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已经远离了我们，而发动战争的人，如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似乎是艺术作品中的极端人物。
事实上，不仅仅是战争的推动者，而且是普通人，对杀害无数无辜平民负有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耶路撒冷审判大屠杀领导人之一艾希曼期间，汉娜·阿伦特发现艾希曼用"我服从命令"为自己辩护，试图抹去她的邪恶事实。
在战争机器的链条中，负责毒气室的士兵，再也不能自己动手，不用看血，秩序的首领连受害者的外表都看不见，一切都是在一个无形的过程中进行的，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让人觉得后果与自己无关， 他们只是服从命令。
阿伦特称其为"平庸的邪恶"。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洗礼的现代人，应该有独立思考和抵抗的能力，但很多人缺乏，他们不思考，狂热，盲目服从，邪恶和自我认识。
正如阿伦特所说："最大的邪恶不是根本的，而是没有根基的，因为没有根基，它就没有边界，所以可以达到难以想象的极端，席卷世界。
今天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的德国纳粹分子的骇人听闻的数量似乎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们觉得德国纳粹分子只是一群特别的疯子。但是，为什么像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这样的哲学家国家，在德国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国家会发生这样的极端事件呢？一个国家集体疯狂吗？在对纳粹领导人的审判中，艾希曼、戈林等人推卸了服从命令的责任，他们觉得屠杀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希特勒自己的命令。
如果不服从意味着死亡，这意味着被清洗，那么艾希曼、戈林和其他人应该被定罪吗？当然，他们的案件早已结束，两人都被绳之以法并被绞死。但是，如果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他们只是在执行一项合法的命令，那么惩罚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当他们被判处死刑时，有一种叫做反人类的罪行，他们以不人道的手段发动战争，处决战俘和犹太人，这不再是一个可以通过命令免除的词。
超过600万犹太人没有被少数人杀害，这种非人性化的工作是无数德国人合作，城镇建设，火车司机运送犹太人，俘虏士兵，艾希曼和其他人制定政策以及医生和化学家制造毒药的结果。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说，这是一部高效的现代作品："事实上，组织大屠杀的过程可以纳入科学管理教科书。如果军事上失败的刽子手强加给世界的意图在道德和政治上都不应受到谴责，那么它就会被教科书化。为了促进人类事物的高度组织，一些优秀的学者将竞相研究和总结大屠杀的经历。"
他们每个人都失去了良知和思考能力吗？
当然不是，组织屠杀纳粹的军官们也发现，允许士兵直接射杀犹太人会给士兵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于是他们逐渐改变了毒气室的方式。此时的纳粹士兵已经不必直面他要杀的犹太人，心中也不会有隐藏的心。
在像德国纳粹时代这样的高压社会中，普通人能保持良知吗？
当时对犹太人的屠杀也是为了所谓的德国人，为了雅利安人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生存空间，可能有人认识到这种虚假的公共利益。
但是，当政策执行者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时，他可以选择不这样做吗？当然，从理论上讲，我们希望每个人都站起来反击，管理人员宁愿死也不愿实施纳粹屠杀计划，这样纳粹就会解散自己。显然不可能，而在那个社会里，有很多人似乎并不反对屠宰，为了让自己没有一颗隐藏的心，他们拒绝思考，良知的难以压抑。
"杀戮和破坏的景象使那些受到启发的人很容易知道他们已经逃离，绝大多数人宁愿闭上眼睛，堵住耳朵，但首先要堵住嘴巴，"鲍曼说。大规模杀戮不是伴随着情绪的激烈，而是死亡的普遍沉默。这不是公众的喜悦，而是公众的冷漠，这已经成为一根加固的锁绳，无情地包围着成千上万的脖子。种族主义首先是一种政策，其次是一种意识形态。像所有政治行动一样，它需要组织、管理者和专家。"
"大屠杀的教训是，大多数人在没有好选择的情况下，或者好的选择代价太高的情况下，可以很容易地说服自己忽视道德责任问题，选择正确的利益和自我保护原则。在一个理性和道德相互矛盾的体系中，人性是最重要的输家。邪恶酒吧看着大多数人不要轻率和鲁莽地行事 - 抵抗邪恶是鲁莽和鲁莽的 - 它可以做肮脏的工作。它不需要一个充满激情的追随者，它不需要一个响亮的，好的观众，在受到一个令人欣慰的想法的启发之后 - 现在还轮不到我了。自我保护的本能确实会感谢上帝：躲起来，我仍然可以逃脱。
第二個教訓告訴我們，自我保護是高於道德義務之上的，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命定的，不是釘子上的，它必須如此。"
个人放弃思考或放弃属于人的思维，成为自己简单保存的，变成行尸走肉。在这样的社会中坚持思考是奢侈的，因为你的选择可能意味着死亡，除了辛德勒名单英雄，他最初是一个投机商人和纳粹分子，但用他手中唯一的资源拯救了1000多名犹太人。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做有限的摆动，相信正义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假设希特勒赢了？当然，我相信人性是好的一面，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但血腥的事实总是让我不禁要问，当时的德国人是否默许了大屠杀的正确性，作为管理员是否应该去执行上级的命令？
历史不能忍受这样一种假设，即道德标准一直在变化，而你今天反对的敌人和政权，他已经成为一个合法的法庭。
公共利益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但有时甚至可能是虚假的，或者可以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被消灭。
但人们仍然应该坚持理性思维和普遍的人道主义。
梭罗写了《论公民不服从》（On Civil Disobedience），当他谈到抛弃一个认为奴隶制合法的美国政府时，他写道："那么，今天的美国政府该怎么办呢？"我的答案是，与之交往是有辱人格的。我永远不能承认，作为奴隶制政府的政治机构就是我的政府。"
如果一个政权是邪恶的，为什么要追随它呢？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赋予代表公众的政府绝对的权力，他认为签订契约的人必须放弃所有权利，从而形成契约，在遵循契约时就是遵循自己的意志。但卢梭的设定公共意志太理想了，公共意志不可能是某些人的意志或一小群人的意志，只能是每个人的一种情绪，一种倾向，可能等于一种认知、思考能力，即理性。不难看出，卢梭的宣传很容易被少数人利用，在虚假宣传中形成新的暴政。既然一个真正的政府很难真正代表公众意愿，或者在某些时候是不公平的，我们有权反对它吗？我认为如此。
罗尔斯也为不服从辩护，他说："如果他正确地认为公民不服从是合理的，并相应地指导他的行为，那么他就是凭良心行事。虽然他可能会犯错误，但他不会随心所欲地行事。政治义务和责任理论使我们能够作出这种区分。"
另一方面，根据罗尔斯的说法，当社会上有少数不听话的公民时，它可以作为政府的修订。如果一个人相信正义并仔细思考，他可以根据他所承认的法律以合法的方式行使他的权利。
回到话题，如何避免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类灾难，值得我们每个人反思。希特勒是德国人在法律程序中选出的。他极具煽动性的言论和虚假宣传欺骗了公众。
用虚假的崇高目标描绘天堂，本质上是把人带到地狱。
所以，继续自己思考！为了你自己，为了社会，为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