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逝世后，胡安国曾在致陈渊的信中感叹道：“世人之知龟山者甚多，而疑谤之者亦不少。”[1]然与胡氏所说的“疑谤”二字相反，杨时在后世留下的完全是程学正宗、醇儒宗师的光辉形象，今人也很难联想到杨时当时有何被“疑谤”之事。造成如此反差的原因是其逝世后，以陈渊为首的杨氏后学进行了一系列了形象塑造活动，通过各种文献剪裁、组织，负面信息的修饰、遮蔽，对杨时的学行、道统地位的表述和评价进行了新的叙事和书写，最后在历史的作用下完成了杨时形象的塑造和道统地位的建构。这些似是而非的表述和真伪交织的史料，不仅对于后世关于杨时的研究误导巨大，对宋代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为此，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探讨。
一、杨时晚节辨
北宋末年，政事昏弊，时局仓惶，杨时年过七十而突被征召入朝任秘书郎，很快又侍讲经筵、除任谏议大夫等职。一时间颇有元老耆宿出山力挽时弊，要回元再造之感。可惜时局势急转直下，杨时也难有作为，很快因上疏言事被罢。但实际在当时这段历史中，还有更为复杂曲折的故事。杨时的真实形象也并不是空有抱负，难以施展的志士醇儒。在钦宗靖康元年杨时遭到朝官和太学生的攻击，有重要的一点是与蔡京父子有关。而在南宋中期依然有许多学者讨论此事，《朱子语类》中曾连篇累牍，大量记载了门人弟子讨论杨时晚节出处的问题。只是由于两宋之交的史料缺略与碎片化，以及杨时在后世不断被儒士学者所推崇尊奉，很多负面的史料不断被掩盖遮蔽，而正面积极的史料持续得以加强和建构。所以原本在两宋之际部分指摘杨时道晚节有亏的文献不断淡出公众视野，以至于原本极为明晰的历史事件后世也晦暗难言了。
（一）杨时受蔡京父子汲引与其袒护蔡攸辨
在详细讨论此事之前，先简单梳理下杨时晚年之出处。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杨时七十二岁，奉旨任秘书郎；七年，迁著作郎，除迩英殿说书。靖康元年（1126），初为著作郎兼侍经筵，随后即除右谏议大夫兼经筵试讲、国子祭酒。但因上疏力谏王安石祸国，请废新学，罢其配享孔庙，而受到部分朝官弹劾，遂被罢祭酒。
杨时晚年突然出仕是受蔡京父子提拔的。虽然其门人后学多有回护或闪烁其词，但不少宋代文献中还保有此事记载。如《朱子语类》卷一百一记载了十余则关于杨龟山晚节的讨论，譬如“问龟山晚年出得是否”、“曰渠用蔡攸荐亦未是”、“择之曰龟山晚出一节亦不是”、“闻龟山晚岁一出，为士子诟骂果有之否”等条，皆记载详实。原文较多，不再抄录，概括而言即：“蔡京晚岁渐觉事势狼狈，亦有隐忧。其从子应之自兴化来，因访问近日有甚人才”。应之推荐福州张觷，蔡京遂用张觷为塾师。张氏以师道自尊，异于他客。后蔡京入书院，向张氏访䇿。“张氏曰：‘今日救时己是迟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义。’京因叩其所知，遂以龟山为对。龟山自是始有召命。”[2]
蔡京专权当政，恶名昭彰，为士人不齿。杨时受蔡氏举荐而出，自然是一件有损醇儒形象之事。从《朱子语类》所载诸多门人蜂拥质问杨时晚节之事看，当时士论滔滔的情景尚能想见一二。朱熹弟子林择之即直言“龟山晚出一节亦不是”[3]，朱熹自己也曾言：“龟山做人也苟且，是时未免禄仕，故胡乱就之。”[4]这里所谓“苟且”是随意、不谨饬之意。总体朱熹对杨时晚节的评价还是褒大于贬的，其虽然直言杨时“做事都涣散无伦理”，“只是出得来，不济事耳……当危急之时，人所属望，而着数乃如此，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为不足用”，但朱熹自己也表示：“当时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来救之”，“龟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后人又何曾梦到他地位在”。[5]
不过除了受蔡京父子汲引之事外，更有一事引人讥议，对杨时晚节影响更大。即在钦宗靖康时国事危急，天下士论蔡氏为祸国殃民之首，朝臣累章弹劾。而时为谏议大夫的杨时却顾念蔡氏汲引之恩，言说“毋攻居安”（蔡攸字居安）。此事史料缺略甚多，且后来杨时一派学者门庭广大，后学儒士罕有议论，遂使真相晦暗。《朱子语类》曾载：“钦宗即位，为谏议大夫。因争配享事，为孙仲益所攻。孙言：‘杨某曩常与蔡京诸子游，今众议攻京，而杨某曰：‘慎毋攻居安。’”[6]但朱熹亦言：“龟山当此时，虽负重名，亦无杀活手段。若谓其怀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谨勿击居安’之语则诬矣！”[7]“孙仲益”即孙觌，其时为御史，弹劾蔡氏颇力。
杨时是否当时曾为蔡攸出言斡旋，关系其醇儒形象。经上文论述，杨时受蔡京父子汲引出山一事已无可疑。而《朱子语类》“渠用蔡攸荐”条下小注云：“蔡老，令攸荐之。”[8]即蔡京当时年老，实际是让长子蔡攸向朝廷举荐杨氏。宣和六年，蔡京已年近八十，史料亦多有记载，其晚年目昏体弱，政事皆由诸子操办。虽然蔡京或蔡攸举荐并无本质区别，但蔡京是祸国殃民之首而遭抨击，杨时是否顾念举荐之情而避重就轻，为蔡攸出言？以情理而言，杨时这样的儒者宗师当然不应该有此行为。朱熹亦力斥孙觌“毋攻居安之语则诬”，但朱熹毕竟非当时之人，亦未提出证据。反而，残存的史料中透露出一些线索是杨时可能袒护过蔡攸。
首先，我们在杨时之《龟山集》确实找不到任何抨击或批评蔡攸的文字。在其《上钦宗皇帝书》中曾言：“臣伏见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蠧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葢京以继述神宗皇帝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9]此是杨时集中唯一抨击蔡京的文字，但其文本意是攻击王安石新学祸国，欲罢王安石配享孔庙之事，且行文中亦未及蔡攸。朱熹亦曾言及：“龟山弹蔡京亦是只不迅速”，“来得已不是，及至又无可为者，只是说得那没紧要底事”。可见，在弹劾蔡京之事上，杨时确实不积极。
其次，关于杨时袒护蔡攸的文字并不是孤证，部分宋代文献仍有所记载。上文提及朱熹称杨时有“毋攻居安”之语是孙觌所诬。今检孙觌撰《鸿庆居士集》卷八有《辞免再除中书舍人状》一文，曰：“谏议大夫杨时在延和殿下，宣言渊圣有‘蔡攸无罪’之语，以讽台谏。臣独以为有罪，论奏不已。”[10]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亦引此。与朱熹所引不同，孙氏本人是称杨时宣言渊圣（即钦宗）有‘蔡攸无罪’之语，以讽台谏勿攻蔡攸。此状是孙氏在建炎元年上奏高宗，且言及钦宗，当时距杨时此事不过一年，朝官知之者不少，应不至于完全处于杜撰编造。又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亦载：“渊圣嗣位，台谏交章请诛京、攸。虽杨中立不免宣言‘蔡攸无罪’之语。”[11]
再次，南宋《靖康要录》卷六“六月十五日”条载：
右司谏徐秉哲奏：杨时年逾七十，老无戒得之识，日造蔡攸之门，进逐其騃子弟游。从于道观僧舍，以幸荐拔，学者无不羞之。因缘蔡氏除馆职、进侍讲，遂为谏议大夫，可谓峻矣！今年春台谏官集于检院，共论蔡氏之恶。时摇手以止同议者，曰：“且无及居安。”居安，攸字也。身为谏官，不恤公议，容奸党恶略无忌惮，近在太学，议论轻脱。诸生纷拏，几致生事。无德服人，遂罢祭酒。[12]
以此可知，上文提及的朱熹等言“毋攻居安”之言，实际是自徐秉哲奏章“无及居安”。徐秉哲与杨时同时，从“今年春”云云可知，其奏言即是当时之事。徐秉哲为了弹劾杨时，措辞夸张激烈，咄咄逼人，此亦是朝官弹章常见的问题，我们尚不至于以此怀疑杨时之学行品质。但摈除感情色彩，其所言的事件却是重要史料。由于上书对象正是钦宗，又为当年发生之事，且徐秉哲所描述时间、地点、甚至杨时“摇手以止同议者”的动作皆巨细无遗，不免增加了此事的可信度。
最后，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材料，从侧面可以作证杨时和蔡氏的关系。南宋初曾协的《云庄集》中有《右中㪚大夫提举台州崇道观强公行状》一文，其中记载：
杨公时一见公，大奇之，曰：“强氏有此人。”一时名胜造门……居乡二年，殆无岀仕意。亲故更劝勉，乃再趋朝，诣吏部，视文榜有湖州司录事者，即求以归。时论为之扼捥，而公恬然自若也。杨公时屡为蔡攸辈言之，不效。公于蔡氏虽姻戚，然未尝少为之屈，故不用。[13]
此文是曾协为强行父写的行状。强行父，字幼安，钱塘人，与周紫芝、唐庚等友善，着有《杜荀鹤警句图》一卷。此段文字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杨时曾屡次向“蔡攸辈”推荐强行父，恰侧面表示杨时与蔡氏确实有关系，否则不可能屡次推荐人做官。
综上所述，杨时晚年出山是因蔡氏父子汲引，而他在后来众人弹劾蔡氏的时也不甚积极，亦有较大可能出言袒护过蔡攸。但必须强调的是此事之考证并非意指杨时学行质量有失，亦不会以此否定杨时一代名儒的地位。正如上文朱熹所言，“他性慢，看道理也如此”、“做事都涣散无伦理”。在风云激变的关口，杨时的性格和政治能力的缺点造成了其疏于应变。而本文所注重的是基于杨时晚节出处上有如此多的纠葛与议论，却在其门人与后代理学人士的不断修饰、掩蔽、重塑中构建出了另一种醇正光大的形象。从来的《宋史》等文献来看，后世对杨时形象甚至道统地位、历史地位的评价，都是来源于这类累增重构的叙述。其中比较重要的还有高丽国主问“龟山安在”事件。
（二）高丽国主问龟山事及傅墨卿与蔡氏关系
在杨时逝世后，以陈渊为首的龟山门人不得不面对一件棘手的事件，即如何在行状、墓志等一系列记载生平、盖棺定论的文字中解释杨时晚年出山的原因。陈渊是杨时的得意门生，同时又其女婿，负责整理杨时的遗书与行状、墓志的编订。但当时与杨时交往的朋辈、朝官大多知道杨时出山的原委，所以陈渊等人也不太可能完全否认其与蔡氏父子的关系。于是陈渊等主要采取了选择性模糊、回避关键信息和移花接木的手段组织材料。
首先，今可见的杨时行状与墓志有两套，即胡安国《龟山先生墓志铭》、《杨龟山先生行状》（此有很大问题，详见下文），吕本中《杨龟山先生行状》、《杨龟山先生行状略》。吕本中是杨时弟子，行文多溢美。而陈渊对胡安国撰写的墓志并不满意，其中出现了不小的风波。（详见下文论述）
为了清晰对比，先以表格列出胡、吕二人行状与墓志中关于杨时出山的原因：
| 胡安国《行状》： 是时从公学者益众，虽高丽国王亦问公“安在焉”。宣和中，因丞相京荐，召为秘书郎。[14] | 胡安国《墓志》： 是时，天下多故。或说当世贵人，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力引耆徳老成置诸左右，开导上意，庻几犹可及也。则以秘书郎召，到阙，迁著作郎。[15] |
| 吕本中《行状》： 时丞相蔡京客张觷，言于京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败，宜急引旧徳老成置诸左右，庻几犹可及。”问其人，以先生对。京因荐之。会路君允迪使高丽，国王问：“龟山先生安在？”乃召为秘书郎。[16] | 吕本中《行状略》： 或说当世贵人，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力引耆徳老成置上左右，开导上意，庻几犹可及也。会路允迪、傅墨卿使高丽，高丽王问两人：“龟山先生今在何处？”两人对：“方召赴阙矣。”及还，遂以名闻。因劝政府，宜及此时力引先生，政府然之。遂以秘书郎召。[17] |
对比几段文字，我们发现在胡安国《墓志》和吕本中《行状略》中都没有直接提及蔡京的名字，只隐晦的称“当世贵人”；而在《行状》中则明确提及了蔡京举荐杨时的事情。这是由于行状和墓志本身用途和体例有所区别而造成的叙事差异。行状一般是详细记述作者生平，宋代朝官的行状在其家人编订完成后，往往还要进呈朝廷，作为国史等史志档案的取材资料，而墓志是作为私家下葬时的生平记述，所以行状在篇幅和事件记载上都比墓志详细。有时家属请名家尊者为逝者撰写墓志，往往也会提供行状，作为墓志的取材。而墓志代表了一种逝者的哀荣，更有盖棺定论，传之千古的意义。故墓志文辞本身有彰善隐过的特点，溢美文饰也是极为平常的。所以在胡安国《墓志》、吕本中《行状略》中都选择模糊掉蔡京的名字，来为杨时晚节出山之事遮掩。
此外，吕本中提到了高丽国王问杨时安在的事情，但胡安国的《墓志》中没有（胡氏《行状》中提及，但此为陈渊窜改，详见下文）。在胡安国的表述中，杨时出仕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因丞相京荐，召为秘书郎”。而在吕本中的叙述中，杨时出仕不仅有蔡京的推荐，还因为有高丽王问杨时安在的因素。两者意义实有天壤之别。因为多加入高丽王之事，则表示杨时高名远播外域，其被召为秘书郎并非仅因蔡氏。这对杨时晚节评价的影响是不言而喻。
那么，高丽王问过“龟山先生安在”之事是否真实？可惜我们现今无法见到关于当时的高丽史料文献中记载此事。但依据零星的宋代文献，却能显示出一些蛛丝马迹。首先，关于事件中高丽王所问的两位使者路允迪、傅墨卿是有据可查的。路允迪，字公弼，历任礼部侍郎、签书枢密院事等。傅墨卿，字国华，山阴人，历任实录院修撰、中书舍人、礼部尚书等职。关于二人出使高丽之事，史传多有提及，其中以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记载最详：
宣和四年壬寅春三月，诏遣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充国信使副往高丽。秋九月，以国王俣薨，被旨兼祭奠吊慰而行，遵元丰故事也。五年癸卯春二月十八日壬寅，促装治舟……十四日丁卯锡宴于永宁寺，是日解舟出汴。夏五月三日乙卯，舟次四明。[18]
则两人在宣和四年三月奉诏，经过一番准备，到宣和五年出发，五月才从四明出海（今宁波）。但史料中并未记载高丽王提及杨时之事，如何判断此事真伪？其实，在陈渊写给胡安国的一封信中，恰恰透露出傅墨卿出使与杨时被举荐的关系。
陈渊《默堂集》卷十七云：
（宣和五年）因傅国华之荐，召赴都堂审察，即以足疾，辞不赴。六年，国华又以前请未行，再荐，遂以袐书郎召对……先是，傅国华奉使三韩，得㫖许于经由三路，凡人才可荐者荐之，不限以员。及归，具奏：“臣往来京西、淮、浙，人才可荐者甚多，然抱道处晦，无如杨某者，愿以所得荐三路人才荐此一人。”上亦闻公名，故始召审察。[19]
正是由于陈渊的书信，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傅墨卿（字国华）之所以能推荐杨时，是因为其奉旨出使高丽（三韩），可以于其途径之地搜罗人才推荐，且“不限以员”。而后来傅墨卿上奏推荐杨时的理由是“京西、淮、浙，人才可荐者甚多，然抱道处晦，无如杨某者，愿以所得荐三路人才荐此一人”。根本未提及有所谓高丽王问龟山安在之说。且如上文所言，傅墨卿共推荐了两次，宣和五年第一次举荐，杨时“以足疾，辞不赴”。并非吕本中《行状》中表述的：“会路君允迪使高丽，国王问：‘龟山先生安在？’乃召为秘书郎。”
那么，因何故傅墨卿如此青眼杨时，甚至“愿以所得荐三路人才荐此一人”。当然，其时杨龟山年逾七十，已是学术大成，卓然宗师之际，其“抱道处晦”之风可能确实折服傅墨卿。但更为关键且长期被后世所忽视的一个原因是：傅墨卿与蔡氏一党有密切关系。
杨时的《龟山集》中有两封书信，一是致傅墨卿的，其中有“自念衰晩，不足为世用”、“审察之命，自度㪚材不中绳墨”[20]云云。上文提及杨时宣和五年“因傅国华之荐，召赴都堂审察，即以足疾，辞不赴”，此信正是当时杨氏写给傅国华表示感谢与推辞的回信。另外，还有一封信《答傅子骏》，起首便云：“姑苏之别，倐忽余六年。”[21]傅子骏即傅崧卿，子骏是其字。傅崧卿是傅墨卿之弟，此信言明六年前与傅崧卿在姑苏曾有交游，虽今难以考证具体年代，但杨时在宣和六年被召入朝前，曾长期寓居毗陵（常州），期间往来江南各地，可能去过姑苏，故杨时和傅墨卿之弟傅崧卿可能亦早有交情。
更重要者，据《宋史·蔡翛传》载：
翛弟兄亦知事势日异。其客傅墨卿、孙傅等复语之曰：“天下事必败，蔡氏必破，当亟为计。”翛心然之。密与攸议，稍持正论。故与京异，然皆蓄缩不敢明言。遂引吴敏、李纲、李光、杨时等用之，以挽物情。[22]
正是由此史料留存，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1.傅墨卿是蔡攸之弟蔡翛的门客，曾向建言“蔡氏必破，当亟为计”。2.蔡攸、蔡翛听取建言后“稍持正论”，遂引杨时等用之。
串联傅墨卿、蔡氏兄弟、杨时之间的关系，结合上述史料，不难得出如下推论：北宋末年蔡氏父子兄弟见时局危殆，开始汲引正人扶持，以福州张觷为首的杨时熟人极力向蔡氏推荐杨时。傅墨卿是蔡氏门客，其弟傅崧卿早前亦认识杨时。其奉旨出使高丽，可以由其所经三路中推荐人才，而蔡氏集团当时又正欲汲引杨时。很可能即是蔡氏授意，让傅墨卿藉此机会向朝廷举荐。所谓高丽国主问杨时安在的史料杨时生前并未出现，杨时的入朝完全是蔡氏的运作。其实当时蔡攸等尚把持大权，很多官员取用与其态度有关。又鉴于杨时后来也屡次向蔡攸辈推荐强行父为官，杨时当时与蔡氏兄弟的关系并不差。以此回味上文所引徐秉哲奏书云：杨时日造蔡攸之门，进逐蔡氏子弟游。虽是夸张之词，但也道出了杨氏与蔡氏一门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杨时墓志撰写风波
杨时逝世后，分别由弟子吕本中撰写行状，友人胡安国撰写墓志铭。由胡安国《龟山先生墓志铭》中“（杨氏）既没踰年，诸孤以右史吕本中所次行状来请铭”[23]之言可知，吕本中的《杨龟山先生行状》撰写在前，胡安国《墓志》是杨时逝世的第二年依据吕氏《行状》而撰写。《伊洛渊源录》中还记载胡氏写给陈渊的书信，云：“龟山志铭，初不敢下笔。以情意之厚，义难固辞，故不得已勉强为之。”[24]可见，还是陈渊等杨时后人主动力邀胡氏撰写墓志的。但胡安国所撰的《墓志》并不使陈渊满意，甚至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与风波。二人关于《墓志》的行文和杨时生平一些事迹的评价，展开了讨论与争辩。而吕本中的《行状》也有文字引起胡安国的不满。今人整理的《杨时集》有还有题名胡安国版的《龟山先生行状》（此有很大问题，详见下文）。虽然其中不少史料已缺，但陈渊《默堂集》、《伊洛渊源录》所载《龟山志铭辩》、朱熹等人语录中的讨论，依然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和信息，可以还原当时的论辩。
（一）胡公安国诸人实传其学
虽然在《龟山先生墓志铭》中“既没踰年，诸孤以右史吕本中所次《行状》来请铭”一句后，胡安国直接进入了杨时生平的介绍，后人读来没有任何的异样。但实际吕本中《行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胡安国的不满，即吕本中云：“陈公瓘、邹公浩皆以师礼事先生，而胡公安国诸人实传其学。”[25]这样的表述使得胡安国成为“实传”杨时之学的弟子，胡氏的湖湘之学一下纳入了杨学的宗裔，此点不仅关系胡氏一门学问渊源，还关系到理学道统的谱系，胡氏自然不能含糊。《龟山志铭辩》中特别记载了其与儿子胡宏的讨论：
宏又问：“《行状》云：‘胡公之徒，实传其学。’此事如何？”答曰：“吾于谢、游、杨三公，皆义兼师友，实尊信之。若论其传授，却自有来历。据龟山所见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发。[26]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胡安国搭配上谢良佐、游酢，表示自己与“谢、游、杨三公，皆义兼师友”；另一方面，泾渭分明地表示“若论其传授，却自有来历”，杨时所承是明道先生的《中庸》一路，自己所承是伊川的《春秋》。即皆是二程传人，相当于是同学关系，且所传不同。
而关于此事，胡安国应曾让其子胡宁去信给陈渊澄清。虽此信没有流传下来，但陈渊的回信却保存在《默堂集》中，其在《答胡宁和仲郎中》一书中急忙致歉云：“‘邹陈以师礼事龟山，胡公实传其学。’此居仁作行状，失于审详之过。铭序中不及，渊知其意矣！”[27]即表示是吕本中作行状“失于审详之过”，自己深知胡公在撰写《墓志》时删去此的用意。
其实朱熹曾谈及：“毕竟文定之学，后来得于上蔡者为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满于游、杨二公。”[28]《宋元学案》也将其列为谢上蔡的门人。如今学界对于胡安国与湖湘学派的渊源与流变，研究已十分丰富了，一般认为胡氏的湖湘学派和杨时的道南学派，是两宋之际程学演化出的并驾齐驱的两大支派，不以胡氏之学传自龟山之学。而吕本中《行状》中这样的表述，无非是在学脉、理学谱系中增加其师杨时的地位。
（二）差市易务事不就
在宣和五年杨时被蔡氏举荐前入朝前，曾得差常州市易务事，但杨时并未就任。胡安国在其《墓志》中写道：“成都府国宁观，后例罢，差监常州市易务，公年几七十矣。”[29]紧接着下面就写了蔡氏举荐杨时为秘书郎之事。
这样的行文引起了陈渊的质疑，因为当时常州市易务的差事杨时辞去未就。陈渊曾致信论说此事：
宣和四年，既罢祠官，贫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朝，以书问所欲。公年已七十矣！答以：“老不能办事，唯求一筦库为贫耳。”慎求得书，询吏部见阙监当官、近毗陵未差者。吏部报以“常州市易务”，即为求得之，驰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为人所授。公闻之曰：“非见阙，固于吾事无济。然市易事，吾素不以为然，纵便得禄，其可就乎？盖慎求不察吾意耳。”至五年秋末，果退阙。[30]
由此知当时杨时年已七十，罢去祠官后较为贫困，所以请郭慎求“唯求一筦库为贫”，即无非是找一闲差可得俸禄养老。因其当时寓居毗陵的缘故，郭慎求就近找了常州市易务的差事。但其实这个差事并非空缺，而是“前一日为人所授”，郭氏不知，后来杨时便退阙未就。
原本胡安国亦知道杨时未就此市易官，但却隐去未就之事，反而引起了陈渊的质疑，对此胡氏有所解释：
宏又问：“据杨氏家录，称先生不欲为市易官。吕居仁亦云：‘辞不就。’今《志》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它门未曾契勘古人出处。大致若书‘不就’两字，便不小了龟山。差监市易务，即辞不就；除秘书省校书郎，却受而不辞。似此行径虽子贡之辩，也分说不出来。今但只书差监市易务，公年将七十矣，即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浑洪，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画出一个活底杨龟山也！[31]
在胡安国看来，如果写了“不就”二字，则一般读者必感觉“差监市易务，即辞不就；除秘书省校书郎，却受而不辞”，自然显得杨时嫌弃市易务之官卑小，而贪图秘书省校书郎这样的京官。
而陈渊后来亦辩解云：“若谓‘监市易务，不就；除秘书郎，即就’。即非同时事，失其实矣。”[32]即前者是宣和五年之事，后者是宣和六年，原本并不会有误解。是胡安国《墓志》中将两者连起来行文，且有失事实。但胡安国对自己删去“不就”二字是相当满意的，认为“意思浑洪，不卑小官”、“乃是画出一个活底杨龟山”，而他批评陈渊等“未曾契勘古人出处”。
平心而论，其实胡陈二人所争论的并非是事件的本身，因为二人在事实的认知上并无异议，所看重的是读者心中塑造的杨时形象。陈渊等看重“不就”二字的意思：一者是尊重事实，二是不想小了龟山的形象。从上文陈渊信中转述杨时之言看，杨时也表示过“市易事，吾素不以为然”的，这样卑小的差事似乎与年已七十的宿儒元老不相称。而胡安国想避免读者有“监市易务不就，除秘书郎即就”的误解，一心要画出一个“不卑小官”的“活龟山”。如此虽然高明，但不得不说亦有些曲笔文饰。
最后陈渊折中两种利弊曰：“今削去‘不就’二字为当，更恐欲见其实故具之。然如市易务方待阙未上，虽不见于《墓志》，亦可也。”[33]即其表示胡安国的考虑有理，但事实也很重要，故提出折中方案：不将此事写入《墓志》。毕竟市易务之事杨时未上。但今史料中恰好保持了胡安国的回信，其在《答陈几叟书》中特别拒绝了陈渊提出的“虽不见于《墓志》亦可”的提议：
如差监市易务事，乃平生履历，故不可阙。若据龟山所言，却甚明白，虽书“不就”，无害也。但《行录》乃言：“不欲为市易官。”于语脉中转了龟山之意，却似嫌其太卑冗而不为。须当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为筦库，即见得“遗佚阨穷不悯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岂可不书乎！[34]
胡氏一方面表示“差监市易务事，乃平生履历，故不可阙”，另一方面特别引用《孟子》“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之言，强调此点可体现杨时虽不被重用，困顿在野，但不怨朝廷，尤且不卑视小官，“年已七十，欲为筦库”，“正要此一句用，岂可不书”。
而后陈渊在另一封信中曾有言：“‘不就’二字，已悉雅意。《墓志》第二本已送去将乐矣。”也即是说，确实《墓志》有一个所谓“第二本”的修改版。而今《杨时集》中有另一个托名胡安国《龟山先生行状》，实际应是杨时最后的上碑刊刻的墓志，其中便完全删去了市易务之事（详见下文）。可见，最后陈渊依然没有接受胡安国的理念。
（三）杨时最终墓志版本
如今最为通行的《杨时集》，是由林海权先生点校整理，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收录了一篇题为胡安国撰的《杨龟山先生行状》。[35]据其后林海权先生的校勘记可知，此文出自光绪十年重修的《蛟湖杨氏族谱》卷首，但原文并无标题和作者的落款，所谓“胡安国《杨龟山先生行状》”是林先生所拟。之所以确定是胡安国为作者，是因为文中部分文字与胡安国的《杨龟山墓志》一致，尤其是有“崇宁初，代余典教渚宫”一段，这正是《墓志》中胡安国回忆其与杨时交往的叙述。而既然宋代各类史料中都记载了胡安国《墓志》，那么此篇应该不是墓志，便归为行状了，《蛟湖杨氏族谱》也将此文次于吕本中的《龟山先生行状》之后。
但实际并非如此，这篇不是行状，而应是杨时墓志。首先，这篇所谓的《行状》不但增加了高丽国主问龟山安在之事，还删除了上文提及的所有陈渊和胡安国交锋的话题。尤其是“差监市易务事”的事迹，胡安国已经明确表示“不可阙”、“正要此一句用，岂可不书”，而这个《行状》完全删除了。其次，胡安国在给陈渊的回信中曾义正言辞的言明：关于杨时《墓志》，“安国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论辩存于今者，其传浸广’可也。”[36]即是原本《墓志》中“凡著述论辩其存于今者，非见诸行事”一句最后五字可改为“其传浸广”。这是胡安国唯一允许陈渊改动之处。但是实际我们看到《行状》和原本的胡氏《墓志》差异巨大，基本改写了大半的内容，改写的文字有的来自于吕本中《行状》，有的则是重新撰写。最后墓志的铭文部分，也完全与胡安国的版本不同。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违背胡安国意思的新版《行状》，恰恰可能是最后真正刊刻使用的杨时墓志。因为此文的最后有两行重要的文字：“右朝靖大夫权发遣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赐紫金鱼袋吕聪问书册；观文殿大学士左银青光禄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李纲篆盖。”[37]其中“右朝靖大夫”应作“右朝请大夫”，是手民之误。杨时是绍兴五年去世，而吕聪问在绍兴四年确实担任过上述官职，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九“绍兴四年八月丙申”条载：“右朝请大夫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吕聪问”[38]，曾上疏请求追夺王安石謚号。而宋代邹浩的《道乡先生文集》前有李纲序言，后落款云：“绍兴五年岁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观文殿大学士左银靑光禄大夫李纲”。可见上述两人的结衔于史料皆有应证，而既然有李纲的篆盖、吕聪问书册，则此必是最后墓志的定本。且据上文可知陈渊对胡安国撰写的《墓志》很不满意，而此版本的大量修改都是回避了上文提及的争端，基本体现了陈渊的主张。可能最后这个版本的《墓志》正是出于陈渊之手笔。
此外，杨时身前还撰写过《三经义辨》一书，专攻王安石《三经新义》。在陈渊等门人看来，此是杨时一生批判王学的重要功绩，值得大书特书。然而胡安国《墓志》中仅引当时朱震奏疏之言：“所着《三经义辨》，有益学者。”陈渊在信中云：“今《墓志》所书，止引朱子发奏疏云：‘所着《三经义辨》，有益学者’。某之愚见，更欲少赐提掇之。”[39]即希望胡氏可以再‘提掇之”，多美言几句。当然，由上文胡安国的回信可知，其完全拒绝了陈渊这类修改请求。至于杨时《三经义辨》的历史评价和在后世的传播接受问题，笔者在《杨时<三经义辨>新考》[40]一文中已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简言之，其书在南宋的影响和评价并没杨氏后学所溢美的那样，朱熹也曾批评过此书。而入元之后，此书便散佚不存了。胡安国之所以不过度表彰《三经义辨》，归根到底还是实事求是，不愿意违心夸饰。
三、杨时身后形象的塑造
基于厘清了上述各种杨时晚节的纠葛和墓志撰写的风波，下面才可以真正探讨关于杨时身后形象的塑造问题，此不仅对于杨时学术评价、历史地位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宋代学术史、思想史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首先，较为明确的是原本杨时的晚节出处是受到非议的，即胡安国所感慨的“世人之知龟山者甚多，而疑谤之者亦不少”。然此种所谓“疑谤”的情形，很快在后世减弱消亡，留下的是杨时醇儒学者的正面形象。一方面，对于蔡氏父子的汲引，当时士人也多能理解，所谓“天下多故，宜引耆德老成”，又如上文所述，朱熹曾反复强调的：“当时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来救之。”而另一方面，高丽国主问龟山安在的事件被不断强化，插入杨时晚年出仕的叙述中，甚至让人觉得其出仕的很大原因是因其名动四海，及于外邦，引起天子重视。但实际所谓傅国华的举荐并非因为高丽国主，此事在杨时生前并未有人闻说，是其逝世后门人散播于世的，原本胡安国墓志亦不记此事。而基于这种移花接木的语言书写，《行状》、《墓志》（陈渊改版）、《宋史》等等后来文献不断的转载、强化，使得高丽国主之事如同真实的史事融入了杨时生平的记载，其晚年入仕的纠葛已不再引起后来读者负面色彩的感知了。
更进一步看，回顾上文所及，杨时的出山并未有什么实际作为，朱熹在私下与门人的议论中也多次直之言杨氏“只是出得来，不济事”、“无杀活手段”。但在后来胡安国后来给陈渊回信中曾评价杨时当时作为：“若能听用……须救得一半，不至如后来大段狼狈也。”[41]其实此句胡氏并没有写入《墓志》，但杨时后学颇为引重。尤其是朱熹对此句特别推崇，其言：“龟山之出，人多议之。惟胡文定之言曰：‘当时若能听用，决须救得一半。’此语最公。”[42]后来《伊洛渊源录》、《三朝北盟会编》等书都有引用，后代甚至成为典故。南宋后期的吴势卿在为怀才不遇的好友蔡杭作挽诗曾写到：“龟山如用救得半，君实未亡犹可为。”正是将胡安国此语作为典故比拟蔡杭，可见此语之流播与接受。而由此不言而喻的是，杨时此已成为良言善策不被朝廷听用，无力回天的孤忠悲情形象，和原本一身纠葛、“不济事”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了。
其次，杨时与蔡氏家族的关系被掩盖。虽然在当时危急之际，杨时受蔡氏父子的汲引尚可以辩解分说，但其若与蔡氏子弟有过从交谊，则将成为难以开脱的污点。上文所举徐秉哲奏章中“日造蔡攸之门，进逐其騃子弟游”之言固然是言官夸大，但从袒护蔡攸、傅国华举荐杨时（傅是蔡氏门客）、杨时屡次向蔡氏举荐强行父（强本亦是蔡氏姻亲）等看，杨时与蔡家子弟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凡此种种，在杨氏后学的记载中完全被掩去，特别是袒护蔡攸这类在当时引起过争论的事件，在杨时逝世后采用遮蔽或选择性忽视的处理方式比不断开脱和解释更好。随着后学的讳莫如深和史料的缺失，使得此事逐渐变为“淡烟疏影”抛之于杨时身后，即便宋代文献中尚残存一些蛛丝马迹（如上文所引孙觌、徐秉哲奏疏），随着杨时地位和光辉形象的与日俱增，这些“淡烟疏影”的疑点也消失于光环之下，最终被后世遗忘。
再次，是关于差常州市易务事的史法书写。该事件原本非常微小，实际杨时也并未赴任。但陈渊和胡安国在“不就”二字上的争端却非常大，因为这恰恰关系到了杨时身后形象的塑造问题。胡安国一心想借删去“不就”二字，画出个“不卑小官”的“活龟山”。但陈渊一方面不愿接受违背实情的写法；更关键的是差易务事确实卑冗，按胡氏的书写，年逾七十的宿儒宗师匹配了一个如此的官职，塑造的形象亦显不堪，也难免联想出朝廷轻视之感。虽然胡安国回信中强调自己的写法不再修改，但最后我们知道陈渊还是修改了墓志行文，将此事完全删去。从今日历史形象的塑造来看，陈渊的目的完全达到，原本差常州市易务事杨时未上，也从来没有学者会关注此事，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有过这样一个杨时辞去不就的差遣。
但实际极为重要的是，从陈渊自己的叙述可知，年已七十的杨时确实向在朝的友人郭慎求致信：“老不能办事，唯求一筦库为贫耳。”此时杨时虽不至于如孔子困于陈蔡那样落魄，但也难以使人感到光辉之形象，这也是陈渊意欲回避的。胡安国的原意是在承认“夫年已七十，欲为筦库”的现实下，用前贤“遗佚阨穷不悯怨”的话来修饰。其实，胡安国比陈渊更看重杨时身前的事实和春秋笔法，他所进行的书写是在面对杨时形象确实有各种不利的纠葛下，用委曲高明的笔法比拟，从古贤中寻找比附，借以塑造杨时合乎古法的醇儒形象。但陈渊的选择往往是掩盖、遮蔽不利信息，仅留下光辉的一面。当然，这点上来说陈渊在塑造杨时身后形象的实际效果上是非常成功的。明显宋代以后，几乎无人会在对杨时的认知中，出现一个“年已七十，欲为筦库”困窘形象。
最后，除了上述人事上的形象塑造，陈渊等杨时后学在其学术影响、学术地位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构建。其中比较重要的建构活动有三：一是将胡安国诸人拉入杨时的门人范畴，在学脉谱系中加强杨时地位。二是宣扬以《三经义辨》为代表的杨时的反王著作，树立杨时终结王学的历史地位。三是以宣扬程子“吾道南矣”的评价，构建道南学派始祖身份。
其中第一点本文已有论述，“胡公安国诸人实传其学”之言一经出现，立刻遭到了胡安国的不满，而陈渊也在回信中表示歉意。基于湖湘学派在南宋的发展变化，实不是杨氏一门可以牢笼的，在此点上陈渊等的想法自然不可能实现。但有趣的是，后面两点影响更大，且与当时实情相去很大，却在后代的不断层累建构中实现了。原本这两个问题非常复杂，非一篇文章可以囊括。但《三经义辨》的问题笔者已有专门的文章讨论（见《杨时<三经义辨>新考》[43]）；而“吾道南矣”的问题，业师顾宏义教授亦有《“吾道南矣”说的文献学考察》[44]一文讨论。两文繁复的推理兹不再赘述，而个中的结论却可简迳明晰的用来揭示杨时身后学术影响、学术地位上构建事实。
首先，《三经义辨》类似是篇幅较小的条辨札记，陈渊为此书增加了三经原文和王安石《三经新义》的对应文字才仅有三卷，其内容还在于讨论王学之失，解经内容并不详实，对原本三经的研究意义不大，其亡佚的速度比王安石《新义》还快。虽然以陈渊为首的杨时门人积极宣扬，但当时学者多不太重视杨时此书，如朱熹曾批评说：“龟山长于攻王氏，然《三经义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却有当辨而不曾辨者。”[45]胡安国在撰写《墓志》时也不愿多作溢美，才有了上文所及陈渊去信请求胡氏再多美言数句之事。
但随着陈渊将此书进呈及后来杨时名望的不断提高，此书却被宣传成了终结王学的重要著作，如《宋史·王居正传》所载：
（杨时）出所着《三经义辨》示居正曰：“吾举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厉，首尾十载为《书辨学》十三卷，《诗辨学》二十卷，《周礼辨学》五卷，《辨学外集》一卷。居正既进其书七卷，而杨时《三经义辨》亦列秘府。二书既行，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46]
而如笔者所考证：杨时之书影响有限，而王居正的《三经辨学》被进呈朝廷后一直束之高阁，从来没有在社会中流行过。所谓“二书既行，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云云乃是虚言，南宋大量学者解经反而好援引王安石《新义》。[47]
但《宋史》中相类似的记载，还见《宋名臣言行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玉海》“三经义辨”条等。逐渐后世皆宣说杨时此书对王学产生极大冲击，杨时以此书示王居正，居正作《三经辨学》，从此天下无再言王学者。甚至今人论文亦据此感叹：此书对王学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48]而回顾这种与历史实际情况截然相反的塑造，固然杨时门人后学，甚至后代理学家们不断宣传、建构起了推动作用；但更为重要是杨书的过早亡佚，反而因祸得福地使后世难以知晓此书实际内容。虽然胡安国、朱熹等南宋学者尚曾阅读此书并还有过负面的评价，但宋代以后这些零星的信息很快被主流论调遮蔽，而少量碎片化的史料也难以引起注意。
其次，关于“吾道南矣”的问题，业师顾宏义先生在《“吾道南矣”说辨析》一文已详细论证：“吾道南矣”之语在杨时生前并无，史源大体“当出自朱熹所编次的《二程遗书》，随后又被收入朱熹所编之《伊洛渊源录》，此外未见时人有所引录或述及”，“道南”之说乃是后人宣传。[49]杨时逝世后，其门人后学为了推崇杨氏，宣说杨时为载道而南，独传程学的一代宗师。而顾师文章亦指出：“两宋之际人们对于杨时独传二程伊洛之学的说法并不认同”，“所谓宋廷‘既渡江，东南学者推（杨）时为‘程氏正宗’之说，当属此后道学盛行时的追誉之词而已。”[50]
但从历史发展看，有关“吾道南矣”的宣扬和塑造非常成功，作为官方史籍的《宋史·道学传》中亦记载此说，而后世更直接将杨时一派命名为“道南学派”，明清学者更撰写如《道南源委录》《道南渊源录》等书尊崇道南之学。道南学派在宋明理学中的道统地位已经无可否认，且对南宋以后的儒学产生了实际性的重要影响。
四、结语
经过上文的论述不免使人惊讶的发现，扣除了高丽国主之事、“吾道南矣”、《三经义辨》终结王学等各种光环，真实的两宋之交那位一身纠葛、疑谤的杨时形象，竟然和后世观念中的相差如此巨大。杨时晚节出处的各种问题、墓志撰写所中表现出的胡安国与杨氏门人弟子之间有关杨时评价和认同的差异、所谓终结王学的代表著作《三经义辨》的虚美、“吾道南矣”说的杜撰等，在在显示了杨时逝世之后其历史形象是经过了一系列的建构和塑造，其中有的部分是在陈渊、朱熹等南宋前期、中期完成的，而如《三经义辨》终结王学、“吾道南矣”等观念是在南宋至明清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层累地建构完成的。只有真正厘清和认知这些问题，才能客观、准确的评价和研讨原本历史中真杨时的其人其学。最后仍须强调的是，本文无意对杨时的学术成就、道德地位有任何负面评价或质疑，上述探讨的各种问题也不可能影响杨时以及道南学派在道统中的地位和历史意义。实是因杨时身后形象的塑造和其生前各种史事的遮蔽，导致在宋代理学史、思想史中长期存在各种意义非凡而又一直被忽视或混淆的观念。而本文所作的也恰可借用胡安国所言：想要“画出一个活底杨龟山”。
注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两宋之际福建经学研究”（项目号：19XJC720006）阶段性成果。
[1]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答陈几叟书》，《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57页。
[2]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571页。
[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2568页。
[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2572页。
[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2569、2573页。
[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2572页。
[7]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2572页。
[8]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2569页。
[9]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9页。
[10]孙觌：《鸿庆居士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35册，第87页。
[11]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4页。
[12]《靖康要录》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29册，第531页。
[13]曾协：《云庄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40册，第300页。
[14]《杨时集》，第1144页。
[15]《杨时集》，第1135页。
[16]《杨时集》，第1149页。
[17]《杨时集》，第1153页。
[18]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92页。
[19]陈渊：《默堂集》卷十七，《全宋文》第15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
[20]《杨时集》，第608页。
[21]《杨时集》，第606页。
[22]《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蔡翛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732页。
[23]《杨时集》，第1134页。
[24]《伊洛渊源录》卷十《答陈几叟书》，第1057页。
[25]《杨时集》，第1151页。
[26]《伊洛渊源录》卷十《龟山墓志辩》，第1056页。
[27]陈渊：《默堂集》卷十七，第219页。
[28]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一，第2587页。
[29]《杨时集》，第1135页。
[30]陈渊：《默堂集》卷十七，第216页。
[31]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龟山墓志辩》，第1055页。
[32]陈渊：《默堂集》卷十七，第216页。
[33]陈渊：《默堂集》卷十七，第216页。
[34]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答陈几叟书》，第1057页。
[35]《杨时集》，第1143页。
[36]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答陈几叟书》，第1057页。
[37]《杨时集》，第1146页。
[3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495页。
[39]陈渊：《默堂集》卷十七，218页。
[40]朱学博：《杨时<三经义辨>新考》，《孔子研究》2017年第6期，第88页。
[41]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答陈几叟书》，第1057页。
[42]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573页。
[43]朱学博：《杨时<三经义辨>新考》，《孔子研究》2017年第6期，第88页。
[44]此文原载《宋史研究论丛》第12辑，后又收入《宋事考论》一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3—343页），题为《“吾道南矣”说辨析》。
[45]黎靖德：《朱子语类》，第3099页。
[46]《宋史·王居正传》，第11737页。
[47]朱学博：《杨时<三经义辨>新考》，第97页。
[48]彭国翔：《杨时<三经义辨>考论》，《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台北：台湾允晨文化有限公司，2013年，第41页。
[49]顾宏义：《“吾道南矣”说辨析》，《宋事考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4页。
[50]顾宏义：《“吾道南矣”说辨析》，第337页。
注：本文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