年（1787），已到半百之年的章學誠，終于在困頓無助之中，得到了一個知縣職位。但章學誠猶豫再三，最終還是放棄了，他在一首詩中表明心迹——
章學誠決心下定，以學術為志業，他在朋友引薦之下前往河南汴梁，投書河南巡撫畢沅，這就是著名的《上畢撫台書》，欲借畢沅之力編纂《史籍考》。次年，章學誠就前往歸德，主講歸德府文正書院，并在畢秋帆大力支援之下，在開封啟動編纂《史籍考》工作。但由于畢沅遷任任湖廣總督，《史籍考》的編纂迅即陷人僵局。無奈之中的章學誠，于乾隆五十五年到武漢入畢沅幕府，協助編纂《續資治通鑒》，同時繼續編纂《史籍考》。
乾隆五十九年（1794），漂泊異鄉四十多年的章學誠傳回故裡。嘉慶四年（1799），乾隆去世，和珅垮台。已經62歲的章學誠雖然已經“華發盈颠，兩耳重聽”，但還是老骥伏枥，寫成《上執政論時務書》《上韓城相公書》《再上韓城相公書》《三上韓城相公書》《上尹楚珍閣學書》《與曹定軒侍禦論貢舉書》等政論文章，慷慨陳詞，溢于言表，并一再申明他“惟以文墨度窮，豈别有希冀?可為世用，自可涼無幹進之嫌”。
嘉慶五年（1800），章學誠雖然貧病交迫，雙目失明，仍舊手不停揮，《浙東學術》《邵與桐别傳》等文即在是年完成。蕭山汪輝祖在其《病榻夢痕餘錄》中說：是年春，章學誠“病瞽，猶事論著，倩寫官錄草。”嘉慶六年夏，章學誠又為汪輝祖作《豫室志》，“中有數字未安，郵筒往反，商榷再三。稿甫定而疾作，遂成絕筆”。這一年十一月，章學誠這位一代史學大家，溘然病逝，得年63歲，安葬于山陰芳塢。
五
章學誠一生颠沛流離，窮困潦倒，“江湖疲于奔走”，卻“撰著于車塵馬足之間”，《清史稿》說“學誠好辯論，勇于自信”，“視唐宋文體，夷然不屑”。章學誠用畢生精力撰寫了《文史通義》《校雠通義》《史籍考》等論著，其《文史通義》與唐代劉知幾的《史通》齊名，倡六經皆史，力主史意，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推向高峰，并為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雙璧”。
章學誠是方志學之祖。他從27歲起随父纂修《天門縣志》，就着手撰寫方志論文。他從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的20年間，陸續纂修或參修的志書有《和州志》《永清縣志》《大名縣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預修有《麻城縣志》《常德府志》《荊州志》等。《清史稿》認為，這些志書，“皆得體要，為世所推”。纂修志書的同時，他寫出了《方志辨體》《方志立三書議》《記與戴東原論修志》和《修志十議》等文，悉心研讨方志淵源性質、體例、功用及編纂方法，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的方志理論。章學誠關于方志學的見解，歸納起來，大緻有這樣幾點:
首次提出“志屬信史”的觀點，對地方志的性質作了科學界定，明确了方志的性質；力排陳說，提出了“志乃史體”“志乃史裁”“志屬信史”“方志為國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張将方志納入史書範圍，認為史書與志書具有同樣的性質和作用。他說——
章學誠方志編纂思想的重心有過兩次轉變，從關注方志的藝文著錄轉向關注如何儲存地方掌故，從企圖在方志書志部分儲存掌故轉向方志”志”體與掌故分立。他在總結前人修志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三書”“四體”“方志辨體”和建議州縣“特立志科”等重要觀點，創立了方志學，進而奠定了其在清代史學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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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王振羽
王振羽，國家一級作家、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副總編輯。
文章來源：《南京史志》 南京市地方志辦公室提供
稽核、釋出： 朱振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