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成荫
时间定格在1982年的冬天，那个冬天非常寒冷，然而，冷的不是天气，而是生产队老百姓的心……
县乡两级工作组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来的都是“剃头匠”，说我们生产队的头难剃，给老百姓剃头来了。我们大队共有七个生产队，都完成了分田到户，最后就剩下我们生产队这一难攻的碉堡。
什么原因？老百姓不同意分，生产队队长不让分。
带队的叫什么王主任，满脸横肉，面相不善，气势汹汹，貌似前世是杀猪匠。当天组织群众开会，未曾“这个那个”，未曾“坚决必须”，先宣布一项决定：自即日起，生产队队长罢官卸职，由他担任兼职队长。
那时，有个口号：“不换思想就换人”。事实证明，分田到户不是群众自愿的，是“一刀切”。
然后，全体社员直奔粮库，粮食过磅，开仓分粮，统统分光，一粒不剩。司秤员悄悄的问王主任：难道不留点下一季的种子？王主任：分，分，分，统统分光，明年的事明年再说！
粮食分光了，王主任一声令下，把仓库推倒。“哗啦”一声巨响，灰尘遮盖了半边天。
第二天，社员集中到猪舍那里，公社食品站的拖拉机已开过来了，打开猪圈，工作组开始捉猪，够得上秤的全扔拖拉机上，拉过去卖掉。够不上秤的卖给社员，五块一头，十块一年，老母猪五十块一头，买回去饲养。
还有两条牛，一条黄牛，一条水牛，谁也不想买回去，也没这么多钱买回去。王主任手一挥：杀！杀了分肉。面对“刽子手”手中的铁榔头，牛在流泪，两行眼泪淌到鼻孔里，社员的心里在滴血。
养牛的柳二叔磕倒在地，朝两条牛磕了三个响头，含泪离开……
分田，按人头分。本来是成片的大田，分得零零碎碎。拿我们生产队来说，大大小小17块田，每块田要分二十多户。水田一个人仅一分多地，六七口人才分到近一亩地；至于那些小田，一个人仅几厘，老百姓说“巴掌大”的块田。那时，我家连小秧育苗田共分了17块田，有在河南边，有在河北边，东一块，西一块。
那时生产队有个种猪场，老家人叫“公猪舍”，养着两头白公猪，印象中叫“上海白猪”，每头有七八百斤；一头黑公猪，是老家土猪，叫“姜曲海”猪，也有三四百斤。几个大队的母猪都到这里配种，也为什么队赚了不少钱。王主任处理种猪场时有点棘手了，没人领养啊，它不像壮猪一样食草，喂的都是精料，即使买得起也养不起。食品站不收购这种猪，杀吧，那肉不好吃，骚味重。王主任照旧手一挥：杀，用盐腌去骚味，一样吃！
我们生产队“难剃的头”终于剃成了光头了，剃得一根头发不剩。王主任分完田也回公社去交差了，家家户户开始忙自己的责任田了，队长也被“换思想”下台了，生产队的新队长还没有任命出来。
没人管的生产队一下子失去了舵手，那珠蚌还挂有河水里呢。看蚌的人也开始种责任田了，没人给工资，谁肯白干？就这样，七八千只珠蚌全部烂在河里了。
我家老宅子东边是生产队的桑园，桑园旁边是两排蚕舍，那时桑园没分，但也没有人养蚕了。近水楼台先得月，附近的人家都捉了几只小羊糕，放到桑园里吃桑叶了。那年，我家养了五只，养到年底，只只山羊膘肥体壮。几年后，蚕舍在一个雪夜倒塌了。现如今，桑园里埋了一座座坟墓，这里成了坟地，杂草丛生。
生产队时期，我们生产队办的柳编厂倒闭了，成捆的柳条把小河的水都泡黑了；农具厂曾经半工半农的工人也回家种责任田了，上千斤的铁锭、铁块，包括打铁的铁墩子也被村民搬到收购站卖了；粮食加工厂的粉碎机锈了，打稻机锈了，就连那旋耕机也锈了，抽水机锈了……
分田单干后，农民的日子难过了。没人给稻田打水，家家户户买了小水泵和皮管子；拖拉机也没人开了，家家户户买了犁耙，又开始人力耕地了；田亩面积太小，外地的小型收割机进不了田里，割稻割麦全靠上镰刀……
过了几年，有手艺、有力气的人都离开了家乡，他们去大庆、去佳木斯、去哈尔滨，到建筑工地上去了；又过了几年，妇女们也出去了，到江南做服装、做纺织；以后，他们的孩子再也没有回农村，进城了。就这样，家乡只剩下老头老太太，责任田里开始长草了。
王主任后来成了乡党委书记，那天到我们村来视察夏收夏种工作，崭新的自行车撞上前面躬着腰、吃力地推着小麦把子的老农民，一车子小麦撞翻到水渠里。推车子的人火了，捡起车鞭子劈头盖脸抽过去，吓得王书记扔下自行车，猖狂而逃。
那推车子的就是曾经的老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