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周恭帝的政权，建立了宋朝。跟前面的隋581年夺取政权，后来589年才统一全国相似，宋统一全国，是979年的事了。
（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我们为啥要强调赵匡胤这种夺取政权的方法，是因为它给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几乎终宋一代，宋的基本国策都是重文轻武，通过强化文官统治和改革科举制度，从而使封建集权更为稳固。曹宝麟先生给宋代政权的考语是：“在疆域和国威两方面，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为穷蹙不振的了”。
（宋、辽、西夏疆域图）
的确，不管是前面的辽、西夏，还是后来的金、蒙古，都使宋统治者战不能胜，无奈忍气吞声，到1279年陆秀夫负帝投海，宋三百多年的统治终被强大的武力所终结。
（陆秀夫负帝投海）
宋代的文化发展趋势，也基本上与其积弱积贫的国力相应，尽管宋朝的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某些特点，文化巨匠也层出不穷，唐宋古文八大家，除了韩愈、柳宗元外，其余六位都是宋代人，但就总体的格局和气度而言，终究难以和强盛的唐朝所表现出的恢弘相比拟。
宋代书法的“先天不足”
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有着它特有的发展规律。书法更重笔法的传承和艺术形式的借鉴，而宋代的书法在起点上就面临着严重的先天不足：
一、师资人才短缺。书法靠师生相传的“道统”渐次发扬，而经历唐末及五代的战乱，中原文化数年就破坏一次，这使“道统”断绝，人们多忙于求生无暇顾及书法学习，而有心钻研书艺者，亦无处求师。
五代时，出过一个佯狂全身的杨凝式，苏轼就觉得奇怪，他说：“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画随之。杨公凝式笔为雄，往往与颜柳相上下，甚可怪也！”
其实，我们知道，杨凝式生于唐末，他虽于五代佯狂求生，但他仍因家庭原因，获得了较好的书法教育，他实际上属于唐代书法的余绪。实际上，五代武夫所写的字，在宋人看来已经高不可攀。
二、优秀书法遗产遭到兵灾的破坏，又继而被内府垄断。唐人去魏晋未远，留存的名迹尚多，因而唐太宗有独尊大王的条件。然而经过五代的浩劫，名迹已大多散佚，只有相对平静的十国政权还保留了一些，但即使如此，最后也统统作为战利品为宋皇室接收。虽然后来宋太宗命刻《淳化阁帖》，但当初也只有二府大臣才能蒙赐一套，因此它对于促进书法复兴所起到的作用实在非常有限。
书法遗产的垄断所造成的后果，使真正有天才的书家失去了鉴古开今的良机。以米芾为例，他在38岁时在李玮家见到晋贤十四帖，欲易不能，只得归来追想模拟几个字形，聊以自慰，到51岁时，他在蔡京那儿用投水要挟的不光彩手估弄到十四帖中最使其心折的《八月五日帖》；此外，他为了与宗室仲爰争取王羲之《王略帖》，不惜花费“十五万钱”。
（生性俏皮的米芾）
可见，宋代书法要一丝进展，书家们付出的精力和物力比前代不知要多加几倍。
三、社会风气和政策法令不利于书法发展。在唐代，作为万乘之君的唐太宗，一面向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的弟子虞世南学习书法，一面为《晋书·王羲之传》作传论，从而奠定了一个朝代独尊大王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唐代对优秀人才的选择，“书法”是标准之一，更设有书学，人们甚至可以直接以书得官，走向仕途。
到了宋代，唐时对读书人在科举进身和官吏考绩两方面的书法要求已不复存在，朝野不再以书法相尚，必然使产生大书家的土壤贫瘠不堪。但是毛笔仍在使用，于是投机取巧的士子为了博得当世主文者的欢心，竭力模仿他们的书体。这种极其短视的实用主义做法，造成了宋代特有的“趋时贵书”现象。
宋代的“尚意”书风与禅宗的影响
穷则思变，真正为了延续了百余年积弊而大声疾呼的是欧阳修。他在编纂《集古录》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鉴赏能力，而且认识到当代与古人的差距已至不可等闲视之的地步了。欧阳修与当时已处于书法顶峰的蔡襄一道，为促进宋代书法转机的出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开封翰园里的苏黄米蔡）
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的实践努力，标志着宋代书法的复兴。他们通过知己知彼的权衡，突破了唐人的樊篱，闯出了一条“尚意”的新路，而帮助他们达到目的的思想武器，是禅宗。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师资短缺，又加法帖几乎不见，宋书家的困惑实际上是“无法可法”，因为无“法”可法，所以只好法“意”，进而“尚意”！
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起源于唐代中期，发展到宋代，已成为士大夫的宗教。原因简单，一是因为宋统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倡导儒、佛、道三教并举，而已居佛教主流的禅宗，为了建立进一步适应社会完备的理论体系，也吸收了较多的儒、道思想，使禅宗成为三教合一的最佳样板。
宋代民族矛盾的深重和官僚制度的腐败，给士大夫造成不堪重负的心理压力，富贵无常、人命短暂，更使他们迫切需要得到心灵的慰籍。禅宗教义中视人生如梦幻，生死无别，宣扬随缘任运即是解脱，强调一切现实问题的解决无非是自我心理的调节等等，正与士大夫的要求一拍即合。
可以说，在宋代，禅宗的面目有点不像宗教，简直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了。
(苏轼《黄州寒食帖》局部）
苏轼仕途失意，在黄州热衷于参禅，与佛印、参寥等禅师频繁交往，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米芾晚年痛失爱子，精神蒙受极大打击，方深觉“幻法有如是，不以禅悦，何以为遣”。
禅宗既然如此影响文人的生活，其思想必然对文人的文艺观产生影响，以苏轼为代表的“尚意”书法理论，追求“无法之法”“不工之工”，主张“放笔一戏”“信手自然”，仍然贯彻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平心即道”等观念。禅宗“呵佛骂祖”、蔑视权威和不为法缚的胆魄，更激励苏轼等人敢于批评前代大家，尤其是唐人书法的勇气。
宋人的书论，往往带有禅家的“机锋”以启发人“顿悟”，有时又不免多涉随意，予人不得要领之感，显然打着禅宗语录和“公案”一类的烙印。
总之，宋代书法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与唐代拉开了距离。与唐人的“尚法”主流相比，宋人则更注重意趣的抒发和个人情感的宣泄，他们想写什么或怎么写，都表现出一种任情适性的自由，因此更接近艺术的本质。
宋四家，除蔡襄之外，其余三人都擅长行草，这种书体也向“尚意”书风提供了纵横驰骋的用武之地。
（米芾《临沂使君帖》）
到了南宋，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四位名家虽各具造诣，但其才力已无法与前贤相比肩。一个是社会条件不允许了（偏安政权，哪有精力在艺术上大力发展），另一个是思想条件的影响，因为到南宋后，朱熹的“理学”成了社会思想的主流。
“尚意”书风注重无拘无碍的创作心态，认为“心不知手，手不知笔”的境界最堪嘉尚，也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不期于工而自工的佳作。然后，理学家却不承认这种“空”，他们强调心即是理，文便是道，于是创作心态不同，必然导致艺术效果的差异。
朱熹宁可全盘肯定蔡襄，也不放过时时对苏、黄、米横加贬责，因为他们的书法太不合“理”了。
由是，南宋书坛基本乏善可陈。
《淳化阁帖》与宋代书论
宋代对书法史的贡献之一，还有刻帖的盛行和流布。
淳化三年（922），宋太宗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为十卷，摹勒于枣木板上，时称《法帖》，后世又称《阁帖》或《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虽因王著学识不足（启功先生认为罪在不在他，因为《淳化阁帖》用的编摹底本是南唐升元本）而造成很多错误，又因枣木摹刊失真必然，但终归对于历代书法名迹尤其是二王作品，有着化身百千的功绩（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没有复印、影印技术啊）。
（淳化阁王羲之《八日帖》）
《淳化阁帖》之后，公私刻帖成为风尚。此后公私刻帖大致如下图：
（宋代《淳化阁帖》后的公私刻帖）
总之，宋代的刻帖已成为一种风气，开了后世“帖学”的先声。
宋代书论及书法相关言论，主要分三类：
第一种，是宋代才开始出现的特有文学样式——题跋——之中，这些内容，简短而精辟，又往往随感而发，虽然还不能称为系统的书论，但是其中不乏智慧光芒的闪烁。后人把补给线们集以成书，著名的有：《六一题跋》（欧阳修）、《东坡题跋》（苏轼）、《山谷题跋》（黄庭坚）、《海岳名言》（米芾）、《姑溪题跋》（李之仪）、《广川题跋》（董逌）、《翰墨志》（赵构）、《晦庵题跋（朱熹）等。
第二种，是比较有系统规模的书学著作。主要有朱长文的《续书断》、米芾的《书史》、黄伯思的《东观馀论》、姜夔《续书谱》、 陈槱《负暄野录》等；
第三种，是与收藏相关的著录书籍。著名的有欧阳修的《集古录》、米芾的《宝章待访录》、赵明诚的《金石录》、后珂的《宝真斋法书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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