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的書法，繞不過去兩位名人，一位是歐陽修，一位是蔡襄。這一篇，我們說說歐陽修和他的《集古錄》。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少孤家貧，母教以荻畫地練字。天聖八年（1030）及進士第，景祐間為館閣校勘，範仲淹反對宰相呂夷簡被貶，他作書斥司谏高若讷，因責夷陵。
（歐陽修像）
慶曆三年（1043）知谏院，擢知制诰，同行“慶曆新政”，新政失敗，出知滁、揚穎等州，在野十一年。召還任翰林學士。嘉佑二年（1057）知貢舉，簡拔英才，排抑險怪奇澀的“太學體”，天下文風為之大變。曆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神宗初，出知數州。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堅請緻仕。主編《新唐書》，自撰《新五代史》。有《歐陽文忠集》。
歐陽修是我們熟知的文學家，政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我們在中學課本裡學過他的《醉翁亭記》，我們在學習篆刻史時，曾見過他的“六一居士”印。如圖：
（歐陽修的“六一居士”印）
歐陽修不以書法名世，但他很早就對書法發生了興趣。書史記載他曾與石介有一次非常著名的書法辯論（詳細的辯論過程，可見于《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第47-50頁）。
歐陽修認為書法不應求“怪”、求“邪”，而應遵循一定的法則，石介是北宋名公大儒中稚拙不能書的代表人物，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存世書迹《内谒帖》，的确“稚拙”！也的确不善書寫。
（石介《内谒帖》）
但石介一生好發異論，他堅決不肯接受歐陽修的建議，并以道德淩駕于書法之上進行詭辯，稱書法能傳聖人之道足矣，不必遵循古法，并反問歐陽修，難道國家置學官就是為了教人寫字嗎？
這顯然是詭辯！歐陽修認為這是原則問題，據理力争，對石介的詭辯堅決不姑息，直至讨論至石介啞口無言。
書法雖然不決定一個人的道德水準高下，但如果硬要以注重于道德而原諒自己的信手塗鴉，甚至于純為标新立異而矯揉造作或者故作怪字以炫世惑人，顯然是不對的。
歐陽修之前的文人文集中，很少有論及書法的，直到歐陽修出現，我們才讀到較多關于書法方面的論述。盡管它們大多随感而發，尚未具有書論的學術品位，但亦是宋代書論最重要的發端。
歐陽修在編撰《集古錄》的過程中，無數次感慨，比如：
聖宋興百餘年間，……獨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蹤唐室，餘每以為恨。
餘每得唐人書，未嘗不歎今人之廢學也！
然餘嘗與蔡君谟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于唐，書之廢莫甚于今。
嘉佑年間（1056-1063），歐陽修一生仕宦達到巅峰，作為文壇領袖，他完全可以憑借他的權力和威望辦成任何想辦的事情。他極力擡舉屢試不第的布衣蘇洵，在知貢舉時又錄取了蘇洵的兩個兒子蘇轼和蘇轍，以及曾鞏等人。他還贈詩當時還是小官的王安石，增重其聲價。是以，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六家，除歐陽修之外，其他人的成名都與其推重有很大關系。
在書法方面，他不失時機地揄揚蔡襄：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谟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谟：“學書如溯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谟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十餘年，竟如何哉！
獨步當世，評價真高，不過，歐陽修所謂學書“如溯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用以表示初學階段的苦悶彷徨實在恰當。我們來看一下歐陽修早年的字，《灼艾帖》寫于1056年，如圖：
（歐陽修《灼艾帖》）
顯然，這通帖筆力較軟，帶有比較多周越的特征。固此，他在寫給梅堯臣的信中又再次提到與蔡襄的讨論：
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禀賦，有人力不可強者。往年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谟學書最樂，又銳意為之。寫來寫去，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着盡氣力，隻在舊處，不能少進。心竭力倦，遂已身老矣。安知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筆迹，真可貴重也。今後隻看他人書，亦可為樂，不能生受得也！
學習書法的“瓶頸期”在歐陽修描述得非常清楚，同時，他也承認“天賦”與“愛好”的存在對于書法學習的影響。
黃庭堅看到的歐陽修的稍有力的字，也許年代稍晚一些，他稱：
歐陽文忠公頗于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
歐陽文忠公書不極公，然喜論古今書，故晚年亦少進。其文章議論一世所宗，書又不惡，自足傳百世也。
黃氏說得不錯，歐陽修正是靠着“喜論古今書”，晚年書法才得到了進步，但不是“少進”，而是大進。這一點，歐陽修自己也毫不掩飾：
餘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閱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強于學也？治平元年三月朔日書。
餘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
所謂的“集古著錄”和“集錄古文”即是《集古錄》的撰述。歐陽修寫這部書所得到的報答，是不期而然地為自己創造了一個足以成為傑出書家的條件。他越是覺得不忍割舍，集錄的碑帖越是豐富。他浸淫在美不勝收的碑帖海洋中，通過甄别、分析、比較，提高了認識水準，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起點問題。
下面這一則，可以看出他是怎樣“勉強于學”的。認識的逐漸深化，使他觸類旁通，悟到了可貴的書理：
餘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餘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見邕書，追求欠锺、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同學畫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餘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窗信筆。
這是歐陽修對于書法的“徹悟”。
遺貌取神，曆來認為是學習的正果。徒襲某家的面目，以咀嚼他人之唾餘而津津有味，是最沒出息的表現。歐陽修最有心得的一點，即“邕書未必獨然”，也就是說，從李邕可以通向大道，而這并非惟一的途徑，取道其他某家，隻要是公認的大家，歸樣能殊途同歸。
我們再看歐陽修晚年的書法，如《集古錄跋尾》四則，覺得除字形扁闊尚能尋到一些李邕的影像之外，基本上已化成了自己的形貌。這一高古淳厚的精神，展現了他本人的襟懷和學養。
（《集古錄跋尾》局部）
蘇轼評價說：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幹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表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裕如也。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型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當為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
晚年的歐陽修，再不是隻能自甘于“看他人書”的“厭書字”者了，他已把書法作為惟一的愛好。因為他從中得到了無盡的樂趣。他甚至還為自己制訂了學習書法的計劃：
自此已後，隻日（單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倦，當得書名。然虛各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得名而氣耗，樂心則身勞，這本是很難調和的沖突。歐陽修既承認書法是其惟一愛好，卻又時時警惕不要沉溺其中。
但是實際上，對于書法，他自己仍然是欲舍不忍甚至欲罷不能的。
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于他事爾。以此知不寓心于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汩情而為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
歐陽修一再強調自己學書隻是聊以消日，不計工拙，因而以不勞為原則。這就給人造成一個印象，仿佛學書并不需要花太大的工夫。其實不然，他在嘉祐六年時就說過：“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
熟練是技法層面的基本要求，當然應該付出巨大的勞動。然而書法畢竟不能以技法純熟和模拟古人為目的，書法發有更高深的追求。他在嘉佑二年即有清醒的認識：“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其模仿他人，謂之奴書！”
他也指出學書的一點方法論：
學書不必憊精疲神于筆硯，多閱古人遺迹，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多觀摩古人書迹，并思考其筆法與結構用意，所獲更多。同時可以看出，歐陽修反對“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業”，固然有杜絕功利主義的積極意義，但其出發點則是提醒世人更需要注重比書法遠為重要的道德修養。他舉顔真卿、楊凝式、李建中為例：
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此，但務于書，不知前日工書随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顔魯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必寶也。楊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節見于艱危；李建中清慎溫雅，愛其書者兼取為人也。豈有其實，然後存之久耶？非自古賢哲必能書也，惟賢者能存爾，其餘泯泯不複見爾。
歐陽修的這個思想，後來成為蘇、黃等人評判前代書家的主要标準。蘇轼就曾評價歐陽修的書法：“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者。正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
我們說蘇、黃等人的書法“戛戛獨造”，“絕去依傍”的“尚意”書法，其實源于歐陽修的理論基礎。
羲、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
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随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定法邪！至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羲、獻父子為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皆不為法。其藝誠為精絕，然謂必為法，是初何所據？所謂天下孰知夫正法哉！
羲、獻雖為父子，但子不襲父，各成面目，而惟有“相去遠甚”，才能“二王”并稱。父子尚且如此，那麼後世“非此二人皆不為法”則未免有些自滅志氣了。“法”本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積累、逐漸豐富的。
宋朝到“後歐陽修時代”出現了“尚意”書風，絕非偶然。它與歐公導夫先路的理論貢獻有着明顯的因果關系。
《集古錄》是歐陽修的又一偉大貢獻。如果說他的書論影響力止于當時的話，那麼這本書則在中國學術史上有開創之功。它是目前所有金石碑帖著錄類書籍中最早的一部。
《集古錄》據歐陽修自述花了十八年的工夫，但是今本第一卷《前漢雁足燈銘跋》所記為“熙甯壬子四月”這比成書又晚十年，且去其逝世已不足半載。可見關于歐公暮年怕贻筆而對己作不斷修改增删的傳聞，确實無疑。
《集古錄》原有千卷，後來有人規功，于是“撮其大要”，删剩今天所見的十卷共四百餘則跋尾。
最為要貴的是，歐陽修的《集古錄》開啟了以碑證史和以碑糾史的先河。歐陽修是位史學家，他堅持治史應有的科學态度，在撰寫《集古錄》的過程中，用碑、史互證，收到了抉幽鈎沉的良效。
如發現楚相孫叔敖名饒，糾正了三國魏鄧艾的名字讀蒿艾之非等。另外實物統計應是比較可信的方法。他由于百方搜集不到西漢的碑刻，因而得出這樣的結論：
餘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
盡管并未探究原因，但确實是條真理，而且為今天的考古所證明。
對于古人的一些成說，歐陽修也不拘泥偏信，而是利用自己的博聞，通過獨立思考作出判斷。如指出唐人韋應物和韓愈認定《石鼓文》為周宣王時物證據不足，證明舊傳锺繇《賀捷》《戎路》二表非其所書等等，都是信而有征。又從書體入手指明《瘗鶴銘》非王羲之書，因“華陽真逸”為唐代顧況道号，乃提出可能出自顧氏。也可聊備一說。
歐陽修在此書中展現出的“職業道德”也值得稱道，他不掠人之美，對于朋友給予的幫助都表而出之。
總之，《集古錄》不僅對書法，而且于史學、金石學、文學等都有卓著的貢獻。
(【跟着布丁讀書法史】之132，部分圖檔源自網絡，版權歸原版權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