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啟瑋：論北宋中期的“近名”褒義化運動及其與士大夫政治的聯動｜202405-18（总第2710期）

感謝王啟瑋老師賜稿

原載《中外論壇》2020年第4期，此係作者原稿，略有改動，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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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北宋中期的“近名”褒義化運動及其與士大夫政治的聯動

文 / 王啟瑋

武漢大學文學院特聘副研究員

提 要：“近名”褒義化運動是一場由慶曆士大夫主導的自下而上的聲望觀念革命，它反映出北宋中期士階層的名的自覺。宋初以來，官方奉行務實戒虛的意識形態。君主和士大夫普遍警惕“虛名”，崇尚遠名的行事策略。這種消極聲望觀至仁宗朝達到高潮，仁宗和老成士大夫多將“近名”視作政治投機而予以批判。慶曆士大夫為消除附著於“近名”之上的污名，發起了褒義化運動，在論辯中提出積極近名論，抉發聲望勸善沮惡的社會功能。他們提倡的新型聲望觀於慶曆之際成為政治改革的重要思想背景，在慶曆新政失敗後逐漸得到士林的廣泛認可，終於仁宗朝後期成為主流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同時，范仲淹、歐陽脩從自身的政治挫折出發，對積極近名論進行了反思，注重以取信於人補弊，由此各自形成對“名節”和言事的看法。和“近名”褒義化運動相表裏的是北宋中期“聲望政治”的成立。隨著聲望體系的獨立和士論的活躍，一批儒家理想主義者被士林自主推選為極具號召力的領導者，並在關鍵時刻憑藉眾望進入決策層，從而推動政治變革或改易政治路線。“聲望政治”於景祐黨爭初現雛形，於慶曆新政正式形成，於嘉祐、治平之治穩步發展，於熙寧新法達到新一輪高潮並走向終結，其顯、隱交替構成北宋中期政治史的重要線索。

關鍵詞：北宋；政治文化；士大夫；近名；聲望

一、引言

“夫名之於人，亟且大者也。”[1]作為一種非物質的有價值物，聲望（prestige）[2]之於士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孔子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3]史遷稱“立名”乃士藉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的“行之極”[4]，即道出了千百年來士階層始終認可的立身處世的準則。

秦漢以降，士大夫此種文人兼為官僚的獨特角色始終構成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主體，演生出別具一格的士大夫政治。[5]士大夫特出的二重角色和立名理想，也使得聲望和政治以多種形式相互交涉。一方面，聲望參預權力運作和人事選任的過程，並且這種參預一般都有制度、規則或慣例上的保障，其程度則與士權相對於皇權的強弱正相關，這就決定了，聲望較高的士大夫一般更易獲取晉升和行政上的便利，“以名取人”[6]“取名致官”[7]一類現象在帝制時代的中國始終或隱或顯地存在著；另一方面，士大夫之聲望的來源是非常多元的，他們在道德、文化（思想、學術、言語、文學）、政治（品級、職任、功勞、資歷、清濁）、人際關係（家世、婚姻、交遊）等方面的成就皆有助於增重個人和家族的名望，而立名本身也是士入仕為政的一個重要目標。儒家提倡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即為士大夫確立了層次豐富且本末有序的立名觀。

時至兩宋，官僚政治體制進一步趨於理性和嚴密，尤其是科舉制的推廣和完善，以及循資原則對銓選制度的滲透[8]，大幅削弱了中古以來聲望施予政治的制度化的輻射作用。而與此同時，隨著宋仁宗朝科舉士大夫的登場[9]，士大夫與君主“共治天下”的參政理念正式成形，新型的士大夫政治應運而生。[10]在這一進一退之間，北宋中期成為繼漢末之後新一輪士自覺和崛起的歷史階段，士論大興，士節見尚，士望至上，聲望強力地影響甚至衝擊政治的運行、權力的分配以及士的公共生活。不過，宋代的社會形態、政治制度和士人精神皆異於中古士族社會，聲望介入政治的方式自然也大相徑庭。套用兩個時代的流行詞彙來説，趙宋“名臣”和漢末魏晉“名士”畢竟各有其面目。[11]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中期士大夫政治中聲望作用的凸顯，雖可説是唐宋歷史發展的某種必然，但在當時卻遇到了巨大的爭議和阻力。這是因為，整個北宋前期皆盛行務實避虛的政治文化，聲望遠非權力場的顯性要素，在幾代君王、名相的引導下，士大夫於仕宦生涯中不僅普遍漠視一己之聲望，亦警惕他人之高名，多有意採取“遠名”的行事策略。仁宗朝政壇延續了上述慣性，“近名”仍是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污名。經由慶曆士大夫的抗爭，聲望的影響力纔得到實質性的提高。

這一變化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首先是觀念層面。針對官方意識形態在聲望領域發佈的種種貶語和污名，慶曆士大夫攜手發起了一場“近名”褒義化運動，為自身重名近名的姿態辯護，重新論證“名”的重要性以及“近名”的正當性和可行性，這徹底改變了北宋中期士階層的聲望觀。其次是主體層面。伴隨“近名”褒義化運動的推進，越來越多的士人開始坦然地面對聲望，公開地追求名節，他們對聲望的興趣明顯從北宋前期積久而成的德望向主動進取的聲名偏移。士林獨立於朝廷之外，依照聲望高低自主地推舉出一批極具號召力的領袖，尤其尊崇乃至追隨那些極富理想主義氣質的政治批判者，頗有與官方分庭抗禮的意味。同時，聲望之於士大夫個人，既是寶貴的政治資本，也可能成為無法擺脫的重負和羈束，這主要表現為聲名卓著者對輿論和“名節”的焦慮[12]。最後是政治層面。北宋中期的士大夫政治呈現出鮮明的“聲望政治”的特征，聲望在政治領域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得到質的提升。彼時士林不僅成功建立起一個獨立的聲望等級體系，還使之成為朝廷用人和措政的重要參照。在某些關鍵時刻，聲望體系依靠輿論直接介入權力的分配，促使君主不次任用那些眾望所歸的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在得位後也要做出相應的政治行動（往往是推行政治變革），以符合士林的期待，否則就將面臨譽望貶損的後果。從慶曆新政到王安石變法，在北宋中期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中都不難發現，聲望貫穿始終，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由此可説，“名”是為理解北宋中期政治史的一個關鍵詞。

本文聚焦聲望與權力互動的命題，以慶曆士大夫的“近名”褒義化運動為中心，具體呈現北宋前中期士大夫政治中聲望升格的曲折過程。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部宋代士大夫階層成長壯大的史詩。

二、宋初政壇“遠名”原則的盛行及其對士大夫的影響

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左司諫林彬之在回顧宋仁宗朝黨爭時指出：“自景祐、慶曆至於至和、嘉祐，有以朋黨之論撼君子者，有以好名之説排正論者。”[13]可見，宋人早已看到“朋黨”與“好名”是老成士大夫最常用來排擊慶曆士大夫的貶詞。而在慶曆士大夫主導的政治文化變革裏佔據樞紐位置的，也正是關於“朋黨”“近名”兩項政治議題的大論辯。[14]二者當中，“朋黨論”一直是宋代文史研究中的核心概念，積累了相當豐碩的成果。這和以黨爭為北宋政治基本敘述脈絡的通行做法有關。與之相對，同樣重要的“近名論”則至今仍未得到應有的關注和系統的討論。[15]

“近名論”於仁宗朝成為牽動全局的關鍵論題，起因是慶曆士大夫直接回擊老成士大夫的“近名”之譏。也就是説，“近名”作為話頭最初是被老成士大夫擲入公共輿論空間的，慶曆士大夫實際上是在政敵設置的話語框架下進行價值的翻轉。是故，要真正理解“近名”褒義化運動的意圖和內涵，先須揭開慶曆士大夫被非難的原因同時也是他們集矢的標的，講明老成士大夫為何“以好名之説排正論者”。對於這個現象，後世每以小人毀謗君子目之，不免有失公允。老成士大夫的此類政治攻擊需要放置於北宋前中期政治文化的語境中予以理解，這是他們認同和捍衛宋初以來主流聲望觀念的表現，絕非單純為了爭權奪勢。

宋初中央集權制度的形成大體以矯失防弊為精神原則[16]，宋廷著意倡導循謹靜慎的政治性格，這使得士大夫普遍青睞卑以自牧的謙謙君子之風。再加上當時盛行黃老之術與名法之學，宋廷亦注重綜核名實的吏治取向。北宋前中期的意識形態因此明顯呈現出務實戒虛的特徵。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正如《莊子·內篇·養生主》所言“為善无近名”[17]，聲望在此期權力場中是為一項依舊必要但並非重要的因素，在很多情況下甚至不是一個具有多少積極意味的概念，故彼時“名”每以“虛名”“浮譽”等貶義的面目出現。

北宋前期的統治者們看待聲望有以下兩個傾向。一方面，宋廷的人事決策向來重視德望須匹配權位，尤其是躋身臺諫、侍從以上的清望官一般都要求至少是物議無論者。故宋廷在宣佈人事任免的文書中不乏“聿隆時望”“苟未符於人望，則難屈於朝彝”[18]之類的話語。又如宋太宗待蘇易簡“眷遇夐絶倫等”，卻有意延後他參政的任命，原因之一便是“欲稔其名望而後正臺輔”。[19]他提拔向敏中、夏侯嶠任樞密使，是因考慮到“近密之司，典領尤重，必素有名望、端亮謹厚者處之，乃可鎮静而責成”。[20]又宋真宗曾向大臣錢若水“訪近臣之可用者”，錢答説王旦“有德望，堪任大事”，真宗亦讚同，王旦不久即位列二府。[21]天聖元年（1023），錢惟演一心欲圖入相，監察御史鞠詠奏言“今若遂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劉太后遣內侍持奏以示錢惟演，示意此事難成。[22]再如宋仁宗拜陳執中作相時恐其“物望未孚”，特諭翰林學士張方平善為草制，“無使外人得有言”。[23]由此可見聲望在中高層官員選任上的參考價值。這其實也是中國古代官僚制度運行的常態。

但在另一方面，宋廷非常警惕乃至排斥那些不經由實績而積極立名的行為，專注於維持官僚制固有的務實傾向。宋初帝王因此屢有痛詆“虛名”的情況。如宋太宗嘗謂唐太宗為“好虛名者”，譏其“每為一事，必豫張聲勢，然後行之，貴傳簡册”，認為良史應“務摭實而去愛憎”。[24]太宗這種崇實疾虛的傾向在其子宋真宗那裏得到強化。真宗曾親撰《文臣七條》“賜諸道牧守及知州知軍通判知監知縣”，其四曰責實，“謂專求實效，勿兢虛譽”[25]。咸平二年（999），他不滿朝臣“交結朋黨、互扇虛譽”以“速求進用”的“浮薄之風”，“命降詔申警，御史臺糾察之”。[26]大中祥符八年（1015），他見權知開封府慎從吉因“好言人過”而致“謗者甚多”，再次強調“當官宜守常道，或強為善以取名，則毁讟必隨至矣”。[27]可見真宗打擊“虛名”是為了教導官員安分守己，專求實效。

上行則有下效。北宋前期的大部分高層官員多以純誠務實、淵默溫恭著稱。[28]真宗朝名相李沆、王旦就是其中的典範人物。他們依靠端謹、勤勉的政治表現積久而養成重望，從未主動求取聲名。易言之，遠名避勢是這兩位名臣維持相業德望不墜的關鍵。李沆“性直諒，內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29]。他主張治道以“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為先，故勸真宗抑而不用“以才名自負”的梅詢、曾致堯等人。[30]王旦“有識略，善鎮定大事，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務匿名迹，遠權勢。他所薦士尤多，類不以告人”。[31]李、王在真宗朝先後當國，用人“抑浮華而尚質實，奬恬退而黜奔競”，“養成渾厚誠實之風”。[32]在君主和重臣相與示範、規誡下，居官用人之遠名崇實已近乎成為北宋前期士大夫的行事準則。

更有甚者，北宋前期的精英士大夫為求實利乃至可以不顧惜名譽和輿論。王旦為相適逢真宗大興天書封禪之事，他雖深覺其非卻“無一不預”，以故加官。後人惋惜他“心知得罪於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終有玷名節。[33]可見聲望在這位名相的政治抉擇中所佔權重有限。比王旦尤甚者要數真宗朝權相丁謂。丁初涉仕途就勸王禹偁“為善不近名”，王則反詰丁“欲與世浮沉，自墮於名節”。[34]丁謂視權臣曹操、司馬懿為聖人，並宣揚：“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為後代美談者也。”[35]由此驚人之論可知丁氏十足的政客面目：行事始終抱有功利目的，而對身後名漠然置之。是故，乾興元年（1022）他在排擠掉寇準後給宰執大肆進官，王曾勸説不當“以數十年曠位之官一旦除授”，而應關注公議，丁謂弗聽。其後前相李迪在貶所幾遭不測，有人質問丁謂：“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丁卻毫不在乎當世公議與後世聲名，答説：“異日好事書生弄筆墨，記事為輕重，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36]王旦、丁謂事迹無疑暴露了宋初以來崇實政風的極端形態：在缺乏高遠理想、獨立士格之牽引以及罔顧聲譽、輿論之約束的情況下，士大夫可能展現出卑弱無骨甚至全無道德感的一面。

在北宋前期，還有少數士大夫試圖突破“遠名”意識的藩籬，但他們的經歷卻恰從反面印證了這一意識形態在當時的強大控制力。寇準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寇準在太、真兩朝是極具爭議的大僚，這和他特立獨行的政治性格有莫大的關聯。好名便是其中非常顯眼的一項，主要表現為他用人常欲立名和澶淵之盟後自矜己功。此二事也是導致他仕途跌宕的重要原因。寇準的仕宦生涯總是伴隨著“好求虛名”的指責。景德年間，寇準初相時力主“宰相所以器百官”，故“舉措多自任”，“在中書喜用寒進，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士用之”，真宗因不滿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遂罷其任。參政馮拯也援用舊相呂蒙正之言攻擊寇準“輕脫好取名譽”。[37]大中祥符三年（1010），寇準知天雄軍時主動施予護送契丹使者過境的振武軍士錢物，又惹得真宗譏諷其“好收人情，以求虛譽”。[38]大中祥符八年（1015），寇準罷樞密使，連一向賞識他的王旦亦不取其“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認為這些“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39]天禧四年（1020），寇準再度罷相，降授制書裏開列的理由內仍有“將明莫顯，聲實靡孚”[40]。如果説中下層官員好名一般被視作求進的話，那麽像寇準這樣的大臣在人事任免上近名則被認為是公器私用，甚至有倚仗士望自重以與君權對立之嫌，因此屢屢招致真宗的猜忌和打壓。反之，王旦、李沆遵循“遠名勢”，丁謂強調“名者公器，不可多得”[41]，其實都出於所謂恪守臣分的考慮。

事實上，寇準於太、真之世的确憑藉過人的才膽與功業造就盛名。真宗初年他權知開封府時已有入相之望，王嘉祐還提醒寇準“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為相若不能得君以“建功業、澤生民”則“譽望損矣”。[42]其後的寇、丁黨爭，兩人更是分別成為權力世界中正邪的象徵。田況《儒林公議》記載：“寇準在相位，以純亮得天下之心。丁謂作相，專邪黷貨，為天下所憤。民間歌之曰：‘欲時之好呼寇老；欲世之寧當去丁。’及相繼貶斥，民間多圖二人形貌，對張於壁，屠酤之肆，往往有焉。雖輕訬頑冥、少年無賴者，亦皆口陳手指，頌寇而詬丁，若己之恩讎者，況耆舊有識者哉！”[43]韓琦也曾追敘：“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盡歸之萊公（寇準），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皆歸之晉公（丁謂），未必盡出晉公也。”[44]這種天下公論將一時善惡分繫於特定個體的箭垛效應在宋代尚屬首例。衹是士林清議未像後來在范、呂黨爭中追隨范仲淹那樣，給予寇準公開且強力的擁護，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他決定密謀發動政變。

而對寇準本人來説，雖則聲望有時可充作晉升的資本，但他在追求享樂和權力時也同樣未給名留下足够的空間。寇準生性豪侈，他以舊相身份出鎮外州，“雖有重名”卻“不以吏事為意”，“所至終日宴遊”，難免給政敵留下話柄。[45]天禧三年（1019），寇準判永興軍時有部下朱能稱天書降乾祐山中，“賴準舊望，欲實其事”[46]，寇準為求再入相，“損節遂成其事，物議已譏之”[47]。據説當時“中外咸識其詐”[48]，真宗卻樂見大有名望且素反天書的寇準支持，召其赴闕。寇準將行，有門生勸告：“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尚可全平生正直之名，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為宰相爾。”[49]寇準並非不知這些政治抉擇各自意味著什麽，但他在全名和掌權之間很快做出自己的取捨。“得天下之心”者竟不得不以自損名節的方式接近權力中樞，頗可見出北宋前期政治領域中聲望因素的薄弱。一則聲望在權力場中完全處於弱勢位置，聲名顯赫之人尚且不能得到相應的輿論支持，更遑論政治地位；二則士大夫個體內在還未產生名譽的自覺，聲望觀念的淡薄導致他們在政治選擇面前往往會“喻於利”。宋人每每太息“準之卒及於禍，蓋自取之”[50]，寇準晚年自取其禍實則也是那個“遠名”時代一個盛名者的悲劇。

活躍於太宗朝至真宗初年的古文家柳開亦“喜以名騖於時”[51]。柳開平生以道統自居，其門人張景説他“以大儒名於天下，學者率以公為蓍龜，得公一顧，聲名四出”[52]。然而張氏之語當有許多夸飾成分在。柳開作文用語拙澀，為人也頗怪僻，曾以文換武，長期供職於邊地。他的這種經歷在當時以詩賦取士且崇文抑武的社會背景下很難激起廣泛的認同，其後輩穆脩仍有學古則“背時遠名，闊於富貴”[53]的憂慮。事實上，柳、穆等古文家及其門徒自我認可的人生價值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主動疏離主流或説抗俗自立的過程中獲致的。

與柳開同時的另一位古文家王禹偁顯然在士林中更有清望。王禹偁宣揚“近名”的價值，他本人也“以文章負天下之望何其多”[54]，然而此“天下之望”卻未能助他“乘時得路為卿相”[55]。王終其一生，在朝位不過詞臣，故常感慨自身有道無位的處境：“謬掌斯文雖未喪，欲行吾道即無權”“自覺有文行古道，可能無位泰生民”[56]。再加上他“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為文著書又“多涉規諷”，以此上為太宗下為流俗所不容，屢見擯斥。[57]因此，王氏之文名給他帶來不僅是榮光，也有毁謗妒恨的憂悶，他嘗自白：“虛名既高，忌才者眾；直道難進，黜官亦多。”[58]王禹偁這裏有意采用貶義的“虛名”實是表達自嘲和無奈。他晚年被貶黃州時又有“行高於人則人所忌，名出於眾則眾所排”[59]的説法，可見王雖無位行道，卻在紛亂的輿論場中切實感受到成名帶來的壓力。

較王禹偁晚一輩、主要活躍於真宗朝文壇的楊億亦“以辭章擅天下，為時所宗”[60]。他同樣“耿介坦夷，敦尚名節”，評品人物善惡分明，又“喜誨誘後進，賴以成名者甚眾”。[61]可以説，王禹偁與楊億雖在寫作的著力點上有時古之分，但兩人之文名和性情卻頗為近似，均為鯁直矜名的一代文宗。而楊億身處政治形勢嚴峻的真宗朝後期，這位文學侍從所遭遇的名高見忌的窘境更甚於王禹偁。當時王欽若驟見重用，因受楊億鄙薄，故“屢抉其失”。陳彭年“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其右”，亦“相與毁訾”。那些被楊億貶議的文士也是“退多怨誹”。[62]在政敵交毀下，先是楊億主倡的西崑體由於諷刺帝王而遭真宗下詔誡飭，其後更是被真宗猜疑大肆張揚代君草詔之事，對其“恩禮漸衰”[63]。楊億為避讒謗，佯狂逃奔許州，後作《君可思賦》自述“志本勿矜，言乎有憑。非施勞而伐善，豈揚己而害能！每燥吻而躑躅，屢撫心而屛營。……豈望夫連城之報？豈愛乎畫餅之名？嗟民生之樸忠，希在昔之遐蹤。思不出位，罔貪天功”[64]，為澄清事實不得不壓抑自己性剛尚名的一面。范仲淹就慨嘆楊億“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65]，指出其權位與文名才幹不相匹配。

李沆、王旦、丁謂、寇準、柳開、王禹偁、楊億這七位北宋前期精英士大夫在聲望方面的種種言行，代表了當時不同類型的士大夫面對聲望及其影響的典型態度。統而言之，“遠名”的意識始終是北宋前期主流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士大夫的全名觀念普遍較為淡漠。同時，聲望既無法有效地兌現為權力世界的資本，亦不能轉化作輿論力量的實際支持。另外，寇準、柳開、王禹偁、楊億的言行表明宋代士大夫開始重視和追求聲望。寇準背負中外太平之責，王禹偁、楊億在輿論場中備受毁譽，已然折射出聲望加諸個體的壓力。不過，士大夫名節觀的自覺，以及士林所掌握的聲望體系的獨立和成熟，還要等到下個世代。

三、宋仁宗与老成士大夫反“近名”的邏輯與依據

仁宗朝是北宋士大夫之聲望觀念發生質變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是“遠名”意識之統治力達到巔峰的時代。仁宗和老成士大夫同是北宋前期意識形態的傳承者和捍衛者，“遠名”自然得到他們的一致認可。仁宗與太宗一樣認為唐太宗“似好名者”，此舉被臣下稱揚是“尚實德、簡虛名之至”。[66]他又尤其注重對士大夫“因行察言，緣名責實”[67]，曾頒行真宗《文武七條》訓誡臣下。[68]因此，仁宗頗不悅官員“枉己以近名，行險以怙寵”[69]，亦厭惡臺諫“譖毁大臣，揚君過以釣虛名”[70]，強調言事“務敦修於行實，無過事於言華”[71]。仁宗不止是沿襲父祖重行實斥虛名的作風，他還時常以身作則，告誡士大夫切勿“近名”，這一類用意深遠的“表演”幾乎貫穿他的泰半帝王生涯：

（明道二年十二月，1033）丙申，上謂輔臣曰：“每退朝，凡天下之奏，必親覽之。”呂夷簡曰：“若小事皆關聽覽，恐非所以輔養聖神。”上曰：“朕承先帝之託，況以萬幾之重，敢自泰乎！”又曰：“朕日膳不欲事珍美，衣服多以縑繒為之，至屢經澣濯，而宮人或以為笑。大官進膳，有蟲在食器中，朕掩而不言，恐罪及有司也。”夷簡曰：“陛下孝以奉先，儉以臨下，雖古盛德，何以加此。”上曰：“此偶與卿等言之，非欲聞於外，嫌其近名爾。”[72]

（慶曆元年八月，1041）甲申，遣官奏告宗廟。是日，上謂輔臣曰：“昨造一小殿禁中，而有司不喩朕意，過為侈麗，然不欲毁其成功，今大相國寺方造殿藏太宗御書，寺額可遷置之。”因言朕內寢多以黃布為茵褥。呂夷簡對曰：“陛下孝以奉先，儉以率下，雖聖人之盛德，孰加乎此！”上曰：“偶與卿等言及之，非欲聞於外，恐其近名爾。”[73]

慶曆三年（1043）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於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上曰：“比欲下詔罪己，避寢撤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耳。”[74]

（慶曆八年六月，1048）壬辰，帝語輔臣曰：“春夏久雨，朕日蔬食，夙夜禱於上帝。儻霖淫未止，當去食啜水，冀移災朕躬。然不欲使外聞之，嫌其近名耳。”宰臣文彥博對曰：“今景氣澄晏，實聖德感通也。”[75]

仁宗一再向宰臣炫示自己擁有勤政、尚儉、憂民的明君素養，又不忘附加勿使外聞及精心密禱的傳播限制，著意凸顯自己的崇實作風。[76]這番仁宗特有的“每事張揚”一則無非是重複祖宗遠名以成德的迂曲慣技，二則亦是經由君臣互動及宰臣可能的對外宣揚開啓一種持久的示範效應，反復叮囑士大夫須當實幹遠名。仁宗對“近名”的嫌惡使得“近名”成為一個極具概括力的政治污名。而和仁宗配合無間的宰臣呂夷簡、章得象、文彥博諸老成士大夫在“遠名”這一點上自是君上的知己。他們（當然也包括仁宗）對“名臣”的角色期望業已達成共識，這主要來源於宋初以來君相塑造的政治文化傳統。在他們的居官信條裏，崇實遠名是為一項必備的行事準則。

如呂夷簡論事“婉而正，辯而裁，通而易從，不崇空語以干浮譽”，為相“不潔名，不矜勞，敢任天下之怨，不敢有天下之德”。[77]王曾遵行王旦之言，用人“必先望實”[78]。其“當軸，以厚重鎮天下，尤抑奔競”，使“當時士大夫務以沖晦自養”[79]。章得象為人“謙晦，無纖介觖望，不為赫赫名自結，其澹於進取乃如此”，“輔政八年，章程修明。其嘉猷納之上，庶績付之有司，功名勢地，皆一不取。故論者但美公德，不能言其所以德”。[80]陳執中“繇世資，自致通顯，初不藉交黨引重為名高，挺拔特立，峻清不雜，如絶壁千仞，高倚霄漢。事上待下，直誠無飾，不違道以干譽，不矯情以圖全”，“攝大柄，斷國論，凡進對謨議，未嘗漏言，有猷有為，世莫聞知。善則稱君，過以歸己而已。專務遠權勢，匿名迹”。[81]高若訥“迭居諫憲，當職論事，不煩細激訐，以要虛名”，“性資方介，中立無黨，惟道是信，不以世俗毁譽為得失”[82]。丁度“不將不迎，不矯不激。不求利權，不取名迹。人其謂何，我則惟一”[83]。張方平“性不喜為聲名，故未嘗有所矜治標飾，其於毁譽蔑如也”，亦“不好交黨”“不樂權利”。[84]宋庠“為人端厚清畏，進止有法度。即上有所問，必據經以對，退而未嘗與人言。間或薦引士大夫，惟恐其聞之，不敢掠上恩”。[85]文彥博則撰《座右志》，頗征引經史，譏諷世人“其學未得其仿佛，即飾虚譽以誇愚俗；時小有所長，又自慮時之不知也，必欲家至而户曉焉”，故以窮則“藏器抱德”、達則“慎其名檢”的君子之德自勉。[86]

上文不避辭繁臚列老成士大夫對待聲望和輿論的統一立場，是為説明“遠名”在仁宗朝主流政治文化中的重要位置。老成士大夫一般將“遠名”視作終身奉行的仕宦原則：言事不能激訐近名，交遊不能結黨邀名，當大任更應不取名迹，薦舉亦不可公器私用以求虛名。可見“老成”理念以“遠名”為中心已達到何等精密和自洽的程度。而老成士大夫如此熱烈地標舉“遠名”，慶曆年間仁宗的“表演”趨於頻繁，除以身作則的需要外還有一個關鍵原因，即“遠名”原則在當時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質疑和蔑視，已不足以作為一種不言自明的行事規範而存在。因此他們在政治文化的衝突和變革中抱著危機感大聲疾呼，由其音聲之高亢恰見其內心之焦灼。

“遠名”原則的挑戰者正是慶曆士大夫。作為仁宗時代最具爭議亦最為堅定的好名者，“名”之於慶曆士大夫不再是隱晦消極之物，反而構成士人公私生活中最為顯著的質素。慶曆士大夫完整承繼並發揚了儒家的傳統聲望觀，他們所求之“名”不僅是空間上的聲名遠播，更具備時間上的永久屬性。范仲淹毫不掩飾自己“少小愛功名”[87]的淳狂個性，他的聲名觀結合了“益天下之心”與“垂千古之志”[88]，擁有近乎無限的時空界限。這種“功名可存於不朽”[89]的自我期許在范仲淹的同道那裏同樣非常強烈。蘇舜欽即自謂“幼喜讀書，弄筆硏，稍長則以無聞為恥。嘗謂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言也者，必歸於道義。道與義，澤於物而後已，至是則斯為不朽矣”[90]，既將文章、政事植根於道，也設置了不朽的預期。蔡襄在祝賀歐陽脩等慶曆三諫上任時亦以萬事成塵而功名永存之語相勸勉[91]。尹洙則論説：“吾觀人之情，莫不以顯榮為通，詘辱為窮。然死之日，曾無銖兩之異焉。獨善惡之著，其人雖沒，其名猶存，必視其巨細，為世之近遠。故君子置彼而忘此。”[92]他認為人生之榮辱是暫時的，而善惡之名是遠為長久的存在，很自然便得出君子置彼忘此的結論。歐陽脩亦認識到“自古賢者無不死，惟令名不朽，則為永存矣”[93]，曾作詩云：“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94]他因此堅信好友石介、蘇舜欽雖身世坎坷，但他們的文章聲名必能“不滅愈光”[95]，故無須計較人生中短暫的得失。而恰恰是“不朽”的志望令歐本人的後半生陷入漫長的焦慮情緒中[96]。超越當世之名而追求不朽之名不但給予慶曆士大夫以自信，也促使他們高度重視自身的聲望管理。

慶曆士大夫在權力場中採取了一種迥異於老成士大夫也遠超出傳統政治文化預期的行為模式，他們始終以“道義”“忠信”“名節”“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濟”[97]，不在其位則以“危言鯁論，建明規益”[98]，在其位則“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99]。聲望構成他們個人高自標舉以及彼此產生共鳴的基礎，也是他們所創造的新型意識形態的一個核心概念。而在老成士大夫看來，這幫新進小生幾乎事事都高調地站到了傳統聲望觀的反面，所作所為皆是激昂近名之舉。故在仁宗朝，君主和老成士大夫發出的基於“近名”的批判，大都落在慶曆士大夫身上。宋廷針對慶曆士大夫之“惡行”頒布的誡飭詔書就常有“沽激名譽”一類訓斥[100]。范仲淹《遺表》與歐陽脩《祭資政范公文》亦皆提及“讒人”毀謗范“近名”。[101]再如石介被張方平斥為“狂譎盜名”[102]，他自己也發現：“介狂狷好妄言，而有位不見聽納，但得沽激好名躁進之論。”[103]又富弼糾察在京刑獄，因事被執政警告“無為近名”，而富仍堅持己見。[104]由此可見，仁宗和老成士大夫一直在聯手壓制這股不斷抬升的“近名”之風。

觀察慶曆士大夫在聲望領域背負的一系列污名：“沽激”“詭激”“矯厲”“躁率”“釣名污行”“好名喜事”“附離交扇”“背公死黨”[105]，不難發現“近名”與仁宗時代的直言、朋黨、改革諸問題緊密關聯，牽一髮而動全身，同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仁宗和老成士大夫長期以來疾虛倡實的決心。在他們看來，近名者本質上就是一群奔競之徒，往往言不顧行，名不副實，捨本趨末，徇私廢公，黨同伐異，在此輩貌似公忠憂國的面目底下實則潛藏著汲汲求進的私心，近名者一旦通過炫直沽名取得“不次之遷”，很快便會暴露虛詐無能的本性。

是故，仁宗和老成士大夫認定，近名者在權力世界中無疑極具蠱惑力和破壞力，這些人的危害不僅在於自身的德不配位，更在於他們以虛偽矯飾的投機行為混淆善惡是非的邊界，以沽激求進的權力慾擾亂官各有職、“仕次有階”的政治規則，以浮華輕薄的作風敗壞宋初以來養成的敦厚質樸的士風。如果放任聲望體系在士林中不斷擴張，必將威脅乃至顛覆以皇權為中心的權力等級秩序。

不可否認的是，仁宗和老成士大夫排斥“近名”的邏輯有其合理性，這是他們從歷史從祖宗故事從自身的政治經驗中汲取的教訓。宋太宗就曾抱怨身居高位的官員口惠而實不至：“在位之人，始未進用時，皆以管、樂自許，即得位，乃競為循默，曾不為朕言事。”[106]仁宗也看到“近世士大夫，方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107]，這類“資言以進”的現象在權力世界不斷上演，極大消磨了言事者特別是諫諍者的信譽，乃至產生了諸如“賣直取名”[108]之類的惡名。賈昌朝也發現“時人肆胸臆，事頰舌，舉止軒昂，出繩檢之外，而觀其行實，往往無取”，到頭來“其以軒昂而得者，累過積非，即成禍敗”，故“沽激”之譏其來有自。[109]又如王曾屬於老成士大夫中賞識“范黨”的要員，他這樣評説景祐范、呂之爭：“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110]“擇利”自是遠名者的恆弊，而范仲淹被王曾認定是夾雜私心的近名者，個中緣由值得深思。

而士權對皇權的侵凌亦不僅是中古歷史給予後人的警示。事實上，張方平就曾説自己在仁宗朝見證了朝廷權威持續陵夷的過程。他追敘道，自景祐四年（1037）王曾、呂夷簡去相，“輕銳之士”稍得進用，“漸為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為之動搖”，於是“好名喜事之人”橫行於朝，其中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以才能為之稱首”，至慶曆之際，歐陽脩、余靖、蔡襄、孫沔等在宰執晏殊、富弼的支持下“並為諫官”，“於是私説遂勝，而朝廷輕矣”，再不復真宗朝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説不行”的局面。[111]

復如真宗朝成書的《册府元龜》“總錄”部下專設“虛名”門，歷數前代文人名士虛妄敗事的例證，其序言總結道：“夫名浮於行，聲過其實，先民用恥，小人爭騖。蓋由不純其德，務飾其詐，身為斧藻，言生枝葉，苟合於世，寢以成風。大則朋扇相高，日彰浮稱；次則矜持自用，徒炫謏聞。詭誕則多，循實何有？或誤聽而進擢，或從權而委任，罔獲攸濟，終敗乃事。是知膠柱鼓瑟，詎能合變？畫地作餅，不可以啖者矣！”[112]足見北宋前期的統治者們著力塑造“循實”而非“詭誕”的官場風氣，立志解決這個自官僚制度形成之日起就存在的痼疾。

然而，當反近名的觀念被固化為北宋前中期官方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其一味矯失防弊，又引發了新的問題。尤其是進入仁宗時代，慶曆士大夫強烈地感覺到來自官方的猜忌和桎梏，這是他們開啟“近名”之辯的直接原因。

四、慶曆士大夫的“近名”褒義化運動

面對來勢洶洶的抨擊聲浪，慶曆士大夫亟需為自身的言行做出辯護。同“朋黨論”一樣，慶曆士大夫從未迴避和否認仁宗及老成士大夫的“好名”之譏，相反，他們接力發起了一場“近名”褒義化運動，經由論爭挑戰官方意識形態體，為自身的近名之舉正名，進而重釋“名”的內涵與價值，祛除附著於“近名”之上的污名。

實際上，宋代士大夫對於“名”的正面闡發始於王禹偁《答丁謂書》。不過，《答丁謂書》一則影響較為有限，二則論述亦稍簡略，無法對意識形態形成有效的衝擊，甚至王禹偁的諍言根本不為丁謂所取。總之，要等到慶曆士大夫這一代人崛起於政壇，“名”的正面價值才得到全面深入的抉發。

下面將通過細讀范仲淹《上資政晏侍郎書》（1030）與《近名論》（1036）、歐陽脩《本論上》（1042）與田況《論好名奏》（1043）、范仲淹《與省主葉内翰書》其二（1049）與包拯《上仁宗要務七事奏》（1051）、歐陽脩《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1059）與《濮議》（1068）這八篇四組不同時段的代表性文本，具體呈現“近名”褒義化運動，並闡明北宋中期士人聲望觀念的轉型。

仁宗朝前期是為慶曆士大夫創立新型“近名論”的初始階段，這一任務主要由他們中的先覺者范仲淹在兩場論爭中完成。第一個回合是和晏殊。天聖五年（1027），晏殊出知應天府，邀范仲淹主管府學。范在執教期間向執政上萬言書，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授意晏殊舉薦范為館職。天聖七年（1029）冬至，仁宗率百官上劉太后壽，范仲淹極力反對，疏入，不報。晏殊聞訊，當面詰問范：“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舉者之累乎！”[113]范退而自思，認定自己犯顏進諫正是為報舉主之恩，不意卻以忠直獲罪，遂上書晏殊暢論“好奇邀名”的正當性和必要性。第二個回合是和呂夷簡。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疏論遷都洛陽事，仁宗詢及宰臣呂夷簡，呂評説：“仲淹迂闊，務名無實。”[114]范聽説此事，立獻《帝王好尚》《選賢任能》《近名》《推委》四論，其中《近名論》在《上資政晏侍郎書》的基礎上系統地闡述了“近名”的正面價值。且看范氏的兩次自辯：

若以某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絏而霸齊，藺相如奪璧于強鄰，諸葛亮邀主于弊盧，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于軍門，姚崇臂鷹于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爾。若以某邀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為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説，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兇不足耻，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耻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為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于名，三古聖賢何嘗不著于名乎！某患邀之未至爾。[115]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言為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于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奬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116]

范仲淹這兩段自辯的言語策略大體相通，均跳出老成士大夫預設的論説框架，著重經由剖判“名”背後的思想資源完成“近名”的褒貶轉換，進而重建積極近名論的理論基礎。范沒有直接否定消極近名論，而是指出其來自老莊之説，僅止於存身，難於甚至阻礙及物。接著，他通過連綴聖賢好名的事跡和儒家重名的格言，闡明聲望具有勸善沮惡的效用，強調聖人以身垂範，撰作《春秋》，皆促成後人把外界的輿論褒貶內化為個體的道德自覺。由此可見，范仲淹的政治思想以崇儒學抑佛道為底色，發展了中古以來的二元世界觀。[117]

還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在論述過程中特別拈出“名教”一詞指稱聲望的社會功能，稍異於傳統意義上因綱常倫理（即名分）而立的“名教”[118]。實際上，聲名之“名”與名分之“名”同源出先秦的名實之辯，實質上都屬於相對於實體的符號範疇，無論在理念還是實踐上都有相通之處。漢末名教政治最重聲名[119]，便是“名節”和“名教”不可分割的顯例。在范之前亦多有士人利用“名”的這種多義性為“近名”辯護。如《顏氏家訓·名實》反對時人藉死後聲名無用質疑“聖人以為名教”，提出聖人此舉意在“勸其立名，則獲其實”。[120]這裏正反意見均默認“名教”是“以聲名為教”之意。又如王禹偁主張“名”“修之于身，則為名節；行之于世，則為名教”[121]，以泛化的“名”貫串個體操守和社會秩序。范仲淹的名教論正處於顏、王之说的延長線上。

當然，范仲淹的自辯也不純是自出己意，他在《近名論》後段著重回應了晏殊、呂夷簡的批評。晏殊指責范仲淹為人虛偽，呂夷簡攻擊范能力虛高，這兩點正是近名者給老成士大夫留下的主要負面印象。范承認“為善近名”有流於矯偽做作的可能，他借鑒孟子嚴分聖人、王者與霸者的歷史觀指出，即便是“假忠孝而求名者”，雖不如“性本忠孝者”和“行忠孝者”，畢竟底線尚在，遠勝過“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弒父叛君，惟欲是從”的“不復愛其名者”。在這個意義上，“名”在“刑法干戈”之外為世人提供了一重外在約束機制。[122]

范仲淹在兩場論爭中具體闡明了“名”何以能成為“激勸天下”的積極因素。這一新型聲望觀也是慶曆士大夫的共識，構成整個“近名”褒義化運動的出發點。慶曆士大夫於提出積極近名論後，並不滿足於坐而論道，而是一直嘗試以此批判和變革政治。很快，在國家內外交困同時“英俊”理念日益見重的慶曆之際，他們起而行之的契機到來了。這一階段“近名”褒義化運動的代表文本有歐陽脩的《本論上》與田況的《論好名奏》，他們共同論證了積極近名論的實效性。前者主要面向士大夫，後者則直指君主。

慶曆二年（1042），歐陽脩撰成《本論》三篇，集中探討了當時政治及思想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並分別給出了解決方法。其《本論上》指出，正是“財”（財政）、“兵”（軍事）、“法”（制度）、“賢”（人才）、“名”（聲望）五者之不備導致宋王朝“生齒之數日益眾，土地之産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123]而在上述五者當中，歐陽脩認定“名”佔據著最為根本的位置：

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藴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歛，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124]

歐陽脩一路由“財”“兵”到“制”到“人”到“名”追溯而上，得出“不尚名之弊”是為引發“五者之皆廢”連鎖反應的“天下之最大患”。“近名”長期被污名化，使得賢者因心懷顧慮而不敢奮發有為，進而造成士大夫“變賢為愚”的荒唐局面。歐陽脩的觀點既源於他對歷史和現實的洞察，也來自切身的仕宦體驗。

宋初以來務實戒虛的官方意識形態極大地削弱了聲望勸善沮惡的社會功能，這在客觀上確實助長了官僚制內生的惰性，壓抑了官員的主動性和進取心，促成一種偏於保守甚至可以説是因循的政治風氣。士大夫普遍“以避謗為智”[125]，追求消極的“不毀”而非積極的“譽”，推崇有所不為，避忌生事。特別是仁宗和老成士大夫把積極近名與沽激躁進劃上等號，這固然有效地甄別並敲打了許多虛偽的投機分子，但他們也因此猜疑和排擠慶曆士大夫這樣的儒家理想主義者，拒斥立意高遠的政治批判和變革方案，最終導致仁宗朝前期權力世界的分裂和政事的寬弛。

“遠名”政策固有的缺陷在寶元、慶曆之際的政治危機中暴露無遺。於是在歐陽脩之後，又有蔡襄屢屢對“近名”污名化現象大加抨擊。慶曆三年（1043）三月，蔡襄見仁宗親揀王素、余靖、歐陽脩增備諫官，特意提醒仁宗“任諫非難，惟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邪人”衹消污衊他們“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就足以迷惑君上。[126]蔡襄的上書實是有感而發。他在就任諫官後，立馬上奏直指舊相呂夷簡當政時“見為善介特而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貴以污之”，“善人恥此，往往退縮，以避好名干進之毁”，遂令二十年來“人人不肯尚廉隅、厲名節，淺者因循闒茸，深者靡惡不為，都無愧恥”。曹修古、段少連、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脩等仁宗即位以來的直臣均在被污者之列。[127]蔡以頗為犀利的筆調寫出官場上聲望因素不振的嚴重後果。尤其是他對庸碌之“淺者”和無恥之“深者”的區分和描繪，可謂切中時病。

有鑒於此，歐陽脩設計了“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128]的政治改革方案。他強調尊崇聲望的重要性，呼籲朝廷在官員評價機制方面將“近名”徹底褒義化，重新激活聲望的社會功能，以此勉勵賢者承擔起矯弊救時的責任，並為他們推行有為之政創設良好的政治和輿論環境。歐陽脩倡導的“尊名”論不僅是厲下也是勸上的，《本論上》文末期待仁宗“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129]。仁宗素不喜的“好名者”唐太宗赫然在目。嗣後歐陽脩在諫官任上“自任言責，無所顧忌”[130]，一心“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毁之避”[131]，很大程度上就出於“尊名以厲賢”的考慮。

歐陽脩之力主“尊名”，折射出慶曆之際士林中興起的政治變革訴求。至慶曆三年（1043），在仁宗支持下，范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全面鋪開，觀念上的“近名”褒貶更是和政治上的改革與否直接相關。田況一次上殿奏事，和仁宗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為非，意在遵守故常”[132]，變革意志愈轉愈下。田況見此，退而著《論好名奏》：

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若謙弱自守，不為恢閎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豈可得耶？方今政令寬弛，百職不修，二敵熾結，淩慢中國。朝廷恫矜下民橫罹殺掠，竭瀝膏血，以資繕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和，為翕張予奪之術。自非君臣朝夕癴憤，大有為以遏後虞，則愈可憂矣。陛下若恐好名而不為，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儻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癚奸，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斂，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惡諛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僥倖，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為，則天下何所望乎？抑又聞圣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此群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奊詬無耻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圣王率下之意耶？[133]

田況著重闡述了名實關係：“名”皆由“實”而生，同時也會對“實”產生反作用。在此前提下，他先是論證了“名”之生成是一個不以人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自然過程，言下之意是諷勸仁宗與其空自擔憂“虛名”，不如多關心實務。接著，田況揭示了“近名”被污名化後的流弊：仁宗因反感“好名”，進而抵觸其“實”即“大有為”之政，不願從根本上解決政治問題，不免因噎廢食。這和歐陽脩的“尊名”説大同小異。不僅如此，田還引入內憂外患接踵而來的嚴峻時局，以説明扭轉聲望之污名的緊迫性。他企盼仁宗從此振作，取得英睿、神武、崇儉、廣愛、納諫、勤政、求治之美名，不負天下人的期望。最後，田況擺出儒家“名教”“名節”一貫的説法，重申聲望的“勸沮”作用。此又與范仲淹的積極近名論相當。合而言之，田況此奏與范仲淹、歐陽脩的言説明顯構成相互呼應的關係，不妨視作積極近名論在關鍵時刻的一次集中表述。

由天聖至於慶曆，慶曆士大夫在主持“近名”褒義化的過程中始終注重闡釋和推廣聲望的社會功能。在他們的不懈努力下，積極近名論終於在慶曆新政期間得到相當程度的實踐，構成君臣有為的觀念背景。然而，歐陽脩、田況標舉的赫赫之名之於仁宗並沒有多少吸引力。等到宋夏和議，內外危機稍解，仁宗很快又走上了“以好名為非”的老路，不僅很快停止支持改革派及其新政，更於革新派外貶之際下詔斥責他們“附離交扇，流蕩忘還。更相援接，以沽聲譽”[134]。這標誌著仁宗朝的意識形態重新趨於保守。

五、慶曆士大夫對積極近名論的反思

以慶曆新政為節點，“近名”褒義化運動進入了一個外進而內縮的新階段。外進的一面表現在，新政的失敗和慶曆士大夫的失利絲毫沒有滯礙“近名”褒義化的進程，相反，慶曆士大夫雖在貶謫後多年為政地方，但他們構建的新型聲望觀越來越受到士林的認同，其在宋廷的影響力也日益彰顯，並於十年後隨著慶曆士大夫的回歸而重新被官方接納。內縮的一面表現在，改革受阻的現實促使慶曆士大夫內向歸因，重新審視自己和同道在新政中的作為，進而對積極近名論展開了深入的反思。

皇祐年間包拯的《上仁宗要務七事奏》和范仲淹寫給葉清臣的書信就較早展現了積極近名論在新階段的進展。先來看積極近名論在公共空間的擴張。皇祐三年（1051），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向仁宗條陳“當今之要務”七事，皆關乎“近歲以來”凸顯的政治弊習，其三曰：

臣伏聞頃歲大臣顓政，頗惡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譏其近名，或云沽激，欲求進達，遂使才能之士莫敢自效，縱能不顧忌諱，指陳事理，固亦困於沮撓，無得而施用矣。且名者，聖賢之所貴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烈士徇名。”人不顧名，何以趨善？聖人所以貴也。夫群下雖衆，然士有志於國家之急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報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説，是則志士仁人終無以奬進矣，豈陛下之心哉？此誠頃歲大臣之罪也。臣願陛下但顧其所臧否而亟行之，勿以近名沽激求進為念，則人得以盡其心矣。[135]

包拯觀察到，消極近名論成為“大臣”用以排擠“才能之士”的慣常藉口，一旦積極建言被“大臣”污名化為“近名沽激求進”，“才能之士”便不敢亦不能有所作為。他因而提出，仁宗須正視聲望的作用，將“志士仁人”從“近名之説”中徹底解脫出來，公允地評估他們的進言並予以施行。不難看出，包拯在聲望觀念上和慶曆士大夫深有共鳴，是積極近名論的支持者，也是慶曆士大夫一方的同情者。他的抉弊和建策，同歐陽脩關於“不尚名之弊”的思考如出一轍，衹是包刻意對仁宗和“大臣”作切割，以便讓後者承擔所有“罪行”。包拯之言無疑道出了一大批見證慶曆新政以來政治變局的士大夫的心聲。[136]故雖則當時慶曆士大夫長久蟄居地方，但由他們開創的政治言説卻仍舊時常迴響在廟堂之上。另據史載，包拯在諫院所上奏疏，朝廷多見採納，其中自然有這封著名的《七事奏》。由此可見，彼時決策者對於“近名”的態度也有所軟化。

再看積極近名論在慶曆士大夫內部的退潮。皇祐元年（1049），權三司使葉清臣和判大名府賈昌朝因事爭執不下，葉堅持己見，且上疏斥賈“跋扈不臣”。[137]差不多同時，葉致書范仲淹論及此事，表示“自信之心，弗改于舊。此金石其誠，對明神而無愧”[138]。范在回信中先是肯定葉的坦蕩，繼而話鋒一轉，勸“天資爽邁，遇事敢行”[139]的老友千萬要隱忍：

然國之安危存亡，繫于其人。正人安則王室隆，正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豈特厚于己耶！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明，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為與國同憂之人，宜弗為也。如與國存亡，則有視死于鴻毛者，豈特輕其己耶！今上睿聖至仁，惟股肱協德，則堯舜同功，天下為壽。前者數君子感遇激發，而高議直指，不恤怨謗；及群毁交作，一一斥去。雖自信於心，未足為恥，使太上用忠之意，謂吾道無可信者，此不為重乎！道卿能不鑑此？宜其與國同憂，無專尚名節，而忘邦家之大，則天下幸甚幸甚！[140]

范仲淹向葉清臣揭示了這樣一個關於名節的悖論：名節原是源於同時也導向公義的，但當名節本身成為士大夫極力追求的對象，則很可能反過來妨礙公義的實現。范將名節歸入私人利益的範疇，而與國家的公共利益對立，其對待名節的態度顯然是以貶抑為主。這幾乎和他本人年輕時倡導的積極近名論適相背反，等於一隻腳跨入了他曾極度鄙夷的消極近名論。唯一不同是范較老成士大夫多懸設了一個有待實現的高遠目標。

范仲淹聲望觀的劇烈轉變，是他多年來反復回顧新政敗局的結果。范“身歷中書，知事之難”[141]，由此深刻地意識到：政治改革永遠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必然牽扯到現實中極其複雜的人事關係和利益糾葛。故范提出君子身安而國家可保的立朝原則，即君子首先要遜言遜行，明哲保身，維持自身與君主、官員甚至“小人”的關係，方可期望能有所作為。在信中，他沉思歷史和往事，站在公義的立場批判了漢末“李膺之徒”和“慶曆四諫”這些斥奸褒正的名節之士，並指出他們雖“一身潔清”“自信於心”，卻或者加速了東漢的滅亡，或者使君主不再信任儒道和君子，非但於事無補，反倒變本加厲。換言之，積極近名論消滅了基於私利的重己輕國之舉，卻又創造了新的基於名節的重己輕國之舉。這些名節之士越嫉惡如仇，越會損害公義。

范仲淹對於積極近名論的反思無疑是非常徹底的。當士人高呼“忠義可以事國，名節可以榮身”[142]時，“國”與“身”之間的張力就已然存在了。范仲淹晚年批判專尚名節而忘家國之弊，即意在理順積極近名論下的“國”“身”關係。范的反思和反差反映出，在新政失敗後，慶曆士大夫的政治理念由純粹的理想主義向現實的理想主義過渡。[143]而這種過渡奠定了慶曆士大夫中晚年聲望觀的底色。韓琦在慶曆諸賢中性格最為端瑾，他曾品評尹洙、范仲淹，認為前者“挺然忠義，奮不顧身”，但僅能“立一節”，“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而後者“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終“成就大事以濟天下”。[144]在韓琦眼中，尹洙和范仲淹代表了理想主義者的兩種類型。尹為國事“奮不顧身”，這或許非常契合後世想象中的慶曆士大夫形象。但韓指出，從結果看，尹衹能樹立私節而無濟於國。他更青睞范將“身”置於“國家”之前，最終卻能做到“濟天下”，即爲了實現更高的善而壓抑當下追求正義的衝動。這顯然延續了范仲淹的論調。韓琦立朝“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便是有感於“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145]

其餘同道如歐陽脩雖未採取范仲淹式的極端立場，卻同樣從如何取信於人的角度出發重審積極近名論，也同樣嘗試糾偏。歐的思考集中於他嘉祐四年（1059）撰寫的《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中。此文可以説是歐陽脩總結“近名”褒義化運動並做出補充論述的集大成之作，它清晰地顯示了“近名”褒義化運動外進而內縮的趨勢。

時值慶曆士大夫回朝當國的嘉祐、治平之際，積極近名論被宋廷穩固接納並轉化為施政原則。“近名”褒義化運動業已完成。歐陽脩在《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裏就詳細敘述了慶曆新政以來包括積極近名論在內的“英俊”理念曲折上升的過程[146]。他認為仁宗朝政治文化變革的標誌在於：“言事者”終得君主和“中外之人”的信任，不再動輒被污名化為“好訐陰私”“公相傾陷”“沽激名譽”“自圖進取”的小人。

身為“慶曆四諫”的一員，歐陽脩“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深知上述從觀念到政策的整體改觀是多麼難能可貴。是故，當他聽説御史中丞包拯接連彈劾兩任三司使張方平、宋祁去職後自代其任，敏銳地意識到茲事體大，包拯之舉“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遂立即上書表示反對。歐點明“言事之臣”常處嫌疑之地，畢竟“言人之過似於徼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惟“無所利於其間”方能自明其心，取信於人。一旦像包拯這樣素有直聲的“言事之臣”都逐人自代，則不僅“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為説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也會“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事必將破壞仁宗朝後期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政治默契和“用諫之效”，致使宋廷重新陷入猜疑才士、言臣的泥沼中。[147]

歐陽脩這一番“原其本末”的剴切之言，頗顯出他維護積極近名論的用心。歐陽脩晚年雖不復如年輕時那般激昂進取[148]，但他仍舊認可和珍視由自己引領的言事風氣和聲望觀念，多次主動擔當君主和臺諫之間的調和者角色。歐陽脩顯然認識到，一套政治價值觀能否持久取決於其公信力而非強制力。不僅如此，歐還從包拯就任三司使一事出發，強調了“名節”的重要性：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争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偷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149]

歐陽脩解釋“名節”的本質即是行事一本於道義，並著重指出保全名節應是士人立身立朝及君主用人養士的首要原則。他在這裏提議朝廷用人“務尊名節之士”，看似與早年設計的“尊名以厲賢”方案一脈相承，其內涵其實已發生方向性的變易。一是性質的由“虛”到“實”，“尊名以厲賢”的邏輯是以“名”引出材能（“實”），“名”衹是手段，而“名節”統括聲譽與節操，本身就是一種獨立於甚至優先於“材能”的“實”；二是功能由側重“勸善”轉向“沮惡”，“尊名”的關鍵在“激勸天下”，而“尊名節”重在維護“有所不取而不為”的“廉恥之節”；三是機制的由“內”到“外”，“名”發揮作用主要倚仗外在的輿論監督，而“名節”則始終需要心中的道德準則來維繫，要做到事事不苟隨於人。

歐陽脩論述重心的這三重變化反映出，時至嘉祐、治平之際，由於慶曆士大夫的角色從低位的批判者上升為高位的決策者，積極近名論從言説發展到實踐的階段，以及新政失敗後政治反思的展開，慶曆士大夫的聲望觀在總體上轉向更為中庸和深沉的境地。當然，歐陽脩在這裏大談有所不為，自有忠直勇為作前提，絕非要回歸消極近名論，而是期望經由闡揚“名節”，從根源上消除仁宗和老成士大夫擔憂的沽激求進現象。

事實上，范仲淹最初提出積極近名論，目的是回擊“近名”污名化現象，難免矯枉過正，對“近名”的預期過於樂觀。故他在《近名論》中出於辯論需要而暫時肯定“假忠孝而求名者”這樣的偽君子。至此，歐陽脩以嚴格的道德本位立場補全了積極近名論原先相對薄弱的論述環節，將偽君子徹底放逐在名節的範圍之外。史載，歐陽脩上奏後，“拯即家避命，不許，久之，乃就職”[150]，足見包拯也認同歐“惜名節”的説法。

歐陽脩之特重名節，一則如前所述，源於自身及同道的政治經歷特別是言官經歷，二則來自他們對士節的重視和追求。前者促使慶曆士大夫深入思考和盡力補救積極近名論固有的缺陷，後者則為他們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出口。

先看政治經歷的刺激。慶曆士大夫在推進“近名”褒義化運動的過程中已然警覺，積極近名論於激勵賢材的同時也容易讓投機分子覓得可乘之機。歐陽脩很早就意識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是“節而太過”的“苦節”，故“行於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151]慶曆興學之後，他又觀察到許多青年士子受“近名”及議論風氣的影響，為求“異衆”“則必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152]。這無疑也是一種“苦節”，矯偽沽激，過猶不及。他晚年更是悲哀地總結説變節纔是這個世界的常態：“士少勤其身，以干禄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153]歐對積極近名論的反思就建立他閱世有感的基礎之上。

石介也曾聽朝中的士大夫講過這樣一個案例，某官一開始“忠鯁讜直，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及至“位彌高，身彌貴，禄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便顧惜“勢力榮寵”，“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於是士大夫們得出結論：某官“嚮之忠鯁讜直，謇謇敢言”衹是沽名釣譽，衹是以此為“速進之媒”。[154]蔡襄在《明諫》中也無奈地承認，先是妄人“隨之資言以速進，甚者詭譎而紊政；意苟得焉，喑嘿以自固”，遂有佞者趁機非議説：“舉天下之好言者均取貴仕耳，孰從而求信夫所謂忠讜者哉！”[155]正是這類偽君子的存在，使得宋初以來的決策者們始終不肯放鬆對“近名”的警惕和壓抑。

職是之故，要推廣積極近名論，先須做到辨識真偽君子，即蔡襄所説的，明確“忠與巧者之分”[156]。而慶曆士大夫作為這種新型聲望觀的發起者，更應找出自別於沽激求進者的途徑，以自身言行如一取得君主和士林的信任。慶曆士大夫的相關思考和實踐集中圍繞臺諫展開。他們很清楚，這類角色的作為以及隨之而來的黜陟往往牽動政治文化的整體走向。

針對仁宗和老成士大夫“資言以進”的非難，慶曆士大夫主張言事者理應時刻做到“自明而取信”[157]。具體來説，言事者應當慎重地對待升遷，必要時選擇退讓以避嫌疑，若憑藉直聲取得高位，則仍需積極有為，始終不變，唯有如此方能消除世人的疑慮。歐陽脩上書勸阻包拯升任三司使正是踐行這種見解的表現。

其實早在慶曆新政期間，歐陽脩於諫官任上便格外留心一己之進退升降。慶曆三年（1043）十二月，宋廷詔歐陽脩試知制誥，以示恩典，他“退而循省，未止憂驚”[158]，故堅辭不赴。仁宗於是下旨直除知制誥，並遣使者臨門告諭。歐累辭不獲，衹得以右正言知制誥，依舊言事激切，知無不為。歐在辭免知制誥的一劄三狀中反復申説，他“所以敢茲懇請者，蓋以上繫朝廷任人之體，非專臣子子飾讓之私”[159]，理由是：首先，他本人已被質疑“本非為國而去惡，但務傾人而進身”，現在如若接受“越次升用”，那就意味著主動坐實譏議，他雖“自省忠國之節，特惟陛下知之”，卻再也別想洗脫“激訐沽名”“僥倖求進”的污名；其次，小人“見言者得進既速，則各務奔趨”，“爭以口舌為事”，以致“後來有讜言之士，必雷同以干進見疑”，無法“自明而取信”，這最終會造成“君子、小人，情僞何别”的困局。[160]由此可見，歐陽脩在《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裏的陳述，除名節論外，其餘部分都已在他諫臣生涯的近似時刻盡數道出，反映了歐一貫的“惟言事者不可以速冒寵榮”[161]的慎重態度和深沉思慮。歐陽脩在諫官任上“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跡嫌疑顧避”[162]，其直臣面目早就廣為人知，而與此同時，他再三推卻“寵榮”，唯恐避“形跡嫌疑”不及，其謙退姿態或許鮮為人知。這兩種政治表現貌似背反，卻一道重塑了趙宋言事者的角色期待。它們本質上都是“名節”使然，一如歐陽脩所説，“惟義之所守”，有所不避亦有所不為。

言事者以名得位後何為，同樣是慶曆士大夫非常重視的問題。明道二年（1033）十一月，仁宗詔用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月石介上書於孔，質問孔既已“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何以“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石介接著痛切地指出，從古至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更令人憤慨的是，那些所謂的君子在得位或受挫後，往往“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途晚節，須有渝變”。[163]為此，他特地提醒孔道輔：

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顔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群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求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取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之，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群小人排毁不已。吁！可怪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164]

石介之所以如此急迫地作書告誡孔道輔，是因孔在言官任上的語默動靜不止決定能否保全一己之名節，更是關乎君子能否洗刷沽名求進的污名進而取信於天下的大事。孔道輔自然明了石介的深意。不久，他和右司諫范仲淹率眾臺諫官伏閣請對，一致反對仁宗和宰臣呂夷簡廢郭皇后，因此貶知泰州。這場風波被公認是仁宗朝臺諫勢力增強的標誌性事件。孔道輔以自己的言行再次贏得清流官員們的尊重，成功地捍衛了積極近名論。

慶曆士大夫在公共空間提出並遵循“自明而取信”的行事原則，一方面是為了獲得相對安定的政治環境而能有所作為，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在仁宗和老成士大夫“一刀切”的用人政策之外開闢出一條既能充分發揮聲望之勸沮功能又能有效鑒別和清除“資言以進”現象的新路線，由此增強積極近名論的可信度和可行性。這可以説構成了“近名”褒義化運動的另一條線索，它以慶曆新政為界限由暗轉明。嘉祐年間歐陽脩《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一文即對“自明而取信”原則進行了概括和升華，他同時給這條新路線樹起一個明確的標的，那便是聲望與操守結合而成的“名節”。他不僅用此原則律己，還要以之警人，全力維持言事機制的良性運轉。

再看慶曆士大夫對士節的重視。對於如何克服“名”可能帶來的弊端這個永恆的社會難題，仁宗和老成士大夫無疑是比較悲觀的，他們因此壓抑聲望，在排斥虛名的同時也甘願放棄聲望的勸沮功能。而慶曆士大夫則相信，可以通過講求“節”來完善“名”，可以由義利抉擇勘破言事者的誠偽，從而消除虛名的負面影響。這也是他們自己身體力行的信念。這兩個群體之所以會在這個難題上產生從認知到行動的全部分歧，是因為他們對人性的判斷大相徑庭。韓琦追憶的一段范仲淹、呂夷簡品評天下人物的軼事就説明了這點：

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之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相公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165]

呂夷簡等老成士大夫閱人多矣，對身陷名利場的士大夫的品行一向評價不高，故慣用狐疑的眼光打量那些非同尋常或説為善近名的政治行為，傾向於認定它們動機不純，不過是包裹在私慾之外的精緻而虛偽的外殼罷了。范仲淹等慶曆士大夫則不然，他們清楚地知道，天下非無節行士，正是老成士大夫自己在不斷排斥和污名化君子，故舉目所見皆是小人。

慶曆士大夫之所以如此肯定“天下固有人”，是因為他們自己便是那群“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的“君子黨”[166]。從長時段的士史來看，慶曆士大夫可説是繼漢末名士後第二個自覺地把名節作為修身事國之重要原則的士人共同體。他們在踐行積極近名論時始終以砥礪氣節作支撐，普遍表現出忠直的品格和高度的自律，和沽激者有本質差異。歐陽脩曾説：“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慾勝之耳。物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賁、育者，誠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而今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167]君子須在利慾的誘惑下始終自守廉恥，方能挺立名與節，以免陷入名不副實的境地。

慶曆士大夫還從自己的仕宦經歷中察知，仁宗朝士人在消極近名論籠罩下“不肯尚廉隅、厲名節”，以致“淺者因循闒茸，深者靡惡不為，都無愧恥”。[168]他們宣揚積極近名論，也是期望一則憑藉聲望的勸沮功能和輿論的監督機制，二則以“尊名節之士”的用人政策為指揮棒，共同敦促士人重視名節，扭轉宋初以來擇利而不顧名節的士習。

實際上，除前述歐陽脩上書以及他在《新五代史》中的批判外，慶曆士大夫並未對“名節”作過多的闡釋。也許在他們看來，名節應該予以躬行而非停留在口頭。於是這些行動者以身作則，成功地將這種兼具見義勇為和非義不行的名節觀植入北宋中期的主流政治文化之中。這是慶曆士大夫留給後人的寶貴的精神遺產。韓琦就見證了，歐陽脩在諫官任上“顔有必犯，闕無不縫。正路斯闢，姦萌輒攻”，使“人畏清議，知時不容。各礪名節，恬乎處躬”，憑一人之力於二十年間變革了士風。[169]南宋學者陳傅良認為，“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知鄉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170]，構建出慶曆士大夫以名節掃清五代習氣的歷史。朱熹則從真、仁兩朝名臣求復相的細節談到北宋政治文化的革新：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恥，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171]

寇準、王曾均是宋人公認的正人[172]，卻貪戀權勢，而未覺任何不妥。直至范仲淹以廉恥激勵士林，名節纔成為真正需要士大夫用心考慮和抉擇的仕宦因素。自此，士大夫對外界輿論的關注，以及對自我的道德審查都較北宋前期大為加強。如韓琦教誨後輩：“富貴易得，名節難守。”[173]他扶立英宗即位後接到摯友尹洙之子尹構的上書，勸其功成身退以保令名。幾年後韓果得請外鎮，與王、寇之取捨異趨。當然，慶曆士大夫倡議名節不僅是為了防弊，也是為了勸善，為了“振作士氣”。《宋史》稱“（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仲淹倡之”[174]，即點出名節積極的一面。

歐陽脩在嘉祐年間暢論名節，比之范仲淹晚年匡正“專尚名節”之弊，可以説是對積極近名論的一種建設性反思。然而，逮至英宗朝，歐陽脩在參知政事任上被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等臺官指為首開“濮議”的奸邪而備嘗攻訐，他先前對積極近名論的支持被此事徹底動搖。熙寧元年（1068），歐陽脩進獻《濮議》四卷，公開為自己和治平時期的二府大臣辯護。歐在此書的序言和卷一開宗明義道，臺官堅持皇伯之議，和倫理、正義無關，衹是他們要藉“濮議”這個“好題目”來洩憤和干譽，滿足一己之私慾。他在書中滿含激憤地敘寫臺官“誣君以惡而買虚名”的過程：他們先是“新被擢用，鋭於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輒言，不復更思職分，故事多乖繆，不可施行”，接著因“言事不行”而出言不遜，又遭朝士戲笑，“益怏怏慚憤，遂為决去就之計，以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其後以“濮議”奇貨可居，“相與力言”，卻被英宗否決，於是“愈益愧恥，既勢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買名，故其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最後士大夫不知“濮議”本末，輕信臺官所誣之言，“但謂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争為之譽”，臺官由此達成“得虚名”的意圖。[175]

歐陽脩對言事者的抨擊，幾乎就是消極近名論的翻版。不過，與其説這是歐陽脩在重複老成士大夫質疑近名者的老調，不如説是他和范仲淹一樣受親身經歷的刺激而深度批判積極近名論。歐通過“濮議”等事件觀察到，在積極近名論被新一代士人普遍接受後，產生了一類更為極端更為高級的賣直取名的手段。一方面聲望成為十分重要的象徵資本，甚至對於很多士人來説，名節本身就是自我實現的最高境界，具有獨立的並且是無上的價值，另一方面臺諫衹要因為某種形式上的諍諫而遭到朝廷的責罰，一般就能得到輿論的同情和褒揚。如此一來，臺諫為追求直聲往往會集體採取一種極其高調、偏激乃至帶有自毀性質的言事策略或者説政治表演，使整個朝廷持續陷入無意義的政治內耗之中。無論有意無意，這都是一種假正義為名的無所顧忌的惡行。“君子”一旦自私起來，無疑要比那些沽激躁進的小人可怕得多。歐陽脩的觀點從根本上來源於他晚年相對保守的政治立場，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意氣的成分。但他也確實指出了積極近名論在成為主流政治文化的過程也有異化的傾向。而歐陽脩這位新型聲望觀的倡導者最終戲劇性地成為它的受侮者和反對者，似是命運對他本人“出爾反爾”的某種作弄。[176]

綜上所述，北宋中期的“近名”褒義化運動是一場由慶曆士大夫主導的自下而上的聲望觀念革命。它以慶曆新政為界，明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慶曆士大夫構建積極近名論並嘗試予以實踐的階段，他們通過數次論爭掃清了附著在“近名”上的污名，揭示了消極近名論對士風和政治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發掘了聲望勸善沮惡的社會功能，將其與政治變革聯繫起來。後一階段則是慶曆士大夫成功推廣積極近名論並轉入反思的階段。積極近名論以新政為契機迅速得到士林的廣泛認可，並逐步被主流政治文化吸納，其流弊愈益顯著。慶曆士大夫就此問題進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討，范仲淹壓抑“名節”，而歐陽脩大倡“名節”，固然在具體意見上有所不同，但范、歐都強調以取信於人救弊，折射出兩人政治理念的保守化趨向。歐晚年親歷“沽名者”的攻訐，對其展開激烈的批判，為他和同道主導的“近名”褒義化運動降下了帷幕。而積極近名論則在新一代士大夫手中繼續發揚光大，直至熙、豐時代的到來。

六、北宋中期“聲望政治”的成立

“近名”褒義化運動解放了聲望的社會功能，促使聲望升格為士之公共生活和國家之權力運作首先就要考慮的關鍵因素，由此開啟了一個上下皆重名的新時代。北宋中期的中下層士人不再俯伏於權力之下，而是依據聲望高低自主地選擇他們支持和追隨的對象，眾望所歸者亦注重回應期待，以保全一己之名節，故雙方常合力進行響應影從式的政治活動。在這個意義上，“名”可以説是維繫“天下正人”[177]的核心要素。

是故，我們在北宋中期可以發現一批帶有超凡魅力（charisma）色彩的士林領袖，如范仲淹、歐陽脩、王安石諸人便是此中代表。這些士大夫之所以能脫穎而出，與權位關係不大，而主要取決於個人所表現出的與眾不同的特質。首先，他們本人通常是當時公認的道德楷模、頂尖的學者和一流的文人，具有傑出的品格和全才的素質；其次，他們還是堅定的儒家理想主義者，以天下爲己任，擁有行道的使命感，同時具備踐行自身理想所需的強大的意志力和卓越的行動力，甘願爲理想承擔政治風險甚至做出自我犧牲；再次，他們往往會在公共空間提出一套極其高遠的復古的政治願景，以此批評現行政治，並宣稱可以通過變革創造性地解決社會當下存在的諸多問題，使之重新回歸儒家的理想秩序；最後，他們多特立獨行，無論觀念還是言行皆合於古（道）而不合於今（俗）。這些士林領袖不僅在士林中享有無與倫比的號召力，還對士人的情感、價值觀、信仰有著異乎尋常的影響力。他們本人不僅被推許為儒家理想和改革精神的人格化身，他們的進退也被視作朝政清明與否乃至道之行與不行的標誌。正是這些偉人徹底改變了北宋中期權力世界的圖景。

北宋中期的新型士人沒有止步於構建一個基於聲望的共同體，他們還試圖通過輿論自下而上地影響中央的人事政策，俾使權力分配符合他們的預期。經由他們的努力，聲望從權力的控制下逐步獨立出來，並在特定情況下超越權力成為最具支配力的社會分層標準，直接影響乃至決定政治權力的分配和政治路線的變易。在某些關鍵時期，宋廷高層人事調整的原則由傳統的“以望配位”轉換為“以位符名”，統治者超拔那些眾望所歸的士林領袖執政，以盛名和君恩激勵得位者進行政治上的改弦更張。

對於士大夫來説，聲望從此成為非常關鍵並且是可兌換的政治資本，而權力則往往無法直接轉化為聲望。因此，位高權重者非但未必能獲致譽望，反常有招訾議、失士心之虞。相反，聲名卓著者常能得到輿論的助力，始終簡在帝心，令其進則立取清要之職，乃至越級而隮身卿相之位，退則保有相當的話語權和號召力，在官方的權力分配中長期佔據極其優越的位置。這些現象在士大夫普遍遠名的北宋前期是難以想象的。

考慮到北宋中期士大夫政治的上述特質，或可稱之為“聲望政治”。“聲望政治”亦由慶曆士大夫直接推動。它起始於仁宗親政，終結於熙寧新法，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明道仁宗親政至景祐黨爭，初現雛形；寶元、慶曆宋夏戰爭至慶曆新政，正式形成；新政失敗至嘉祐、治平之治，穩步發展；嘉祐、治平之治至熙寧新法，經歷新一輪高潮並走向終結。接下來將分階段敘述“聲望政治”成立与解体的過程。

明道二年（1033）三月，劉太后逝世，仁宗在淵默十餘年後開始親政，他主持革正了先前女主統治下的若干弊政，又對中央人事做出重大調整：黜退太後生前任用的大臣，呂夷簡罷相，張耆罷樞密，范雍、夏竦、趙稹罷樞副，陳堯佐、晏殊罷參政；同時拜李迪為相，王隨為參政，李諮為樞副，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召還范仲淹、范諷、孔道輔、李紘、郭勸、段少連等人，他們多是在太後臨朝期間以清直敢言著稱的臺諫，此時再度被授予言職。仁宗還追贈曹修古右諫議大夫，贈劉越右司諫，贈寇準中書令，復萊國公。

顯然，仁宗親政後這一系列人事任免活動主要出於自身維護皇權的目的，但也並非沒有考慮真宗末年以來清議和民意的走向。當時石介就形容仁宗“圖任元老，詳延正人，或在於朝，或在於野，有魁閎博達、卓犖英偉之士，咸登崇其人，拔置左右，以光輔萬世丕丕之業。故今相庭洎樞府數公與中丞，皆不次進任，居在密近。又自河北召李（紘）為知雜，自陳州取范（仲淹）為諫官，復三命御史位，中外胥抃，人神相歡，皆以為得人”[178]。雖不免夸飾，但亦可見皇權與輿論相互配合的狀況。

彼時“聲望政治”的特徵主要表現在其影響而非成因上，“睿謨聖政，赫然日新”[179]且賢名者在位的政局讓士人們倍感振奮，並充滿期待。歐陽脩等“洛之士大夫”於天聖九年（1031）范仲淹倅陳時就相與鼓舞：“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不久，范果回朝任右司諫，他們更是“翹首企足，佇乎有聞”。[180]石介在給范諷的信中也説自己“一旦見聖人龍行雷動於六合之上，賢臣躍起雲會，耳目如豁聾瞽，心意祛積滯，踊躍奮悚，不能制其喜”[181]。

遺憾的是，明道二年（1033）君臣上下合衷共進的局面很快就被當年年底的廢后之爭打破了。宰臣呂夷簡雖助仁宗廢郭后，盡逐異議者，卻因此折損名節，以至友人王至清譏其無相業；臺諫范仲淹、孔道輔等雖在政爭中落於下風，直名卻愈加彰顯，廣得中下層士人的擁護，像歐陽脩即主動寄信慰問身在貶所的范仲淹。這為孔、范後來的回歸打下了輿論的基礎。

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歸闕，令“正人端士，酌酒相賀”[182]。他後以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決事如神，京師謡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183]足見范的一舉一動都為士林所矚目。范仲淹隨即與呂夷簡發生激烈的政治衝突。時范之職位不可謂不重[184]，和首相呂夷簡相比卻官位懸殊，勢力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但范、呂之政爭迅速擴大為士大夫之黨爭，政治地位相對卑下的范仲淹不僅得到慶曆士大夫的大力聲援，並且在他被呂放逐的數年間令整個士大夫社群因“持二人曲直”[185]而分裂，一時間“士夫為仲淹言者不已”[186]，連蜀地隱者張俞都上書呂夷簡呼籲“范仲淹以諫諍而遭擯斥，若外徇物望，內惟邦本，宜委重柄而授之”[187]，以范氏之譽望增重己説。蘇舜欽亦曾描述當時士論的態度：

自閣下（范仲淹）作諫官，天下之人引領數日，望閣下入兩府，使天下被其賜；及閣下受譴，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嘆息怒駡，以謂宰相（呂夷簡）蔽君怙權，不容賢者在朝，將日衰弊，無復太平之期。當是時，無此言者，眾指以為愚；惟是險奸凶殲之人，嫉閣下聲名出人，甚於讎寇，然驅於群議，喑嗚相次，伏毒不敢開口，但日日窺伺閣下之失，將以快意。[188]

這無疑是一段極富鼓動性的言論，將這些帶有夸飾色彩與黨爭偏見的文字略作轉述和總結即可得出如下事實：景祐黨爭之中及之後士論總體是揚范而抑呂的，在權力場中弱勢的范於輿論場卻異常強勢，呂則正相反。乃至可以説，仁宗朝中期形成了多重的社會分層機制，一是表現為官位高低的政治權力體系，一是呈示為士論褒貶的社會聲望體系。前者是傳統的強勢分層機制，操持於宰執之手，偏向“老成”理念，並總能得到皇權的支持；後者以景祐黨爭為標誌徹底獨立出來，主要由以慶曆士大夫作為中堅的中下層士人所建立，更認同“英俊”理念，正不斷挑戰和削弱行政權力的威權。[189]蘇舜欽自己曾説：“朝廷張爵位，君子以名稱重輕而沮勸之。道行無狀，一旦射合時利而位可得也，名則遜矣。蓋名之發惟精識者尸之，不私不隱，不以榮辱遷，為得符天下之正義，雖小人好惡淆其間，不能奪也。”[190]即認識到朝廷所張之“爵位”與君子重輕之“名稱”是兩套相互獨立的評價體系。

而對范仲淹及其同道來説，名節是他們立身處世的基準，故聲望體系遠比權力體系更重要。景祐黨爭中余靖、尹洙、歐陽脩甘願與范同貶，王質則樂於自陷“范黨”，蔡襄《四賢一不肖詩》對賢不肖的判斷恰與權力體系相反。又范天聖七年（1029）因忤劉太后意貶倅河中，僚友送餞謂“此行極光”；明道二年（1033）因廢后事貶睦州，又謂“此行愈光”；景祐三年（1036）落職貶饒州，復謂“此行極光”。[191]從范與僚友“三黜三光”的默契可見他們面對“名”與“位”不可兼得時的取捨態度。在他們那裏，聲望體系何止獨立於權力體系之外，幾乎凌駕於其上。

仁宗朝中期聲望體系的建立與新型士人群體的崛起是分不開的。在他們的努力和堅持下，仁宗時代的聲望體系迅速壯大，輿論力量亦極強韌，毫不怯於反抗國家權力。一旦內外局勢生變，輿論便會強勢干預朝政。[192]這在寶元、慶曆之際的政壇表現得尤為明顯。

范仲淹外貶後不久，景祐四年（1037）呂夷簡也因事罷相，繼之上臺的宰臣王隨、陳堯佐“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多不決”，參政韓億、石中立“又頗以私害公”，於是“物議益喧”。蘇舜欽上《詣匭疏》彈劾“物望甚輕，人情所忽”的王隨、石中立、張觀、高若訥。[193]時任諫官的韓琦累上封奏指言仁宗於輔弼之任不得其人，又引薦“當時天下之望”傾屬的王曾、杜衍、范仲淹、呂夷簡，其中慶曆士大夫及其支持者佔三席，而呂夷簡雖先前在政爭中大忤清議，但本人畢竟長於吏才因而不失眾望。仁宗“迫於正論”一日盡罷王、陳、韓、石四人，卻拜張士遜、章得象為相，後又以宋庠、晁宗愨為參政，終令“天下大失望”。[194]

寶元元年（1038）宋夏戰爭爆發，士論進賢黜不肖的功能愈加凸顯，仁宗也開始有保留地接納聲望體系。據石介説，當西北戰事膠著之際范仲淹尙遠謫於蘇州，“人皆曰不用閣下（范仲淹），賊不可破，及劉（平）、石（元孫）敗，此論益喧然滿都下”[195]。很快在康定元年（1040），仁宗罷黜宰臣張士遜，再拜呂夷簡為相，又以范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196]范在邊聲名愈高，不僅與韓琦並稱“韓、范”，威德更是著聞塞外，連羌人和夏人也敬稱其為“龍圖老子”[197]。

隨著寶元元年（1038）以來宋夏戰爭的持續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的加劇，仁宗時代的政治文化以此為契機開始加速轉型，聲望體系遂於慶曆新政前夕影響到北宋中央的權力分配。慶曆三年（1043）正月孫沔上疏疾呼“今天下士大夫皆稱賢才，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毁之也；天下士大夫皆謂纖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庇之也”，督促宰臣“薦用賢才，合天下公議，俾士大夫厭服其心，是失之於始，而得之於終，猶可寛天下萬世之責”，期望仁宗擇相“觀立朝之本末，采多士之僉論，臨大事而有守，秉諒節而不回”。[198]宋廷也將用人原則從“以資”及時調整爲“以才”。於是在慶曆三年（1043）三月，仁宗選用“當時有聲望者”王素、歐陽脩、余靖、魚周詢四人並命作諫官（惟魚堅辭），蔡襄作詩慶賀：“御筆新除三諫官，士林相賀復相歡。”[199]三人又薦蔡襄知諫院。其後這些慶曆諫官們以天下公議自居，常上書“分別邪正”[200]。有負眾望的大臣如宰臣呂夷簡在一片“罪惡滿盈，事迹彰著”[201]的斥責聲中黯然罷職、失勢直至離世；夏竦被仁宗召為樞密使，臺諫交章論阻，指為“奸邪”，使其未入國門而歸鎮；參政王舉正屢被諫官歐、蔡斥為懦默不稱職，王聽聞自求罷。與之相對，范仲淹、韓琦、富弼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為公卿”而“其位未副”[202]，田況等人數以為言，故仁宗“以中外人望”不次進用范、韓、富為樞密副使[203]，三人均再三辭讓而後受命，據説當時“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叫號以為樂者，謂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204]。青年王安石在南方讀邸報而喜道：“賜詔寛言路，登賢壯陛廉。相期正在治，素定不煩占。”[205]諫官歐、蔡還上請“退舉正，用仲淹，以答天下之望”[206]，勸勉君主用人要信而不疑，未幾范果復除參政。此外，經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舉薦，蘇舜欽、王洙、刁約、江休復、王益柔等青年才俊在館閣，孫復、石介等大儒在太學，皆一時之選。

至此，慶曆士大夫中主要成員憑藉時望一一為仁宗所重用，他們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日夜謀慮”以期“興致太平”[207]，政治革新如箭在弦。也惟有以這些眾望所歸的“君子”為中介，上至帝王“欲因群材以更治”[208]之志下至“四方屬望之心”[209]方能勾連統合為一股指向革眾弊開太平的大有為之政的合力，仁宗朝“聲望政治”由此進入高潮。多年後的熙寧八年（1075），韓琦在回憶這段眾賢會同的歲月時講到：“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敝，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眾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諫員。”[210]這位當事人在“取人望”與“完太平”之間建立起了直接的聯繫。

然而，慶曆士大夫的改革政策激起了既得利益者與老成士大夫的反對，他們以御史臺為陣地發起了輿論攻勢。而仁宗亦對改革漸不耐煩，並重新開始質疑積極近名論。“遠名”觀念從此在中央再度奪回統治權。不過國家權力雖極為強力卻並非是全能的，它不但無計控制聲望系統的朝向和政治理念的轉移，反而會給異議者增添許多失敗英雄式的榮光。慶曆五年（1045）年初仁宗欲許范仲淹自請罷參政，宰臣章得象提醒説范“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遂與仁宗設計逐之。[211]可見仁宗與老成士大夫亦忌憚范仲淹背後的聲望體系。

新政失敗後的十餘年時間，慶曆士大夫雖集體謫居江湖，但他們先前協力改革的壯舉以及後來治理地方的作為保證這一群體在士林依舊享有重名，范仲淹不幸於皇祐四年（1052）逝世，韓琦、富弼繼承了范的政治遺志[212]，“韓、富”齊名於世，“並有天下之望”[213]。歐陽脩的聲名則更是政治、文學、學術多維度的，特別在文學領域，宋人謂慶曆以後歐“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者”[214]。

慶曆士大夫獲得的支持主要來自以臺諫和後輩士人為代表的中下層士人[215]，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數賈黯。賈黯是為慶曆六年（1046）進士科狀元，他及第後幾乎遍訪慶曆士大夫，先是致啓問候遠貶滁州的歐陽脩，還至兗州杜衍處拜謝。賈回到鄉邦鄧州，適逢范仲淹為守，遂向其求教，范贈以“不欺”二字。賈黯聞言終身不忘，常對人稱道：“吾得於范文正公者，平生用之不盡也。”[216]慶曆七年（1047）尹洙臨終時賈黯亦往探視。是以這位青年官員嗣後回朝，“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217]，積極把士論傳揚給宋廷。賈黯的做法在當時臺諫中並不少見，他們一直提醒仁宗進退二府大臣須“順天下之望”“從天下之公議”[218]。同時，老成士大夫雖於慶曆黨爭中勝出，卻始終無法得到士林的信服，“位望益隆”而“才名益損”[219]。宰輔與臺諫因此爭執不斷，呈現出“大臣體輕”而“臺諫之職始振”的態勢，二府大臣在位皆不長久。[220]這與貶黜地方而名望正隆的慶曆士大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輩士人陳舜俞就曾在給富弼的上書中總結富貶外至歸闕的十年間“朝廷之事日不治，閣下之望日益隆”[221]，在此階段，士論再一次主動選擇對抗國家權力，對下位者們表示了高度肯定。

到至和年間，仁宗決心改變“近歲以來大臣體輕”[222]造成的紛擾局面，方法即慎擇大臣，“采天下公議所歸”[223]。他乞靈於聲望體系，終於不必再為宰臣人選“焦勞見於容色”[224]。至和二年（1055）六月，仁宗罷免宰臣陳執中，同日並用富弼、文彥博為相，特意派遣內侍趁宣麻之際“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結果富、文“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內侍還奏，仁宗大悅。幾天後，他明知而故問時任翰林學士的歐陽脩除用富、文“外議如何”。歐果“以朝士相賀為對”，仁宗再次感慨君主用人“苟不知人，當從人望”，歐退作文彥博之批答有“孰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句，便具述仁宗之語。[225]許是仁宗對自己這回黜陟大臣的“大手筆”太過得意了。稍後又逢舊相龐籍入對，仁宗問道：“朕用二相何如？”龐答説：“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仁宗補充：“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詞，皆曰賢相也。”龐則強調要看到公議之譽與謗兩面會相互轉換，並諷勸仁宗“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頗得仁宗嗟賞。[226]由此君臣互動可知聲望體繫施予權力分配的積極作用。同樣在地方，陳舜俞記敘他身處的吳地聽聞仁宗復召富弼歸政府，“縉紳先生、庠序學士，至於巖穴逸處，皆奔走慶賀，謂國家太平一旦復興，拭目而視，洗耳而聽，不復有所疑慮”[227]，足見這次任命意義之重。

當時“以位符名”的人事安排不僅在宰相一級，而涉及到許多中央清要之職。宰臣富弼和翰林學士歐陽脩、中丞包拯、侍講胡瑗“皆極天下之望”，被譽為“四真”。[228]又富弼、歐陽脩與中丞張昪被士大夫稱為“三得人”[229]。嘉祐元年（1056）韓琦自相州歸朝出任三司使，在道改除樞密使，亦令“縉紳之君子、閭巷之愚民”“欣歡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來朝之緩”[230]。三年（1058）韓琦接替文彥博為相。五年（1060）歐陽脩拜樞副，次年進參政，由此開啓慶曆士大夫長期當國的嘉祐、治平之治[231]。在治世的總體背景下，先前幾近凌夷的中央決策層之權威得到重塑。

富弼、韓琦用人非常注重參考聲望體系，富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232]，韓汲引士人，“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士莫自知出何人門下”[233]。仁宗末年，宰執韓琦、歐陽脩與臺諫司馬光、呂誨、范鎮、包拯等還聯手解決了繼承人危機，扶助英宗順利即位，上下配合十分得力。因此，治平三年（1066）歐回顧説：“自富弼、韓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間，外自監司，內則省府官，比類選擢甚精，時亦得人，比於往年，絶不同也。”[234]從以公議進人到百官得人，聲望體系與權力體系在這一階段特別是嘉祐時期相輔相成，“聲望政治”因而呈示出較為平和而持久的形態。

嘉祐六年（1061）前後，李清臣完成了他的賢良進卷。[235]其中有《勸吏策》一篇，主張以“示榮辱”為“勸吏之要”，認為“刑賞爲一時之榮辱，而其權在時君；名義爲萬世之榮辱，而其權在清議。刑賞猶有弊也，名義未嘗有弊也。故聖人先之以名義，而後之以刑賞” [236]，顯示出“聲望政治”下後輩士人嘗試將聲望體系融入政治體制的意願。

不過，富、韓、歐諸人晚年的政治立場趨於保守，他們穩健的措政風格顯然與他們年輕時曾引領的新型政治文化相背。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業已蛻變為他們曾激烈反對的老成士大夫。因此，到治平時期，韓、歐皆陷入身居高位而譽望日減的困境。以“濮議”為代表的政爭，既是言官與宰執之間矛盾的大爆發，是新型士大夫內部的代際衝突，同時也是“聲望政治”自我更新的表徵。

王安石、司馬光等新一代士大夫開始嶄露頭角，很快成為眾望所歸附的對象。他們一方面接過剛直是尚的“英俊”理念，重視諍諫，呼籲變革，另一方面則對積極近名論有所反思。王安石撰《名實論》痛詆虛名亂實之弊，又曾譏諷范“天資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遠。其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237]他和司馬光、呂公著等人在皇祐、嘉祐之際頗為恬退，屢辭清要之職，竟致“得官輒讓”一時間成為沽激求進的捷徑。[238]由此足見諸人言行的巨大影響力，以及政治投機事隨時變，花樣百出。新一代的知名士們雖較慶曆士大夫更為遠名，他們身負之高名卻一點也不遜於年輕時候的前輩。是故，不難理解熙寧三年（1070）司馬光為何要在《與王介甫書》中這樣極寫王的聲名：

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239]

王安石在嘉祐至熙寧初年是當之無愧的士林領袖，也是當時改革訴求的代言人。正是憑藉這近似當世聖人的高名，王安石被年輕的神宗選中一道實踐他的大有為之政。照理，王上臺應當盡力滿足“衆人之所望”，但結果卻是“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240]。司馬光向王安石強調，這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不僅會令王安石個人的美名毀於一旦，也會對以輿論為基礎、以“名”為秩序的“聲望政治”造成極大的破壞。

司馬光的擔憂最後成為了現實，神宗和王安石的遇合造就了“聲望政治”的高峰，也開啟了它的終結之路。王安石依靠“聲望政治”而得以行道，但他同時發現“聲望政治”也給變法造成了不小的阻礙。因為有太多同樣聞名天下的士大夫在堅決地反對新法，他們的異議足以鼓動“流俗”，影響輿論的風向。這其中有韓琦、富弼、歐陽脩這樣的三朝重臣，有司馬光這樣的同輩名臣，也有蘇軾、蘇轍這樣的後起之秀。因此要推行新法，首先必須排抑這些當代知名士。自熙、豐之後，以新法為導向、以皇權為中心的權力體系持續壓制輿論，以此打擊聲望體系，這成為北宋後期君主獨裁的一個重要手段。宋神宗時代洛陽與汴梁之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政統”與“道統”、“師”與“吏”、政治重心與文化重心的分離格局[241]，和“聲望政治”的破裂及沉淪無疑有著直接關聯。

綜上所述，“聲望政治”本質上是以士論為表徵的社會聲望體系獨立並介入權力分配的結果。士階層不再衹是被動地等待君主的選擇，他們始終主動地施加輿論壓力，使君主不得不顧及士望的趨向，也令聲名卓著者不得不維持眾望。同時，“聲望政治”雖總體上是倚靠輿論自下而上發起的，最終卻離不開君主的認可。仁宗身為獨裁天子而能尊重以臺諫為代表的士論，重視輔弼之臣的選任，嘗試理解積極近名論的意義，逐步適應和接納聲望體系，有意願和士大夫一同開創“共治”局面，皇權與士權在互動中不斷尋求新的平衡點。此是“聲望政治”得以在曲折中形成和穩固的重要前提。

七、結語

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提醒我們特別注意那些重大歷史轉型時刻的“概念的突然轉換”（sudden conceptual shifts）。[242]“近名”褒義化運動實質是一次與宋初以來政治傳統決裂的理念革命，它折射出北宋中期士階層在行動方式和價值觀念上的質變，同當時有關朋黨、言論、改革等政治議題的論爭一道直接決定了北宋政治文化的整體轉向。慶曆士大夫通過修辭革命和政治實踐推動了聲望觀的破立，構建起一整套涵括個人修養論（名節）和國家治理論（名教）的積極近名論，促使士階層重新拾起從五代起就長期遺落的名節。

和“近名”褒義化運動相表裏的是“聲望政治”，它在隱、顯之間有規律的交替構成北宋中期政治史的重要線索。“聲望政治”作為聲望與權力的結合體，其隱、顯主要取決於兩者的關係，而兩者關係則由具體的情境所決定。當國家面臨危機或社會普遍要求變革，聲望體系的政治作用力會得到極大的釋放，那些公認的賢才也會得到統治者的青睞。這是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得以開展的重要前提。而一旦局勢恢復平和，官僚制求穩的傾向壓倒一切，權力對於聲望天然存在的斥力又重新增長，士林領袖也轉而受到統治者的猜忌。這是慶曆新政無法持久的重要原因。

“近名”褒義化運動和“聲望政治”在慶曆士大夫的主導下同步推進，彼此促發，借用林恩·亨特（Lynn Hunt）的比喻，兩者交織成“莫比烏斯帶”。它們分別從觀念層面和政治層面反映出北宋中期士階層的名的自覺。名節從此不僅被視作士個人立身立朝的根本，也真正成為士人共同體的關係基礎和分等標準。在這個公認人材極盛、名公輩出的偉大時代，聲望“激勸天下”的作用是不應被忽視的。

注 释

[1] 王禹偁：《答丁謂書》，宋紹興刻本《王黃州小畜集》卷18，《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第1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654頁。

[2]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階級、身份、政黨》一文中指出，階級、身份群體和政黨是共同體內部的權力分配現象。階級分層的基礎是經濟秩序；身份群體分層的基礎是社會秩序，即社會榮譽或聲望的分配領域；政黨屬於權力的領域，其分層基礎是法律秩序。參見馬克斯·韋伯著，閻克文譯：《經濟與社會》（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84-1302頁。韋伯的觀點後來發展成多元社會分層理論，他提出的三種秩序也演變為社會分層的三個關鍵維度：財富和收入（經濟地位）、權力（政治地位）和聲望（社會地位）。其中聲望指一個人從別人那裏所獲得的的良好評價與社會承認，與財富、權力可以互相影響。參見戴維·波諾普（David Popenoe）著，李強等譯：《社會學》（第十一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63-268頁；李春玲、呂鵬：《社會分層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33-49頁。

[3] 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卷18《衞靈公第十五》，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629頁。

[4] 班固撰，顔師古注：《漢書》卷62《司馬遷傳第三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27頁。

[5] 中國古代士大夫政治的演生史以及士大夫的角色特徵，參見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6] 漢末察舉制“以名取人”風尚的形成及其與士大夫二重角色的關係，參見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81-89頁。

[7] 參見韓愈：《上考功崔虞部書》，韓愈著，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卷三二，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3074-3076頁。

[8] 參見鄧小南：《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88-120頁。

[9] 朱剛指出，“唐宋轉型”的一大內容在於“士大夫”性質的變化，及其主體由門閥士大夫轉為科舉士大夫，後者的身份自覺在於將基於天下立場的“救時”精神與“通經”“行道”的文化傳承意識相結合。科舉士大夫自覺的標誌是慶曆士大夫在宋仁宗朝的崛起。參見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39-240頁。

[10] 北宋中期特別是仁宗朝的士大夫參政意識與“共治”局面，參見張其凡：《“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試析——北宋政治架構探微》，《暨南學報》2001年第6期，第114-123頁；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416-421頁。

[11] 按，宋人好談本朝名臣，如杜大珪的《名臣碑傳琬琰集》，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錄》《三朝名臣言行錄》，朱熹外孫李幼武的《皇朝名臣言行續錄》《四朝名臣言行錄》《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這些垂範後世的史學編撰活動都是此種意識的反映。宋人深刻地意識到，正是這些精英士大夫定義了他們的價值體系，塑造了他們身處的權力世界。

[12] 參見拙文《“今之韓愈”的負累——歐陽脩晚年的角色自覺與書寫策略》，《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7期，第97-107頁。

[13] 林希逸：《工部侍郎寶章閣待制林公行狀》，清鈔本《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第83冊，第588頁。

[14] 參見拙文《范、呂黨爭與北宋政治文化的轉型：基於政治修辭的考察》，《中外論壇》2020年第1期，第3-74頁。

[15] 當然，學界對“近名論”也有一定論述。如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136-137頁）、[日]佐藤仁：《范仲淹の「近名論」について》（《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紀要》，1994年）、王瑞來：《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論——以范仲淹為中心的考察》（載《宋史研究論叢》第6輯，第169-198頁）等文對范仲淹“近名論”有所論析，但沒有把視野拓展到整個慶曆士大夫群體。謝琰：《“不朽”的焦慮——從思想史角度看歐陽脩的金石活動》（《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李昌舒：《論北宋士人的“好名”：以歐陽脩為例》（《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以歐陽脩為中心探討了北宋中期新型士人重視名節的現象，對“近名”之爭有所涉及。楊世利：《北宋士風與儒家名節觀》（《中州學刊》2010年第2期）注意到仁宗朝爆發了以“近名”“好名”為中心的爭論，但僅將“近名”之爭作為説明士風與儒家名節觀的史料使用，對其本體未作深入探討。總之，現有硏究一方面討論“名節”時重“節”而非“名”，另一方面未將“近名”之爭聯繫北宋前中期的政治文化來考量，也就沒有觀察到詞義褒貶轉換及其背後的思想轉型。

[16] 參見鄧小南：《試論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時期為中心》，鄧小南著《朗潤學史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35頁。

[17] 王叔岷：《莊子校詮》卷1，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99頁。

[18] 《王旦拜集賢相制》《責錢惟演崇信軍節度赴本鎭詔》，司義祖整理：《宋大詔令集》卷51《宰相一》、卷205《政事五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63、764頁。

[19] 參見脱脱等：《宋史》卷266《列傳第二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9173頁。

[20] 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41“至道三年八月己亥條”，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876頁。

[21] 參見《宋史》卷282《列傳第四十一》，第9544頁。

[22] 參見《宋史》卷297《列傳第五十六》，第9886頁。

[23] 參見葉夢得撰，宇文紹奕考異，侯忠義點校：《石林燕語》卷5，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75頁。

[24] 參見《長編》卷35“淳化五年四月丁酉條”，第779-780頁。

[25] 參見《宋大詔令集》卷191《政事四十四》，第701頁。

[26] 參見《長編》卷44“咸平二年二月己酉條”，第930頁。

[27] 參見《長編》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月丙戌條”，第1953頁。

[28] 參見鄧小南：《試論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時期為中心》，《朗潤學史叢稿》，2010年，第5頁。

[29] 《宋史》卷282《列傳第四十一》，第9541頁。

[30] 參見蘇轍撰，俞宗憲點校：《龍川別志》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73-74頁。

[31] 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三《真宗皇帝》，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03-104頁。

[32] 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6，呂中撰，張其凡、白曉霞整理《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類編皇朝中興大事記講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9頁。

[33] 參見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卷4，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55頁。又，蘇轍論此事：“時王旦為相，材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蓋旦為人類馮道，皆偉然宰相器也。道不幸生於亂世，生死之際不能自立；旦事真宗，言聽諫從，安於勢位，亦不能以正自終，與道何異。”（《龍川別志》卷上，第73頁）由此發見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政治文化的延續性。

[34] 王禹偁：《答丁謂書》，宋紹興刻本《王黃州小畜集》卷18，《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第1冊，第654頁。

[35] 王曾撰，張其凡點校：《王文正公筆錄》，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21頁。

[36] 參見《長編》卷98“乾興元年二月丙寅條”，第2273-2275頁。

[37] 參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3《真宗皇帝》，第101頁。

[38] 參見《長編》卷73“大中祥符三年正月丁丑條”，第1653頁。

[39] 參見《長編》卷84“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條”，第1923頁。

[40] 《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3《真宗皇帝》，第143頁。

[41] 王禹偁：《答丁謂書》，宋紹興刻本《王黃州小畜集》卷18，《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第1冊，第654頁。

[42] 《宋史》卷293《列傳第五十二》，第9800頁。

[43] 田況撰，張其凡點校：《儒林公議》卷上，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65-66頁。

[44] 強至：《韓魏公遺事》，韓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箋注：《安陽集編年箋注》附錄5，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第1880頁。

[45] 《長編》卷65“景德四年六月庚申條”，第1466頁。

[46] 《長編》卷93“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條”，第2142頁。

[47] 文瑩：《湘山野錄》卷中，文瑩撰，鄭世剛、楊立揚點校：《湘山野錄 續湘山野錄 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27頁。

[48] 《長編》卷93“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條”，第2142頁。

[49] 《長編》卷93“天禧三年五月甲申條”，第2148頁。

[50] 《長編》卷93“天禧三年五月甲申條”，第2148頁。

[51] 文瑩：《玉壺清話》卷3，《湘山野錄 續湘山野錄 玉壺清話》，1997年，第29頁。

[52] 張景：《故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滄州軍州事兵馬鈐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柳公行狀》，柳開撰，李可風點校：《柳開集》附錄，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21頁。

[53] 穆脩：《答喬適書》，清鈔本《河南集》卷2，《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第2冊，第409頁。

[54] 王禹偁：《答鄭褒書》，宋紹興刻本《王黃州小畜集》卷18，《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第1冊，第651頁。不過也不能對王禹偁的聲望做過高估量，如《玉壺清話》所載蘇易簡榜下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送王禹偁出知黃州事出於後人附會。此事辨析參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657-658頁。而多數年輕士人追捧王禹偁衹是出於干謁的功利目的，甚至王還遇到過“有業荒而行悖者，既疾孫何、丁謂之才，又忿吾之無曲譽也，聚而造謗焉”（王禹偁：《答鄭褒書》，宋紹興刻本《王黃州小畜集》卷18，《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第1冊，第651頁）。

[55] 王禹偁：《酬安秘丞見贈長歌》，宋紹興刻本《王黃州小畜集》卷13，《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第1冊，第618页。

[56] 参见王禹偁：《和屯田楊郎中同年留別之什》，宋紹興刻本《王黃州小畜集》卷11，《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第1冊，第611页；王禹偁：《長洲遣興》其二，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卷7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806頁。

[57] 參見《宋史》卷293《列傳第五十二》，第9799頁。

[58] 王禹偁：《謝轉刑部郎中表》，宋紹興刻本《王黃州小畜集》卷22，《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第1冊，第683頁。

[59] 王禹偁：《黃州謝上表》，宋紹興刻本《王黃州小畜集》卷22，《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第1冊，第684頁。

[60] 《宋史》卷305《列傳第六十四》，第10091頁。

[61] 《長編》卷96“天禧四年十二月丁丑條”，第2227頁。

[62] 參見《宋史》卷305《列傳第六十四》，第10082-10083頁。

[63] 歐陽脩：《歸田錄》卷1，歐陽脩著，李逸安點校：《歐陽脩全集》卷126，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914頁。

[64]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282，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册，第148頁。

[65] 范仲淹：《楊文公寫真贊》，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67頁。

[66] 《長編》卷146“慶曆四年正月丙辰”條，第3549頁。

[67] 《誡勵士大夫詔》，《宋大詔令集》卷192《政事四十五》，第706頁。

[68] 有學者注意到宋代帝王訓誡士大夫以求其名實相符、責其修身自省為主，這種要求在唐代帝王的詔書中很少見。參見黃正建：《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變化——以兩<唐書>用詞為中心》，《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論——黃惠賢先生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6-502頁。

[69] 《長編》卷110“天聖九年十月乙酉條”，第2568頁。

[70] 《長編》卷124“寶元二年九月乙巳條”，第2924頁。

[71] 《誡約臺諫詔》，《宋大詔令集》卷194《政事四十七》，第712頁。

[72] 《長編》卷113“明道二年十二月丙申條”，第2646頁。

[73] 《長編》卷133“慶曆元年八月甲申條”，第3161頁。

[74] 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卷8，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48頁。

[75] 《長編》卷164“慶曆八年六月壬辰條”，第3954頁。

[76] 實情則很可能與此相反，宰臣非但不會保密，反會大肆對外宣揚仁宗的明君面目，當然照例須添上崇實的這一面。如若仁宗真心不願近名，則史官根本不會一再大書特書。

[77] 張方平：《故推誠保德宣忠亮節崇仁協恭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致仕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一萬八千四百戶食實封七千六百戶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呂公神道碑銘》，張方平撰，鄭涵點校：《張方平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88-593頁。

[78] 羅從彥：《遵堯錄》卷五，羅從彥撰：《羅豫章先生文集》卷5，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62頁。

[79] 參見王闢之撰，吕友仁點校：《澠水燕談錄》卷3，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0頁。

[80] 參見宋祁：《文憲章公墓志銘》，宋祁撰：《景文集》卷59，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786-788頁。

[81] 參見張方平：《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致仕上柱國岐國公食邑一萬九百戶食實封三千九百戶贈太師兼侍中謚曰恭潁川陳公神道碑銘》，《張方平集》，第622頁。

[82] 文彥博：《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謚文莊高公神道碑》，文彥博著，申利校注：《文彥博集校注》卷12，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553-555頁。

[83] 孫抃：《丁文簡公度崇儒之碑》，杜大珪編，顧宏義、蘇賢校證：《名臣碑傳琬琰集校證》上集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73頁。

[84] 參見王鞏：《文定張公樂全先生行狀》，《全宋文》卷1841，第84册，第387頁。

[85] 王珪：《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致仕上柱國鄭國公食邑一萬一千六百戶贈太尉兼侍中宋元憲公神道碑銘》，王珪撰：《華陽集》卷36，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466-467頁。

[86] 文彥博：《座右志》，文彥博撰，申利校註：《文彥博集校註》卷13，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571-573頁。

[87] 范仲淹：《贈張先生》，《范仲淹全集》，第26頁。

[88] 范仲淹：《上張右丞書》，《范仲淹全集》，第209頁。

[89] 范仲淹：《上張右丞書》，《范仲淹全集》，第209頁。

[90] 蘇舜欽：《上三司副使段公書》，蘇舜欽著，傅平驤、胡問陶校注：《蘇舜欽集編年校注》卷7，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第458頁。

[91] 參見蔡襄：《喜歐陽永叔余安道王仲儀除諫官》，蔡襄著，徐𤊹等編，吳以寧點校：《蔡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4頁。

[92] 尹洙：《故朝奉郎司封員外郎直史館柱國賜緋魚袋張公墓誌銘》，明鈔本《河南先生文集》卷17，《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第3册，第441頁。

[93] 歐陽脩：《與王郎中道損書》其一，《歐陽脩全集》卷147，第2406頁。

[94] 歐陽脩：《重讀徂徠集》，《歐陽脩全集》卷3，第46頁。

[95] 歐陽脩：《祭蘇子美文》，《歐陽脩全集》卷49，第695頁。

[96] 參見陳湘琳：《歐陽脩的文學與情感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54-284頁；謝琰：《“不朽”的焦慮——從思想史角度看歐陽脩的金石活動》，《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第99-106頁。

[97] 參見歐陽脩：《朋黨論》，《歐陽脩全集》卷17，第297頁。

[98] 韓琦：《文正范公奏議集序》，《安陽集編年箋注》，第724頁。

[99] 歐陽脩：《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歐陽脩全集》卷31，第468-469頁。

[100] 《勅牓朝堂》，《宋大詔令集》卷192《政事四十五》，第706頁。

[101] 參見拙文《范、呂黨爭與北宋政治文化的轉型：基於政治修辭的考察》，《中外論壇》2020年第1期，第3-74頁。按，後來託名梅堯臣的《碧雲騢》則直詆范仲淹“妝群小，鼓扇聲勢，又籠有名者為羽翼，故虛譽日馳，而至參知政事”，及得位卻名不副實，失位又“不復妝群小，籠名士，故底裏盡露”。參見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編，第5册，第79頁。

[102] 蘇象先：《魏公譚訓》卷7，蘇頌著，王同策、管成學、顏中其等點校：《蘇魏公文集》附錄1，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160頁。

[103] 石介：《上王沂公書》，石介著，陳植鍔點校：《徂徠石先生文集》卷14，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67頁。

[104] 參見蘇軾：《富鄭公神道碑》，蘇軾撰，茅維編，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18，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30頁。

[105] 按，這些貶義詞可以看作漢魏以來士人批判尚名之弊的一次大集結。如“沽激”，這個由唐人發明而在宋人那裏發揚光大的貶義詞，在仁宗朝出現的頻率極高，幾乎可以視作“近名”的同義詞，參見《責孔道輔等令御史臺勅牓朝堂勅》，《宋大詔令集》卷192《政事四十五》，第706頁；《勅牓朝堂》，《宋大詔令集》卷192《政事四十五》，第706頁；石介：《上王沂公書》，《徂徠石先生文集》卷14，第167頁；歐陽脩：《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歐陽脩全集》卷112，第1694頁；張方平：《再對御札一道》，《張方平集》，第234頁。“矯厲”“躁率”出《勅牓朝堂》，《宋大詔令集》卷192《政事四十五》，第706頁。“好名喜事”出《龍川別志》卷上，第82頁。“釣名污行”出《誡勵士大夫詔》，《宋大詔令集》卷192《政事四十五》，第706頁。“詭激”“附離交扇”“背公死黨”出《誡飭在位詔》，《宋大詔令集》卷193《政事四十六》，第708頁。

[106] 《長編》卷34“淳化四年五月壬寅條”，第748頁。

[107] 參見《宋史》卷330《列傳第八十九》，第10620頁。

[108] 《長編》卷55“咸平六年七月癸丑條”，第1208頁。

[109] 參見劉清之：《戒子通錄》卷6，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7b-8a頁。

[110] 王岩叟：《韓魏公別錄》，《安陽集編年箋注》附錄4，第1869頁。按，《宋史》載王曾之言略有不同：“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宋史》卷312《列傳第七十一》，第10222頁）不過亦能與高、范二人對應。

[111] 參見《龍川別志》卷上，第82頁。

[112]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册府元龜》卷954，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11045頁。

[113] 參見范仲淹：《上資政晏侍郎書》，《范仲淹全集》，第230頁。

[114] 《長編》卷118“景祐三年五月丙戌條”，第2784頁。

[115] 范仲淹：《上資政晏侍郎書》，《范仲淹全集》，第232-233頁。

[116] 范仲淹：《近名論》，《范仲淹全集》，第154-155頁。

[117] 陳弱水提出，中古士人普遍持有“外儒內佛（道）”的二元世界觀，即儒學“為人類生活中的外在行為和群體秩序提供規範”，佛教與道家則是“安頓個人心靈生活、探索宇宙終極問題的資源”。參見陳弱水：《柳宗元與中唐儒家復興》，陳弱水著《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69-280頁。按，范仲淹的思想深受儒、佛、道三家的影響，不過，他在政治理念上一直嚴守儒家本位。參見拙文《范、呂黨爭與北宋政治文化的轉型：基於政治修辭的考察》，《中外論壇》2020年第1期，第3-74頁。

[118] “名教”之義，參見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陳寅恪著《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01-229頁；湯用彤：《讀<人物志>》，湯用彤著《魏晉玄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22頁；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國封建社會的形成和前期的變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65頁。

[119] 參見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國封建社會的形成和前期的變化》，第65頁。

[120] 參見顏之推撰，王利器註：《顔氏家訓集解》卷4《名實第十》，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312-313頁。

[121] 參見王禹偁：《答丁謂書》，宋紹興刻本《王黃州小畜集》卷18，《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第1冊，第654頁。

[122] 參見范仲淹：《近名論》，《范仲淹全集》，第155頁。

[123] 參見《歐陽脩全集》卷60，第860-861頁。

[124] 《歐陽脩全集》卷60，第862頁。

[125] 孫沔：《論宰相不進賢者為將來之資奏》，《全宋文》卷435，第21册，第79頁。

[126] 參見蔡襄：《言增置諫官書》，《蔡襄集》，第396-397頁。

[127] 參見蔡襄：《乞罷呂夷簡商量軍國事奏》，《蔡襄集》，第318-319頁。

[128] 參見歐陽脩：《本論上》，《歐陽脩全集》卷60，第860-861頁。

[129] 《歐陽脩全集》卷60，第863頁。

[130] 韓琦：《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安陽集》，第1540頁。

[131] 歐陽脩：《論李淑姦邪札子》，《歐陽脩全集》卷101，第1548頁。

[132] 《長編》卷142“慶曆三年八月戊戌條”，第3416頁。

[133] 田況撰，張其凡點校：《儒林公議》附錄3，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204-205頁。

[134] 《誡飭在位詔》，《宋大詔令集》卷193《政事四十六》，第708頁。

[135] 包拯：《七事奏》，包拯撰，楊國宜校注：《包拯集校注》卷3，合肥：黃山書社，1999年，第205頁。

[136] 按，曾鞏《隆平集》本傳云包拯《七事奏》“其論甚美”，可見時論的風向。參見曾鞏撰，王瑞來校證：《隆平集校證》卷11，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333頁。

[137] 參見《長編》卷166“皇祐元年三月癸卯條”，第3995頁。

[138] 范仲淹：《與省主葉内翰書》其二，《范仲淹全集》，第263頁。

[139] 《宋史》卷295《列傳第五十四》，第9855頁。

[140] 范仲淹：《與省主葉内翰書》其二，《范仲淹全集》，第263頁。

[141] 參見《龍川別志》卷上，第83頁。

[142] 歐陽脩：《潁州謝上表》，《歐陽脩全集》卷九〇，第1327頁。

[143] 慶曆新政失敗後，改革派的政治反思以及政治觀念的轉變，參見拙文《被懲戒的“醉歌”——北宋詩學與政治交錯中的奏邸獄》，《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第42-60頁。

[144] 強至：《韓魏公遺事》，《安陽集編年箋注》附錄5，第1881頁。又，王巖叟《韓魏公別錄》也有類似條目。

[145] 強至：《韓魏公遺事》，《安陽集編年箋注》附錄5，第1881頁。

[146] 參見拙文《范、呂黨爭與北宋政治文化的轉型：基於政治修辭的考察》，《中外論壇》2020年第1期，第3-74頁。

[147] 參見歐陽脩：《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歐陽脩全集》卷112，第1692-1695頁。

[148] 嘉祐、治平時期歐陽脩的政治觀念，參見劉子健：《歐陽脩的治學與從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63年，第224-247頁。

[149] 歐陽脩：《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歐陽脩全集》卷112，第1692-1693頁。

[150] 《長編》卷189“嘉祐四年三月己未”，第4557頁。

[151] 參見歐陽脩：《易童子問》卷二，《歐陽脩全集》卷77，第1117頁。

[152] 參見歐陽脩：《議學狀》，《歐陽脩全集》卷110，第1673頁。

[153] 參見歐陽脩：《祭吴尚書文》，《歐陽脩全集》卷50，第700頁。

[154] 參見石介：《上孔中丞書》，《徂徠石先生文集》卷13，第149頁。

[155] 參見《蔡襄集》，第592頁。

[156] 參見蔡襄：《言增置諫官書》，《蔡襄集》，第397頁。

[157] 歐陽脩：《辭召試知制誥狀》，《歐陽脩全集》卷90，第1317頁。

[158] 歐陽脩：《辭召試知制誥狀》，《歐陽脩全集》卷90，第1316頁。

[159] 歐陽脩：《辭直除知制誥狀》，《歐陽脩全集》卷90，第1317頁。

[160] 參見歐陽脩：《辭召試知制誥狀》《辭直除知制誥狀》《辭免第二狀》，《歐陽脩全集》卷90，第1316-1318頁。

[161] 歐陽脩：《辭直除知制誥狀》，《歐陽脩全集》卷90，第1317頁。

[162] 《長編》卷148“慶曆四年四月戊戌條”，第3580頁。

[163] 參見石介：《上孔中丞書》，《徂徠石先生文集》卷13，第149-150頁。

[164] 石介：《上孔中丞書》，《徂徠石先生文集》卷13，第149-150頁。

[165] 王岩叟：《韓魏公別錄》，《安陽集編年箋注》附錄4，第1870頁。

[166] 參見歐陽脩：《朋黨論》，《歐陽脩全集》卷17，第297頁。

[167] 《廉耻説》，《歐陽脩全集》卷130，第1984頁。

[168] 參見蔡襄：《乞罷呂夷簡商量軍國事奏》，《蔡襄集》，第318-319頁。

[169] 參見韓琦：《祭少師歐陽永叔文》，《安陽集編年箋注》，第1363頁。

[170] 陳傅良：《温州淹補學田記》，陳傅良著，周夢江點校：《陳傅良文集》卷39，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01頁。

[171] 《朱子語類》卷129，朱熹撰，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册，第4021頁。《朱子語類》同卷還有類似説法：“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衹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朱子全書》，第18册，第4022頁）

[172] 士林對王曾與呂夷簡的評價與寇、丁類似，都發生了箭垛效應。韓琦就説：“真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強至：《韓魏公遺事》，《安陽集編年箋注》附錄5，第1880頁）

[173] 王岩叟：《韓魏公別錄》，《安陽集編年箋注》附錄4，第1868頁。

[174] 《宋史》卷314《列傳第七十三》，第10268頁。

[175] 參見《歐陽脩全集》卷120，第1847-1852頁。

[176] 後輩士人就常利用歐陽脩的前後反差駁斥他在“濮議”中的表現。如司馬光為呂誨章奏集作序，開篇先援引歐陽脩《上范司諫書》中對諫官的論述，為呂辯護，可謂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王安石曾譏諷歐陽脩“以其後日（參政）所為，考其前日（諫官）用心”明顯言行不一。參見《長編》卷224“熙寧四年六月甲子條”，第5449頁。又如羅大經也嘲諷《濮議》：“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己為諫官侍從時，每事争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卷2《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60頁）

[177] 參見韓琦：《文正范公奏議集序》，《安陽集編年箋注》，第724頁。

[178] 石介：《上范思遠書》，《徂徠石先生文集》卷13，第150-151頁。

[179] 石介：《宋頌·明道》，《徂徠石先生文集》卷1，第6頁。

[180] 參見歐陽脩：《上范司諫書》，《歐陽脩全集》卷67，第974頁。

[181] 石介：《上范中丞書》，《徂徠石先生文集》卷12，第132頁。

[182] 余靖：《論范仲淹不當以言獲罪奏》，《武溪集校箋》卷21，第642頁。

[183] 孔平仲：《孔氏談苑》卷4，潘汝士等撰，楊倩描、徐立點校《丁晉公談錄（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52頁。

[184] “知開封府”除是首都長官，亦很有升任執政的可能。洪邁即謂：“國朝除用執政，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中丞進拜，俗呼為‘四入頭’。”（《容齋隨筆》續筆卷3，第253頁）

[185] 《宋史》卷314《列傳卷七十三》，第10275頁。

[186]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10，《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類編皇朝中興大事記講義》，第203頁。

[187] 王稱撰，孫言誠、崔國光點校：《東都事略》卷118《隱逸傳一百一》，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第1030頁。

[188] 蘇舜欽：《上范公參政書並咨目七事》，《蘇舜欽集編年校注》卷8，第527-528頁。

[189] 此處參考劉子健皇權（ultimate power）、行政權力（executive power）和輿論權力（opinion power）三分的北宋歷史分析框架，參見James T. C. Liu, “An Administrative Cycl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Case of Northern Sung Emperor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1, No.2, 1962.

[190] 蘇舜欽：《上三司副使段公書》，《蘇舜欽集編年校注》卷7，第458頁。

[191] 《續湘山野錄》，《湘山野錄 續湘山野錄 玉壺清話》，第77頁。

[192] 小林義廣勾稽相關史料指出輿論與國家意志的決定相聯結是在進入仁宗時代以後，參見小林義廣：《歐陽脩的諫諍觀和輿論觀》，朱剛、劉寧主編《歐陽脩與宋代士大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8頁。

[193] 《蘇舜欽集編年校注》卷7，第439頁。

[194] 王岩叟：《韓魏公別錄》，《安陽集編年箋注》附錄4，第1869頁。按，此則記事有誤，宋庠、晁宗愨入中書晚於張士遜、章得象，辯證參見《長編》卷121“寶元元年三月戊戌條”，第2865頁。另據韓琦《乞擇輔弼奏》，韓舉薦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祁、胥偃“眾以為忠正之臣”，及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嘗所用者”中“人所屬望”之臣，慶曆士大夫也佔主體（《安陽集編年箋注》附錄1，第1605頁）。

[195] 參見石介：《上范經略書》，《徂徠石先生文集》卷17，第198頁。

[196] 《長編》卷150“慶曆四年六月壬子條”，第3637頁。

[197] 參見《澠水燕談錄》卷2，第14頁。

[198] 孫沔：《論宰相不進賢者為將來之資奏》，《全宋文》卷435，第21册，第79-81頁。

[199] 參見吴曾：《能改齋漫錄》卷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57頁。按，吳曾在筆記中甚至敷演出一段故事：當時惟魚周詢譽望不及其他三人，故蔡襄寫詩衹説“三諫官”，魚聽説後以“不預士論”為由辭職。這當然屬於小説家言，但頗可見宋人想象慶曆之際的核心因素：聲望。

[200] 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蘇轍撰，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130頁。

[201] 歐陽脩：《論呂夷簡札子》，《歐陽脩全集》卷100，第1543頁。

[202] 王安石：《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志銘》，《臨川先生文集》卷91，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7册，第1579頁。

[203] 《長編》卷143“慶曆三年九月丁卯條”，第3431頁。又，范仲淹、韓琦家藏仁宗御批云：“朕用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參見強至：《韓魏公遺事》，《安陽集編年箋注》附錄5，第1885頁。

[204] 蔡襄：《乞用韓琦范仲淹奏》，《蔡襄集》，第334頁。

[205] 《讀鎮南邸報癸未四月作》，《臨川先生文集》卷16，《王安石全集》，第5册，第381頁。

[206] 蔡襄：《再論王舉正奏》，《蔡襄集》，第321頁。

[207] 《長編》卷150“慶曆四年六月壬子”，第3637頁。

[208] 歐陽脩：《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尙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歐陽脩全集》卷22，第353頁。

[209] 尹洙：《賀樞密副使富諫議啓》，明鈔本《河南先生文集》卷17，《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第3册，第378頁。

[210] 韓琦：《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安陽集》卷50，《安陽集編年箋注》，第1537頁。

[211] 《長編》卷154“慶曆五年正月乙酉條”，第3740頁。

[212] 范仲淹晚年在給韓琦的信中屢次提到“公與彥國（富弼字），靑春壯圖，宜精意遠略，行復大用，乞自重自重”“吾道進退，無固必也，惟保得明公、彥國與此老（尹洙）無攀緣選取之階，可不愧於天下”（《與韓魏公書》其十七、二十一，《范仲淹全集》，第675、676頁），頗有以道授受之意。另范仲淹在給杜衍的信中也説：“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富二公而已。”（佚名：《韓魏公家傳》卷10，《安陽集編年箋注》附錄3，第1864頁）

[213] 陳舜俞：《上韓相書》，《全宋文》卷1535，第70册，第324頁。

[214] 葉夢得撰，徐時儀整理：《避暑錄話》卷上，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編，第10册，第237頁。洪本健《歐陽脩入主文壇在慶曆而非嘉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第117-120頁）對歐陽脩慶曆以後的文章盟主地位有詳細説明。

[215] 慶曆士大夫非常重視交接、奬掖後進，是以下一代精英士大夫如王安石、呂公著、韓維、曾鞏、陳襄、蘇頌、蘇軾、蘇轍、孫覺、范純仁等皆為慶曆士大夫的門生或子弟，並且兩代人之間的交往多是從慶曆新政期間或失敗後開始的。

[216] 邵伯温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卷8，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83頁。

[217] 《長編》卷170“皇祐三年二月戊申條”，第4082頁。

[218] 參見《長編》卷165“慶曆八年八月甲午條”，第3967頁；《長編》卷179“至和二年四月丙辰條”，第4333頁。

[219] 《長編》卷164“慶曆八年四月辛未條”，第3943頁。

[220] 參見拙文《范、呂黨爭與北宋政治文化的轉型：基於政治修辭的考察》，《中外論壇》2020年第1期，第3-74頁。

[221] 陳舜俞：《上時相書》其一，《全宋文》卷1535，第70册，第326頁。

[222] 歐陽脩：《論賈昌朝除樞密使札子》，《歐陽脩全集》卷110，第1668頁。

[223] 《長編》卷176“至和元年六月癸丑條”，第4264頁。

[224] 參見王河：《曾鞏佚著<南豐雜識>輯考》，《江西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第71-75頁。

[225] 參見歐陽脩：《歸田錄》卷1，《歐陽脩全集》卷126，第1917頁。

[226] 《長編》卷180“至和二年六月甲辰條”，第4354頁。

[227] 陳舜俞：《上時相書》其一，《全宋文》卷1535，第70册，第326頁。

[228] 《容齋隨筆》五筆卷3，第866頁。

[229] 《長編》卷180“至和二年六月癸卯”，第4354頁。

[230] 歐陽脩：《與韓忠獻王稚圭》其十八，《歐陽脩全集》卷144，第2339頁。

[231] 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即云：“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蘇轍集》，第1133頁）曹家齊：《“嘉祐之治”問題探論》（《學術月刊》2004年第9期，第60-66頁）認為仁宗嘉祐時期表現出社會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諸景象，是兩宋政治的最好時期。其中宰相人事安排的相對穩定、朝廷內部的團結是此期政治的特點。

[232] 蘇軾：《富鄭公神道碑》，《蘇軾文集》卷18，第533頁。

[233] 李清臣：《韓忠獻公琦行狀》，《安陽集編年箋注》附錄2，第1738頁。

[234] 歐陽脩：《獨對語》，《歐陽脩全集》卷119，第1835頁。

[235] 李清臣賢良進卷的具體情形，參見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第292-296頁。

[236] 《全宋文》卷1715，第79册，第13-14頁。

[237] 參見《長編》卷275“熙寧九年五月癸酉條”，第6732頁。

[238] 參見陳元鋒：《王安石屢辭館職考論——兼論宋代館職、詞臣之榮顯與遷除》，《文史哲》2002年第4期，第136-140頁。

[239] 司馬光撰，李文澤、霞紹晖校點：《司馬光集》卷60，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255-1256頁。

[240]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司馬光集》卷60，第1255-1256頁。

[241] 葛兆光：《洛陽與汴梁：文化重心與政治重心的分離——關於 11 世紀 80 年代理學歷史與思想的考察》，《歷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24-37頁。

[242] 參見Quentin Skinner, Vision of Politics Volume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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