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陳橋兵變”，趙匡胤“黃袍加身”，輕而易舉地奪取了周恭帝的政權，建立了宋朝。跟前面的隋581年奪取政權，後來589年才統一全國相似，宋統一全國，是979年的事了。
（宋太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
我們為啥要強調趙匡胤這種奪取政權的方法，是因為它給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幾乎終宋一代，宋的基本國策都是重文輕武，通過強化文官統治和改革科舉制度，進而使封建集權更為穩固。曹寶麟先生給宋代政權的考語是：“在疆域和國威兩方面，無疑是有史以來最為窮蹙不振的了”。
（宋、遼、西夏疆域圖）
的确，不管是前面的遼、西夏，還是後來的金、蒙古，都使宋統治者戰不能勝，無奈忍氣吞聲，到1279年陸秀夫負帝投海，宋三百多年的統治終被強大的武力所終結。
（陸秀夫負帝投海）
宋代的文化發展趨勢，也基本上與其積弱積貧的國力相應，盡管宋朝的文化有其自身發展的某些特點，文化巨匠也層出不窮，唐宋古文八大家，除了韓愈、柳宗元外，其餘六位都是宋代人，但就總體的格局和氣度而言，終究難以和強盛的唐朝所表現出的恢弘相比拟。
宋代書法的“先天不足”
書法作為一門藝術，有着它特有的發展規律。書法更重筆法的傳承和藝術形式的借鑒，而宋代的書法在起點上就面臨着嚴重的先天不足：
一、師資人才短缺。書法靠師生相傳的“道統”漸次發揚，而經曆唐末及五代的戰亂，中原文化數年就破壞一次，這使“道統”斷絕，人們多忙于求生無暇顧及書法學習，而有心鑽研書藝者，亦無處求師。
五代時，出過一個佯狂全身的楊凝式，蘇轼就覺得奇怪，他說：“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畫随之。楊公凝式筆為雄，往往與顔柳相上下，甚可怪也！”
其實，我們知道，楊凝式生于唐末，他雖于五代佯狂求生，但他仍因家庭原因，獲得了較好的書法教育，他實際上屬于唐代書法的餘緒。實際上，五代武夫所寫的字，在宋人看來已經高不可攀。
二、優秀書法遺産遭到兵災的破壞，又繼而被内府壟斷。唐人去魏晉未遠，留存的名迹尚多，因而唐太宗有獨尊大王的條件。然而經過五代的浩劫，名迹已大多散佚，隻有相對平靜的十國政權還保留了一些，但即使如此，最後也統統作為戰利品為宋皇室接收。雖然後來宋太宗命刻《淳化閣帖》，但當初也隻有二府大臣才能蒙賜一套，是以它對于促進書法複興所起到的作用實在非常有限。
書法遺産的壟斷所造成的後果，使真正有天才的書家失去了鑒古開今的良機。以米芾為例，他在38歲時在李玮家見到晉賢十四帖，欲易不能，隻得歸來追想模拟幾個字形，聊以自慰，到51歲時，他在蔡京那兒用投水要挾的不光彩手估弄到十四帖中最使其心折的《八月五日帖》；此外，他為了與宗室仲爰争取王羲之《王略帖》，不惜花費“十五萬錢”。
（生性俏皮的米芾）
可見，宋代書法要一絲進展，書家們付出的精力和物力比前代不知要多加幾倍。
三、社會風氣和政策法令不利于書法發展。在唐代，作為萬乘之君的唐太宗，一面向王羲之七世孫智永的弟子虞世南學習書法，一面為《晉書·王羲之傳》作傳論，進而奠定了一個朝代獨尊大王的不可動搖的基礎。唐代對優秀人才的選擇，“書法”是标準之一，更設有書學，人們甚至可以直接以書得官，走向仕途。
到了宋代，唐時對讀書人在科舉進身和官吏考績兩方面的書法要求已不複存在，朝野不再以書法相尚，必然使産生大書家的土壤貧瘠不堪。但是毛筆仍在使用，于是投機取巧的士子為了博得當世主文者的歡心，竭力模仿他們的書體。這種極其短視的實用主義做法，造成了宋代特有的“趨時貴書”現象。
宋代的“尚意”書風與禅宗的影響
窮則思變，真正為了延續了百餘年積弊而大聲疾呼的是歐陽修。他在編纂《集古錄》的過程中，不僅提高了鑒賞能力，而且認識到當代與古人的差距已至不可等閑視之的地步了。歐陽修與當時已處于書法頂峰的蔡襄一道，為促進宋代書法轉機的出現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開封翰園裡的蘇黃米蔡）
蘇轼、黃庭堅和米芾的實踐努力，标志着宋代書法的複興。他們通過知己知彼的權衡，突破了唐人的樊籬，闖出了一條“尚意”的新路，而幫助他們達到目的的思想武器，是禅宗。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了解：因為師資短缺，又加法帖幾乎不見，宋書家的困惑實際上是“無法可法”，因為無“法”可法，是以隻好法“意”，進而“尚意”！
禅宗，作為佛教的一個派别，起源于唐代中期，發展到宋代，已成為士大夫的宗教。原因簡單，一是因為宋統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倡導儒、佛、道三教并舉，而已居佛教主流的禅宗，為了建立進一步适應社會完備的理論體系，也吸收了較多的儒、道思想，使禅宗成為三教合一的最佳樣闆。
宋代民族沖突的深重和官僚制度的腐敗，給士大夫造成不堪重負的心理壓力，富貴無常、人命短暫，更使他們迫切需要得到心靈的慰籍。禅宗教義中視人生如夢幻，生死無别，宣揚随緣任運即是解脫，強調一切現實問題的解決無非是自我心理的調節等等，正與士大夫的要求一拍即合。
可以說，在宋代，禅宗的面目有點不像宗教，簡直成為士大夫階層的人生哲學和生活方式了。
(蘇轼《黃州寒食帖》局部）
蘇轼仕途失意，在黃州熱衷于參禅，與佛印、參寥等禅師頻繁交往，思想上發生了很大變化；米芾晚年痛失愛子，精神蒙受極大打擊，方深覺“幻法有如是，不以禅悅，何以為遣”。
禅宗既然如此影響文人的生活，其思想必然對文人的文藝觀産生影響，以蘇轼為代表的“尚意”書法理論，追求“無法之法”“不工之工”，主張“放筆一戲”“信手自然”，仍然貫徹禅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平心即道”等觀念。禅宗“呵佛罵祖”、蔑視權威和不為法縛的膽魄，更激勵蘇轼等人敢于批評前代大家，尤其是唐人書法的勇氣。
宋人的書論，往往帶有禅家的“機鋒”以啟發人“頓悟”，有時又不免多涉随意，予人不得要領之感，顯然打着禅宗語錄和“公案”一類的烙印。
總之，宋代書法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與唐代拉開了距離。與唐人的“尚法”主流相比，宋人則更注重意趣的抒發和個人情感的宣洩，他們想寫什麼或怎麼寫，都表現出一種任情适性的自由，是以更接近藝術的本質。
宋四家，除蔡襄之外，其餘三人都擅長行草，這種書體也向“尚意”書風提供了縱橫馳騁的用武之地。
（米芾《臨沂使君帖》）
到了南宋，陸遊、範成大、朱熹、張孝祥四位名家雖各具造詣，但其才力已無法與前賢相比肩。一個是社會條件不允許了（偏安政權，哪有精力在藝術上大力發展），另一個是思想條件的影響，因為到南宋後，朱熹的“理學”成了社會思想的主流。
“尚意”書風注重無拘無礙的創作心态，認為“心不知手，手不知筆”的境界最堪嘉尚，也隻有這樣才可能産生不期于工而自工的佳作。然後，理學家卻不承認這種“空”，他們強調心即是理，文便是道，于是創作心态不同，必然導緻藝術效果的差異。
朱熹甯可全盤肯定蔡襄，也不放過時時對蘇、黃、米橫加貶責，因為他們的書法太不合“理”了。
由是，南宋書壇基本乏善可陳。
《淳化閣帖》與宋代書論
宋代對書法史的貢獻之一，還有刻帖的盛行和流布。
淳化三年（922），宋太宗出内府所藏曆代墨迹，命翰林侍書王著編次為十卷，摹勒于棗木闆上，時稱《法帖》，後世又稱《閣帖》或《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雖因王著學識不足（啟功先生認為罪在不在他，因為《淳化閣帖》用的編摹底本是南唐升元本）而造成很多錯誤，又因棗木摹刊失真必然，但終歸對于曆代書法名迹尤其是二王作品，有着化身百千的功績（要知道在那個時代，沒有影印、影印技術啊）。
（淳化閣王羲之《八日帖》）
《淳化閣帖》之後，公私刻帖成為風尚。此後公私刻帖大緻如下圖：
（宋代《淳化閣帖》後的公私刻帖）
總之，宋代的刻帖已成為一種風氣，開了後世“帖學”的先聲。
宋代書論及書法相關言論，主要分三類：
第一種，是宋代才開始出現的特有文學樣式——題跋——之中，這些内容，簡短而精辟，又往往随感而發，雖然還不能稱為系統的書論，但是其中不乏智慧光芒的閃爍。後人把補給線們集以成書，著名的有：《六一題跋》（歐陽修）、《東坡題跋》（蘇轼）、《山谷題跋》（黃庭堅）、《海嶽名言》（米芾）、《姑溪題跋》（李之儀）、《廣川題跋》（董逌）、《翰墨志》（趙構）、《晦庵題跋（朱熹）等。
第二種，是比較有系統規模的書學著作。主要有朱長文的《續書斷》、米芾的《書史》、黃伯思的《東觀馀論》、姜夔《續書譜》、 陳槱《負暄野錄》等；
第三種，是與收藏相關的著錄書籍。著名的有歐陽修的《集古錄》、米芾的《寶章待訪錄》、趙明誠的《金石錄》、後珂的《寶真齋法書贊》等。
（【跟着布丁讀書法史】之129，部分圖檔源自網絡，版權歸原版權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