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4年5月5日正式入學編隊。第一期學生共470名，合組學生總隊，鄧演達為總隊長，下面分編第一、二、三、四隊，統為步兵科。其中第四隊是由備取生編成的。至9月，又将四川省續送的20名學生和軍政部講武堂撥來的150餘名學生，合組為第六隊（第五隊是第二期學生隊号）。當時王爾琢分在第一隊，我和黃鳌、賀聲洋都在第二隊，後來成為解放軍進階将領的周士第将軍及原國民黨将領黃維、李奇中将軍等也都在第二隊。
軍校原名"陸軍軍官學校"，因校址在廣州市郊區約四十華裡處的黃埔長州島，故簡稱黃埔軍校。黃埔島四面環水，又地處長州要塞，為廣州軍事重地，中山先生特地選中這個地方作為校址。
孫中山先生欲建立一個培養革命軍事人才機構的願望由來已久。他一生緻力于國民革命，卻屢起屢敗，特别是1922年陳炯明叛變革命，"禍患生于肘腋"，更使中山先生受到極大觸動。慘痛的失敗教訓使他認識到，必須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軍隊，作為取得國民革命勝利的保證。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給予中山先生以極大啟示，在共産國際代表馬林，蘇俄代表越飛，中國共産黨人李大钊、陳獨秀、林伯渠等人的熱情幫助下，中山先生毅然改組了國民黨，重新解釋了他的三民主義，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同時又在蘇俄和中共黨人的積極協助下，加緊籌建黃埔軍校。是以，黃埔軍校的建立和後來在大革命時期的發展，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曆史上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産物。
中山先生對黃埔軍校寄予了極大期望，他親任軍校總理，并委任蔣介石先生為校長，廖仲恺先生為黨代表，此外，當時國共兩黨中的許多要人都在軍校各部門中擔任重要職務。如周恩來擔任政治部主任（初為戴季陶、邵元沖）；李濟深、鄧演達分任訓練部主任、副主任（鄧氏負實際責任）；王柏齡、葉劍英分任教授部主任、副主任；林振雄任管理部主任；周俊彥任軍需部主任；何應欽為軍事總教官。政治教官以共産黨員為主，主要有恽代英、蕭楚女、聶榮臻（兼政治部秘書）、高語罕、張秋人、于樹德等。還有蘇俄政府派來的鮑羅廷、加倫、巴甫洛夫、切列潘諾夫等富有軍事和政治經驗的專家指導軍校的建設。
黃埔軍校自建立之初，就洋溢着生氣蓬勃的革命氣氛，我們一入軍校大門，便望見大門上方裝嵌着"革命者來"的匾額，門兩側寫有"升官發财請往他處，貪生畏死勿入斯門"的對聯，校内還張貼着許多諸如"擁護三大政策"、"民主主義就是共産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等智語，師生們高唱"國民革命歌"和"黃埔校歌"，精神煥發，充滿了革命激情。
從5月初入學到6月中旬，軍校主要是進行基本的紀律教育和軍事訓練。初時軍校的經費十分困難，由黨代表廖仲恺先生臨時設法籌集，并無固定來源。是以我們的生活非常清苦，終日是粗蔬淡飯，住宿房舍亦很簡陋。尤其是校内沒有浴池，每人僅發一套襯衣褲，同學們在廣東地區夏季特有的炎熱、潮濕氣候中操練，終日汗流浃背，身上的衣服濕了又捂幹，幹了又濕，人人身上都散發着難聞的汗馊味，非常不舒服。但大家都為投奔革命而來，沒有人計較這些，始終保持着旺盛的精神狀态。倒是那種極端緊張、嚴格的軍事生活，使我們這些學生出身的人開始很不容易适應。每日天不亮，起床号就把我們從睡夢中驚醒，大家一躍而起，飛快地穿衣、疊被、洗臉、上廁所，所有這些都必須在一刻鐘之内完成。由于廁所與宿舍相距較遠，我們必須來回跑步才能趕得上時間。然後是一刻鐘的開早飯時間，飯後便出操訓練或上課。每天的空閑時間很少，大家總是感到時間緊張、不夠用。平時教員和各隊隊長不僅對學生的訓練、聽課等項要求極為嚴格，就是内務方面也毫不馬虎。例如早晨起床，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内将軍毯疊得方方正正，放在床中間，然後将本子、筆、墨水等學習用具整整齊齊地放在毯子邊上。晚上睡覺時，也要按要求将衣服脫下放在一定位置，以便夜間突遇緊急情況時，不點燈也能将衣服迅速穿好，不耽誤集合時間。這些看來都是些極小的事情，但要一下子做好也是不容易的。記得剛入學不久，我就出過一次笑話。某日晨，我于睡夢中被起床号聲驚醒，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手忙腳亂地穿衣、疊毯子。可那條毯子怎麼也不能疊成上級要求的樣式，我在慌亂中，不小心将整瓶墨水都碰翻在毯子上，濺了一床，後來隻好報請上級又重新發了一套鋪蓋。不過，經過一個時期的訓練，我們終于還是适應、并深深喜愛上了這種嚴肅、緊張的軍校生活。
前面說過，我是頂用黃鳌的名字通過軍校招生考試的，故入學後我一直未敢道出真情，豈知我和黃鳌同學又恰巧同在一隊，每日出操點名，往往是兩個人同時應聲而答，衆皆詫異好笑。這件事對我壓力很大，亦感到這樣長久下去也不是辦法，某日終于鼓起勇氣向區隊長報告了此事的來龍去脈，并表示為了投身革命，這樣做實出無奈，若軍校認為不符合正常手續，我甯願重新補考入學，區隊長先還表情嚴肅地聽我訴說事情原委，後來撐不住笑了起來，他要我先安心參加學習、訓練，聽候上級處理。上級似乎也很了解我們這些青年人的心情，後來并未追究這件事情，隻是把我的名字更改過來也就算了，這樣總算搬掉了壓在我心頭的一塊大石頭。
大約在6月初，黨代表廖仲恺先生來校作了一次動員講話，要求大家加入中國國民黨，以便在孫總理的上司下，共同擔負起救國救民的重任。仲恺先生講話後不久，我們全體同學便集體加入了國民黨。
6月16日，黃埔軍校正式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這一天是我們所有黃埔一期同學終生難以忘懷的。清晨，我們近五百名師生，列隊肅立在軍校門前，恭迎總理孫中山先生前來參加開學典禮。上午8時，中山先生偕夫人在廖仲恺、胡漢民、汪精衛、張繼、林森、伍朝樞、譚延闿、程潛、邵元沖、許崇智、李福林、孫科等人陪同下莅臨軍校。那天，中山先生頭戴"拿破侖"式白帽，身着筆挺的白色中山裝，精神飽滿，神采奕奕，一邊率先前行，一邊頻頻向我們還禮緻意。随後，中山先生在軍校大操場上舉行的開學典禮上，向我們做了題為"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的長篇演講。
中山先生在訓示中開宗明義，首先提出了建立革命軍隊的重要意義。他說："中國的革命有了13年，現在得到的結果，隻有民國之年号，沒有民國的事實……這是由于我們革命，隻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是以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是有什麼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内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将來革命軍的骨幹。有了這種骨幹，成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
中山先生接着指出："中國在這13年之中，沒有一種軍隊是革命軍。現在在廣東同我們革命黨奮鬥的軍隊，本來不少，我都不敢說他們是革命軍……就是因為他們内部的份子過于複雜，沒有經過革命的訓練，沒有革命的基礎……我今天到此地來和諸君講話，是要把以往的成敗當作一場大夢，一概不要回顧他；要從今天起，重新來創造革命的基礎，另外成立一種理想的革命軍。"
中山先生站在講台上，神态安詳，目光炯炯，深入淺出地以其畢生從事革命事業所得出的深刻教訓，諄諄教誨我們。講台下鴉雀無聲，師生們列隊肅立，凝神靜聽。我因自幼就非常崇敬中山先生，此刻又是平生第一次目睹到中山先生的風采，并親耳聆聽他的教誨，心情的确興奮極了。想到小時候曾将眼前的孫總理想像成像關雲長、趙子龍一樣的人物，亦不覺感到好笑。我目不轉睛地望着中山先生，努力将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銘刻在腦海裡。真沒想到，像中山先生這樣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講話竟是這樣通俗明了，使人一聽便懂，更沒有想到，革命竟是如此艱難、曲折，成立革命軍隊的意義竟是如此關鍵、重大！
在談到如何做革命軍時，中山先生又說："立志做革命軍，先要有什麼根據呢？要有高深學問做根本！有了高深學問，才有大膽量；有了大膽量，才可以做革命軍。是以做革命軍的根本，還是在高深學問。"
中山先生教導我們，學習不能僅僅局限于先生講授的東西，還要善于研究和思考，學會舉一反三，自己推廣。尤須注重自修功夫，研讀一切有關軍事學和革命道理的各種書籍和雜志報章，以期達到融會貫通。
中山先生還特别強調了發揚大無畏革命精神的重要意義。他認為黃埔軍校在開辦的時間、人數和器械上，條件均比北方官僚軍閥開辦的軍校差得遠，但由于我們有了救國救民的思想和革命的志氣，就一定能夠改造中國，建設一個新國家。中山先生告誡我們："革命是非常事業，不是尋常事業，非常事業絕不可以尋常的道理一概而論。現在求學的時代，能夠學得多少便是多少，隻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沒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學到老，死記得滿腹的學問，總是沒有用處。"
中山先生指出："……當革命軍的資格……就是要用先烈做标準，要學先烈的行為，像他們一樣舍身成仁，犧牲一切權利，專心去救國。像這個樣子，才能夠變成一個不怕死的革命軍人……我敢說革命黨的精神，沒有别的秘訣，秘訣就在不怕死。"
中山先生的這一席教誨，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教訓，闡明了黃埔軍校的宗旨，提出了對我們的殷切期望，真似一場春雨滋潤着我們的心田，我仿佛覺得自己的思想、眼界一下子開闊了許多。那時我還是一個年僅20歲的青年學生，雖有一腔愛國熱血，但當時對許多革命道理和建立革命軍隊的意義及宗旨，還是十分隔膜的。中山先生的長篇演講是給大家上了第一堂生動實際的政治課，使我們開始懂得了建立革命武裝對于完成國民革命的重大意義，以及革命軍人所肩負的救國救民的重任，也更加堅定了追随中山先生革命到底的信心和勇氣。
舉行過開學典禮後，軍校即轉入正式的學習和訓練生活。與舊式軍校不同，黃埔軍校仿效蘇俄的建軍原則和制度，除在校内設立黨代表和政治部外，在教育内容上亦采用軍事與政治并重，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方法，要求培養出既善于做政治工作，又能指揮作戰的革命軍官。
軍事教育方面，開設的主要課程有步兵的典、範、令和戰術、兵器、築城、地形、交通等。雖然學習屬于速成性質，但我們還是在很短的時間内，比較系統地掌握了從單兵訓練到指揮排、連、營作戰的主要軍事科目。按照當時的正常，學完這些課程一般需要3年時間，我們前後卻隻用了半年，其緊張、刻苦程度可想而知。
當時軍校采用的軍事教材基本上都是由蘇聯顧問提供的，無論從軍事理論或軍事技術角度上看，内容都比較新，也很适用。但由于軍事教員多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保定軍官學校的畢業生，是以在課程教授中又往往沿用這兩所學校的傳統方法。不過，教員們在工作中都是非常認真、負責的，有時甚至達到十分嚴厲的地步。記得有一位教授劈刺的日籍教官，對我們的要求就極為嚴格。他自己精通技擊，上課時總是先認真地講授各種動作要領，并輔之以示範動作。經學生們互相演習後，他常常接連喚幾名學生出列同他格鬥，以檢驗學生的勇氣和學習成效。我們哪裡是他的對手？往往經三五個回合，便被他毫不留情地擊倒在地。是以大家既敬他，又怕他。應當說，我們這些黃埔學生日後走上東征和北伐的戰場，破敵攻城，屢建戰功，顯示出比較過硬的軍事本領，除了有一股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以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在黃埔軍校期間受到的嚴格的軍事教育。
政治教育方面，軍校以向學生傳授基本的革命知識和理論為主，主要是進行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教育，也灌輸一些馬列主義思想。開設的課程有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概論、社會主義運動、政治學概論、經濟學概論、中國及世界政治經濟狀況、蘇俄研究、農民運動、勞工運動、帝國主義和不平等條約等。除了這些正式課程外，軍校還經常舉辦各種專題演講。孫中山先生、廖仲恺先生和當時國共兩黨的其他重要人士汪精衛、胡漢民、周恩來、恽代英、蕭楚女、張太雷、邵元沖、戴季陶等都曾在軍校作過演講。
這一時期革命思想的灌輸和熏陶，在我們黃埔同學頭腦中打下了深刻的革命和愛國主義烙印，使我們這些以前對中國革命的見解比較幼稚的青年人，逐漸開拓了政治視野，認清了國民革命賴以取得成功的一些重要而迫切的問題。如中國革命的現階段任務是驅逐帝國主義列強的在華勢力和打倒列強在中國的代理人﹣﹣封建軍閥；堅持國共合作，喚起群眾，是完成國民革命的基本條件；革命軍隊肩負着以武力摧毀封建軍閥統治和列強在華勢力，最終統一全國的重任，等等。正是基于這種革命思想的教育，才極大地喚起了我們的革命和愛國熱情，并建立起一支由我們這些軍校學生為骨幹的、在當時中國獨一無二的革命隊伍。
當然坦率地說，在我們幾百名第一期同學中，每個人的思想狀況也不盡相同。我本人的思想當時還算是比較進步的，但仍有很大局限。譬如我對馬列主義和三民主義的異同就搞不清楚，根本未認識到中國革命最終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我雖然願意親近并很尊敬師生中的共産黨人，但對他們的信仰和根本政治主張卻了解得甚少，這也是我當時思想上雖傾向于共産黨人，卻始終未加入中共的原因。
在黃埔軍校學習期間，一些可敬的師長和同學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印象最深的首先是軍校黨代表廖仲恺先生。廖先生是孫總理最親密的朋友和戰友之一，是當時國民黨的著名左派，思想非常革命。他堅定地貫徹孫總理制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不遺餘力地維護國共兩黨的團結和合作，因而在國共兩黨内和黃埔軍校師生中享有極高的威望，成為當時最受革命同志敬愛與擁戴的政治上司人之一。最難得的是，仲恺先生一點沒有官架子，待人熱誠懇切，講話又懂得抓住大家的心理，是以同學們最喜歡同他談話。他工作很忙，不能經常到軍校來，但一來即被同學們親熱地團團圍住，争着問長問短，誰也舍不得離開他。每逢此時，仲恺先生總是滿面笑容地解答同學所提出的各種問題，關切地詢問大家的學習、訓練和生活情況。在這種無拘無束、氣氛熱烈的談話中，我們往往受到很大的教益。直到今天，每回憶起黃埔軍校時期的火熱生活，仲恺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還常常清晰地浮現在我的眼前。
另一位在黃埔軍校同學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師長是鄧演達将軍。鄧将軍是廣東惠陽人，當時不過30歲左右年紀，但其身材魁梧，舉止穩重深沉，不苟言笑。平素他總是身着筆挺的軍裝，走起路來目不斜視，步履堅定，一副典型的軍人風度，非常威嚴。開始我們都很怕他，以後相處久了，才知道他外表嚴厲，心地卻極好，不僅工作認真、練達，而且待人熱情誠懇，平易可親。入學初，他兼任學生總隊長，始終堅持與大家同甘共苦，一起生活和操練。鄧将軍對軍校師生的要求十分嚴格，執行紀律一絲不苟。有一次，政治教官高語罕早晨起床遲了一點，他當即嚴肅批評了他。雖然他們之間私交甚好，但高犯了校規，鄧将軍毫不徇私情。這件事對師生教育很大，以後再也無人敢無故松懈偷懶。不過，若是發現誰遇到什麼困難、煩惱，或是生了病，鄧将軍總是噓寒問暖，親自撫慰體貼，仿佛是待自己的兄弟手足一般，确實有一種對同志親愛精誠的友愛精神。在我們眼中，鄧将軍既是一位威嚴的師長，又是一位仁愛可親的長兄。我們都衷心愛戴他，特别願意與他接近。因而他在黃埔軍校學生中很快成為威信僅次于廖仲恺先生的師長，受到兩黨同志的一緻尊敬和擁護。當然，鄧演達将軍之是以能同我們這些青年學生建立起如此深厚的感情，除了他這種工作認真，辦事公允，嚴于律己，能力超群，以及他關心同志，誠摯待人等優良品質外，主要是由于他思想進步，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堅定不移地貫徹孫總理的思想和主張，滿腔熱情地緻力于國共兩黨間的精誠合作，是一位與仲恺先生一樣堅定的革命家。可大革命失敗後，鄧演達将軍終因堅持自己的革命主張，而于1931年秋被國民黨政權殺害，中國革命由此失去了一位棟梁式的人物。
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也是深受同學們尊敬的師長之一。他的前任是戴季陶先生和邵元沖先生。這二人封建思想很濃厚，講課時很少涉及中國國民革命的現實問題，卻喜歡大談封建倫理綱常那一套，把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也說成是中國傳統道統﹣﹣孔孟思想的延續，大家聽了都很反感。特别是邵先生，我們背地裡稱其為"催眠術教官"。恩來同志主持政治部工作以後，軍校的政治工作煥然一新。他對軍校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緊，常常親自講課。那時他僅20餘歲，英俊潇灑，雙目炯炯有神，講話時聲音铿锵有力，簡明扼要。特别是他講課的内容深入淺出，生動新穎，頗受大家歡迎，是以在同學中威信很高。他擔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我們第一期同學就畢業了，我本人與恩來同志更多的直接接觸，還是在稍後的東征途中和建國以後，不過在黃埔軍校時，恩來同志就已經是深受我們崇敬的師長了。
軍事總教官何應欽将軍，也是普遍受到同學們尊敬的人。由于他常常親自帶隊出操，故與我們有一定接觸。何将軍平時講話不多，但為人寬厚，辦事穩當，在軍事上尤為内行，槍法也打得很準，使我和許多同學深為敬服。以後在國民黨軍隊中，他成了我們的老長官，一直受到部下尊敬。
軍校校長蔣介石先生是一位在我個人前半生經曆中起很大影響的人，從進入黃埔軍校到祖國大陸解放，我前後共跟随了他廿餘年。蔣先生給人最初的印象是一位待部下威嚴、令人敬畏的官長。他性情嚴肅、刻闆，十分注意儀表，平時出入軍校，都身着軍裝，足登烏黑锃亮的長筒馬靴，戴着雪白的手套，并有衛兵跟從。我們很少敢于接近他講話，有時迎面碰上，也必須規規矩矩地遠遠站定，向他敬禮，待他走過後方敢行動。不過，他一般并不輕易處罰學生。我在軍校時隻見他發過兩次脾氣，一次是因軍校師生換裝，隊長以上官佐的軍服質料好一些，有位隊長就此提了意見，其實也無惡意，卻不知怎麼觸怒了蔣先生，他當衆大發了一陣脾氣，将那位隊長關了幾天禁閉；另一次是一位學生隊長與幾位同學鬧沖突，一直鬧到校部，要求面見廖黨代表解決。蔣先生答複說，廖黨代表很忙，平時不在學校，他是校長，有事可對他講，但其中一位偏執意不肯，蔣先生對此事本已不快，見那人如此固執，不禁大怒，将其痛罵了一頓，差點又關了他的禁閉。當時我碰巧有事去校部，故親眼看到了這個場面。
在軍校學習期間，我同蔣先生隻有過一次私下談話。那時他就住在軍校内，幾乎每星期都要找學生個别談話。某次我與其他三四位同學一起被叫到校長辦公室，然後輪流進去見他。輪到我時，心中頗有些緊張，不知如何應對。蔣氏見我進去，漫不經心地看了看花名冊，方問："你叫鄭洞國？是哪裡人啊？"我趕緊立正回答說是湖南石門人。他接着問起我家中的情形，為何要來投考黃埔軍校，以及能否過慣軍校生活，等等，我都一一作答。他的浙江奉化口音我聽起來很費力，是以不得不格外留意聽他講話。我說話時他嘴巴裡"嗯，嗯"地應着，末了又勉勵了我幾句，就結束了這次召見，待走出他的辦公室時，我才發現自己竟緊張得出了一身汗。
雖然我在軍校期間同蔣先生的直接接觸不多，但精神上受其影響還是不小的。一方面，由于他很注意在學生中樹立校長的權威，向我們灌輸"服從指令是軍人的天職"等信條，使我從那時起就養成了絕對服從他的意識；另一方面，蔣先生在當時被認為是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其事業的捍衛者，因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許多人的信賴和擁戴。大革命初期，蔣先生确實是以革命左派的形象出現的，在他那個時期的言行中，大多充滿了激烈的革命傾向。例如在他對黃埔軍校學生的演講和訓示中，曾多次強調國共合作對于取得國民革命勝利的極端重要性，一再申明兩黨同志要親愛精誠，共同奮鬥，"誰反對共産同志，誰便是反對革命"。某次，他甚至慷慨激昂地當衆宣布：倘将來有一日他有反對革命、反對共産同志之舉動，則大家均可起而反對他，也可槍斃他。對蔣先生的這些話，我當時确是信而不疑的，故更加深了對他的敬仰。
總的說，在與蔣先生的關系上，我最初受着雙重意識的支配：一方面基于舊的"忠孝"意識而絕對服從蔣氏的權威；另一方面則出于革命、愛國的熱情和信念，将蔣氏作為革命的上司者來擁戴。在大革命蓬勃發展時期，這種雙重意識背後隐藏着的沖突并不明顯。然而一旦國共兩黨決裂，以蔣氏為代表的政治集團的政治态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時，這種雙重意識便立即在我的頭腦中發生了尖銳沖突，由于我個人的思想局限，結果使前一種思想意識占了上風，這是我終生引以為憾的事情。
第一期同學中，對我思想影響較大的是王爾琢、黃鳌、賀聲洋三人。我們都是湖南同鄉，又曾在一起報考軍校，思想亦比較接近，故入軍校後感情格外親密，情同手足。每逢節假日，我們常常相約乘船去廣州市區遊玩，或輪流做東吃館子。那時軍校發的薪饷很少，所謂吃館子，其實也就是每人吃碗面罷了。不過，更多的時候，我們是在上課、訓練的空隙，坐在黃埔島臨江的樹叢中讨論政治問題。談話的題目一般都是當時的時局和國民革命的前途，等等。我們在讨論中難免經常發生一些争論，有時甚至争得面紅耳赤，但彼此都從未是以産生過任何隔閡。那時除我以外，他們三人都是共産黨員（但身份不公開），其中黃鳌年紀最長，他不僅思想進步，為人正直，而且很有才氣，寫得一手漂亮文章，在我們中間俨然是老大哥，他的觀點和看法也往往是最有分量和說服力的。應當說，那一時期我的思想比較進步，與黃鳌等人的幫助也是分不開的。可惜這三位好朋友均早已故去了。大革命失敗後，王爾琢參加了南昌起義，後随朱德元帥上了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隊伍會師，任紅4軍參謀長兼28團團長，成為紅軍早期的一位傑出指揮員，不幸于1928年為叛徒殺害；黃鳌也于大革命失敗後，在賀龍元帥上司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堅持鬥争，1929年在湘西的一次戰鬥中陣亡；賀聲洋則聽說曾去蘇俄留學，回國後因犯立三路線錯誤而受到黨内嚴厲處分，不久又患了肺病，他在消極中脫了黨，後于30年代初因病死去。在那個動蕩的年代裡，每個人的變化都是很大的，其經曆和結局也是難預料的，但與這三位好朋友的誠摯友誼，卻始終未因歲月流逝而在我的記憶中沖淡。
除王爾琢等三人外，當時我與其他同學特别熟悉的雖不很多，但也都相處得甚為融洽。那時國共兩黨合作關系很好，兩黨同志間确實洋溢着友愛精誠、同舟共濟的團結氣氛，使人處處感到革命集體的溫暖。遺憾的是，後來情況有了一些變化，軍校中部分思想右傾的同學開始與以共産黨員為核心的進步同學産生了一些沖突。我們畢業後，在黃埔軍校學生中（包括已畢業者）相繼成立了兩個政治上對立的組織：一個是以共産黨員蔣先雲同學為首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一個是由賀衷寒、潘佑強等同學發起的"孫文主義學會"。兩個組織經常公開論戰，關系搞得很僵。本來，"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是經蔣介石校長特許，在全體黃埔同學的支援、贊同下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團結和影響在廣州的其他軍校學生，免其成為軍閥割據勢力的工具。應當說這是一個正當合法的革命組織。蔣校長在這個組織成立時還親自為其寫了成立宣言。但此後一些右翼同學一直心懷不滿，煽動說"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是共産黨的工具，随即于1925年冬另外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與之抗衡。1926年春"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先生以這兩個組織違背親愛精誠的校訓，不利于同學團結為名，将其全部解散，另外成立了一個在他影響下的"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同學會"（簡稱黃埔同學會）。在這期間，我盡管既不是"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成員，也未參加"孫文主義學會"。不過，由于我受革命思想熏陶較多，加上受好朋友王爾琢等人的影響，故在思想感情上較接近于前者。
總的看來，雖然同學們中出現了上述沖突，發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當時兩黨同志的團結合作還是主流，在後來的東征、北伐戰場上，絕大多數同學均能以大局為重，齊心協力，奮勇殺敵，立下了赫赫戰功。
黃埔軍校創辦于一個非常的曆史時期，一開始就引起了中外反動勢力的仇視，特别是在廣州的一些軍閥武裝，更把其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後快，滇軍将領範石生甚至公開叫嚣，要派兵繳掉黃埔軍校數百名學生的槍械。那時廣州外有盤踞在東江地區的陳炯明勢力，時時企圖卷土重來；内有各省前來依附的軍閥部隊和廣州反動商團武裝，他們互相勾結，伺機起事。革命政權幾乎每一天都面臨着内外敵人傾覆的危險，環境十分險惡。
1924年8月，革命政府與廣州商團的關系進一步惡化，廣州城内謠言紛起，人心惶惶。為了對付敵人可能發動的襲擊，軍校立即在四面環水的黃埔島上實行了嚴密的警戒措施。白天我們除了照常上課、操練，還要抽出部分人員環島修築防禦工事，夜間也要輪流擔任警戒任務，防備敵人夜襲。雖然大家都很疲倦，睡眠尤感缺乏，但卻無人叫苦發牢騷。我們都知道環境險惡，必須時刻保持高度警惕，故始終保持着高昂的革命鬥志。
1924年10月，商團頭目陳廉伯自恃有港英當局做背景，終于首先聚衆發難，上演了一出商團叛亂事件的醜劇。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這年8月，商團武裝在英帝協助下，私下購得大批槍械彈藥，企圖偷運進廣州，以做日後叛亂之用。時孫中山先生正在韶關督師北伐，聞報後即電令蔣介石校長（蔣氏兼任長洲要塞司令）将這批軍火悉數截獲，并扣留在黃埔島上。陳廉伯等見事情敗露，遂惱羞成怒，一面威逼廣州商人罷市，一面加緊勾結英帝，聲言要與廣東革命政府公開攤牌，不惜以武力解決問題。英帝也趁機興風作浪，公然對廣東革命政權發出戰争叫嚣。這時廣州的局勢于我十分不利，忠于廣東革命政府的軍隊已随中山先生出師北伐，市内隻有五百名黃埔學生武裝和力量很弱小的海軍，以及一部分工農赤衛隊。其他駐廣州的軍隊，有的隔岸觀火，态度暧昧，有的則與陳廉伯暗中勾結，伺機起事。鑒于環境惡劣，廣東革命政府不得不在商團通電表示服從政府的前提下，于10月初勉強同意發還了部分槍械。但商團的反動氣焰并未是以而稍減。10月10日，廣州市的勞工、學生及市民集會遊行，慶祝"雙十節"。遊行隊伍通過西壕時，受到商團團兵阻攔，雙方發生争執，商團武裝居然以排槍向遊行隊伍射擊，當場打死打傷群眾百餘人。次日，商團繼續搜捕群衆并封鎖了部分市區，同時脅迫廣州商人罷市。面對這種極其嚴重的局勢，孫中山先生在中共和廖仲恺先生、蔣介石校長等人的積極建議下，經再三考慮，最後毅然決定回師廣州，鏟除商團之患。15日清晨，蔣介石校長指揮黃埔學生武裝和部分廣州衛戍部隊，在廣州工農赤衛隊的配合下首先向商團發動攻擊，剛剛趕回廣州的北伐部隊也迅速投入了戰鬥。商團武裝雖然氣焰嚣張，但其團兵多未受過嚴格軍事訓練，亦無作戰經驗，故戰至午後一時許，商團紛紛潰敗，我軍占領了位于廣州西關的商團總部。16日，商團殘部在我軍包圍下被迫全部繳械投降。當初驕橫不可一世的商團頭子陳廉伯，此時隻好灰溜溜地躲進沙面租界的英國領事館。至此，商團叛亂算是徹底平定了。我們黃埔師生在這次戰鬥中初試鋒芒，先聲奪人，表現十分出色，經受了一次實際的軍事鍛煉。遺憾的是，我所在的分隊于戰鬥前被派到廣東革命政府駐地擔任警戒，未能親身參加戰鬥。在後來的東征戰役中，我才有了沖鋒陷陣的機會。
在廣東革命政府與廣州反動商團武裝進行較量的同時，中國北方的第二次直奉戰争也正打得熱火朝天。10月下旬，直系将領馮玉祥将軍倒戈回師，發動北京政變，推翻曹锟、吳佩孚政權，并組織了國民軍。不久，馮玉祥将軍又電邀孫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國是，皖系段祺瑞、奉系張作霖也緻電表示歡迎。中山先生接受了這個邀請，并于11月10日以中國國民黨總理名義發表《北上宣言》，重申了反帝反軍閥的政治立場和國民革命的目的，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時局問題。
11月13日，中山先生偕夫人乘輪船北上，途經黃埔島，再度視察了軍校，并觀看了我們第一期同學的戰鬥演習。他在臨行前接受全校師生的隆重歡送時，又諄諄囑咐我們："同學們不論是國民黨員或共産黨員，為了革命事業，都應該把鮮血流在一起！"想不到，這番話竟成了孫總理留給我們的最後遺訓。幾個月後，這位為完成中國國民革命耗盡了畢生精力的偉大革命家，便在北京與世長辭了！
11月底，廣東革命政府相繼在廣州黃埔島上正式成立了黨軍教導1團、教導2團。教導團的編制為三三制，即每團轄步兵三營，每營三連，每連三排。各團還配備有直屬部隊，如特務連、機關槍連、通信兵隊、辎重隊、衛生隊等，共有兵員二千餘人。此外，黨軍還仿照蘇俄紅軍的制度，在團營連三級設黨代表一職，加強對軍隊的政治工作和政治上司。
教導團的士兵除部分是廣東人外，很多都是浙江、江蘇、湖南、安徽、河南等省秘密招募的青年勞工、農民，素質比較好。唯軍隊中的幹部十分缺乏。為此，黃埔軍校的一些教官、幹部先後調入黨軍任團營連指揮官，如教導1團團長為何應欽，沈應時任第1營營長，劉峙任第2營營長，王俊任第3營營長；教導2團團長為王伯齡，顧祝同任第1營營長，林鼎祺任第2營營長，金佛莊任第3營營長。同時，我們第一期學生也提前畢業，大部分被派到黨軍中任連排級幹部。也許是上級認為我當時的思想進步些，是以派我到教導1團擔任第2營第4連的助理黨代表，不久原連黨代表張其雲（中共黨員）調到湖北地區工作，我即接任了黨代表職務。就這樣，我結束了七個多月火熱的軍校生活，在革命軍隊中開始了新的戰鬥曆程。
【鄭洞國，1903年1月13日—1991年1月27日，字桂庭，湖南省常德市石門縣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參加東征和北伐，是最早參加抗日戰争的國民黨将領之一，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将。1933年率部參加了長城古北口抗戰，“七七事變”後，相繼率部參加保定會戰、台兒莊大捷、武漢會戰、昆侖關大捷、鄂西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等戰役，屢創敵頑，戰功卓著；1943年調任中國駐印軍新一軍軍長，率部會同盟軍收複緬北，揚威國外；1945年回國，曆任第三方面軍副司令、東北保安副總司令、代總司令等職，1948年于遼沈戰役的重要時刻，脫離國民黨陣營。建國後，他曆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參事、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第三、四屆委員、第五、六屆常委，第五、六、七屆民革中央副主席，黃埔同學會副會長，長期緻力于祖國建設與統一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