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但是管理政策，更是是治国理念，不但巩固汉室统治，更塑造了整个中国政治与文化传统。
汉武帝为什么对儒家情有独钟？首先是个人因素，武帝年少时深受其舅父田蚡及其老师王臧的薰陶，向往儒家思想。对于进取的武帝，经董仲舒的诠释，强调大一统，主张君主受命于天，有利中央集权。因此，儒家正好满足汉武帝的鸿图大志。
汉武大帝剧照
其次，儒家适切时代的需要。墨家的兼爱非攻，早已失去市场，法家的以法治国，被等同于暴政，道家的无为而治，渐见失效。汉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政治上过度宽松放任，导致地方诸侯坐大，豪强兼并土地，富商巧取豪夺，匈奴构成边患。儒家强调仁义忠孝，忠君爱国，正好是救世良方。因此，汉武帝尊儒以纠正时弊。
汉武帝亲政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汉武帝如何推动独尊儒术呢？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京师兴办太学，设置五经博士，研究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当时乐经已失传)，其他思想家派的博士一律遣散，使儒家独占官学的地位。
汉武大帝
其后，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使太学成为育才与选官的场所。从地方选拔优秀的青年五十人，被称为博士弟子员，跟随博士学习五经。弟子员每年考试一次，能通过一经以上而成绩优异者，可以担任郎中，名义上是宫廷侍卫，实际是等候差事的官员。至于成绩次等者，被委派为郡守的属吏，在地方历练。换言之，儒家知识成为进入官场的门槛。
此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察举，命令郡国每年举荐孝子、廉吏各一，被提拔至中央任职。换言之，儒家的道德标准成为另一个进入官场的门槛。
汉武帝重用儒生以示尊儒。公孙弘为相成为了一个典范。其一，公孙弘出身低微，曾任狱吏，四十而学，以研习春秋而得到推荐；其二，公孙弘是先拜相后封侯，看似先后次序的技术问题，却打破先封侯后拜相的惯例。
汉武帝推动独尊儒术政策，把儒家列为官方正统，并以此为标准，选拔人才进入官场，以打破功臣贵族集团长期把持朝政的局面。然而，这种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培育儒家人才需要时间，儒家官员填满整个政府岗位也需要时间。
这正是汉武帝与秦始皇的不同，他有耐性等候成果，经过漫长岁月，儒家成为进身官场的主流，政府由儒家知识分子所组成，形成士人政府。
或说，汉武帝是儒表法里，只是利用儒家作为管治工具。认同与否是见仁见智，难有客观答案。换一个思考角度，要尊至什么程度才算尊儒？如果儒家成为唯一官学，是否已唯我独尊？僵化地以儒生为官，是否国家之福？内心的政治信念和功利的统治手段，又是否互相排斥？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