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国祥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原院长杨俊鹏，1950年我就认识了他。过去，只知他是位“老八路”、医学专家，不知他是9岁就参军的“少年”老革命。从1937年秋算起，他历经8年抗日战争，4年解放战争，加上在新疆战斗过的58年，军龄已达７0载，这在我们离休干部中是少有的。80岁高龄的杨俊鹏，红光满面，身体硬朗，虽已休息,但仍担任着几个专家组和医学研究会的领导职责。关于他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我觉得有必要挖掘一下，宣传出去，让大家看看解放军、共产党是怎样把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孩，培养成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著名的医学专家的。
在革命战争中成长
杨俊鹏生于河北新安县白洋淀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拾柴拣粪参加劳动。但他的父母却省吃俭用，想法供他年长7岁的二哥杨震鹏上学。当“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在保定简师范毕业的二哥，经地下党介绍要去参加八路军。受到哥哥的影响，小弟杨俊鹏也要跟着去打日本。震鹏当时16岁，原来参加过抗日学生运动，能扛得起枪，走得动路，父母无法阻止，只好同意。但俊鹏才九岁，怎么也不让去。但小俊鹏决心不当亡国奴，哭着闹着要去，加上震鹏也愿意带他。这样，哥哥拉着弟弟的手，俩人离开家乡，越过日寇封锁线，投入了王震将军率领的三五九旅。
哥哥杨震鹏改名杨震，进了教导队，[以后当干部，战斗勇敢，打仗负伤，立过二等功；当营长时从辽沈、平津，打到湖南；当团长时，在朝鲜接受过金日成首相亲自授予的“一级自由勋章”；后任四十七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转业到水口山矿务局当过局长。]弟弟杨俊鹏太小了，只好让他到卫生部休奍所当个小看护，能给伤员喂饭、盖被子就不错了。
1938年冬，白求恩大夫到了抗日前线。杨俊鹏跟着医生、看护们去欢迎。白求恩下了大红马，看到前面不少娃娃兵，高兴地笑了，他从这些“小八路”身上看到了抗日必胜的前景。白大夫不听卫生部长顾正钧的劝阻，不吃饭休息，先到老百姓家中去看伤病员。当白求恩来到小杨的看护农舍时，他两眼紧盯着这位高鼻子，黄眼睛的外国大叔，为这个腹部中弹的战士检查伤口，见伤情严重，还在流血，决定立即手术。就这样，他一面紧张地做准备工作，一面目睹了白求恩大夫怎样开刀，切掉了坏死的一截小肠，救活这位战士的全过程。晚上，当小杨点着木柴和乔麦皮烧炕，把房间烧暖和时，自己也趴在炕头睡着了。没想到的是，白大夫在做完几个手术后，又来看这个重伤员。当杨俊鹏看到身体困倦的外国老人，亲切地摸伤员的头，又问情况时，小杨说：“他发抖，怕冷！”白求恩再没说什么，竟脱下聂荣臻司令员送他的那件草绿色皮大衣，轻轻盖在伤员身上，然后示意小杨要继续烧炕后便走了。这对杨俊鹏教育极大，他决心要努力工作，好好学习，当好一个为伤病员服务的看护兵。
八年抗日战争把小杨俊鹏锻炼成一名钢铁战士。开始他跟着部队转战晋察冀，担架抬不动，就照顾伤员，洗绷带、蒸敷料，什么工作都抢着干。而且在医护人员关怀下，学文化进步很快，己能看书写信了。当三五九旅回师延安，保卫党中央，开辟南泥湾时，小兵杨俊鹏也拿起镢头去开荒。他总想赶上其它战士，奋力劳动，结果手掌打泡流血，手指变形僵硬。直到现在人都老了，他的手指还是伸不直。
1944年冬，15岁的杨俊鹏已是英俊小伙，他随王震将军的南下支队远征豫鄂皖湘赣粤等省，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迅速成长，不仅上火线抢救了很多战友，而且在实践中成长为一名外科医生。当他们连续苦战，突破重围，回到延安，在中央大礼堂受到毛主席表杨：“你们勇敢顽强，不怕敌人围追堵截，经历了第二次长征！”时，杨俊鹏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是的，他已锻炼成一名坚强的八路军战士，成长为一名年青的共产党员，而且历经8年战斗考验，称得上是一位抗日英豪。
1946年底，三五九旅抽调300余名干部去山东组建独六旅时，杨俊鹏就当了十八团卫生队的主治医生。当部队回归二纵队，参加打运城，过黄河，宜川大㨗和陕北、陕中等重大战役时，他己成为救死扶伤的骨干，为打垮国民党，解放大西北做出了重大贡献。1948年５月７日，十八团在死守荔镇，抗击敌军进攻时，杨俊鹏就在前线抢救伤员。团长陈国林被敌人击中头部，他赶去救治，但伤重无效，死在他的怀中时，不禁流下了愧疚地眼泪。杨俊鹏是一位优秀的医务干部，一直保障部队行军战斗，直到解放甘南、青海，跨越风雪祁连山，从河西走廊胜利进军新疆。
南疆首位Ｘ光医师
杨俊鹏虽是历经战斗洗礼的医生，但他毕竟才21岁，很有培奍前途。所以新疆军区卫生部决定，选调他到迪化[乌鲁木齐]一兵团医院，跟那位日本籍Ｘ光医生高桥学习技术，并把发给第二军的一部Ｘ光机带回喀什，在二军医院中开展这项新业务。当时，整个南疆医疗技术很落后，这成了南疆第一部Ｘ光机，杨俊鹏也成了首位用Ｘ光进行医疗诊断的医师。
我记得，在1950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杨俊鹏找到了我们二军宣传部的领导，说是要借用我们放电影的发电机，去开动试用他带来的那部小型Ｘ光机。这是一件大好事，也是一件新鲜事。因为，在哈密缴获国民党第八联勤总部的一套美国造的放映机器，当时交给我们摄影组。因而陈志强干事让我帮他们把那台发电机拉走。到了疏勒城西街原国民党军医院中，我看到杨俊鹏己在那西北角的最好房间中安装了Ｘ光机。
当时，我们把发电机放在那刚开花的桃树旁要走时，体格魁武，年轻精干的杨俊鹏医生拉住我不让走，要让我帮他们开动了发电机再走。说老实话，我也不懂这玩意，只是在哈密曾请司令部电台技师、西北工学院来的沈岩帮我们开那台16毫米的放映机，又请了一位老汽车司机帮我们开发电机。没想到，发电不久，电影刚开，发电机就熄火了。我们一检查，原来是那风冷式发电机的齿片打掉了７个，大家唉声叹气，再也没看过电影。现在杨医生要我帮助，我只能说明实情，帮他们拉好电线，并把那7块齿轮叶片交给他们，说如能焊接上也许还可以发电。
以后，大概他们也未发成电，把发电机送了回来。事过不久，我听说他们的Ｘ光机已经开动起来，大概是把电台供首长照明的电接到了医院。因为Ｘ光机能看清人体内的五脏六腑和骨骼损伤情况，因而大大提高了对伤病的诊断率和治疗的有效性。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Ｘ光医师杨俊鹏出名了，连喀什地方医院的一些重病人，也送来这里透视诊断。
到了1952年，杨俊鹏又从新疆军区放射医学教育班深造回来，他担任了刚成立的二军医院Ｘ光科主任。那时，由干部、战士、医生、护士艰苦劳动，打土坯、烧砖块，盖起的新医院，己在宽阔美丽地杨家花园展开。杨俊鹏和他的助手也搬进了设备较完善的新居，开始了Ｘ光诊断和理疗工作的新阶段。我是南疆军区的摄影员，以后又当组织科干事，还因关节炎和肺结核两次住院，所以我对改称为“陆军第十二医院”的情况比较了解。其中Ｘ光科就曾被评为先进单位。
1952年的《新疆解放军》报上，曾登载过杨俊鹏主任和李成德医生创制“离子透入器”成功的消息。二军卫生部长王逐北曾进行了表扬，因为当时医疗器械很缺，这种自力更生的创造精神是很可贵的。实际上，他们在两三年的时间中，为各种眼疾的患者上千人治过病，有效率达92％，治愈率达80％。这是他们在Ｘ光诊断工作外，取得的一项重大成绩。
1954年，杨俊鹏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安装起了新到的德国大型Ｘ光机，并搞好了照相设备，为此南疆军区还给他记了三等功。由于机器性能的提高，为精确诊断病情，减少Ｘ光幅射，进一步发挥Ｘ光科的作用创造了良好条件。我就是个受益者，1955年我患了肺结核病，左肺下叶还形成了空洞。杨主任亲自为我透视、拍片，进行了准确地诊断，并鼓励我积极治疗，战胜这种恶病。内三科主任孙琦除让我吃对氨硫酸和异盐肼等药外，还大胆把能杀死结核干菌的金霉素等药液，用导尿管通过我的鼻孔和喉咙插入气管，打进我的肺部。而我则头向左下侧卧，让药液流到左肺中。再加上向腹腔中打气，以压缩肺部空洞，让其较快结疤钙化的“气腹疗法”，使我在长达半年的每周滴药一次和坚持两年的腹腔打气中，从面临死亡威胁的境地中解救出来。我这个严重肺痨病号，竟奇迹般地痊愈了，而且以后再未复发。这不仅保证了我以后能上喀喇昆仑山参战，在阿里高原上工作了10年，而且也为我健康地活到今天排除了险情，创造了条件。所以，我感谢为我治好了大病的十二医院，也感谢那些医术精湛、服务热情的医护人员。所以，我不仅给远在西安干休所的孙琦老主任寄去了我编写的4本书，也向杨俊鹏院长多次送书，表示致谢。
杨俊鹏同志是一位忠诚党的事业的优秀党员，也是一个积极上进，有开拓精神的医务干部。1956年，他又研制出了“脑血管造影自动换比片器”，运用于Ｘ光诊断脑病中有显著效能。1957年，他又研制出“眼球异定位器”，为提高眼疾的Ｘ射线诊断做出了贡献。当年，经80余例患者的诊断中使用，效果良好，准确率达90％。
勇闯医学科学高地
1958年，从第四军医大学进修回来的杨俊鹏，被调到新疆军区总医院放射线科先当医生，后当主任。己积累了大量医疗实践经验和提高了医学理论水平的他，除严格抓好日常诊断工作外，仍不断研究改进有关设备，提高Ｘ光诊断水平，进一步配合医疗，促进病人早日康复。
1960年，他和战友努力攻关,研制成功了“立体观片器”，使平面的x光透视仪，能完成立体透视观察的任务，大大提高了放射线科的工作效率。1965年，在《医学科技资料》第二期上，发表了杨俊鹏写的“21例畸胎瘤Ｘ线诊断”论文，通过他的分析研究，总结出了诊断畸胎瘤的一些经验，为治疗这种疾病提供了参考。1967年，他又在《医学科技》第七期上，发表了“早期肺癌Ｘ线诊断”论文，为很多Ｘ线医生诊断肺癌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科学依据。这样推广的结果，肯定为肺癌患者的早期发现和准确诊断起了指导作用，自然也会对此类病人的治疗带来福音。
1975年，杨俊鹏被任命为新疆军区总医院副院长。他的责任大了，管的事多了，考虑问题也更加深刻了。正由于他分管医疗工作8年，成绩斐然，所以在1983年升任为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院长。在这个时期，我因阿里高原上得的风湿症或心脏病，而来总院检查治疗多次。因而常见到杨院长，他也来看过我，虽未深谈，友情仍存。我知道他工作很忙，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医院改革，为把总院建成为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而努力。当那座设备先进的影像诊断大楼，在医院中建立起来时，我听到了不少赞扬杨院长的声音。说他魄力大，很能干，克服了许多困难，解决了关键问题，提高了总医院收治伤病员的能力。
但是，杨俊鹏院长的精力不仅用在搞好这些硬件上，而是根据医院实际需要，解放思想，选拔人才，釆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选择一些医学难题，精心组织领导，向科学高地发起进攻，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如他领导并参与李厚均主任的课题组，开展了“丝绸之路异常血红蛋白病”的研究，经过对陕、甘、宁、青、新5省区，25个民族22万人次的普查，发现异常血红蛋白病370例，其中塔什库尔和敦煌异常血红蛋白是首次发现，填补了世界医学界的空白。从而引来了全国血液学、遗传病专家多名前来论证鉴定。复旦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士、生物遗传学专家谈家祯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生物遗传学教授邦纳夫妇，也先后来乌鲁木齐总医院，与杨院长和课题组交流经验，参与研究。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荣获全军科技二等奖和新疆自治区科技二等奖。
1986年，杨院长又支持另一位专家小组，对“现代医学验证人体潜能”的问题进行了探索，经过对117例33种疾病的验证，准确率89.36％，写成的论文载入钱学森等著的《创建人体科学》一书，获得全军科技三等奖。同样，在1989年，他支持进行研究的“糖化血红蛋白在糖尿病普查中的应用”论文发表后，获得全军科技四等奖。1987年，由总后卫生部组织，第二军医大学牵头，全军在170个点上，对569万人进行了“中国脑血管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杨院长指导了新疆的调查任务，做出了突出贡献。这项研究成果荣获1990年全军科技一等奖。
此外，在杨俊鹏院长主持和参与下，总医院还研制出了“神州乌鸡素”、“雪莲乌鸡素”、“雪莲虫草乌鸡素”等中草药制成品。其制造方法申请了发明专利[zl—92111804x]，不仅获得199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创造发明奖，而且在山东等地的医药公司和药厂制造的口服液和胶束，营销全国乃至东南亚，为广大人民健康做出了贡献。
有意思的是，有的研究课题，费时费力费钱，还远离现实医疗任务，曾引起一些领导同志的怀疑和不满。但杨俊鹏院长力主开展新业务，进攻高科技，排除阻力，创造条件，让一批有才能的业务骨干放手工作，积极钻研，搞出了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论文一经发表，不仅指导了全军，乃至全国的医学研究和医疗实践，为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争得了良好声誉。而且也使他们个人事业有成，获得很高的奖励和荣誉。实事上，好几位主持研究课题成功的科主任，现在都晋升为技术三四级，享受军级待遇，有的还配了专车。但力挺他们进行研究工作的老院长杨俊鹏，却甘为人梯，默默无闻。因为他是行政干部，现在仍是正师级。
80高龄的杨俊鹏早已离职休息了。我在总院碰到他，除握手问好外，也说过一些心中话。今年春天，他们夫妇从南方旧来，还到我家来看望过我多病的老伴。临别，我们都说要“保重身体，后会有期”。但没想到两个月后，杨俊鹏同志于2008年5月24日突然去世。两天后，我得知消息，打电话给他夫人欧阳琳表示哀悼，她说：“老杨早就有肝炎，他不在意，加上年纪大了，肺心病也来了，所以走得很突然。”我劝慰她节哀保重，但心中也升起一片悲凉，像这样一位“九岁小八路”，一辈子为伤病员服务的老革命，竟也难以抵御人生的法则，匆匆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