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黎嵩
摘要：1977年，因“文革”中断10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大批青年人看到了希望。12月，570万人涌向高考考场，第二年春天，27.3万新生踏入大学校园。1978年7月，新一轮的高考再次拉开帷幕，前后两届共1000多万考生重新燃起了掌握自己人生的激情。40余年过去了，昔日少年如今已两鬓斑白，但他们始终和社会的进步血脉相连；高考记忆不断变化，但时代赋予其的特殊意义却未曾褪去。本文作者采访了众多南京大学的老一辈学者，听他们讲述亲历的1977年、1978年高考。
“十年浩劫”中的学习生活
77、78两级高考生的构成可谓是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其中不仅有应届生，更多的是“文革”前、“文革”中毕业的初高中生。1966年，高考戛然而止，中学毕业生因缺乏足够的升学通道而大规模堆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了下乡知青，虽然部分人通过招工、招干，从农民变成了工人或干部，但这与他们预期的人生已大不相同。
童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是“老三届”，与那些在“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学生不同，他在“文革”前本做好了参加高考的准备，但“文革”的爆发却令他升学的计划推迟了11年。童星回忆：“我作为知青下乡插队。先是种田，当农民，搞了3年；后来到公社的供销社做临时工。3年后正式招工，成了一名工人。之后又被县委、县政府借调去，叫‘以工代干’，就是工人编制当干部，又干了3年。1977年底考上南大，1978年2月份入学。”童星在农村扎了根，“和当地人结了婚，读大学前就生了3个小孩。在南大留校工作后过了几年，才想办法把妻子从插队的农村调过来”。
“文革”开始时，龚放（曾任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正在江苏常州中学读高一。作为68届毕业生，龚放因为要前往内蒙组成“建设兵团”抗击“苏修侵略军”的传言而热血沸腾，但要被派去苏北农场却令他情绪低落。他听从了几位“造反派战友”的意见，前往溧阳插队落户。他回忆当时的生活：“溧阳汤桥尽管属于苏南范围，但靠近安徽郎溪、广德，发展比较落后，生活也相对艰苦。我们咬紧牙关，把劳动当作艰苦但能够把人锻炼成钢铁的过程。雨天一身水，晴天一背汗，学插秧，学挑担，学着在稻田秧行间跪着耘田，撑着小鸭船夹塘泥。在生产队劳动了4年半后，我被抽调到汤桥公社广播放大站当线路维修员。其实我有两份工作：一项是登记在册、拿工资但户口仍在生产队的线路维修员，一项是帮公社办公室写材料、通讯稿。尽管有时候改写稿子要加班加点，但与在生产队割麦插秧挑担子相比，毕竟劳动强度低多了，看书的时间也更多了。”饱尝生活艰辛的同时，也“真正想念在学校、在课堂读书学习的难能可贵”。
潘毅（南京大学原副校长）在“文革”期间高中毕业，1976年曾被贫农组长推荐上大学，但最终还是与大学失之交臂。所幸，他在高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抓住了1977年高考的机会。“我是74届高中毕业的，我们这一届是‘不幸中幸运’的一批人，我们高中入学在1972年，当时邓小平回来当副总理，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所谓教育‘回潮’。虽然也是天天学工学农，但学校对课程教学还是比较重视的，我们正好在这个阶段，基础打得还可以。”
陈谦平（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高中毕业后幸运地留在城里，被分到了南京金属工艺厂（现在的老字号宝庆银楼）。他回忆说：“我们那一批一下子就进了三四百名青工，经过近一周的培训，每个青工做枚戒指，由10个老师傅每人先挑选一名大徒弟。我有幸被余松鑫师傅看中，成为首批的十大徒弟之一。我之所以被相中，主要是有绘画的基础，做出来的首饰比较精美。”
突如其来的喜悦与惶恐
回想起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老师们还会用“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来形容。张立新（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高级工程师）从制度上怀疑消息的可靠性，他说：“当时我们也不敢相信，因为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知青下放满两年，才有资格被推荐到工厂、军队或者被推荐上大学。”陈仲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回忆：“1977年下半年，我在做民办教师，去邻近的广洋中学参观访问。我坐在船上，突然有一个广播，听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愣住了，就像《高考1977》那个电影里一样。”潘毅则是干着农活得知高考消息的：“我确切知道要高考，应该是在当年的9月，那天我在收完水稻的田里种麦子，一个高中同学也是我们这个生产队的，他过来找我，说确定马上要高考了。”
恢复高考固然可喜，但考生们对于报名资格又产生了许多的疑虑，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出身。贺云翱（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因为自己的“成分”，曾被迫放弃了很多机会：“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过一些机会，比如进部队。后来我们当地的干部说不行，‘他不能参军’，‘他家成分不好’。所以高考时特别担心政审，政审问题就像一道紧箍咒。”而且当时社会对于恢复高考这一消息还存在争议。但最后政府还是顶住了压力，为考生们提供了宽松的政审环境，让大部分考生能顺利报名考试。
在经历了疑惑和挣扎后，考生们满怀希望地报了名，但距离考试仅剩一两个月了，不少考生心生焦虑，甚至不知从何下手。考生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因为几年劳动，许多知识已经忘记，而且当时鲜有复习资料。黄卫华（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回忆：“虽然我一直当老师，但其实很多知识都忘了，我就参加了我原来高中举办的复习班，通过复习掌握了一些知识。我虽然是数学老师，但有些东西，像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因式分解，以前学得很简单。像十字相乘法，还是我当老师的时候，把姐姐的书拿出来看才学会的。她是‘文革’前上的初中，内容比较全。我不会做，但是要去教人家，就得自己看。很多数学知识实际上我是自学和在县文教局教师进修学校学的。”
除了自学，还有大量老师自发开设补习班，无偿为考生助力。张捷（南京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回忆：“我们补习班的老师都非常和蔼。晚上我们在教室里听课，还有同学不是正式补习班的学生，就在教室外面隔着窗户听，周祥昌老师看到了，就说‘那个同学你进来听吧，你进来没关系的’。”
对考生而言，另一大困难是本不充裕的复习时间还要分很大一部给正在做的工作。吴稚伟（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道出了当时一些对参考生的劳动要求：“知青要参加高考，必须挣足够的工分，工分是在农村参加劳动积累的一个分值，所以我们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复习。”
尽管困难重重，但考生还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最后的冲刺。吴稚伟回忆：“农村没有电，只能用煤油灯。有个知青考音乐类，单簧管，他练习乐器的时候非常吵闹，我们3个人没法好好复习。所以我们3个知青用一盏煤油灯，另外一盏让他端到厨房去练习单簧管。”龚放则是在公社的办公室复习，打一桶井水，将双脚泡在水里，一来可以解暑，二来可以防蚊虫。
一场改变命运的考试
短暂的复习后，考生们或自信或忐忑地走进考场。周沛（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回忆进考场前的场景：“考生有兴高采烈的，有惶恐不安的，也有晕头转向的。还有人忘记带准考证，骑车回去拿。当时我作为考生年龄还是比较大了，因为当了5年兵，都20几岁了。外面一些应届生在背作文、背历史、背地理，当时觉得人家真了不起，自己傻乎乎地就进了考场。”陈红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回忆了自己忘带准考证的经历：“考试的第二天下午到达考场时，我突然发现准考证没带。考场在宁海中学，离我家不远，骑车回去取来得及。但赶来赶去，肯定影响情绪。我做了一个极为冷静的决定，先去办公室找监考老师，说明情况，请求允许我在考试结束后再送准考证给她审查。那位女老师很爽快地说：‘没问题，我认识你，前面三科下来，我看这个考场就你考得好。’我才想起，她巡视考场时经常看我答卷。这不但免了我赶回家取准考证，而且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当天下午的地理，我居然考了92.5，是所有科目中最高的。”
由于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高考和招生工作都略显仓促，加上考生对于高校的专业设置等方面并不了解，其中也有不少“历史的偶然”。
陈仲丹老师分享了自己填报志愿的故事：“那时志愿是用毛笔抄在公社墙上的，我们文科就是哲学系、中文系、外语系、历史系这几个。我当然不会上外语系，因为外语要加试；哲学我也不想上，因为看不懂；所以就剩下历史和中文了。本来我想上中文的，而且肯定也能上，但抄志愿的人抄错了，中文系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少抄了两个点，就变成汉语言文字了，我一看学文字，那很无聊，就选了历史系。”肖敏（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回忆：“那年高考，各单位准备时间很短，很混乱。录取时听说是各个高校在招生办‘抢’档案，谁抢到算谁的。本地的学校可能抢得比较厉害，就把一些本地的考生给抢了。77级录取时间紧，没太有规则，78级录取时就有规则多了，是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这样。我当时是被徐州医学院录取了，但我根本没有申请医学院，它把我的档案拿到了，问我愿不愿意去医学院，我不想学医，所以没去。”
恢复高考招生录取后的南大校园
1978年，南京大学迎来了久违的新鲜血液。77级新生在2月份报到入学，紧接着78级新生在同年9月份报到入学。
77、78两级学生年龄相差很大。有的“文革”前高中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岁，甚至已经结婚生子；有的则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最小的只有16岁。秦亦强（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教授）讲到自己作为应届生的心态：“我们那一级有不少‘老三届’，年龄最大的是1946年的，1946到1949的比较多。他们跟我们的年龄基本上就是两辈的关系。我们应届生和他们‘老三届’对学习的态度有所不同。‘老三届’和工作过的人重新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因为很难得，就非常投入。而我们这批人，16岁上大学，到学校里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就会迷失自己，觉得学习没有那么迫切，因为没有那么来之不易，所以就不是非常努力。那个时候如果有班主任或者辅导员来引导，结果就会不一样。”
进入大学以后，学习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张红霞回忆：“排队打饭的时候，都是很整齐的一列一列，也是‘低头族’，低着头背英语单词，排到自己了，再抬起头来。我们6点钟起床，早上大喇叭响，必须起来跑步，围着八舍半小时跑完以后，都拿着英语朗读，冬天是在路灯下朗读。”
七八十年代，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物质条件还比较差。潘毅说：“当时是安排10个人一间宿舍，是宿舍楼顶头最小的一个房间，5张双人床，上下铺，过道非常窄，稍微胖一点儿的人就很难进出。”丁柏铨（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回忆道：“1978年的夏天特别热，40摄氏度以上，并且这种高温天气持续了很多天。我们晚上就都睡在篮球场上，每人拿一张席子垫在地上当床铺，因为宿舍里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热得无法入睡。后来学校提前放暑假，考试暂时不考了，等下学期开学再考。”
食堂也是学生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所，学生8人一桌，人来齐了才能打饭。缺少椅子，学生多是站着吃饭。甲级户伙食费是14.7元钱，农村家庭的学生还可以拿到家庭助学金。由于生活条件艰苦，还要面对上学所需的种种开支，吃饭如何节俭显得尤为重要。贺云翱拿的是班上最高的18元奖学金，其中一半的钱都用来买书了，由于价格太贵，他大学4年都没买过水果。
40余年后再看“恢复高考”
高考改革不仅彻底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而且对国家的发展影响也极其深远。潘毅说：“‘文革’期间，高校教育暂停，人才特别缺乏。恢复高考选拔人才，对后面的改革开放和整个国家的发展都太重要了。对个人来讲，能搭上高考这辆车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国家是幸运的，因为恢复高考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一场革命成功之后，那么此前所有革命的理由便不复存在。如今，高考已经成了大多数中国青年人生的必由之路，我们会质疑高考的内容、质疑应试教育的异化，但有识之士不会质疑高考这一形式本身，它不是一场普通的选拔考试，它承载着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它给无数人以天道酬勤的信仰，它让无数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