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童年生活
1903年1月13日，我出生在湖南省石門縣商溪河畔南嶽寺的一個農民家庭裡。
我的父親名叫鄭定瓊，原也靠下田耕作為生，中年以後因患腰疾，不堪重體力勞動，隻好将田地交給家中的一兩位幫工去耕作，他自己又去學了些裁縫手藝，賴以貼補家用。不過，也許是因為半路出家，他裁剪衣服的手藝一直不很高明。我的母親陳英教，也是農民出身。她是一位中國傳統的舊式勞動婦女，為人善良、勤勞儉樸。聽人說，她在生我的一位姐姐的當天，産前還在廚竈旁勞作。從同我父親結婚，一直到她去世，母親幾乎沒有生活過一天安閑舒适的日子，艱辛操勞了一輩子。
在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末。長兄鄭潼國（表字秦農），年長我14歲。此外還有三位姐姐：鄭先梅、鄭芷梅、鄭盡梅。
石門地處湘西北山區，與臨澧、桃源、慈利、大庸等縣相鄰。那一帶山林茂密、物産豐富，風景亦十分秀麗。但因交通不便、環境閉塞，一些農副産品，如桐油、茶葉、闆栗、竹藤制品和礦産等很難大批外運。再加上耕田瘠薄，常有水旱災情，以及官府的重重盤剝，農村百姓的生活十厘清苦，一般農民辛勞一年，勉強糊口已屬不易，若遇大的天災人禍，便隻好出賣田地、牲畜，為人幫工過活了。
當時，我家有祖傳老屋六七間，田地近三十畝。年成好時，可歲收谷四五十石（按當地标準，每石谷折合一百一十市斤左右）。這在鄉間也算是小康之家了，不過全家也是僅得溫飽而已。
我出生時，母親已是43歲，由于營養不良，體弱多病，根本沒有奶水，隻好用米粉制成的面糊喂養我。是以我一直到二十餘歲，身體都很瘦弱，時常生病。倒是後來的長期軍旅生活，才使體魄逐漸強健起來。
我記事以後，家境愈來愈不好，父母和我們幾個孩子，穿的都是自制的粗布舊衣，日常飯食也大多是番薯絲和糙米混合在一起的雜合飯。隻是到了農曆春節的時候，母親才悄悄給我們塞上幾個壓歲錢，我們可以用它買些爆竹、麥芽糖之類的東西。遇到年景稍好時，母親偶爾還會扯上幾尺洋布，給我們縫件新衣，再做雙新鞋，那便會讓我們高興得不得了。
過年，在鄉間是件很大的事情。每年一進入臘月，家境稍好的人家便開始忙着磨豆腐、做糯米糍粑、殺豬宰雞、熏制臘肉，或到附近集鎮上采辦過年物品，等等，一片熱熱鬧鬧的氣象。在外謀事的人們，也陸續回鄉與家人團聚。這期間，無疑更是我們這些無憂無慮的小孩子們最快活的時光了，不僅可以穿上新衣，吃到平常很難吃到的肉食、點心和糖果，還可以乘着大人們忙着準備過年，盡情地到處嬉鬧。除夕晚上，我們全家人圍坐在一起吃一頓一年中最豐盛的年飯。飯前，照例要由父親說幾句話。他的"緻辭"很簡單，年年都是這樣兩句話："有朝一日時運轉，朝朝暮暮像過年。"直到今天，這兩句話我還記得很清楚。年飯吃過後，我們小孩子們就急急忙忙跑到房子外面放爆竹。夜深時，再随長輩們去祖墳上祭祖。祭祖儀式結束後，膽子大些的男孩子便打着燈籠，在山坡上跑來跑去地捉迷藏，這樣玩耍一夜也不覺困倦。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我們一早便要随着大人給族裡的長輩磕頭拜年。磕頭自然也不是白磕，無論到了哪一家，主人都不免要招待吃飯，或給一些點心之類的東西吃。這種快活熱鬧的日子，一直要過了正月十五才能結束。是以，兒時的我老是盼着過年，因為隻有過年才是我一年中最歡快的日子。
我的父親是位很重視傳統禮教的人，為人嚴峻剛正，性情亦十分倔強。他最恨嫖賭等壞習氣，一發現族内有這種事便要幹涉，是以族内的晚輩和青年人都很懼怕他。他對于子女的訓誡也是極嚴的，在我們面前通常是闆着臉，很少見他笑過。不過，父親與當時鄉間農民不同的地方，就是思想比較開明。他自己曾讀過兩年私塾，粗通文墨，也喜歡讀書。他認定人隻有讀書才有出息，是以盡管家中經濟拮據，他還是省吃儉用，千方百計地供兄長和我讀書，希望我們學成之後，能出去做事，光宗耀祖。我的兄長鄭潼國就這樣一直讀完湖南嶽麓山地區的"留學預備科"專科學校，随後赴日本留學可惜不久即因清政府取消官費而被迫中途辍學，以後就回到家鄉教書。不過，父親重男輕女的思想還是相當嚴重的。比如他對兩個兒子的文化教育十分用心，至于其他三個女兒則馬虎得很。雖然經濟條件不夠是原因之一，但實際上他壓根就認為女孩子沒有用，而且長大嫁人時還要賠上一大筆嫁妝，更不上算，哪裡還肯花本錢供女孩子讀書？順便提一下，父親給我後兩個姐姐起的名字分别是"芷梅"、"盡梅"，即取"止"、"盡"之意，從中可看出他是不希望多生養女兒的。其實，這種封建思想在當時的農民頭腦中普遍存在，不止父親一人，故那時鄉間溺死女嬰的事時有所聞。
自我6歲起，父親開始親自教我讀書。我的啟蒙讀物最初是《三字經》、《千字文》等，以後又讀《論語》等書。每天早飯後，父親即端坐桌旁，高聲喚道："幺兒，過來讀書！"我聞聲便趕緊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前，垂手站好，倘稍遲延一下就要挨罵。父親教授的方法是先由他自己将課文朗讀一遍，然後再将書中生字逐一教我識别、書寫。這樣反複進行幾遍，他便叫我在一旁默寫、默讀，自己則吸着水煙袋，閉目養神，過了一會兒再将我叫過來考問。我幼時天資并不聰穎，加上書中文字多很怪僻，意思更難弄懂，是以學起來不免相當吃力。父親的态度十分嚴厲，每當他對我的學習效果不甚滿意時，便拿起預先放在桌上的竹篾片，朝我頭上抽打幾下，我雖感到疼痛，但不敢哭叫，隻能默默地流着淚，規規矩矩地站着重新聆聽父親提出的教正。那時的讀書，對我來說遠非是愉快的事情，每天的學習都使我戰戰兢兢，如坐針氈。直到末了父親揮揮手說："好了，今天就到這裡罷！"我便像得了大赦令一般的飛奔出房外玩耍。當時我年紀太小，無論如何也體會不到父親的苦心。
我8歲那年，父親把我送人鄉間的私塾就讀。先生是我的一位本家兄長，國學的底子不錯。他待學生很嚴格，不過不像父親那樣常常打人，生氣時至多是将頑皮的孩子申斥幾句，偶爾也用戒尺打幾下手闆。或許是我在父親身邊已有了些文化基礎，抑或是私塾先生不似父親那般嚴厲，我對到私塾讀書反倒覺得輕松了不少，學習也有了些興趣。兩年間，我先後讀了《四書》、《詩經》、《左傳》等書，其中有些内容我至今仍能成段地背誦，這些充滿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和封建禮義綱常的舊國學，對我後來一生的影響是很大的。
就在這一年秋天，革命黨人在武昌舉義，由此導緻了清朝皇帝遜位，結束了中國兩千餘年的封建統治，這就是有名的辛亥革命。那時我年紀尚幼，一時還無從了解這次偉大革命的深刻曆史意義。不過，由于我的兄長鄭潼國一直在外讀書，又去過日本，接受的新思想較多，每逢回家省親，他都免不了要向家人及鄉鄰們講些有關清朝政府賣國、誤國，以及孫中山先生上司同盟會鬧革命的事情。講到激憤處，常常是慷慨激昂，聲淚俱下。對于兄長講的這些事情和道理，我并不全懂。但當時兄長在我眼中簡直是個大學問家，他說的話我都相信，尤其是他講一些新鮮名詞，比如"民主"呀、"共和"呀，更是讓我覺得很有趣味。那時我對孫中山先生景仰得不得了，以為他一定同小說《三國演義》中的關雲長、趙子龍一樣，是位長得又高又大、本事高強的大英雄。總之，由于受兄長的影響，我在幼小的心靈裡已開始刻印下一個觀念，即清朝皇帝不好，必須推翻帝制，建立民國，中國才有希望。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的兄長無疑是我政治上的一位啟蒙教師。
我剛滿10歲，鄉間開辦了新式國小，父親知道這個消息後非常高興，連忙送我轉入就讀。豈料這所學校竟是有名無實。學校裡隻有一名教員，而且這名教員除了懂些國文，對算術、音樂、體育等幾乎一竅不通，最可笑的是他連算術作業的評分規則都搞不清楚，隻知道給作業成績不好的學生打上60分，成績好的打100分。對于那些成績極差的學生，他原本想打10分，結果不知怎的在1的後邊加了兩個零，也成了100分，弄得成績好壞不分，笑話百出。至于音樂、體育等課程，在我記憶裡似乎就根本沒有開設過。這一年的時光差不多等于白白混過去了。以後父親終于了解到這所學校的教學情況，氣得捶胸頓足，大罵教員誤人子弟，馬上将我重新送回私塾讀書。
二、少年求學及第一次投軍
我在私塾裡又讀了三年書，直到1917年春天，父親在兄長的說服下，才決意送我去石門縣城的石門中學附屬國小讀書。這所國小是三年制，全部采用西式教學。那時我已滿14歲，隻好直接插入到二年級學習。可我除了國文還有些基礎外，其他課程都不行。特别是算術，程度更是低得可憐，老師在課堂上講授的東西根本聽不懂，為此我大傷腦筋，急得寝食不安。最後無法，隻有橫下一條心發奮用功，每日早起晚睡，根據老師和同學的指點反複研讀、演練，直到把每個題目搞通為止。功夫不負有心人，到了第二年，我的算術成績在班上同學中就很不錯了，其他功課也都陸續趕了上來。
我初到石門縣城讀書時，所需費用均由正擔任石門中學校長的兄長承擔。以後兄長應聘到林德軒的軍隊中任林氏的秘書，便無法經常資助我了（那時石門尚不能與外間通彙）。是以，供我讀書的經濟負擔又落到了在鄉間的父親身上。可那一時期我家裡的景況卻在繼續惡化，地裡的莊稼連年歉收，母親又因生病時常請郎中看視，弄得經濟上人不敷出，以至後來我的讀書費用都成了問題。有一次放暑假回家，我見到父親整天為維持生活而愁眉苦臉、唉聲歎氣。臨到快開學了，父親始終不曾提到我的學費的事情。我雖然心裡焦急，可望着他那張陰沉沉的臉，哪裡還敢提及此事？末了還是母親不知從哪裡借來4塊光洋，偷偷地塞給我。靠着這4塊光洋，我省吃儉用地用了許久，但最後還是用光了，無奈隻好向有錢的同學借用。那時天氣已漸漸地冷了，我還沒有換季的棉衣，但為了能繼續讀書也隻好挺着。有一天，我有位在常德做縣長的堂侄鄭康侯（約年長我十歲）因事路過石門縣城，特地前來看我。見我隻穿一件破舊長衫，在寒風中不住地打抖，心中老大不忍，當即取出20塊光洋，再三讓我收下。有了這筆錢，才使我渡過了難關。以後，兄長從别人口中知道了這件事，心裡很難過，從此他唯恐我在經濟上再受窘，千方百計地設法按期支付我的讀書費用。
我到石門縣城讀書的那一年年末，湘西一帶突然鬧起匪患，而且愈鬧愈厲害，攪得百姓們居無甯日。有一次，一夥土匪居然打進了縣城，殺掉縣長，劫走了在押的匪囚。此後一連數年，石門一帶再也沒有安定的日子了。
就在這年冬天（1917年），經父親的一手包辦，我與鄰鄉的一位農家姑娘覃臘娥結婚了。其實婚事早在兩年多以前就訂下了，父親一直當作一樁心事，巴不得我早日完婚。我那時年紀太小，尚不知結婚娶妻為何事，一切悉聽父母安排。記得婚前不久父親有事去我嶽家做客，我正放假住在姑母家裡。姑母家緊挨着深水，門口的河邊上拴着一隻小船供擺渡之用。我閑得無聊，便和幾個孩子一起跳上船，解開纜繩，胡亂在河裡遊蕩起來。過了一會兒，船不知怎的猛烈搖晃了一下，我沒站穩，"撲通"一聲栽進河裡。船上的夥伴們吓壞了，一面大聲呼救，一面拼命向上拉我。可我水性不好，加上河水冰冷刺骨，幾經掙紮也爬不上來，周身也有些麻木了，漸漸失去了知覺。恰好這時有人路過，聽到船上孩子們的哭救聲，才及時把我打撈了上來。回到姑母家裡，正當一家人忙不疊地為我烤換衣服、灌熱姜湯的時候，父親差人來叫我立即去拜見嶽母（其時我嶽父已病故）。姑母沒好氣地要打發他走，那人說什麼也不肯，再三說父親命我無論如何也要去一趟才行。姑母得大罵，總算把他支走了。原來，按湘西風俗，女婿在結婚前夕要親自到嶽家拜望，并且住上幾日，以示鄭重。父親是很遵守禮教的人，對這些事情自然看得格外重些。
也是禍不單行，幾天後我去嶽家時，又受到了一場虛驚。我到嶽家的頭一天晚上，嶽母十分高興，特地預備了不少酒菜款待。我因年紀輕，沒有酒量，隻喝了兩小杯便有些支援不住，于是早早就安歇了。大約午夜以後，我突然被房子外面的一片嘈雜聲驚醒，遂爬起來睡眼惺忪地朝外一望，頓時吓得魂飛魄散。隻見院子外面立着十餘個手執長矛大刀的大漢，正喝令嶽母一家開門。我意識到這是土匪打劫，驚慌得不知如何是好。過了片刻，有七八個土匪已經破門而入，将嶽母全家連同我一起趕到堂屋，為首的一個精壯漢子，将手中明晃晃的大刀朝屋角一擺，厲聲喝道："莫動！站到那邊去，哪個動一下我就殺了他！"我們哪裡敢動？都乖乖站了過去。其餘的土匪乘機湧入内室，将房中覃氏的幾箱子嫁妝搶劫一空，然後揚長而去。在驚恐之餘，我發現身邊的一位姑娘是嶽母家中從未見到者，心想這必是我未來的妻子無疑了，那姑娘也覺察到我在注視她，趕緊深深地埋下頭，縮到我的嶽母身後。按舊時禮教，青年男女的婚姻大事，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非到成婚拜堂之日，雙方是不得見面的。但我們夫妻二人卻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見了第一面，真令人啼笑皆非。
事後聽說，這次搶劫實際上就是我嶽家家族中的人勾結外面人幹的，目的僅是乘覃家女兒出嫁之機劫掠些财物，是以并未打算傷人，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我與覃氏結婚時，剛剛年滿15歲，覃氏已是23歲，整整大我八歲。這在今天的青年人看來是不可想像的，但那時在湖南農村卻是相當普遍的事情。對家中長輩來說，娶進年紀大些的媳婦，既可增加一份勞動力，又可早日添丁進口，豈非好事？
不過，我與覃氏結婚後，彼此感情十分融洽。她與母親的性情相仿，做事勤勉，為人謙和，一直到她1930年因病故去，我們從未互相紅過臉。
1918年春，匪患未平，又添兵禍。湖南地方軍隊林德軒、王子彬等部在湘西一帶互争地盤，彼此混戰，地方時局大亂，學校也被迫停課了。到了秋天，局面稍有緩和，學校重新開課，我始得以升入石門中學繼續讀書。
次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爆發了。在"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激起了全國人民對北洋軍閥政府賣國行徑的強烈不滿和憤怒，成千上萬的學生、勞工、市民在北京和全國各地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
石門縣城雖然地處偏僻山區，卻也受到了這場偉大愛國革命運動的深刻影響和震撼。石門中學的學生們在部分愛國教員的宣傳鼓動下，首先起而響應，紛紛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當時的鬥争矛頭主要是北洋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我和同學們幾乎天天在縣城遊行，宣傳抵制日貨，并組成清查隊，到各個店鋪裡清查日貨，平日唯利是圖的店鋪老闆們，有些是出于愛國之心，有些是懾于學生聲威，此時有不少人都主動将店裡的日本商品交給我們。他們見到我們這些愛國學生，一個個點頭哈腰，恭敬得不得了，我們把所有商人上繳和清查出來的日貨收集在一起，在街市上當衆焚毀。這次運動在石門縣城轟轟烈烈地持續了好長時間才逐漸平息下去。
"五四"運動是我一生中經曆的第一次革命洗禮，它喚起、培養了我的樸素的愛國熱情和信念，對我後來的經曆影響很大。從這時起，我開始痛切地認識到，中國外有列強虎視眈眈，内有軍閥混戰，國家殘破，政治腐敗，大有滅種亡國之危險。作為一個熱血青年，應立志救國，解民倒懸。但對如何救國救民，我的想法卻極其簡單、幼稚。覺得中國之衰弱，關鍵在于武備不振，今後欲抵禦列強欺侮，消滅各種軍閥勢力，非有強大武力不可。基于這個認識，我心中開始萌發了棄學從軍的強烈願望。
轉眼又過了兩年。某日，有人從省城長沙回來說，湖南督軍趙恒惕要在長沙舉辦湖南陸軍講武堂，正在籌劃招收學生。這個消息使我喜出望外，急忙托人在長沙打探消息，準備前去投考。也是湊巧，當時率部駐紮在湘西一帶的澧州鎮守使唐榮陽（石門人），有意在石門中學中選拔一批學生進入講武堂受訓，以便将來作為自己部隊的骨幹，乃請準在石門縣城設考場招生。在我看來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急忙前去應試。考試那天，由駐兵石門縣城的旅長唐敬德（石門人）親自擔任主考。應試的人很多。其中多是石門中學學生和唐部官兵。考試的題目，是《論語》中子路的一段話："夫千乘之國，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當時我是怎麼作的這篇文章，現在也無法記得了，總之考試結束後，我很快就被錄取了。我高興的心情簡直無以言喻，顧不上與家人辭别，便跟随軍隊上的一些人前往長沙報到。
到了省城，情況卻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化。此時正值趙恒惕大舉發兵攻打湖北督軍王占元，結果反被王部擊敗，湘軍潰回湖南，大肆燒殺搶掠，綱紀蕩然。一些地方軍隊也乘機再度混戰，攪得湖南全省糜爛不堪。在這種情形下，陸軍講武堂自然也就無法開辦了。我在長沙苦等了近兩月，最後見事情已無希望。且身邊盤纏将盡，才垂頭喪氣地傳回石門。幸虧當初走時還在石門中學保留着學籍，否則回去連書也讀不成了。
1922年初夏，我正在學校讀書，家裡托人捎來急信，說母親病重，要我速速回去料理。我聞訊心急如焚，向校方請了假，連夜徒步趕路回家。回到家中，看見母親的病勢已極度沉重，她的面色蒼白如紙，渾身亦浮腫，氣喘不止。見到我回來，母親隻叫了一聲"幺兒"！便不停地劇烈咳嗽起來，再也說不出話來，我不由淚如雨下，抱住母親痛哭。過了兩天，我的長兄也由外地匆匆趕回。我們終日輪流在母親榻前伺湯奉藥，祈望母親病體康複。但是，盡管我們想盡辦法，母親的病情仍在不斷惡化。母親自知病将不起，掙紮着将我們這些兒女喚至榻前，對後事一一做了交代。她除了要我們今後好生孝敬父親，兄弟姐妹間彼此和睦相處，還特别叮囑兄長和我，務須努力讀書做事，為人亦要正直誠實，切不可貪利忘義，有負天地祖宗。母親的這些遺言，後來确實成了我一生處世的座右銘。
大約在這一年的6月中旬，母親終于不治謝世，享年63歲。母親與同時代的無數農村勞動婦女一樣，善良、質樸、勤勞，但一生都未擺脫生活的貧困和艱辛。
兩個月以後，我從石門中學畢業了。由于慈母剛剛亡故，我沒有心思繼續出外求學，就回到家中。次年初，附近的磨市國小聘我去任教，教授地理和英文等課程，前後有半年之久。夏天，我感到在家鄉長久待下去也不是辦法，遂決定去長沙求學。那時，兄長正在長沙做事，收入較過去多些，家中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是以父親、兄長和妻子都很贊同我的想法。于是，我收拾了一下簡單的行裝，帶了些盤纏，即告别父親、妻兒，隻身來到長沙。
到了長沙，我先在市内一家小旅館安頓下來，再去見過兄長，然後就在街頭上留意起各學校張貼的招生啟事。晚上則浏覽報紙，尋找學校的招生消息，當時我考慮，報考大學大學，依我的家庭經濟狀況是無力負擔的，不如去考那些專門學校。一來費用少得多，二來可在較短時期内學成一樣特長，以便自立謀生。于是我首先報考了一家工業專科學校，卻未考中。我不氣餒，接着又報考了商業專門學校（今湖南大學前身），這次倒是被錄取了。學習經商本非我願，但為今後生計，此時也顧不得再去選擇了。
那時長沙的物價還算便宜，每月花上3塊光洋，就可以在學校附近找到包吃包住的地方。如果肯出四五塊光洋，那麼吃住條件就相當不錯了。我因讀書費用均由兄長負擔，故很知節儉，隻包了3塊光洋一月的食宿。即使這樣，也比當初在石門讀書時的情形好多了，是以我還是相當知足的。
就這樣，我在長沙生活、學習了半年多。
【鄭洞國，1903年1月13日—1991年1月27日，字桂庭，湖南省常德市石門縣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參加東征和北伐，是最早參加抗日戰争的國民黨将領之一，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将。1933年率部參加了長城古北口抗戰，“七七事變”後，相繼率部參加保定會戰、台兒莊大捷、武漢會戰、昆侖關大捷、鄂西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等戰役，屢創敵頑，戰功卓著；1943年調任中國駐印軍新一軍軍長，率部會同盟軍收複緬北，揚威國外；1945年回國，曆任第三方面軍副司令、東北保安副總司令、代總司令等職，1948年于遼沈戰役的重要時刻，脫離國民黨陣營。建國後，他曆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參事、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第三、四屆委員、第五、六屆常委，第五、六、七屆民革中央副主席，黃埔同學會副會長，長期緻力于祖國建設與統一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