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童年生活
1903年1月13日，我出生在湖南省石门县商溪河畔南岳寺的一个农民家庭里。
我的父亲名叫郑定琼，原也靠下田耕作为生，中年以后因患腰疾，不堪重体力劳动，只好将田地交给家中的一两位帮工去耕作，他自己又去学了些裁缝手艺，赖以贴补家用。不过，也许是因为半路出家，他裁剪衣服的手艺一直不很高明。我的母亲陈英教，也是农民出身。她是一位中国传统的旧式劳动妇女，为人善良、勤劳俭朴。听人说，她在生我的一位姐姐的当天，产前还在厨灶旁劳作。从同我父亲结婚，一直到她去世，母亲几乎没有生活过一天安闲舒适的日子，艰辛操劳了一辈子。
在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末。长兄郑潼国（表字秦农），年长我14岁。此外还有三位姐姐：郑先梅、郑芷梅、郑尽梅。
石门地处湘西北山区，与临澧、桃源、慈利、大庸等县相邻。那一带山林茂密、物产丰富，风景亦十分秀丽。但因交通不便、环境闭塞，一些农副产品，如桐油、茶叶、板栗、竹藤制品和矿产等很难大批外运。再加上耕田瘠薄，常有水旱灾情，以及官府的重重盘剥，农村百姓的生活十分清苦，一般农民辛劳一年，勉强糊口已属不易，若遇大的天灾人祸，便只好出卖田地、牲畜，为人帮工过活了。
当时，我家有祖传老屋六七间，田地近三十亩。年成好时，可岁收谷四五十石（按当地标准，每石谷折合一百一十市斤左右）。这在乡间也算是小康之家了，不过全家也是仅得温饱而已。
我出生时，母亲已是43岁，由于营养不良，体弱多病，根本没有奶水，只好用米粉制成的面糊喂养我。所以我一直到二十余岁，身体都很瘦弱，时常生病。倒是后来的长期军旅生活，才使体魄逐渐强健起来。
我记事以后，家境愈来愈不好，父母和我们几个孩子，穿的都是自制的粗布旧衣，日常饭食也大多是番薯丝和糙米混合在一起的杂合饭。只是到了农历春节的时候，母亲才悄悄给我们塞上几个压岁钱，我们可以用它买些爆竹、麦芽糖之类的东西。遇到年景稍好时，母亲偶尔还会扯上几尺洋布，给我们缝件新衣，再做双新鞋，那便会让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过年，在乡间是件很大的事情。每年一进入腊月，家境稍好的人家便开始忙着磨豆腐、做糯米糍粑、杀猪宰鸡、熏制腊肉，或到附近集镇上采办过年物品，等等，一片热热闹闹的气象。在外谋事的人们，也陆续回乡与家人团聚。这期间，无疑更是我们这些无忧无虑的小孩子们最快活的时光了，不仅可以穿上新衣，吃到平常很难吃到的肉食、点心和糖果，还可以乘着大人们忙着准备过年，尽情地到处嬉闹。除夕晚上，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一年中最丰盛的年饭。饭前，照例要由父亲说几句话。他的"致辞"很简单，年年都是这样两句话："有朝一日时运转，朝朝暮暮像过年。"直到今天，这两句话我还记得很清楚。年饭吃过后，我们小孩子们就急急忙忙跑到房子外面放爆竹。夜深时，再随长辈们去祖坟上祭祖。祭祖仪式结束后，胆子大些的男孩子便打着灯笼，在山坡上跑来跑去地捉迷藏，这样玩耍一夜也不觉困倦。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我们一早便要随着大人给族里的长辈磕头拜年。磕头自然也不是白磕，无论到了哪一家，主人都不免要招待吃饭，或给一些点心之类的东西吃。这种快活热闹的日子，一直要过了正月十五才能结束。所以，儿时的我老是盼着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是我一年中最欢快的日子。
我的父亲是位很重视传统礼教的人，为人严峻刚正，性情亦十分倔强。他最恨嫖赌等坏习气，一发现族内有这种事便要干涉，所以族内的晚辈和青年人都很惧怕他。他对于子女的训诫也是极严的，在我们面前通常是板着脸，很少见他笑过。不过，父亲与当时乡间农民不同的地方，就是思想比较开明。他自己曾读过两年私塾，粗通文墨，也喜欢读书。他认定人只有读书才有出息，因此尽管家中经济拮据，他还是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地供兄长和我读书，希望我们学成之后，能出去做事，光宗耀祖。我的兄长郑潼国就这样一直读完湖南岳麓山地区的"留学预备科"专科学校，随后赴日本留学可惜不久即因清政府取消官费而被迫中途辍学，以后就回到家乡教书。不过，父亲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相当严重的。比如他对两个儿子的文化教育十分用心，至于其他三个女儿则马虎得很。虽然经济条件不够是原因之一，但实际上他压根就认为女孩子没有用，而且长大嫁人时还要赔上一大笔嫁妆，更不上算，哪里还肯花本钱供女孩子读书？顺便提一下，父亲给我后两个姐姐起的名字分别是"芷梅"、"尽梅"，即取"止"、"尽"之意，从中可看出他是不希望多生养女儿的。其实，这种封建思想在当时的农民头脑中普遍存在，不止父亲一人，故那时乡间溺死女婴的事时有所闻。
自我6岁起，父亲开始亲自教我读书。我的启蒙读物最初是《三字经》、《千字文》等，以后又读《论语》等书。每天早饭后，父亲即端坐桌旁，高声唤道："幺儿，过来读书！"我闻声便赶紧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前，垂手站好，倘稍迟延一下就要挨骂。父亲教授的方法是先由他自己将课文朗读一遍，然后再将书中生字逐一教我识别、书写。这样反复进行几遍，他便叫我在一旁默写、默读，自己则吸着水烟袋，闭目养神，过了一会儿再将我叫过来考问。我幼时天资并不聪颖，加上书中文字多很怪僻，意思更难弄懂，因此学起来不免相当吃力。父亲的态度十分严厉，每当他对我的学习效果不甚满意时，便拿起预先放在桌上的竹篾片，朝我头上抽打几下，我虽感到疼痛，但不敢哭叫，只能默默地流着泪，规规矩矩地站着重新聆听父亲提出的教正。那时的读书，对我来说远非是愉快的事情，每天的学习都使我战战兢兢，如坐针毡。直到末了父亲挥挥手说："好了，今天就到这里罢！"我便像得了大赦令一般的飞奔出房外玩耍。当时我年纪太小，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父亲的苦心。
我8岁那年，父亲把我送人乡间的私塾就读。先生是我的一位本家兄长，国学的底子不错。他待学生很严格，不过不像父亲那样常常打人，生气时至多是将顽皮的孩子申斥几句，偶尔也用戒尺打几下手板。或许是我在父亲身边已有了些文化基础，抑或是私塾先生不似父亲那般严厉，我对到私塾读书反倒觉得轻松了不少，学习也有了些兴趣。两年间，我先后读了《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其中有些内容我至今仍能成段地背诵，这些充满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礼义纲常的旧国学，对我后来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就在这一年秋天，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义，由此导致了清朝皇帝逊位，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这就是有名的辛亥革命。那时我年纪尚幼，一时还无从理解这次伟大革命的深刻历史意义。不过，由于我的兄长郑潼国一直在外读书，又去过日本，接受的新思想较多，每逢回家省亲，他都免不了要向家人及乡邻们讲些有关清朝政府卖国、误国，以及孙中山先生领导同盟会闹革命的事情。讲到激愤处，常常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对于兄长讲的这些事情和道理，我并不全懂。但当时兄长在我眼中简直是个大学问家，他说的话我都相信，尤其是他讲一些新鲜名词，比如"民主"呀、"共和"呀，更是让我觉得很有趣味。那时我对孙中山先生景仰得不得了，以为他一定同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赵子龙一样，是位长得又高又大、本事高强的大英雄。总之，由于受兄长的影响，我在幼小的心灵里已开始刻印下一个观念，即清朝皇帝不好，必须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中国才有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兄长无疑是我政治上的一位启蒙教师。
我刚满10岁，乡间开办了新式小学，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连忙送我转入就读。岂料这所学校竟是有名无实。学校里只有一名教员，而且这名教员除了懂些国文，对算术、音乐、体育等几乎一窍不通，最可笑的是他连算术作业的评分规则都搞不清楚，只知道给作业成绩不好的学生打上60分，成绩好的打100分。对于那些成绩极差的学生，他原本想打10分，结果不知怎的在1的后边加了两个零，也成了100分，弄得成绩好坏不分，笑话百出。至于音乐、体育等课程，在我记忆里似乎就根本没有开设过。这一年的时光差不多等于白白混过去了。以后父亲终于了解到这所学校的教学情况，气得捶胸顿足，大骂教员误人子弟，马上将我重新送回私塾读书。
二、少年求学及第一次投军
我在私塾里又读了三年书，直到1917年春天，父亲在兄长的说服下，才决意送我去石门县城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读书。这所小学是三年制，全部采用西式教学。那时我已满14岁，只好直接插入到二年级学习。可我除了国文还有些基础外，其他课程都不行。特别是算术，程度更是低得可怜，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东西根本听不懂，为此我大伤脑筋，急得寝食不安。最后无法，只有横下一条心发奋用功，每日早起晚睡，根据老师和同学的指点反复研读、演练，直到把每个题目搞通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二年，我的算术成绩在班上同学中就很不错了，其他功课也都陆续赶了上来。
我初到石门县城读书时，所需费用均由正担任石门中学校长的兄长承担。以后兄长应聘到林德轩的军队中任林氏的秘书，便无法经常资助我了（那时石门尚不能与外间通汇）。因此，供我读书的经济负担又落到了在乡间的父亲身上。可那一时期我家里的景况却在继续恶化，地里的庄稼连年歉收，母亲又因生病时常请郎中看视，弄得经济上人不敷出，以至后来我的读书费用都成了问题。有一次放暑假回家，我见到父亲整天为维持生活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临到快开学了，父亲始终不曾提到我的学费的事情。我虽然心里焦急，可望着他那张阴沉沉的脸，哪里还敢提及此事？末了还是母亲不知从哪里借来4块光洋，偷偷地塞给我。靠着这4块光洋，我省吃俭用地用了许久，但最后还是用光了，无奈只好向有钱的同学借用。那时天气已渐渐地冷了，我还没有换季的棉衣，但为了能继续读书也只好挺着。有一天，我有位在常德做县长的堂侄郑康侯（约年长我十岁）因事路过石门县城，特地前来看我。见我只穿一件破旧长衫，在寒风中不住地打抖，心中老大不忍，当即取出20块光洋，再三让我收下。有了这笔钱，才使我渡过了难关。以后，兄长从别人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心里很难过，从此他唯恐我在经济上再受窘，千方百计地设法按期支付我的读书费用。
我到石门县城读书的那一年年末，湘西一带突然闹起匪患，而且愈闹愈厉害，搅得百姓们居无宁日。有一次，一伙土匪居然打进了县城，杀掉县长，劫走了在押的匪囚。此后一连数年，石门一带再也没有安定的日子了。
就在这年冬天（1917年），经父亲的一手包办，我与邻乡的一位农家姑娘覃腊娥结婚了。其实婚事早在两年多以前就订下了，父亲一直当作一桩心事，巴不得我早日完婚。我那时年纪太小，尚不知结婚娶妻为何事，一切悉听父母安排。记得婚前不久父亲有事去我岳家做客，我正放假住在姑母家里。姑母家紧挨着深水，门口的河边上拴着一只小船供摆渡之用。我闲得无聊，便和几个孩子一起跳上船，解开缆绳，胡乱在河里游荡起来。过了一会儿，船不知怎的猛烈摇晃了一下，我没站稳，"扑通"一声栽进河里。船上的伙伴们吓坏了，一面大声呼救，一面拼命向上拉我。可我水性不好，加上河水冰冷刺骨，几经挣扎也爬不上来，周身也有些麻木了，渐渐失去了知觉。恰好这时有人路过，听到船上孩子们的哭救声，才及时把我打捞了上来。回到姑母家里，正当一家人忙不迭地为我烤换衣服、灌热姜汤的时候，父亲差人来叫我立即去拜见岳母（其时我岳父已病故）。姑母没好气地要打发他走，那人说什么也不肯，再三说父亲命我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才行。姑母得大骂，总算把他支走了。原来，按湘西风俗，女婿在结婚前夕要亲自到岳家拜望，并且住上几日，以示郑重。父亲是很遵守礼教的人，对这些事情自然看得格外重些。
也是祸不单行，几天后我去岳家时，又受到了一场虚惊。我到岳家的头一天晚上，岳母十分高兴，特地预备了不少酒菜款待。我因年纪轻，没有酒量，只喝了两小杯便有些支持不住，于是早早就安歇了。大约午夜以后，我突然被房子外面的一片嘈杂声惊醒，遂爬起来睡眼惺忪地朝外一望，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只见院子外面立着十余个手执长矛大刀的大汉，正喝令岳母一家开门。我意识到这是土匪打劫，惊慌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片刻，有七八个土匪已经破门而入，将岳母全家连同我一起赶到堂屋，为首的一个精壮汉子，将手中明晃晃的大刀朝屋角一摆，厉声喝道："莫动！站到那边去，哪个动一下我就杀了他！"我们哪里敢动？都乖乖站了过去。其余的土匪乘机涌入内室，将房中覃氏的几箱子嫁妆抢劫一空，然后扬长而去。在惊恐之余，我发现身边的一位姑娘是岳母家中从未见到者，心想这必是我未来的妻子无疑了，那姑娘也觉察到我在注视她，赶紧深深地埋下头，缩到我的岳母身后。按旧时礼教，青年男女的婚姻大事，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非到成婚拜堂之日，双方是不得见面的。但我们夫妻二人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见了第一面，真令人啼笑皆非。
事后听说，这次抢劫实际上就是我岳家家族中的人勾结外面人干的，目的仅是乘覃家女儿出嫁之机劫掠些财物，所以并未打算伤人，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我与覃氏结婚时，刚刚年满15岁，覃氏已是23岁，整整大我八岁。这在今天的青年人看来是不可想像的，但那时在湖南农村却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对家中长辈来说，娶进年纪大些的媳妇，既可增加一份劳动力，又可早日添丁进口，岂非好事？
不过，我与覃氏结婚后，彼此感情十分融洽。她与母亲的性情相仿，做事勤勉，为人谦和，一直到她1930年因病故去，我们从未相互红过脸。
1918年春，匪患未平，又添兵祸。湖南地方军队林德轩、王子彬等部在湘西一带互争地盘，彼此混战，地方时局大乱，学校也被迫停课了。到了秋天，局面稍有缓和，学校重新开课，我始得以升入石门中学继续读书。
次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激起了全国人民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的强烈不满和愤怒，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市民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石门县城虽然地处偏僻山区，却也受到了这场伟大爱国革命运动的深刻影响和震撼。石门中学的学生们在部分爱国教员的宣传鼓动下，首先起而响应，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当时的斗争矛头主要是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我和同学们几乎天天在县城游行，宣传抵制日货，并组成清查队，到各个店铺里清查日货，平日唯利是图的店铺老板们，有些是出于爱国之心，有些是慑于学生声威，此时有不少人都主动将店里的日本商品交给我们。他们见到我们这些爱国学生，一个个点头哈腰，恭敬得不得了，我们把所有商人上缴和清查出来的日货收集在一起，在街市上当众焚毁。这次运动在石门县城轰轰烈烈地持续了好长时间才逐渐平息下去。
"五四"运动是我一生中经历的第一次革命洗礼，它唤起、培养了我的朴素的爱国热情和信念，对我后来的经历影响很大。从这时起，我开始痛切地认识到，中国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军阀混战，国家残破，政治腐败，大有灭种亡国之危险。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应立志救国，解民倒悬。但对如何救国救民，我的想法却极其简单、幼稚。觉得中国之衰弱，关键在于武备不振，今后欲抵御列强欺侮，消灭各种军阀势力，非有强大武力不可。基于这个认识，我心中开始萌发了弃学从军的强烈愿望。
转眼又过了两年。某日，有人从省城长沙回来说，湖南督军赵恒惕要在长沙举办湖南陆军讲武堂，正在筹划招收学生。这个消息使我喜出望外，急忙托人在长沙打探消息，准备前去投考。也是凑巧，当时率部驻扎在湘西一带的澧州镇守使唐荣阳（石门人），有意在石门中学中选拔一批学生进入讲武堂受训，以便将来作为自己部队的骨干，乃请准在石门县城设考场招生。在我看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急忙前去应试。考试那天，由驻兵石门县城的旅长唐敬德（石门人）亲自担任主考。应试的人很多。其中多是石门中学学生和唐部官兵。考试的题目，是《论语》中子路的一段话："夫千乘之国，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当时我是怎么作的这篇文章，现在也无法记得了，总之考试结束后，我很快就被录取了。我高兴的心情简直无以言喻，顾不上与家人辞别，便跟随军队上的一些人前往长沙报到。
到了省城，情况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此时正值赵恒惕大举发兵攻打湖北督军王占元，结果反被王部击败，湘军溃回湖南，大肆烧杀抢掠，纲纪荡然。一些地方军队也乘机再度混战，搅得湖南全省糜烂不堪。在这种情形下，陆军讲武堂自然也就无法开办了。我在长沙苦等了近两月，最后见事情已无希望。且身边盘缠将尽，才垂头丧气地返回石门。幸亏当初走时还在石门中学保留着学籍，否则回去连书也读不成了。
1922年初夏，我正在学校读书，家里托人捎来急信，说母亲病重，要我速速回去料理。我闻讯心急如焚，向校方请了假，连夜徒步赶路回家。回到家中，看见母亲的病势已极度沉重，她的面色苍白如纸，浑身亦浮肿，气喘不止。见到我回来，母亲只叫了一声"幺儿"！便不停地剧烈咳嗽起来，再也说不出话来，我不由泪如雨下，抱住母亲痛哭。过了两天，我的长兄也由外地匆匆赶回。我们终日轮流在母亲榻前伺汤奉药，祈望母亲病体康复。但是，尽管我们想尽办法，母亲的病情仍在不断恶化。母亲自知病将不起，挣扎着将我们这些儿女唤至榻前，对后事一一做了交代。她除了要我们今后好生孝敬父亲，兄弟姐妹间彼此和睦相处，还特别叮嘱兄长和我，务须努力读书做事，为人亦要正直诚实，切不可贪利忘义，有负天地祖宗。母亲的这些遗言，后来确实成了我一生处世的座右铭。
大约在这一年的6月中旬，母亲终于不治谢世，享年63岁。母亲与同时代的无数农村劳动妇女一样，善良、质朴、勤劳，但一生都未摆脱生活的贫困和艰辛。
两个月以后，我从石门中学毕业了。由于慈母刚刚亡故，我没有心思继续出外求学，就回到家中。次年初，附近的磨市小学聘我去任教，教授地理和英文等课程，前后有半年之久。夏天，我感到在家乡长久待下去也不是办法，遂决定去长沙求学。那时，兄长正在长沙做事，收入较过去多些，家中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所以父亲、兄长和妻子都很赞同我的想法。于是，我收拾了一下简单的行装，带了些盘缠，即告别父亲、妻儿，只身来到长沙。
到了长沙，我先在市内一家小旅馆安顿下来，再去见过兄长，然后就在街头上留意起各学校张贴的招生启事。晚上则浏览报纸，寻找学校的招生消息，当时我考虑，报考大学本科，依我的家庭经济状况是无力负担的，不如去考那些专门学校。一来费用少得多，二来可在较短时期内学成一样特长，以便自立谋生。于是我首先报考了一家工业专科学校，却未考中。我不气馁，接着又报考了商业专门学校（今湖南大学前身），这次倒是被录取了。学习经商本非我愿，但为今后生计，此时也顾不得再去选择了。
那时长沙的物价还算便宜，每月花上3块光洋，就可以在学校附近找到包吃包住的地方。如果肯出四五块光洋，那么吃住条件就相当不错了。我因读书费用均由兄长负担，故很知节俭，只包了3块光洋一月的食宿。即使这样，也比当初在石门读书时的情形好多了，所以我还是相当知足的。
就这样，我在长沙生活、学习了半年多。
【郑洞国，1903年1月13日—1991年1月27日，字桂庭，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933年率部参加了长城古北口抗战，“七七事变”后，相继率部参加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捷、鄂西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战役，屡创敌顽，战功卓著；1943年调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率部会同盟军收复缅北，扬威国外；1945年回国，历任第三方面军副司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代总司令等职，1948年于辽沈战役的重要时刻，脱离国民党阵营。建国后，他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第五、六、七届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祖国建设与统一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