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莫三妹”，一个刚出狱的殡仪匠，看起来对生死看得很开，但外表看起来吊儿郎当，没有什么野心。
直到一次出殡时遇到“武小文”这个“难缠”的孤儿，两个反反叛人物的相遇与碰撞。从事殡葬工作，父亲的离世让莫三姐在殡葬行业与生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电影用诗意、温暖、市井、喜剧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切入了“死亡”这个话题，朱一龙与小演员杨恩的精彩演绎，将“殡葬”、“生死”这两个话题，都变得不那么晦涩残酷，也让这个笑中带泪的故事更具有可信力和感染力。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这是世间最温暖的感情……
童真视角下的“生死观”
在影视作品中，死亡主题的传统表达方式主要表现为死亡带给人的痛苦、压力与抉择，或以某种心理暗示的方式留给观者想象的死亡空间。
《人生大事》打破传统表达方式，在儿童视角下创新死亡表达策略，回避悲伤的画面与残酷的镜头，给影片增添了一抹天真的色彩，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电影里，小文是个七岁的小姑娘，醒来时发现外婆还没有“睡醒”，她一直喊，可是外婆却已经在睡梦中离世。
然后殡仪馆的三哥将外婆放进棺材里，就离开了。而那时的小文天真的以为只要找到三哥，再拿到那个“大箱子”，奶奶就会回来了。小文和三哥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也给小文在葬礼上大闹了一场做出了铺垫。
死亡本身就有一种神秘的味道，所以孩子们对它充满了好奇。目前，以死亡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日益增多，但大多数的文学创作者、影视创作者都倾向于将死亡意象融入作品之中。
《人生大事》以“小文”儿童视角呈现死亡，以诙谐幽默的方式转移禁忌话题，以浅显易懂的语言、生活的脉络为主线，点到为止。
更妙的是武小文的人物设定，她在骨灰坛上画了星星等图案，看似毫无关联的画面中，却流露出一颗纯真的童心，黑色幽默的点缀，为影片平添了一份温馨与浪漫。
一堂独一无二的“生死课”——《人生大事》，既有效地缓解了死亡与丧葬的沉重氛围，又对儿童进行了积极的“生命教育”，使其对死亡有了正确的认知、面对和接受。
巧用动画元素
《人生大事》是韩延监制，多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由前一部《滚蛋！肿瘤君》，《我爱你!》，《送你一朵小红花》，再到这部《人生大事》，韩延的每一部作品都展现了他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人间温暖的珍惜。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韩延在动画形象中所运用的隐喻手法的适切性与灵活性，同时也能看出他注重生命的探寻，表现出对爱情与希望的表达。
韩延在《人生大事》中的运用非常巧妙，他用中国神话中的哪吒、孙悟空来比喻莫三妹、武小文，武小文扎着两条辫子，手持红缨枪，三哥则戴着金环手镯，经常穿着老虎短裤，这两个传说中的人物形象相得益彰。
另外，孙悟空、哪吒等神话人物，都是我行我素、恣意妄为的典型代表。
比如莫三妹，比如武小文。莫三姐的叛逆让他做了一个活人的葬礼，武小文在殡仪馆大闹了一场。
《西游记》中，哪吒奉玉帝之命捉拿孙悟空，一场恶战之后，孙悟空大获全胜。
相反，《人生大事》里的孙悟空，才是被治愈的那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莫三妹的内心开始变得温柔起来，当莫老爷子殴打三哥的时候，小文会挥舞着红缨枪保护三哥，在家庭聚会上，她告诉莫三妹，她有爸爸了。
这一巧妙的创新，将现实与神话联系在一起，使观众对传统神话故事有了另一种可能的理解。从《人生大事》这部影片来看，韩延对动画元素的运用有了一些突破。
他不仅从外部形象来塑造人物，还将人物的个性特征与动画元素相对应，使动画的内涵由浅入深，清晰地表现出人物角色的性格特点，在无形中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丧葬、生离死别的沉重感，体现出韩延在《人生大事》方面的独到见解，以及在摄影技巧上的精进。
融合地方文化元素
(一)方电影的语言特征
方言符号的使用并非偶然，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为一种符号，方言在文化叙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喜剧效果的营造、地域文化的地域性等。
另外，方言还能帮助影视作品突破与观众之间的隔阂感和距离感，以一种更加亲切、更加容易理解的方式，让观众们感受到了影视人物的鲜活，从而进一步引起了观众们的情感共鸣。
电影中方言的表现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方言词汇或方言语调融入普通话中。比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其人物对话都是基于普通话，并适当融合河北方言，将河北边远农村人的淳朴和真诚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种是纯粹的方言，如《秋菊打官司》，全部用陕北方言对话，给观众呈现出一幅浓郁的陕北风情画卷，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很显然，《人生大事》这档节目选择了后者。《人生大事》以武汉方言为主。
主人公莫三妹用“老子”来代替“我”，既符合武汉人的语言习惯，又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小文在饭桌上说的那句“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很好地体现了武汉本地人的饮食习惯和俚语的押韵。
尤其是在几个争吵的镜头里，方言更是让画面变得更加有节奏，让观众更容易沉浸其中。
声音表达是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用方言来表现电影的声音，更能突显区域文化的特质。
《人生大事》以方言为基调，提升了轻喜剧的氛围，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底层人物。诚然，华语电影在影视领域仍占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电影形式的多样化，“方言电影”也会建构出不同的可能性，成为中国电影新的突破口。
(二)本土文化的语境
《人生大事》以具有浓郁乡土文化气息的诗意浪漫意象为背景，将故事设定在武汉这一具有浓郁市井气息的城市。
从杂乱逼仄的小茅屋，狭窄的小巷，武汉长江大桥，广场上跳舞的人群，都展现出一种富有活力的艺术表现，影片的暖色调色彩，也给故事传递出一种明快，温暖，舒缓的影像情绪。
隐喻性的叙事艺术
“电影，作为隐喻的艺术”，不仅概括了电影隐喻的本体，更是现代人文科学话语对电影本体的理论塑造。
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电影自身的特质，在更宽广的学术视野中，通过寻找新的理论话语来重建影像本体。
《人生大事》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喻式的叙事，它通过系统的隐喻手法，将主题隐而不露，情节浪漫化，除了“哪吒”、“齐天大圣”这对主人公进行比喻外，影片中的语言与场景隐喻也颇有深意。
(一)诗性表达“种星星”
中国人深受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影响，对待死亡的态度十分复杂。人们用“去世”、“仙去”这样的词来代替死亡。当孩子问起的时候，父母们还浪漫地描述死者化为一颗星星。
然而现实生活中，殡葬行业依旧被认为是一份“吃死人饭”的职业，给人一种不吉利的感觉。这一点在两部电影《入殓师》以及《人生大事》中有所体现。
《入殓师》是一部以诗的形式表现出主人公与入殓师之间的和解，突出了其崇高的人格魅力。
《人生大事》用轻喜剧的手法，把“人生大事”这一主题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用“种星星的人”等理念带领观众跳出殡葬业的藩篱，在欢笑和泪水的镜头中，生动鲜活的殡仪从业者形象，刷新了人们对殡仪行业的认知。
英文名为《lighting up the stars》的电影《人生大事》解释道：“天上的每一颗星，都是爱过我们的人，而殡葬师正是那个种星星的人。
影片中，小文对于外婆之死的态度经历了四次转折：“还我外婆”、“装进大箱子烧成烟”、“成了天上的星”、“人死即不见，天上的每一颗星都是曾经爱过我们的人”。影片通过这四个转折，引出了“种星星的人”，并使其自然地被观众所接受。
在传统的世俗观念里，死后化为星辰的传说由来已久，寄托着对逝去亲友的哀思，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殡仪师其实就是“种星星的人”。
《人生大事》以一部电影的形式，让公众对殡葬行业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用“种星人”的方式，还了殡仪师的尊严，让殡仪师这个职业充满了诗意和美好，同时，也让观众们在这部影片中，感受到了超越血缘的温暖，让人们有勇气去面对死亡，珍惜生命。
“星星”象征着希望，把对逝者的思念寄托在星星上，承载着思念与希望，勇敢地活着。
(二)“上天堂”一语双关
《人生大事》也充分运用了场景设置的反差，选择用更为热烈的外在方式来表现“人生大事”。
影片以市井小巷子为背景，灯火通明、喜气洋洋的婚庆店铺与昏暗惨白的殡仪店铺并列，色彩反差极强，视觉冲击力极强。影片最后，王建仁与银白雪身着婚纱，走出婚礼店，步入了“上天堂”的殿堂。
婚礼和丧事，红事和丧事，分别对应人生中的两个重大事件，隐喻着人生的有序发展，强化了影片的主题。
结合影片的内涵，大众亦能从这一墙之隔的婚庆店和“上天堂”中获得深刻的启发：除了生死，人生别无大事。
影片中也有很多隐喻，比如“上天堂”这句双关语，既表达了亲人对死者的祝福，又暗喻死者化为星辰，而种星者则是殡仪师。
最后那一朵绚烂的烟花，与“星星”交相辉映。熙熙的老公车祸之后，莫三妹跟他爸爸一起给她做了一次整容手术，莫老爷子让儿子做主，暗示莫三妹对殡葬行业的理解与接纳。
原本像仇人一样的父子俩，如今坐到了椅子上，一只脚都踏在椅子上，动作同步，体现出父子情深，感情融洽，事业传承；小文的骨灰画，死者妈妈指甲上的彩纹，隐喻孩子的天真。
莫三妹趴在“五指山”的沙发上，就像是孙悟空反抗天庭失败。影片《人生大事》是对死亡和生存的一种隐喻，生死是不可分割的，是生命中的一件大事。软硬的身体，缝合错位的身体，抬棺火化，还有屋子里的小纸人，都在诉说着丧葬、入殓、生与死的故事。
影片采用了更多的隐喻和对比手法，来表现莫三妹内心的变化，在影片的节奏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善良的人，他充满了希望，他最终扭转了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这也激发了人们对“向死而生”的重新思考。
纵观影视圈，涉及丧葬题材的影片不多。
《人生大事》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大陆影视界在丧葬题材上的空白，而且开启了电影未来发展的大门。影片上映一个月，票房便破了14亿大关，毫无疑问，这是国内丧葬题材电影中的一次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