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似乎已經遠離了我們，而發動戰争的人，如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者，似乎是藝術作品中的極端人物。
事實上，不僅僅是戰争的推動者，而且是普通人，對殺害無數無辜平民負有責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耶路撒冷審判大屠殺上司人之一艾希曼期間，漢娜·阿倫特發現艾希曼用"我服從指令"為自己辯護，試圖抹去她的邪惡事實。
在戰争機器的鍊條中，負責毒氣室的士兵，再也不能自己動手，不用看血，秩序的首領連受害者的外表都看不見，一切都是在一個無形的過程中進行的，鍊條上的每一個環節都讓人覺得後果與自己無關， 他們隻是服從指令。
阿倫特稱其為"平庸的邪惡"。經曆過文藝複興和啟蒙洗禮的現代人，應該有獨立思考和抵抗的能力，但很多人缺乏，他們不思考，狂熱，盲目服從，邪惡和自我認識。
正如阿倫特所說："最大的邪惡不是根本的，而是沒有根基的，因為沒有根基，它就沒有邊界，是以可以達到難以想象的極端，席卷世界。
今天屠殺了600多萬猶太人的德國納粹分子的駭人聽聞的數量似乎如此遙遠，以至于我們覺得德國納粹分子隻是一群特别的瘋子。但是，為什麼像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這樣的哲學家國家，在德國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國家會發生這樣的極端事件呢？一個國家集體瘋狂嗎？在對納粹上司人的審判中，艾希曼、戈林等人推卸了服從指令的責任，他們覺得屠殺不是他們的責任，而是希特勒自己的指令。
如果不服從意味着死亡，這意味着被清洗，那麼艾希曼、戈林和其他人應該被定罪嗎？當然，他們的案件早已結束，兩人都被繩之以法并被絞死。但是，如果像他們所說的那樣，他們隻是在執行一項合法的指令，那麼懲罰他們的理由是什麼呢？當他們被判處死刑時，有一種叫做反人類的罪行，他們以不人道的手段發動戰争，處決戰俘和猶太人，這不再是一個可以通過指令免除的詞。
超過600萬猶太人沒有被少數人殺害，這種非人性化的工作是無數德國人合作，城鎮建設，火車司機運送猶太人，俘虜士兵，艾希曼和其他人制定政策以及醫生和化學家制造毒藥的結果。
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說，這是一部高效的現代作品："事實上，組織大屠殺的過程可以納入科學管理教科書。如果軍事上失敗的劊子手強加給世界的意圖在道德和政治上都不應受到譴責，那麼它就會被教科書化。為了促進人類事物的高度組織，一些優秀的學者将競相研究和總結大屠殺的經曆。"
他們每個人都失去了良知和思考能力嗎？
當然不是，組織屠殺納粹的軍官們也發現，允許士兵直接射殺猶太人會給士兵帶來巨大的心理負擔，于是他們逐漸改變了毒氣室的方式。此時的納粹士兵已經不必直面他要殺的猶太人，心中也不會有隐藏的心。
在像德國納粹時代這樣的高壓社會中，普通人能保持良知嗎？
當時對猶太人的屠殺也是為了所謂的德國人，為了雅利安人獲得更多的資源和生存空間，可能有人認識到這種虛假的公共利益。
但是，當政策執行者知道出了什麼問題時，他可以選擇不這樣做嗎？當然，從理論上講，我們希望每個人都站起來反擊，管理人員甯願死也不願實施納粹屠殺計劃，這樣納粹就會解散自己。顯然不可能，而在那個社會裡，有很多人似乎并不反對屠宰，為了讓自己沒有一顆隐藏的心，他們拒絕思考，良知的難以壓抑。
"殺戮和破壞的景象使那些受到啟發的人很容易知道他們已經逃離，絕大多數人甯願閉上眼睛，堵住耳朵，但首先要堵住嘴巴，"鮑曼說。大規模殺戮不是伴随着情緒的激烈，而是死亡的普遍沉默。這不是公衆的喜悅，而是公衆的冷漠，這已經成為一根加強的鎖繩，無情地包圍着成千上萬的脖子。種族主義首先是一種政策，其次是一種意識形态。像所有政治行動一樣，它需要組織、管理者和專家。"
"大屠殺的教訓是，大多數人在沒有好選擇的情況下，或者好的選擇代價太高的情況下，可以很容易地說服自己忽視道德責任問題，選擇正确的利益和自我保護原則。在一個理性和道德互相沖突的體系中，人性是最重要的輸家。邪惡酒吧看着大多數人不要輕率和魯莽地行事 - 抵抗邪惡是魯莽和魯莽的 - 它可以做肮髒的工作。它不需要一個充滿激情的追随者，它不需要一個響亮的，好的觀衆，在受到一個令人欣慰的想法的啟發之後 - 現在還輪不到我了。自我保護的本能确實會感謝上帝：躲起來，我仍然可以逃脫。
第二個教訓告訴我們，自我保護是高於道德義務之上的，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命定的，不是釘子上的，它必須如此。"
個人放棄思考或放棄屬于人的思維，成為自己簡單儲存的，變成行屍走肉。在這樣的社會中堅持思考是奢侈的，因為你的選擇可能意味着死亡，除了辛德勒名單英雄，他最初是一個投機商人和納粹分子，但用他手中唯一的資源拯救了1000多名猶太人。
在别無選擇的情況下，人們隻能做有限的擺動，相信正義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假設希特勒赢了？當然，我相信人性是好的一面，不管是什麼樣的社會，但血腥的事實總是讓我不禁要問，當時的德國人是否默許了大屠殺的正确性，作為管理者是否應該去執行上級的指令？
曆史不能忍受這樣一種假設，即道德标準一直在變化，而你今天反對的敵人和政權，他已經成為一個合法的法庭。
公共利益是一個很好的标準，但有時甚至可能是虛假的，或者可以以公共利益的名義被消滅。
但人們仍然應該堅持理性思維和普遍的人道主義。
梭羅寫了《論公民不服從》（On Civil Disobedience），當他談到抛棄一個認為奴隸制合法的美國政府時，他寫道："那麼，今天的美國政府該怎麼辦呢？"我的答案是，與之交往是有辱人格的。我永遠不能承認，作為奴隸制政府的政治機構就是我的政府。"
如果一個政權是邪惡的，為什麼要追随它呢？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賦予代表公衆的政府絕對的權力，他認為簽訂契約的人必須放棄所有權利，進而形成契約，在遵循契約時就是遵循自己的意志。但盧梭的設定公共意志太理想了，公共意志不可能是某些人的意志或一小群人的意志，隻能是每個人的一種情緒，一種傾向，可能等于一種認知、思考能力，即理性。不難看出，盧梭的宣傳很容易被少數人利用，在虛假宣傳中形成新的暴政。既然一個真正的政府很難真正代表公衆意願，或者在某些時候是不公平的，我們有權反對它嗎？我認為如此。
羅爾斯也為不服從辯護，他說："如果他正确地認為公民不服從是合理的，并相應地指導他的行為，那麼他就是憑良心行事。雖然他可能會犯錯誤，但他不會随心所欲地行事。政治義務和責任理論使我們能夠作出這種區分。"
另一方面，根據羅爾斯的說法，當社會上有少數不聽話的公民時，它可以作為政府的修訂。如果一個人相信正義并仔細思考，他可以根據他所承認的法律以合法的方式行使他的權利。
回到話題，如何避免類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類災難，值得我們每個人反思。希特勒是德國人在法律程式中選出的。他極具煽動性的言論和虛假宣傳欺騙了公衆。
用虛假的崇高目标描繪天堂，本質上是把人帶到地獄。
是以，繼續自己思考！為了你自己，為了社會，為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