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傅斯年称之为“三百年来唯一人”。
1890年7月3日，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
祖父陈宝箴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他被曾国藩称为“海内奇士也”。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是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
父亲陈三立是诗坛泰斗，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中举后，历任吏部行走、主事。
辅佐自己的父亲推行新政，结交和扶持了康有为、梁启超等著名人物。
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
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
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
1910年开始，12岁时的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著名的巢鸭弘文学院。开始了断断续续的留学生涯！三年后因患足疾回国治疗。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
一毕业，他就踏上了欧洲游学之旅。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就读。
留学日本时的陈寅恪（中）
1925年混乱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但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清华成立了国学研究院。
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进行大学改制，决定设立国学研究院，并听取胡适建议，采用宋、元书院时期的导师制度，由吴宓担任研究院主任，聘请大师，主持筹备事宜。
陈丹青画作《国学研究院》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到清华大学任教的第一天，他先是送给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陈寅恪上课非常有特色，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书上有的我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自己讲过的我不讲。”人们称之为“三不讲”教授。
果真他一张嘴，学生就彻底服气了！
他的学问纵横古今、贯通中西。他迅速掀起了一阵“陈寅恪热”。校内校外的学生都慕名而来，而且经常这些学生一转头，发现自己的教授们，竟也坐在后面的位置上，听得入迷。吴宓教授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哲学专家冯友兰，朱自清等，高水准的教授都跑来听他讲学。连远在城内沙滩的北大学生也成群结队，穿过西直门，慕名跑去偷听。那时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常有土匪出没打劫，甚至不惜杀人越货，铤而走险。即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意冒险出城，常常是人手操着木棍铁器成群结队而行。于是，就有了这样奇特的一幕：在陈寅恪上课的教室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兵器”。
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也说：“听他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因此，学生们尊敬地称呼他为：“太老师”、“教授的教授”。因为他出身名门，又富有学识，学生们还称他为“公子中的公子”。
陈寅恪字迹
他学术了得，而转眼间，已经三十好几了，除了他的父亲为他的婚姻大事着急
他的好友赵元任也为他着急。
在赵元任等人的撮合下，他和清末名人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相识了。
才子遇佳人，相见恨晚。
青年唐筼
一家人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最令他痛心的是，在战乱中，他视为宝贝的书籍文稿都被毁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的命运也如无根之萍，四处漂流。抵达联大时，他的右眼就再也看不见了，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视物！
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任教，突然警报响起，日军要轰炸了！1939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院的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
这年暑假，陈寅恪携家人前往香港，准备渡海赶赴伦敦，却不料欧洲战火突起，航海中断，英国之行遂为泡影。他被迫暂居香港。
1939年夏，陈寅恪全家在香港寓所
1944年12月12日的清晨，陈寅恪睁开双眼，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了。
失明后陈寅恪在自家阳台授课
陈寅恪，1964年，已是如此光景
1969年，因为“工宣队”看中了这座楼房，要用来作指挥部。中山大学造反派，勒令陈寅恪搬出住了十六年的家，强迫他搬到连乞丐都不住的地方，众人别出心裁，发明了一种新的摧残手段：把高音喇叭放到他的床底下。美其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此时陈氏已病得连吃一点儿汤水类的“流食”都已困难，瘦得不成人形，有少数亲友偷偷登门看望，见他躺在病榻上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只是眼角不断流泪。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陈寅恪心力衰竭，溘然长逝，离世时，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是眼角不断流泪。11月21日晚，陈寅恪的妻子唐筼也追随九泉之下的丈夫而去。当陈寅恪写下“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或许已想到，他也将同王国维一样，为守护这一永恒的信念将付出一生的代价。
当别人为得名声，而争文凭之时，他却视文凭为废纸，潜心治学；当别人趋炎附势，追逐荣华富贵之时，他却恪守自己的心，不愿从政；他保持了一个真正学者应有气节，也坚守了自己最珍贵的精神角落。“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他最坚守的信念，也是他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