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4年5月5日正式入学编队。第一期学生共470名，合组学生总队，邓演达为总队长，下面分编第一、二、三、四队，统为步兵科。其中第四队是由备取生编成的。至9月，又将四川省续送的20名学生和军政部讲武堂拨来的150余名学生，合组为第六队（第五队是第二期学生队号）。当时王尔琢分在第一队，我和黄鳌、贺声洋都在第二队，后来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周士第将军及原国民党将领黄维、李奇中将军等也都在第二队。
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郊区约四十华里处的黄埔长州岛，故简称黄埔军校。黄埔岛四面环水，又地处长州要塞，为广州军事重地，中山先生特地选中这个地方作为校址。
孙中山先生欲建立一个培养革命军事人才机构的愿望由来已久。他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却屡起屡败，特别是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祸患生于肘腋"，更使中山先生受到极大触动。惨痛的失败教训使他认识到，必须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作为取得国民革命胜利的保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给予中山先生以极大启示，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俄代表越飞，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林伯渠等人的热情帮助下，中山先生毅然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又在苏俄和中共党人的积极协助下，加紧筹建黄埔军校。因此，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后来在大革命时期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
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寄予了极大期望，他亲任军校总理，并委任蒋介石先生为校长，廖仲恺先生为党代表，此外，当时国共两党中的许多要人都在军校各部门中担任重要职务。如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初为戴季陶、邵元冲）；李济深、邓演达分任训练部主任、副主任（邓氏负实际责任）；王柏龄、叶剑英分任教授部主任、副主任；林振雄任管理部主任；周俊彦任军需部主任；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政治教官以共产党员为主，主要有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兼政治部秘书）、高语罕、张秋人、于树德等。还有苏俄政府派来的鲍罗廷、加伦、巴甫洛夫、切列潘诺夫等富有军事和政治经验的专家指导军校的建设。
黄埔军校自创建之初，就洋溢着生气蓬勃的革命气氛，我们一入军校大门，便望见大门上方装嵌着"革命者来"的匾额，门两侧写有"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对联，校内还张贴着许多诸如"拥护三大政策"、"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等标语，师生们高唱"国民革命歌"和"黄埔校歌"，精神焕发，充满了革命激情。
从5月初入学到6月中旬，军校主要是进行基本的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初时军校的经费十分困难，由党代表廖仲恺先生临时设法筹集，并无固定来源。因此我们的生活非常清苦，终日是粗蔬淡饭，住宿房舍亦很简陋。尤其是校内没有浴池，每人仅发一套衬衣裤，同学们在广东地区夏季特有的炎热、潮湿气候中操练，终日汗流浃背，身上的衣服湿了又捂干，干了又湿，人人身上都散发着难闻的汗馊味，非常不舒服。但大家都为投奔革命而来，没有人计较这些，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神状态。倒是那种极端紧张、严格的军事生活，使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人开始很不容易适应。每日天不亮，起床号就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大家一跃而起，飞快地穿衣、叠被、洗脸、上厕所，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一刻钟之内完成。由于厕所与宿舍相距较远，我们必须来回跑步才能赶得上时间。然后是一刻钟的开早饭时间，饭后便出操训练或上课。每天的空闲时间很少，大家总是感到时间紧张、不够用。平时教员和各队队长不仅对学生的训练、听课等项要求极为严格，就是内务方面也毫不马虎。例如早晨起床，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军毯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中间，然后将本子、笔、墨水等学习用具整整齐齐地放在毯子边上。晚上睡觉时，也要按要求将衣服脱下放在一定位置，以便夜间突遇紧急情况时，不点灯也能将衣服迅速穿好，不耽误集合时间。这些看来都是些极小的事情，但要一下子做好也是不容易的。记得刚入学不久，我就出过一次笑话。某日晨，我于睡梦中被起床号声惊醒，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衣、叠毯子。可那条毯子怎么也不能叠成上级要求的样式，我在慌乱中，不小心将整瓶墨水都碰翻在毯子上，溅了一床，后来只好报请上级又重新发了一套铺盖。不过，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我们终于还是适应、并深深喜爱上了这种严肃、紧张的军校生活。
前面说过，我是顶用黄鳌的名字通过军校招生考试的，故入学后我一直未敢道出真情，岂知我和黄鳌同学又恰巧同在一队，每日出操点名，往往是两个人同时应声而答，众皆诧异好笑。这件事对我压力很大，亦感到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某日终于鼓起勇气向区队长报告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并表示为了投身革命，这样做实出无奈，若军校认为不符合正常手续，我宁愿重新补考入学，区队长先还表情严肃地听我诉说事情原委，后来撑不住笑了起来，他要我先安心参加学习、训练，听候上级处理。上级似乎也很理解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心情，后来并未追究这件事情，只是把我的名字更改过来也就算了，这样总算搬掉了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大约在6月初，党代表廖仲恺先生来校作了一次动员讲话，要求大家加入中国国民党，以便在孙总理的领导下，共同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仲恺先生讲话后不久，我们全体同学便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这一天是我们所有黄埔一期同学终生难以忘怀的。清晨，我们近五百名师生，列队肃立在军校门前，恭迎总理孙中山先生前来参加开学典礼。上午8时，中山先生偕夫人在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张继、林森、伍朝枢、谭延闿、程潜、邵元冲、许崇智、李福林、孙科等人陪同下莅临军校。那天，中山先生头戴"拿破仑"式白帽，身着笔挺的白色中山装，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一边率先前行，一边频频向我们还礼致意。随后，中山先生在军校大操场上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向我们做了题为"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的长篇演讲。
中山先生在训示中开宗明义，首先提出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的革命有了13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的事实……这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
中山先生接着指出："中国在这13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份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我今天到此地来和诸君讲话，是要把以往的成败当作一场大梦，一概不要回顾他；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的革命军。"
中山先生站在讲台上，神态安详，目光炯炯，深入浅出地以其毕生从事革命事业所得出的深刻教训，谆谆教诲我们。讲台下鸦雀无声，师生们列队肃立，凝神静听。我因自幼就非常崇敬中山先生，此刻又是平生第一次目睹到中山先生的风采，并亲耳聆听他的教诲，心情的确兴奋极了。想到小时候曾将眼前的孙总理想像成像关云长、赵子龙一样的人物，亦不觉感到好笑。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中山先生，努力将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铭刻在脑海里。真没想到，像中山先生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讲话竟是这样通俗明了，使人一听便懂，更没有想到，革命竟是如此艰难、曲折，成立革命军队的意义竟是如此关键、重大！
在谈到如何做革命军时，中山先生又说："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据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
中山先生教导我们，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先生讲授的东西，还要善于研究和思考，学会举一反三，自己推广。尤须注重自修功夫，研读一切有关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和杂志报章，以期达到融会贯通。
中山先生还特别强调了发扬大无畏革命精神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黄埔军校在开办的时间、人数和器械上，条件均比北方官僚军阀开办的军校差得远，但由于我们有了救国救民的思想和革命的志气，就一定能够改造中国，建设一个新国家。中山先生告诫我们："革命是非常事业，不是寻常事业，非常事业绝不可以寻常的道理一概而论。现在求学的时代，能够学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没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学到老，死记得满腹的学问，总是没有用处。"
中山先生指出："……当革命军的资格……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
中山先生的这一席教诲，总结了中国革命的教训，阐明了黄埔军校的宗旨，提出了对我们的殷切期望，真似一场春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我仿佛觉得自己的思想、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那时我还是一个年仅20岁的青年学生，虽有一腔爱国热血，但当时对许多革命道理和建立革命军队的意义及宗旨，还是十分隔膜的。中山先生的长篇演讲是给大家上了第一堂生动实际的政治课，使我们开始懂得了建立革命武装对于完成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以及革命军人所肩负的救国救民的重任，也更加坚定了追随中山先生革命到底的信心和勇气。
举行过开学典礼后，军校即转入正式的学习和训练生活。与旧式军校不同，黄埔军校仿效苏俄的建军原则和制度，除在校内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外，在教育内容上亦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要求培养出既善于做政治工作，又能指挥作战的革命军官。
军事教育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步兵的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等。虽然学习属于速成性质，但我们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比较系统地掌握了从单兵训练到指挥排、连、营作战的主要军事科目。按照当时的常规，学完这些课程一般需要3年时间，我们前后却只用了半年，其紧张、刻苦程度可想而知。
当时军校采用的军事教材基本上都是由苏联顾问提供的，无论从军事理论或军事技术角度上看，内容都比较新，也很适用。但由于军事教员多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所以在课程教授中又往往沿用这两所学校的传统方法。不过，教员们在工作中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有时甚至达到十分严厉的地步。记得有一位教授劈刺的日籍教官，对我们的要求就极为严格。他自己精通技击，上课时总是先认真地讲授各种动作要领，并辅之以示范动作。经学生们相互演习后，他常常接连唤几名学生出列同他格斗，以检验学生的勇气和学习成效。我们哪里是他的对手？往往经三五个回合，便被他毫不留情地击倒在地。所以大家既敬他，又怕他。应当说，我们这些黄埔学生日后走上东征和北伐的战场，破敌攻城，屡建战功，显示出比较过硬的军事本领，除了有一股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在黄埔军校期间受到的严格的军事教育。
政治教育方面，军校以向学生传授基本的革命知识和理论为主，主要是进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也灌输一些马列主义思想。开设的课程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主义运动、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苏俄研究、农民运动、劳工运动、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等。除了这些正式课程外，军校还经常举办各种专题演讲。孙中山先生、廖仲恺先生和当时国共两党的其他重要人士汪精卫、胡汉民、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邵元冲、戴季陶等都曾在军校作过演讲。
这一时期革命思想的灌输和熏陶，在我们黄埔同学头脑中打下了深刻的革命和爱国主义烙印，使我们这些以前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比较幼稚的青年人，逐步开拓了政治视野，认清了国民革命赖以取得成功的一些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如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势力和打倒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封建军阀；坚持国共合作，唤起民众，是完成国民革命的基本条件；革命军队肩负着以武力摧毁封建军阀统治和列强在华势力，最终统一全国的重任，等等。正是基于这种革命思想的教育，才极大地唤起了我们的革命和爱国热情，并建立起一支由我们这些军校学生为骨干的、在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革命队伍。
当然坦率地说，在我们几百名第一期同学中，每个人的思想状况也不尽相同。我本人的思想当时还算是比较进步的，但仍有很大局限。譬如我对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异同就搞不清楚，根本未认识到中国革命最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虽然愿意亲近并很尊敬师生中的共产党人，但对他们的信仰和根本政治主张却了解得甚少，这也是我当时思想上虽倾向于共产党人，却始终未加入中共的原因。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一些可敬的师长和同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廖先生是孙总理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之一，是当时国民党的著名左派，思想非常革命。他坚定地贯彻孙总理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遗余力地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和合作，因而在国共两党内和黄埔军校师生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成为当时最受革命同志敬爱与拥戴的政治领导人之一。最难得的是，仲恺先生一点没有官架子，待人热诚恳切，讲话又懂得抓住大家的心理，因此同学们最喜欢同他谈话。他工作很忙，不能经常到军校来，但一来即被同学们亲热地团团围住，争着问长问短，谁也舍不得离开他。每逢此时，仲恺先生总是满面笑容地解答同学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关切地询问大家的学习、训练和生活情况。在这种无拘无束、气氛热烈的谈话中，我们往往受到很大的教益。直到今天，每回忆起黄埔军校时期的火热生活，仲恺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还常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另一位在黄埔军校同学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师长是邓演达将军。邓将军是广东惠阳人，当时不过30岁左右年纪，但其身材魁梧，举止稳重深沉，不苟言笑。平素他总是身着笔挺的军装，走起路来目不斜视，步履坚定，一副典型的军人风度，非常威严。开始我们都很怕他，以后相处久了，才知道他外表严厉，心地却极好，不仅工作认真、练达，而且待人热情诚恳，平易可亲。入学初，他兼任学生总队长，始终坚持与大家同甘共苦，一起生活和操练。邓将军对军校师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执行纪律一丝不苟。有一次，政治教官高语罕早晨起床迟了一点，他当即严肃批评了他。虽然他们之间私交甚好，但高犯了校规，邓将军毫不徇私情。这件事对师生教育很大，以后再也无人敢无故松懈偷懒。不过，若是发现谁遇到什么困难、烦恼，或是生了病，邓将军总是嘘寒问暖，亲自抚慰体贴，仿佛是待自己的兄弟手足一般，确实有一种对同志亲爱精诚的友爱精神。在我们眼中，邓将军既是一位威严的师长，又是一位仁爱可亲的长兄。我们都衷心爱戴他，特别愿意与他接近。因而他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很快成为威信仅次于廖仲恺先生的师长，受到两党同志的一致尊敬和拥护。当然，邓演达将军之所以能同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建立起如此深厚的感情，除了他这种工作认真，办事公允，严于律己，能力超群，以及他关心同志，诚挚待人等优良品质外，主要是由于他思想进步，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坚定不移地贯彻孙总理的思想和主张，满腔热情地致力于国共两党间的精诚合作，是一位与仲恺先生一样坚定的革命家。可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将军终因坚持自己的革命主张，而于1931年秋被国民党政权杀害，中国革命由此失去了一位栋梁式的人物。
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是深受同学们尊敬的师长之一。他的前任是戴季陶先生和邵元冲先生。这二人封建思想很浓厚，讲课时很少涉及中国国民革命的现实问题，却喜欢大谈封建伦理纲常那一套，把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也说成是中国传统道统﹣﹣孔孟思想的延续，大家听了都很反感。特别是邵先生，我们背地里称其为"催眠术教官"。恩来同志主持政治部工作以后，军校的政治工作焕然一新。他对军校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常常亲自讲课。那时他仅20余岁，英俊潇洒，双目炯炯有神，讲话时声音铿锵有力，简明扼要。特别是他讲课的内容深入浅出，生动新颖，颇受大家欢迎，因此在同学中威信很高。他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我们第一期同学就毕业了，我本人与恩来同志更多的直接接触，还是在稍后的东征途中和建国以后，不过在黄埔军校时，恩来同志就已经是深受我们崇敬的师长了。
军事总教官何应钦将军，也是普遍受到同学们尊敬的人。由于他常常亲自带队出操，故与我们有一定接触。何将军平时讲话不多，但为人宽厚，办事稳当，在军事上尤为内行，枪法也打得很准，使我和许多同学深为敬服。以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他成了我们的老长官，一直受到部下尊敬。
军校校长蒋介石先生是一位在我个人前半生经历中起很大影响的人，从进入黄埔军校到祖国大陆解放，我前后共跟随了他廿余年。蒋先生给人最初的印象是一位待部下威严、令人敬畏的官长。他性情严肃、刻板，十分注意仪表，平时出入军校，都身着军装，足登乌黑锃亮的长筒马靴，戴着雪白的手套，并有卫兵跟从。我们很少敢于接近他讲话，有时迎面碰上，也必须规规矩矩地远远站定，向他敬礼，待他走过后方敢行动。不过，他一般并不轻易处罚学生。我在军校时只见他发过两次脾气，一次是因军校师生换装，队长以上官佐的军服质料好一些，有位队长就此提了意见，其实也无恶意，却不知怎么触怒了蒋先生，他当众大发了一阵脾气，将那位队长关了几天禁闭；另一次是一位学生队长与几位同学闹矛盾，一直闹到校部，要求面见廖党代表解决。蒋先生答复说，廖党代表很忙，平时不在学校，他是校长，有事可对他讲，但其中一位偏执意不肯，蒋先生对此事本已不快，见那人如此固执，不禁大怒，将其痛骂了一顿，差点又关了他的禁闭。当时我碰巧有事去校部，故亲眼看到了这个场面。
在军校学习期间，我同蒋先生只有过一次私下谈话。那时他就住在军校内，几乎每星期都要找学生个别谈话。某次我与其他三四位同学一起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然后轮流进去见他。轮到我时，心中颇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应对。蒋氏见我进去，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花名册，方问："你叫郑洞国？是哪里人啊？"我赶紧立正回答说是湖南石门人。他接着问起我家中的情形，为何要来投考黄埔军校，以及能否过惯军校生活，等等，我都一一作答。他的浙江奉化口音我听起来很费力，所以不得不格外留意听他讲话。我说话时他嘴巴里"嗯，嗯"地应着，末了又勉励了我几句，就结束了这次召见，待走出他的办公室时，我才发现自己竟紧张得出了一身汗。
虽然我在军校期间同蒋先生的直接接触不多，但精神上受其影响还是不小的。一方面，由于他很注意在学生中树立校长的权威，向我们灌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等信条，使我从那时起就养成了绝对服从他的意识；另一方面，蒋先生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其事业的捍卫者，因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信赖和拥戴。大革命初期，蒋先生确实是以革命左派的形象出现的，在他那个时期的言行中，大多充满了激烈的革命倾向。例如在他对黄埔军校学生的演讲和训示中，曾多次强调国共合作对于取得国民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一再申明两党同志要亲爱精诚，共同奋斗，"谁反对共产同志，谁便是反对革命"。某次，他甚至慷慨激昂地当众宣布：倘将来有一日他有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同志之举动，则大家均可起而反对他，也可枪毙他。对蒋先生的这些话，我当时确是信而不疑的，故更加深了对他的敬仰。
总的说，在与蒋先生的关系上，我最初受着双重意识的支配：一方面基于旧的"忠孝"意识而绝对服从蒋氏的权威；另一方面则出于革命、爱国的热情和信念，将蒋氏作为革命的领导者来拥戴。在大革命蓬勃发展时期，这种双重意识背后隐藏着的矛盾并不明显。然而一旦国共两党决裂，以蒋氏为代表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时，这种双重意识便立即在我的头脑中发生了尖锐冲突，由于我个人的思想局限，结果使前一种思想意识占了上风，这是我终生引以为憾的事情。
第一期同学中，对我思想影响较大的是王尔琢、黄鳌、贺声洋三人。我们都是湖南同乡，又曾在一起报考军校，思想亦比较接近，故入军校后感情格外亲密，情同手足。每逢节假日，我们常常相约乘船去广州市区游玩，或轮流做东吃馆子。那时军校发的薪饷很少，所谓吃馆子，其实也就是每人吃碗面罢了。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上课、训练的空隙，坐在黄埔岛临江的树丛中讨论政治问题。谈话的题目一般都是当时的时局和国民革命的前途，等等。我们在讨论中难免经常发生一些争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彼此都从未因此产生过任何隔阂。那时除我以外，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身份不公开），其中黄鳌年纪最长，他不仅思想进步，为人正直，而且很有才气，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在我们中间俨然是老大哥，他的观点和看法也往往是最有分量和说服力的。应当说，那一时期我的思想比较进步，与黄鳌等人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可惜这三位好朋友均早已故去了。大革命失败后，王尔琢参加了南昌起义，后随朱德元帅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队伍会师，任红4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成为红军早期的一位杰出指挥员，不幸于1928年为叛徒杀害；黄鳌也于大革命失败后，在贺龙元帅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1929年在湘西的一次战斗中阵亡；贺声洋则听说曾去苏俄留学，回国后因犯立三路线错误而受到党内严厉处分，不久又患了肺病，他在消极中脱了党，后于30年代初因病死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每个人的变化都是很大的，其经历和结局也是难预料的，但与这三位好朋友的诚挚友谊，却始终未因岁月流逝而在我的记忆中冲淡。
除王尔琢等三人外，当时我与其他同学特别熟悉的虽不很多，但也都相处得甚为融洽。那时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很好，两党同志间确实洋溢着友爱精诚、同舟共济的团结气氛，使人处处感到革命集体的温暖。遗憾的是，后来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军校中部分思想右倾的同学开始与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进步同学产生了一些矛盾。我们毕业后，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包括已毕业者）相继成立了两个政治上对立的组织：一个是以共产党员蒋先云同学为首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个是由贺衷寒、潘佑强等同学发起的"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经常公开论战，关系搞得很僵。本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经蒋介石校长特许，在全体黄埔同学的支持、赞同下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和影响在广州的其他军校学生，免其成为军阀割据势力的工具。应当说这是一个正当合法的革命组织。蒋校长在这个组织成立时还亲自为其写了成立宣言。但此后一些右翼同学一直心怀不满，煽动说"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工具，随即于1925年冬另外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与之抗衡。1926年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先生以这两个组织违背亲爱精诚的校训，不利于同学团结为名，将其全部解散，另外成立了一个在他影响下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同学会"（简称黄埔同学会）。在这期间，我尽管既不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也未参加"孙文主义学会"。不过，由于我受革命思想熏陶较多，加上受好朋友王尔琢等人的影响，故在思想感情上较接近于前者。
总的看来，虽然同学们中出现了上述矛盾，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当时两党同志的团结合作还是主流，在后来的东征、北伐战场上，绝大多数同学均能以大局为重，齐心协力，奋勇杀敌，立下了赫赫战功。
黄埔军校创办于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一开始就引起了中外反动势力的仇视，特别是在广州的一些军阀武装，更把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滇军将领范石生甚至公开叫嚣，要派兵缴掉黄埔军校数百名学生的枪械。那时广州外有盘踞在东江地区的陈炯明势力，时时企图卷土重来；内有各省前来依附的军阀部队和广州反动商团武装，他们相互勾结，伺机起事。革命政权几乎每一天都面临着内外敌人倾覆的危险，环境十分险恶。
1924年8月，革命政府与广州商团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广州城内谣言纷起，人心惶惶。为了对付敌人可能发动的袭击，军校立即在四面环水的黄埔岛上实行了严密的警戒措施。白天我们除了照常上课、操练，还要抽出部分人员环岛修筑防御工事，夜间也要轮流担任警戒任务，防备敌人夜袭。虽然大家都很疲倦，睡眠尤感缺乏，但却无人叫苦发牢骚。我们都知道环境险恶，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故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
1924年10月，商团头目陈廉伯自恃有港英当局做后台，终于首先聚众发难，上演了一出商团叛乱事件的丑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年8月，商团武装在英帝协助下，私下购得大批枪械弹药，企图偷运进广州，以做日后叛乱之用。时孙中山先生正在韶关督师北伐，闻报后即电令蒋介石校长（蒋氏兼任长洲要塞司令）将这批军火悉数截获，并扣留在黄埔岛上。陈廉伯等见事情败露，遂恼羞成怒，一面威逼广州商人罢市，一面加紧勾结英帝，声言要与广东革命政府公开摊牌，不惜以武力解决问题。英帝也趁机兴风作浪，公然对广东革命政权发出战争叫嚣。这时广州的局势于我十分不利，忠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已随中山先生出师北伐，市内只有五百名黄埔学生武装和力量很弱小的海军，以及一部分工农赤卫队。其他驻广州的军队，有的隔岸观火，态度暧昧，有的则与陈廉伯暗中勾结，伺机起事。鉴于环境恶劣，广东革命政府不得不在商团通电表示服从政府的前提下，于10月初勉强同意发还了部分枪械。但商团的反动气焰并未因此而稍减。10月10日，广州市的工人、学生及市民集会游行，庆祝"双十节"。游行队伍通过西壕时，受到商团团兵阻拦，双方发生争执，商团武装居然以排枪向游行队伍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民众百余人。次日，商团继续搜捕群众并封锁了部分市区，同时胁迫广州商人罢市。面对这种极其严重的局势，孙中山先生在中共和廖仲恺先生、蒋介石校长等人的积极建议下，经再三考虑，最后毅然决定回师广州，铲除商团之患。15日清晨，蒋介石校长指挥黄埔学生武装和部分广州卫戍部队，在广州工农赤卫队的配合下首先向商团发动攻击，刚刚赶回广州的北伐部队也迅速投入了战斗。商团武装虽然气焰嚣张，但其团兵多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亦无作战经验，故战至午后一时许，商团纷纷溃败，我军占领了位于广州西关的商团总部。16日，商团残部在我军包围下被迫全部缴械投降。当初骄横不可一世的商团头子陈廉伯，此时只好灰溜溜地躲进沙面租界的英国领事馆。至此，商团叛乱算是彻底平定了。我们黄埔师生在这次战斗中初试锋芒，先声夺人，表现十分出色，经受了一次实际的军事锻炼。遗憾的是，我所在的分队于战斗前被派到广东革命政府驻地担任警戒，未能亲身参加战斗。在后来的东征战役中，我才有了冲锋陷阵的机会。
在广东革命政府与广州反动商团武装进行较量的同时，中国北方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也正打得热火朝天。10月下旬，直系将领冯玉祥将军倒戈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政权，并组织了国民军。不久，冯玉祥将军又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也致电表示欢迎。中山先生接受了这个邀请，并于11月10日以中国国民党总理名义发表《北上宣言》，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立场和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
11月13日，中山先生偕夫人乘轮船北上，途经黄埔岛，再度视察了军校，并观看了我们第一期同学的战斗演习。他在临行前接受全校师生的隆重欢送时，又谆谆嘱咐我们："同学们不论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都应该把鲜血流在一起！"想不到，这番话竟成了孙总理留给我们的最后遗训。几个月后，这位为完成中国国民革命耗尽了毕生精力的伟大革命家，便在北京与世长辞了！
11月底，广东革命政府相继在广州黄埔岛上正式成立了党军教导1团、教导2团。教导团的编制为三三制，即每团辖步兵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各团还配备有直属部队，如特务连、机关枪连、通信兵队、辎重队、卫生队等，共有兵员二千余人。此外，党军还仿照苏俄红军的制度，在团营连三级设党代表一职，加强对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政治领导。
教导团的士兵除部分是广东人外，很多都是浙江、江苏、湖南、安徽、河南等省秘密招募的青年工人、农民，素质比较好。唯军队中的干部十分缺乏。为此，黄埔军校的一些教官、干部先后调入党军任团营连指挥官，如教导1团团长为何应钦，沈应时任第1营营长，刘峙任第2营营长，王俊任第3营营长；教导2团团长为王伯龄，顾祝同任第1营营长，林鼎祺任第2营营长，金佛庄任第3营营长。同时，我们第一期学生也提前毕业，大部分被派到党军中任连排级干部。也许是上级认为我当时的思想进步些，所以派我到教导1团担任第2营第4连的助理党代表，不久原连党代表张其云（中共党员）调到湖北地区工作，我即接任了党代表职务。就这样，我结束了七个多月火热的军校生活，在革命军队中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郑洞国，1903年1月13日—1991年1月27日，字桂庭，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933年率部参加了长城古北口抗战，“七七事变”后，相继率部参加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捷、鄂西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战役，屡创敌顽，战功卓著；1943年调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率部会同盟军收复缅北，扬威国外；1945年回国，历任第三方面军副司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代总司令等职，1948年于辽沈战役的重要时刻，脱离国民党阵营。建国后，他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第五、六、七届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祖国建设与统一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