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安民谣里有：“说东关，道东关，东关有个八仙庵。蒸馍笼，大无边，蒸馍笼里坐八仙。”还有学生时代流传的胡填词的歌曲：“向前向前向前，向南关，向北关，向西关，向着东关的八仙庵。那里的道士坐的端，我们排着队去抽签。抽了一个上上签，东关的烧鸡不要钱……。”
八仙庵，始建于宋，被视为道教仙迹胜地。地处唐兴庆宫东北隅，今西安市东关长乐坊。但这个长乐坊和唐长安城的长乐坊不是一回事。“文革”中改名为更新街，1972年又恢复旧名。
据八仙宫碑石记载，宋时在此地下常闻隐隐雷鸣之声，百姓建雷神庙镇之。后有人于雷神庙看见八异人游宴于此，认为是“八仙”显化。遂建八仙庙祀之，称八仙庵。
西安八仙庵和我缘份不浅，1958年浮夸风盛行的大跃进时代以后，紧接着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的1961年，我上小学五年级，曾随着父亲在这里练过摊，其实当年也叫投机倒把。八仙庵当年有自由市场，亦称黑市。
我父亲20世纪30年代曾是西安南厂即南马道赵寿山部的军工修械厂，后陕西机器厂的工人，1953年在武功杨陵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模型厂当工人。1961年遇上下放干部，奇怪的是我父亲为工人身份却被下放，而且当年下放干部方向是朝农村下放，而我父亲却逆向从武功杨陵镇“下放”回省城西安，从此失了业，全家面临极端的生活困境。
被逼无奈的父亲就在八仙庵自由市场摆摊做点小买卖，这可是那年月最犯忌的事，属于被严厉打击的对象。八仙庵是西安最大最有名的市场，管理非常严，摆摊的随时有被罚没、带走的遭遇，何况父亲肯定是无照经营。我当年帮着负责看地上摆的货摊，所谓“地摊”是也。即在地上铺一块油布，上面摆上货卖。市场管理最严时，父亲负责在市场口巡视，发现不对就一声喊，或招个手，我就忙收拾摊子，卷起油布钻进背巷子躲起来，待凶神恶煞的这伙红袖章走咧，再摆出来。那无非是赚点蝇头小利，我也是利用星期天，仅仅跟着父亲出过三几次摊。当年遇到检查，我还算机敏，卷摊子走人也十分麻利。中午吃饭，父亲犒劳我，专意领我去八仙庵旁边一家饭馆，给我来了一碗红肉煮馍，记得一个大海碗，上面漂着白色的是肥肉片，红色是厚厚一层辣子油。那可是“三年困难”的饥饿年代呀！半年都吃不上一回肉。开吃时怕烫，用嘴去吹油，那油汪的，吹开了，又回来，没吃到嘴呢，已经香得我浑身打颤颤。这些都成了我永远不会磨灭的记忆。
那些年我从不敢说起这些似乎不光彩的经历，50多年过去，一次给同学谝起，他们还调侃我：“哎呀！你还是个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的能人。”
因为这生意不好弄，弄不好给戴上投机倒把分子帽子，那就严重了，有被关进局子或者拘留所的危险，可能西大街公社（办事处）也找我父亲做了训诫谈话。随即父亲也被迫收了手。
后来几十年里我都对市场管理人员野蛮执法很反感。好像是1999年中，我当西安市政协委员，去政协开完会，回家在路上，正好碰上几个市管殴打一位在路旁卖菜的老农民，把老汉踏倒在地，把人家新鲜的菜从三轮车上扔得遍地都是。我平时属于不惹事的主，此时却义愤填膺，上去就训斥那几个市管：怎么能野蛮打人！谁知一个直接抓住我领口，恶恨恨地问我想干啥？我说：你还想打我呀？你今天敢动手，我让你这大盖帽戴不成！这时我也拿出了政协委员证在他们眼前晃了一下，这才吓得他们松了手。马上从口袋掏烟让我，忙说对不起。我此时一看那卖菜老农民早已借机骑着三轮溜了。我那天朝回走时心里一直很兴奋。
后1962年父亲受西安西头几个曾经的师兄弟之邀，成了洒金桥街清真古寺办的一家莲湖区模具厂的工人（清真古寺1958年以后关闭成了工厂），还担任了车间主任，厂长是一位坊上回民，是我父亲20世纪30年代的工友。
二
当年八仙庵有清代朝廷给无偿划拨的地产，由道士自己耕种。我的朋友家住景龙池的商子周兄回忆：“20世纪60年代，我上高二那年，恰好安排我们班为八仙庵道观收麦。临近考试，有机会放松一下，同学们热情很高，收割、捆扎、拉运，你争我抢，干得热火朝天。道长们看到同学们如此卖力，十分高兴，午饭安排的是烩菜、油泼辣子，白面馒头又大又白，管饱。那时候年轻，正长身体，能吃，又值困难时期，平时吃不饱，好不容易有个吃饭管饱的机会，难得，同学中最多的吃了两碗烩菜，6个馒头，而且边吃边说：“多少年都没吃过这么一顿饱饭，真香！”
当年八仙庵打下粮食除自给外，还逢庙会施舍给逃难讨饭的穷苦老百姓吃。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好多人都去八仙庵吃舍饭。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八仙宫更是遭到严重破坏，房屋、殿堂被西安市机床二厂占用，将好多大殿神像都推倒搬走。1982年根据党的宗教政策八仙宫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开放宫观，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直到改革开放七年后的1985年工厂才全部从八仙庵搬出。
我的朋友陕西老三届企业集团的董事长王克良，20世纪70年代初，命运把他安排到了八仙庵，为八仙宫守庙产。于是这道教主流全真派十方丛林的万寿八仙宫成了他的避风港，在这里虽然仍很艰苦；断了香火的八仙庵惨遭破坏，道人衰老，丧失劳力，庙里土地也大部分归了公社生产队，但王克良却逃脱了地主资本家成份处处挨整的环境，八仙庵让他有了喘息的安身之地。
王克良在八仙庵睡觉的床板是一块慈禧太后题款的御匾，让人惊异。这块御匾，是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西逃西安时，驻跸八仙庵题的“玉清至道”四字匾。当时没床板，道长就从仓库随便抽出这块匾来，王克良一睡就是五年。当时我撰写《老三届故事》时，想把王克良以后的发达和老佛爷的这块御匾联系起来，曾写了一章《在八仙庵睡御匾的人》，给王克良罩上点神奇光环。
而慈禧太后西逃西安避难，驻跸八仙庵时应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时老佛爷还给了八仙庵1000两白银，命道长李宗阳修建牌坊，并赐名“敕建万寿八仙宫”，这便是八仙庵被冠上“宫”而得名“八仙宫”之原因。但老西安人还是喜欢叫八仙庵。
我的同事、文友商子秦当年家住景龙池，离八仙庵很近，他说：“知道巷子里的小伙伴过年时经常到八仙庵里去偷香，就是把香炉上刚刚点燃的香拔下来，然后拔腿就跑，到没人的地方，把香上的火蹭灭，然后可以用来点炮。不过千万不能让老道们抓住。”哈哈！庙庵里偷香，小屁孩真能想出来。商子秦的二哥商子周，写文章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八仙庵，临街路北有彩绘木牌楼，马路对面是一面青砖砌起的硕大照壁，上刻‘万古长春’四个大字，牌楼与山门间是很大一片空地，种着许多树，每逢过会时这里就挤满了人，有算命的、耍猴的、套圈的、唱戏的、卖吃的、拉洋片的、摆地摊的，热闹非凡。……我们也会在八仙庵院子里看书，那时，上香的人很少，庙里阴森森的，很怕人，坐一会儿就跑出来。庙里的道士一个个皂衣麻鞋，仙骨道风，飘逸得很，对我们倒也十分和蔼。”
子周兄考高中时，母亲带他去八仙庵算过卦。“算卦先生告诉母亲，‘此子鼻梁高且直，中根直达天庭，有为官之相’。那个年代根本没敢想过当官，但是，这句话却记了一辈子。”果然，后来商子周兄担任陕西省肿瘤医院院长、陕西省肿瘤研究所所长，退休后还被聘为长安医院常务副院长。
著名文化学者商子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