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回忆弃学从军：我终于考进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

1924年初，学校进行了学期期末考试。我的运气不错，4门课居然考了4个100分，成绩名列榜首，心中好生得意。

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位同学在住处谈笑，商议着放假期间各自回家过年的事情，其中有位同学突然插言道："你们听说了吗？孙中山要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已经派人到湖南来招收学生了！"我心中一动，忙问："此话当真？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位同学说是听别人讲的，并无准确根据。这件事大家说说也就过去了，我却认为事出有因，不一定就是虚传，因此放弃了回家度假的打算，专心打探消息，寻找机会。果然，过了月余，这方面的消息愈来愈多，据传在广州的程潜将军最近秘密派人到湖南招军校生，好多人已经走了。焦急间，猛然想起我在长沙工业专科学校附中读书的好朋友王尔琢素有从军之志，也许会有办法，何不找他商议一下呢？王与我不仅是石门同乡，还是亲戚，又是石门中学同学，从小就在一起玩耍，一直很要好。到长沙后我们也见过几次面。我想倘能找到他，争取两人一起行动，我的胆气就更壮了。于是，我匆匆跑去找他。可寻遍了他的学校和住处，也不见其人。经反复询问，他的一位同学才悄悄告诉我，王尔琢已在几天前偷偷动身去广州了。这下我更急了，心里埋怨王不该不同我打个招呼就独自出走。其实，王尔琢那时很可能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或青年团组织，大概是根据组织意图秘密去广州投考军校的。

王尔琢一走，我再也坐不住了。事不宜迟，我决定不再坐失机会，直接投奔到广州去报考军校。虽然长沙与广州路途遥远，我对广州的情形一概不了解，更无把握一定能考取军校。但我认定广州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政权所在地，军校是中山先生创办的，自然也是干革命的，这正是我投身革命、参加军队以图救国的绝好机会，纵有千难万险也不能轻易错过。至于到广州后考不取军校怎么办？这个我也想好了，此次是有进无退，倘考不取，我宁肯到广东的营盘中当兵，也决不再回长沙。决心既定，此后一连几天，我都在暗中做行路准备。

当时的商专校长名字叫任凯南，是我兄长在岳麓山地区读"留学预备科"时的同学，平时对我常加关照。他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计划，特别把我叫去劝阻道："郑洞国，你的学习成绩不错，现在怎么偏要去弃学从军呢？况且目下广东很乱，你跑到那里很不安全，还是不要去冒这个风险罢。"我见事情不好再隐瞒，索性就将自己欲从军救国的志愿和决心恳切地表白了一番。他见我意甚决，遂好心提议："倘你一定要走，须先同家人打好招呼，不要不辞而别；在商专的学籍也最好保留着，万一考不取军校最好再回来继续读书。"我只求学校在此事上不加阻拦，所以对校长提出的要求均一一点头答应。

两三天后，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唯独路费尚无着落，当时能资助我去广东的亲人只有兄长一人，但此时他已离开省城到安乡出任厘金局局长，一时无法找到他，我为此非常焦急。说来也巧，正在我彷徨无计之际，事情却出乎意料之快地解决了。某日晚，我正在住处房中闷坐，忽听门外有人唤我名字，出外一看，竟是我的兄长站在院中！原来他是到长沙办公事，顺便到学校来看望我。此时能见到兄长，无疑是旱苗得雨，我高兴得扑过去紧紧抱住他的臂膀。也许是我因情绪过分激动而有些反常，兄长略显诧异地看了看我，才随我一同走进房中。兄长刚一坐定，我便迫不及待地将欲去广州报考军校的打算一股脑地告诉了他，并请他帮助解决路费问题。兄长听着听着脸色便沉了下来，很干脆地表示不赞同我到广东去。我深知兄长的脾性，遂采用"磨"的办法，从我自幼对中山先生的崇敬，以及中国面临着的内忧外患的时局，一直讲到我立志从军救国的愿望。这样一直"磨"到深夜。兄长本来对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就怀有好感，又见我的态度极为坚决，知道不好劝阻我，乃叹气道："幺弟，不是我非要阻拦你，只是父亲尚在堂，你又是个有妻室的人，如果在兵荒马乱中出了意外，我作为兄长的负不了责任呀。"我一见他态度有所松动，忙说："这事与哥哥不相干，去广东是我自己要去的，就是果真出了什么事情，也是由我自己负责，您不必为此担心。"兄长沉吟了半晌，仍面带难色地说："不管怎样，钱我还是不好给你。这样罢，你需要用多少钱，可先向同县的覃海吾先生去借，以后由我还他好了。"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那位覃先生在省政府某厅当科长，我与他也认识，所以第二天下午便按兄长的吩咐去找他，果然借得了60块光洋。我心里明白，这笔钱不过是兄长预先托覃某转交给我的，这样既可资助我之急需，又可避免让他担责任。我心里不由暗暗佩服兄长办事的周到。解决了盘缠问题，我如释重负，心早飞向了广州。

4月中旬，我告别了兄长和学校，离开长沙上路了。与我同行的，还有石门同乡陈聪谟和伍效德、伍俊德堂兄弟二人。我们一行人先到武昌，再换船去上海。在上海因一时买不到去广州的船票，只好先找了家旅馆住了下来。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商业城市，比起长沙要繁华多了。我们四人初到此地，人地生疏，不敢出去乱跑，便整天蹲在旅馆里消磨时光。那陈聪谟性情活泼，也喜玩耍，耐不得这般寂寞，就跑出去买了一副麻将牌，拉上我们一起玩。

两天后，我们终于买好了去广州的船票，兴冲冲地上路了。上船前，陈聪谟还没忘了带上麻将牌，说是在船上还可以消遣消遣。岂知一上船，我们那高兴的劲头都没有了。原来我们买票时图省钱，住的是船的底舱，这里本是堆放货物的地方，现在塞满了人，里边肮脏污浊，拥挤不堪，人还未进去，一股刺鼻的汗味、酒气和烟草味混合在一起的臭气即由舱门口扑面而来，令人恶心不止。及至船一开动，颠簸得很厉害，不少人晕船，又呕又吐。弄得舱中空气更加污浊。我们四人中，伍氏兄弟吐得最厉害，后来几乎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光了，一路牢骚不止。尤其是伍效德，家中颇有些钱财，平日安逸惯了，哪里吃过这般苦，看上去人未到广州，心已冷了许多。我虽未呕吐，却也感到头晕目眩，胸中郁闷。唯陈聪谟不太晕船，一路仍旧说说笑笑，样子很乐观，甚至还想在船上凑角打麻将。入夜，水面上似乎没有一丝风，船舱里更觉燥闷，我们身上的衣服不断被汗水湿透，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难受异常。我仰面躺在舱板上，气闷得无法入睡，心里老是嫌船行得太慢，恨不得一步就能跨到广州。

我们在船上苦熬了约三四天。行程的最后一天上午，船在香港靠岸停留了一下。那时香港远没有现在这般繁华，我们亦无心观赏市容，仅在码头附近的小吃摊上买了些食物，透透新鲜空气，便匆匆返回船上。当天中午，船总算在广州靠了岸。我们下船后即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徒步来到市区一家叫做"华宁里"的小旅馆住下。这家旅馆是湖南人开的，食宿比较便宜，过往的普通湖南客人都喜欢住在这里。

当时广州市内的秩序较乱。我们四人刚在旅馆里安顿下来，店里的伙计便来关照，叫我们早晚不要出去乱跑，免出危险。据说就在昨天晚上，有人在这一带抢劫了一个士兵的枪械，今晨有一队兵士赶来报复，抓走了几名"嫌疑分子"，搅得人心惶惶。与我同路的伍氏兄弟两人本来在路途中已经有些心灰意冷，听到广州如此动乱，更泄气了，倒在床上不做声。

吃过午饭，我和陈聪谟正在房中商议着如何出去打探军校招考消息，忽听有人在院内说话，声音好熟悉。我隔窗一望，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此人正是王尔琢。他乡遇故人，我们都为这个巧遇感到极为高兴。与王在一起的，还有两位朋友。其中一位中等身材、眉清目秀的青年名叫贺声洋，也是我在石门中学读书时的同学；另一位生得矮矮胖胖，年纪略大些的叫黄鳌，是湖南临澧县人。大家都为投军而来，志向相同，所以也都一见如故。

据王尔琢介绍，他们当中黄鳌到广州最早，已通过军校考试录取了，他和贺声洋幸好赶上最后一批报名。目前军校第一期的报名已经截止，他建议我们留在广州等待军校第二期招生。这个消息使我大失所望，深悔当初未能早动身几日，以至错过时机。正难过间，默坐在一旁的黄鳌慢吞吞地说："既然郑洞国如此心切，我倒有个主张，不知能否试试？""什么主张？请黄兄快讲！"我忙问。原来黄鳌初到广州时，担心一次考不取，先后报了两次名。现在他已被录取，却还空着一个名额，建议我顶着他的名字去考试。我想了想，觉得除此也无他计，就决定大胆冒名一试。

数日后，考试的日期到了，我顶黄鳌的名字与王、贺二人一起参加了考试。考试的科目只分语文、数学两科。校方大约考虑到前来应试的有相当数量是工农青年，所以考试的题目都不难，我不很费力就答完了卷子。

又过了几天，军校张榜公布录取名单，结果我和王尔琢、贺声洋都考中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我们高兴得搂抱在一起，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热泪。就这样，我终于考进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从此开始了24年的戎马生活。

与我同来广州的陈聪谟、伍效德、伍俊德三人这次都没有机会报名参加考试，不久即返回湖南。伍氏两兄弟经过此番折腾，对报考军校一事就再也没有什么兴趣了。唯陈聪谟不甘心，以后再度来广州，终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三期。

【郑洞国，1903年1月13日—1991年1月27日，字桂庭，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933年率部参加了长城古北口抗战，“七七事变”后，相继率部参加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捷、鄂西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战役，屡创敌顽，战功卓著；1943年调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率部会同盟军收复缅北，扬威国外；1945年回国，历任第三方面军副司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代总司令等职，1948年于辽沈战役的重要时刻，脱离国民党阵营。建国后，他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第五、六、七届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祖国建设与统一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