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我和我的家：一，大集体结束，鸡犬不宁的小村庄

前言：自从我逃离农村之后，一直在城市的夹缝中求生，说不尽的千辛万苦，道不完的酸甜苦辣，总想静下心来好好写写我所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不求宣扬天下，但求子孙后代能够看到我们的过去，从中能受到些什么启发或深思。当然，我所要写的可能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最普通最平凡的小事，没有波涛汹涌的情感，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和壮志豪言，就是那么平淡无奇，真实得像一条卧在乡间的小路。亲爱的至爱的远的近的熟悉的陌生的读者们，你们就顺着这条小路来吧，感受我的脉搏的跳动，听听我的心声，让生命的翅膀暂停扑腾，悠然地合上，伴我一起回味过往。

（作者老鬼和双亲）

一，大集体结束，鸡犬不宁的小村庄

我父亲是公元一九四五年出生的，我母亲比他小六岁。大集体时，我父亲是生产队的队长。我们村非常小，当时只有一排土坯瓦房，住着三户人家。我们村名为新居里村，这么小的村子难以组成一个生产队，和邻村孟塘村的四队合并在一起进行生产劳动。从上辈人口中得知，族谱上也有记载，我们就是从孟塘村迁过来的，故名新居里村。我父亲就是在孟塘村的四队当队长。

那个年代，偷奸耍滑的人做不了领导，我父亲之所以能当上队长，就是因为人憨厚老实，勤劳善良，敢于直言，但因此也会得罪一些人。

我是公元一九七三年出生的，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下面还有弟弟妹妹。父亲当队长时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印象，到我记事时大集体结束了，我们村从孟塘村分离出来，一个村庄的人在一起生产劳动。父亲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就是一个普通农民。

这个时候，村里的矛盾就出来了，纠纷不断。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于是又开始细分，我们家和村里的另一户人家按人头分田地，各种各的。

如果按血统来说，我们村只有两户人家：一户是我们家，另一户是东女（其夫早逝）家。村里连在一起的三间土坯瓦房住着三户人家，中间的那间是东女家的，左手边是金根家的，右手边才是我们家的。金根比我爷爷小很多，和我爷爷是堂兄弟关系，所以说也是一家人。金根先是和我们家一起合作种田，之后就分离出去了。

一个小小的村庄，因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形成了鼎足之式，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整个村子简直是鸡犬不宁。

我父亲一共有四兄弟，东女家有六兄弟，金根传到他这里只是他一个兄弟。大家锱铢必较，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不让，我不让，就容易使矛盾激化。武力解决一切问题，大家都这样认为的，好像没有任何办法比这个更有效，因此，兄弟多的就占了绝对优势。

那年，我们家的人和东女家的人都在晒谷场打谷子，不知因为什么事又发生了纠纷，打起了架。东女的二儿子雄鸡用锄头在我父亲头上砸了一个窟窿，顿时鲜血直流。我当时太小，站在旁边看，只见我父亲被人搀扶着去了医院。后来，我听我母亲说，父亲没走多远人就站不住了，抬到医院去的。在乡卫生所，医生往他头上的窟窿里塞了好多纱布才止住了血，人险些丧了命。

对方人多势众，没伤到一根寒毛。不过，当时，我十二岁的姐姐见父亲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哭着操起一把谷耙，往雄鸡老婆的头上砸了一下。把我父亲打成那样，他们也有点怕，也叫雄鸡老婆去住院，这样说出去就是双方都有人受伤，也算是公平了似的。

这下怎么办？我父亲受伤住院，母亲要在医院照看他，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都还小，没人照顾呀。没有人向我们伸出援手，姐姐学校放假要随大人一起劳动赚工分（虽然不是大集体了，一个家族在一起种田，还是按以前的方法计算工分。），我们自己做饭吃。只是妹妹太小了，才刚刚学会走路。

这里要说明一下，在那三间土坯瓦房边上还有一个天主教堂，教堂一半青砖，一半土墙，爷爷当初建房时是挨着教堂建的，借了教堂一扇墙。我父亲和母亲结婚后，不久就搬到教堂里住。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都是在教堂里出生的。教堂只有两个房间，一个当客厅，一个当卧室，一家七口挤在里面，可想而知有多难。

母亲每天要在医院和家这条路上来回奔波最少两回，因为不放心我们，回来干点家务活，再就是要带饭给父亲吃。

这天，母亲又从医院回来了，见我精神状态很差，大热天倒头便在树下睡着了，觉得不对劲。正好村里的赤脚医生在旁边，母亲请他看看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赤脚医生扒开我的眼皮看了看我的眼睛，对我母亲说：“眼睛是黄的，最好去医院验一下血。”

母亲把我带到乡卫生所，给我抽血的是面容和善的彭医师。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伸出一只手时，她说换一只手，看看更清楚一些么。其实，我两只手都好多污垢，人家没说太脏真是会说话。试想，当年我还不到十岁，没有大人照顾，哪里知道卫生，澡都很少洗。

第二天，验血的结果就出来了，我患了甲型肝炎，而且有传染性。我母亲说，好在发现及时，如果再拖下去，我命都没有了。

帮我父亲治伤的就是彭医师的老公宋医师，他医术很好，开了中药给我吃。中药要熬，没有大人在，我按照母亲的吩咐，自己熬了喝。我记得熬中药要熬两次，上午熬一包喝掉，药渣不要倒掉，到了下午再熬了喝。

熬中药也是有讲究的，母亲说不能烧杉木熬，烧杉木会走药性。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心想：“药在瓦罐里，火在外面烧，烧什么柴都是烧，怎么烧杉木就会走药性呢？”还有，为什么熬中药不能用铁锅呢？用铁锅熬又说会走药性。再好比煨鸡，大家都说烧辣椒树煨最好吃，我也搞不懂，也没人说得清。反正大人的话肯定对的，我一定要照着去做。

熬中药的瓦罐很小，我是特意用一些砖块搭了个小灶，专门用来熬药喝的。瓦罐太小了，火烧得稍微大点，药就拼命地往外溢，特别要注意。我尽量不让瓦罐里的药往外溢出来，小心翼翼地烧着火。只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我觉得熬得差不多的时候，把盖子一打开，顿时傻了眼，水都熬干了。这个我有办法解决，再加水进去熬，只是又要在小灶边守着。

就是这样熬药喝，我的病也渐渐好起来了。由此，我母亲也有抱怨，说：“没一个人来帮一下，孩子这么小自己熬药吃，熬干了再加水进去，真是老天保佑，不然，还活得了呀。”

由于我患的病有传染性，我的碗筷是分开来的。我专用的是一个掉了瓷的搪瓷大碗，两支筷子的末端则割了两个槽，用棉绳扎在槽里就不会脱落，组成一条双截棍。每次我吃完了饭，搪瓷碗放一个地方，筷子便挂在土墙上的一颗钉子上。医师说了，只要不吃我吃过的东西就不会传染我的病，村里的孩子也没人嫌弃我，——可能有嫌弃我也感觉不到。

中药很苦，一大碗往肚子里灌，但喝了中药可以吃一匙子红糖。家里买的红糖就是特意为我准备的，别人不能碰，大家都自觉遵守，没人会去偷吃。弟弟见我吃糖馋得直流口水，也想吃。我说：“妈妈说了，喝了药才能吃糖。”弟弟说：“那我也喝口药，再吃糖，妈妈就不会打我了。”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也让他喝了我碗里熬的中药，然后给他吃了一匙糖。

弟弟吃了糖，是因为喝了药，我觉得母亲不会怪罪，便把这件事情和她说了。母亲真的没有怪罪我和弟弟，没有说任何话，匆匆带着弟弟去医院验血。结果，他传染了我的病，但比我轻多了，吃几帖药就会好。

弟弟也像我一样，有药喝了，也可以吃糖了，我还替他感到高兴。现在想起来，那才是真正的天真无邪，心碎心酸！

暑假到了，哥哥比我大三岁，负责做饭，我烧火。姐姐比哥哥大一岁，要随大人去劳动。弟弟比我小三岁，带比他小三岁的妹妹一起玩。

那时，早上要煮好一天的饭，用饭篮装着。饭是这样煮的，淘好米放在大锅里用水煮，煮到半生不熟的时候再捞起来滤干水，然后放到锅里再蒸。等米饭蒸熟了打起来装在饭篮里，粘在锅上的锅粑用锅铲铲下来，倒入滤出来的米汤，搅一搅便成了稀饭。一锅饭煮得好不好，全在第一环节，煮得太生蒸不熟，煮得太烂又会糊在一起，不好吃。

早饭一般不用特意炒菜，蒸饭的时候放上洗好的豆荚、茄子、白萝卜之类，饭熟了，菜也熟了，取出来切碎，加了盐就可以吃了。这天早上，哥哥放了一碗辣椒汤在锅里和米饭一起蒸，端出来放在灶台上时，还没有灶台高的妹妹走过来了，炒着要吃饭。哥哥顾着打饭，妹妹饿急了，手举过头顶往灶台上一抓，一碗滚烫的辣椒汤全倒在了她的胸口，疼得她哇哇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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