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渊（249年至253年之间－310年），字元海，新兴（今山西忻州北）人，南匈奴单于於夫罗之孙，左贤王刘豹之子，呼延氏所生。刘渊在父亲死后接掌其部属，直至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诸王互相攻伐，刘渊乘朝廷内乱，率匈奴五部在并州自立。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十月，刘渊在左国城南郊筑坛设祭，自称汉王，建立汉国（又称匈奴汉国、胡汉）（后改为赵，泛称前赵，亦作汉赵）。将自汉高帝以下的三祖五宗（太祖高帝、世祖光武帝、昭烈帝刘备、太宗孝文帝、世宗孝武帝、中宗孝宣帝、显宗孝明帝、肃宗孝章帝）供入宗庙，追谥蜀汉后主刘婵为孝怀皇帝，定年号为元熙，立妻呼延氏为王后，定都左国城，依照汉制署置百官，大赦境内囚犯。
刘渊新店开张，其“汉”字招牌果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胡晋民众前来归附。就这样，刘渊建立了五胡十六国的第一国：汉国（后改为前赵），即开启了五胡十六国的大时代。左国城遂以国都的名号载入史册。此汉国为大陆历史上第一个由内迁少数民族匈奴在内地建立的国家，虽只有26年时间，但在大陆的民族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左国城作为汉国都城，也有较悠久的历史，距今已有2295年。
那么问题来了，刘渊既然是匈奴人，为什么灭西晋后不恢复匈奴帝国却以汉朝继承者自居呢？刘渊既是新兴（今忻州）的匈奴人，那又为何在左国城起事定都呢？
这就要追述一下匈奴部族的历史变迁与刘渊的家世背景了。
匈奴崛起于秦汉之交，极盛之时，东起外兴安岭西至西域，南起河套平原北至贝加尔湖，如此广袤的疆域任由匈奴人驰骋，西方、北方各民族全部臣服于匈奴铁蹄之下。
但是匈奴在向南扩张时，遭遇了由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一个认为“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率土之滨，皆为王臣”，另一个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胡者，天之骄子”，谁也不服谁，那就少不得要兵戎相见，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打就是三百年，汉人惨胜。
在汉人的军事行动与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之下，匈奴内部多次分裂，于是不断有匈奴向南迁徙，臣服于中原王朝，寻求庇护。
匈奴第一次重大分裂发生在西汉宣帝年间。匈奴内部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在内战中失败的呼韩邪单于举部南迁，向汉称臣，居住于并州北部。匈奴于是分为南北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权，南匈奴依附于汉朝，北匈奴继续与汉朝为敌。
在汉朝的庇护下，南匈奴逐渐恢复元气，重新占领漠北王庭；北匈奴则在汉朝的打击下不断萎缩，到后来退居西域，再也无力骚扰汉朝边境。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三千里奔袭，斩杀北匈奴郅支单于，留下一句豪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第二次分裂发生在东汉初光武帝年间。呼韩邪单于的孙子日逐王比在斗争中失利，就效仿他祖父当年，率部归附汉朝。日逐王比为了表示对汉朝的忠诚，还继承了“呼韩邪单于”的称号，他就是历史上第二个“呼韩邪单于”，匈奴也再次形成南、北匈奴对立的局面。
南匈奴依然被安置在并州，汉朝廷依然是扶持南匈奴打击北匈奴。百年前的历史又重演了一遍，北匈奴被汉朝打击得无法在故土生存，被迫向西迁徙，从此北匈奴在中国史书上基本消失，他们转换了一个舞台，将中亚、西亚、欧洲搅了个天翻地覆。
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却没有能够实现复兴，百年前曾被匈奴打败的东胡人的后裔鲜卑与乌桓两族迅速崛起，占据了匈奴故土。南匈奴的活动区域依然只有河套地区，他们将匈奴的王庭迁到了并州太原郡的左国城，断绝了回归故土的希望。
到了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南匈奴趁机占据并州全境，并且南下一直骚扰到黄河北岸。建安年间曹操平定北方，认为南匈奴的存在是个隐患，所以他扣留了南匈奴呼厨泉单于，将南匈奴分解成五部，挑选各部贵族为部帅，又派汉人做司马进行监督，南匈奴政权名存实亡，后来呼厨泉单于病死于中原，南匈奴就此亡了国。
所以到了晋朝时，盘踞并州的匈奴只是昔日强盛的匈奴帝国被切割、切割、再切割之后的残余，力量已经十分孱弱。
如何对待这支残余势力，汉人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主张将他们尽数驱逐出中原，论者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野蛮落后不知礼教并且居心叵测的戎狄潜伏在肘腋之下，迟早是个祸害，必须赶走以绝后患。
早在曹魏时期，邓艾就曾建议司马师有计划地将那些与汉人杂居的羌人、胡人迁徙出境。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
到了晋武帝太康年间，侍御史郭钦再次建议迁徙匈奴以及其他异族，他向晋武帝描述了异族失控的可怕后果：“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郭钦建议晋武帝趁着平定吴国统一天下的余威，出重兵驻扎到北方诸郡，分批驱逐诸郡的杂胡，加强胡人向内迁徙的管理。赦免平阳以北的死刑犯，改为流放，同时迁徙汉人四万家，用以填补胡人离开后的空白，增加北方诸郡的汉人比例。
晋武帝并没有采纳郭钦的意见，此后有匈奴从塞外赶来归附，晋武帝仍然把他们安置在北方诸郡。
到了晋惠帝元康年间，关中爆发由氐人齐万年领导的叛乱，关中氐、羌、匈奴都参与了叛乱。这次叛乱破坏力巨大，元康九年叛乱平定之后，许多人都看出来解决民族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在这个背景之下，时任山阴县令的江统写出了著名的《徙戎论》。
《徙戎论》是主要针对关中羌、氐的，顺带也提到了匈奴。江统说：“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江统建议趁着平定关中的兵威，将关中的羌、氐等异族驱逐出中原，然后再对并州的匈奴也如法炮制一番，以杜绝胡人乱华的可能。
但是与十多年前的郭钦一样，江统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不采纳徙戎建议的当朝权贵自然代表着另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可以视为绥靖政策，对异族以安抚为主，进行有限度的羁縻。这样，就为之后的五胡乱华留下了祸端。
刘渊，是一个汉化极深的匈奴人。早在汉高祖时代，汉朝就开始和匈奴冒顿单于和亲。随着和亲次数增多，一部分匈奴人和汉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的子孙渐渐承认了自己身上的汉人血统，和汉人越来越亲近。
东汉初年，匈奴人赖以生存的蒙古大草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旱灾，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饿毙，尸堆如山，因无人清理，又引发了巨大的瘟疫，匈奴汗国终于陷入第二次分裂，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入居长城以南地区，并在离石（今山西）等地建立了自己部族的定居地。为了制约北匈奴，东汉政府一直和南匈奴保持友好关系。北匈奴向西迁移，后被东汉大军逐出金微山（阿尔泰山）以外，长途跋涉，在匈牙利平原立国，融合于欧洲各族之中。
黄巾之乱，南匈奴的单于羌渠还曾派他的儿子於扶罗带兵协助汉朝，讨伐黄巾军。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南匈奴内部也出现了许多动荡因素，只是单于羌渠感于汉朝的恩德，还是毅然向汉朝伸出了援手。
於扶罗开赴中原不久，南匈奴果真发生了内乱，羌渠控制不了局面，在混乱中被手下杀死。这样一来，带兵在外的於扶罗有家难回，有国难奔，只得留在了汉朝，成立了流亡政府，自称匈奴单于。
於扶罗的部族主要集居现在的山西、河东一带。於扶罗死时，他的儿子太小，由他的弟弟呼厨泉继任单于。南匈奴和汉朝的来往既久远又亲密，而於扶罗这一支又已迁入了汉朝内地，他们的后人已经和汉人无异了，名字也大都是汉名。
於扶罗认为自己是汉朝公主的后人，身上流着汉高祖刘邦的血液，就以刘为姓，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刘豹。呼厨泉接过兄长的单于之位，封刘豹为左贤王。
曹操平定北方，将呼厨泉的众多部落按地理位置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左部居住在太原的兹氏（今山西临汾），右部居住在祁地（今山西祁县），南部居住在蒲子（今山西隰县），北部居住在新兴（今山西忻州北），中部居住在大陵（今山西文水县）。
其中刘豹为左部首领。刘渊乃是刘豹之子。刘渊小小年纪，就显示出许多异于常人的地方。他爱好学习，熟读《毛诗》、《京氏易》和《马氏尚书》，最爱《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这对一个匈奴人来说，太不简单了。刘渊读《史记》、《汉书》及诸子的著作，并不是单单读书而读书，喜欢在读书中带着问题思考。
他对一起学习的同学说：“我每次阅读书传，都忍不住要鄙视随何、陆贾这些人，他们虽有文才而缺乏武功，而周勃、灌婴虽武功却又缺少文才。道义是由圣人来发扬光大的，知识不全面，能成得了什么事？随何、陆贾遇上汉高祖而不能够建立起封侯的功业，算是白活了；周勃、灌婴跟随在汉文帝左右又不能开创教化大业，瞎活了！”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在学习文化的同时，也专注于练习武艺。刘渊身材魁梧，身高八尺四寸，两臂奇长，善于射箭，力大过人。刘渊这样的文韬武略，奠定了他未来做为匈奴五部首领问鼎中原的领袖地位。
在中原王朝，像刘豹这样的匈奴部落首领，要向朝廷表示忠心，就得把自己的继承人送到京城去当人质。这样，刘渊在魏国咸熙年间到京城洛阳做了人质。因其文武双全，气宇不凡，颇受权臣司马昭重视。
咸宁五年（279年），刘渊的父亲左部帅刘豹去世，西晋朝廷于是任命刘渊为代理左部帅。太康十年（289年），晋武帝任命刘渊为北部都尉。刘渊在任期间，“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晋书》）。刘渊严明刑法，禁止各种奸邪恶行，他不看重财物，爱好施舍，与他人相交，推诚相见。于是匈奴五部的豪杰都纷纷投奔到他的门下，就连幽州、冀州知名的儒生，后学中杰出的人士，都不远千里来此游历。永熙元年（290年），晋惠帝司马衷继位，由外戚杨骏辅佐朝政，杨骏便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爵为汉光乡侯。元康末年（300年），刘渊因为部人叛逃出塞而被免官。不久成都王司马颖镇守邺城，上表推荐刘渊担任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刘渊虽有卓越的才能，却因匈奴人的身份，一直沉浮于西晋王朝的内忧外患之中。魏国，包括后来的晋朝，对内附的匈奴人的态度是很复杂的。既要利用他们打仗卖命，也得防着他们造反闹事儿。刘渊的堂祖父，原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就不止一次在匈奴部落首领的会议上提出说：“以往，我们的先人与汉室约为兄弟，休戚相关，甘苦与共。而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们单于，虽有虚号，却没有寸土的基业，从王侯降为普通百姓。现在司马氏骨肉相残，连环相斗，四海鼎沸，该是我们兴邦复业的时候了。左贤王刘渊的姿貌、风仪和才能超人绝世，上天倘若不是要光大单于，又何必虚生这种伟人？”
“八王之乱”爆发后，因为战乱，中原汉人大量流徙江南，史称“衣冠南渡”。并州境内的胡汉势力对比和人口分布发生了重大变化，匈奴贵族刘宣等人见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有机可乘，于是他们秘密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刘渊也不废话，在众人的簇拥中迅速登上大单于的宝座。
因晋氏犹在，四方未定，刘渊没有贸然称帝，而是效仿当年刘邦，权且称汉王，刘渊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以离石（今山西省西部，吕梁山脉中段西侧）作为匈奴各部的都城，仅仅花了半月，就招集起五万多兵马。
他意气风发地说：“你们说得太对了！大丈夫要做就做顶天立地的大山冈，岂可当趋炎附势的小土丘？自古没有永恒不朽的帝王，大禹出自西戎，周文王生在东夷，谁该做帝王，只是按德行的高低授予。我们有精兵数万，良将千员，对付晋朝军队乃是以一抵十，灭掉晋朝就在转瞬之间。我即使不能效法汉高祖，至少也要成就魏武帝的功业。汉有天下年久，恩德深植人心，所以昭烈帝刘备据一州之地就可以与天下抗衡。我既是汉室的外甥，又与汉室约为兄弟，如今汉室的大旗跌落，我得把它重新举起来。依我看，从今以后，我们就用汉朝的国号，远尊后主刘禅，收取民心。”
他能追思汉朝的恩德，将自己与汉朝的甥舅关系、兄弟之约巧妙联系起来，重新拾起汉朝的大旗，以汉朝的招牌来收揽人心。这已经不是一套普通的说辞或演讲了，而是一手极其高明的政治手段。
来源：三晋古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