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的书法，绕不过去两位名人，一位是欧阳修，一位是蔡襄。这一篇，我们说说欧阳修和他的《集古录》。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少孤家贫，母教以荻画地练字。天圣八年（1030）及进士第，景祐间为馆阁校勘，范仲淹反对宰相吕夷简被贬，他作书斥司谏高若讷，因责夷陵。
（欧阳修像）
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擢知制诰，同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出知滁、扬颖等州，在野十一年。召还任翰林学士。嘉佑二年（1057）知贡举，简拔英才，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天下文风为之大变。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初，出知数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坚请致仕。主编《新唐书》，自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
欧阳修是我们熟知的文学家，政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学过他的《醉翁亭记》，我们在学习篆刻史时，曾见过他的“六一居士”印。如图：
（欧阳修的“六一居士”印）
欧阳修不以书法名世，但他很早就对书法发生了兴趣。书史记载他曾与石介有一次非常著名的书法辩论（详细的辩论过程，可见于《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第47-50页）。
欧阳修认为书法不应求“怪”、求“邪”，而应遵循一定的法则，石介是北宋名公大儒中稚拙不能书的代表人物，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存世书迹《内谒帖》，的确“稚拙”！也的确不善书写。
（石介《内谒帖》）
但石介一生好发异论，他坚决不肯接受欧阳修的建议，并以道德凌驾于书法之上进行诡辩，称书法能传圣人之道足矣，不必遵循古法，并反问欧阳修，难道国家置学官就是为了教人写字吗？
这显然是诡辩！欧阳修认为这是原则问题，据理力争，对石介的诡辩坚决不姑息，直至讨论至石介哑口无言。
书法虽然不决定一个人的道德水平高下，但如果硬要以注重于道德而原谅自己的信手涂鸦，甚至于纯为标新立异而矫揉造作或者故作怪字以炫世惑人，显然是不对的。
欧阳修之前的文人文集中，很少有论及书法的，直到欧阳修出现，我们才读到较多关于书法方面的论述。尽管它们大多随感而发，尚未具有书论的学术品位，但亦是宋代书论最重要的发端。
欧阳修在编撰《集古录》的过程中，无数次感慨，比如：
圣宋兴百余年间，……独字书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踪唐室，余每以为恨。
余每得唐人书，未尝不叹今人之废学也！
然余尝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甚于今。
嘉佑年间（1056-1063），欧阳修一生仕宦达到巅峰，作为文坛领袖，他完全可以凭借他的权力和威望办成任何想办的事情。他极力抬举屡试不第的布衣苏洵，在知贡举时又录取了苏洵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以及曾巩等人。他还赠诗当时还是小官的王安石，增重其声价。所以，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六家，除欧阳修之外，其他人的成名都与其推重有很大关系。
在书法方面，他不失时机地揄扬蔡襄：
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往年予尝戏谓君谟：“学书如溯急流，用尽气力，不离故处。”君谟颇笑，以为能取譬。今思此语，已十余年，竟如何哉！
独步当世，评价真高，不过，欧阳修所谓学书“如溯急流，用尽气力，不离故处”用以表示初学阶段的苦闷彷徨实在恰当。我们来看一下欧阳修早年的字，《灼艾帖》写于1056年，如图：
（欧阳修《灼艾帖》）
显然，这通帖笔力较软，带有比较多周越的特征。固此，他在写给梅尧臣的信中又再次提到与蔡襄的讨论：
某亦厌书字，因思学书各有分限，殆天之禀赋，有人力不可强者。往年学弓箭，锐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后又见君谟学书最乐，又锐意为之。写来写去，转不如旧日，似逆风行船，着尽气力，只在旧处，不能少进。心竭力倦，遂已身老矣。安知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笔迹，真可贵重也。今后只看他人书，亦可为乐，不能生受得也！
学习书法的“瓶颈期”在欧阳修描述得非常清楚，同时，他也承认“天赋”与“爱好”的存在对于书法学习的影响。
黄庭坚看到的欧阳修的稍有力的字，也许年代稍晚一些，他称：
欧阳文忠公颇于笔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
欧阳文忠公书不极公，然喜论古今书，故晚年亦少进。其文章议论一世所宗，书又不恶，自足传百世也。
黄氏说得不错，欧阳修正是靠着“喜论古今书”，晚年书法才得到了进步，但不是“少进”，而是大进。这一点，欧阳修自己也毫不掩饰：
余初不识书，因集古著录，所阅既多，遂稍识之，然则人其可不勉强于学也？治平元年三月朔日书。
余以集录古文，阅书既多，故虽不能书而稍识字法。
所谓的“集古著录”和“集录古文”即是《集古录》的撰述。欧阳修写这部书所得到的报答，是不期而然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足以成为杰出书家的条件。他越是觉得不忍割舍，集录的碑帖越是丰富。他浸淫在美不胜收的碑帖海洋中，通过甄别、分析、比较，提高了认识水平，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起点问题。
下面这一则，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勉强于学”的。认识的逐渐深化，使他触类旁通，悟到了可贵的书理：
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谓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犹结交，其始也难，则其合也必久。余虽因邕书得笔法，然为字绝不相类，岂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见邕书，追求欠锺、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然邕书未必独然。同学画者，得其一可以通其余，余偶从邕书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窗信笔。
这是欧阳修对于书法的“彻悟”。
遗貌取神，历来认为是学习的正果。徒袭某家的面目，以咀嚼他人之唾余而津津有味，是最没出息的表现。欧阳修最有心得的一点，即“邕书未必独然”，也就是说，从李邕可以通向大道，而这并非惟一的途径，取道其他某家，只要是公认的大家，归样能殊途同归。
我们再看欧阳修晚年的书法，如《集古录跋尾》四则，觉得除字形扁阔尚能寻到一些李邕的影像之外，基本上已化成了自己的形貌。这一高古淳厚的精神，体现了他本人的襟怀和学养。
（《集古录跋尾》局部）
苏轼评价说：
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表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
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所宝，不待笔画之工也。
晚年的欧阳修，再不是只能自甘于“看他人书”的“厌书字”者了，他已把书法作为惟一的爱好。因为他从中得到了无尽的乐趣。他甚至还为自己制订了学习书法的计划：
自此已后，只日（单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真书兼行，草书兼楷，十年不倦，当得书名。然虚各已得而真气耗矣，万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为劳也；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也。然则自古无不累心之物，而有为物所乐之心。
得名而气耗，乐心则身劳，这本是很难调和的矛盾。欧阳修既承认书法是其惟一爱好，却又时时警惕不要沉溺其中。
但是实际上，对于书法，他自己仍然是欲舍不忍甚至欲罢不能的。
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尔。以此知不寓心于物者，真所谓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汩情而为害者，愚惑之人也。学书不能不劳，独不害情性耳。要得静中之乐者，惟此耳！
欧阳修一再强调自己学书只是聊以消日，不计工拙，因而以不劳为原则。这就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仿佛学书并不需要花太大的工夫。其实不然，他在嘉祐六年时就说过：“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
熟练是技法层面的基本要求，当然应该付出巨大的劳动。然而书法毕竟不能以技法纯熟和模拟古人为目的，书法发有更高深的追求。他在嘉佑二年即有清醒的认识：“学书当自成一家之体，其模仿他人，谓之奴书！”
他也指出学书的一点方法论：
学书不必惫精疲神于笔砚，多阅古人遗迹，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多观摩古人书迹，并思考其笔法与结构用意，所获更多。同时可以看出，欧阳修反对“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固然有杜绝功利主义的积极意义，但其出发点则是提醒世人更需要注重比书法远为重要的道德修养。他举颜真卿、杨凝式、李建中为例：
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惟贤者能存尔，其余泯泯不复见尔。
欧阳修的这个思想，后来成为苏、黄等人评判前代书家的主要标准。苏轼就曾评价欧阳修的书法：“欧阳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刑，庶几如见其人者。正使不工，犹当传宝，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
我们说苏、黄等人的书法“戛戛独造”，“绝去依傍”的“尚意”书法，其实源于欧阳修的理论基础。
羲、献世以书自名，而笔法相去远甚。父子之间，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
文字之学，传自三代以来，其体随时变易，转相祖习，遂以名家，亦乌有定法邪！至魏晋以后，渐分真草，而羲、献父子为一时所尚，后世言书者，非此二人皆不为法。其艺诚为精绝，然谓必为法，是初何所据？所谓天下孰知夫正法哉！
羲、献虽为父子，但子不袭父，各成面目，而惟有“相去远甚”，才能“二王”并称。父子尚且如此，那么后世“非此二人皆不为法”则未免有些自灭志气了。“法”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积累、逐渐丰富的。
宋朝到“后欧阳修时代”出现了“尚意”书风，绝非偶然。它与欧公导夫先路的理论贡献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集古录》是欧阳修的又一伟大贡献。如果说他的书论影响力止于当时的话，那么这本书则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开创之功。它是目前所有金石碑帖著录类书籍中最早的一部。
《集古录》据欧阳修自述花了十八年的工夫，但是今本第一卷《前汉雁足灯铭跋》所记为“熙宁壬子四月”这比成书又晚十年，且去其逝世已不足半载。可见关于欧公暮年怕贻笔而对己作不断修改增删的传闻，确实无疑。
《集古录》原有千卷，后来有人规功，于是“撮其大要”，删剩今天所见的十卷共四百余则跋尾。
最为要贵的是，欧阳修的《集古录》开启了以碑证史和以碑纠史的先河。欧阳修是位史学家，他坚持治史应有的科学态度，在撰写《集古录》的过程中，用碑、史互证，收到了抉幽钩沉的良效。
如发现楚相孙叔敖名饶，纠正了三国魏邓艾的名字读蒿艾之非等。另外实物统计应是比较可信的方法。他由于百方搜集不到西汉的碑刻，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
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盘铭刻备有，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
尽管并未探究原因，但确实是条真理，而且为今天的考古所证明。
对于古人的一些成说，欧阳修也不拘泥偏信，而是利用自己的博闻，通过独立思考作出判断。如指出唐人韦应物和韩愈认定《石鼓文》为周宣王时物证据不足，证明旧传锺繇《贺捷》《戎路》二表非其所书等等，都是信而有征。又从书体入手指明《瘗鹤铭》非王羲之书，因“华阳真逸”为唐代顾况道号，乃提出可能出自顾氏。也可聊备一说。
欧阳修在此书中体现出的“职业道德”也值得称道，他不掠人之美，对于朋友给予的帮助都表而出之。
总之，《集古录》不仅对书法，而且于史学、金石学、文学等都有卓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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