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夫子说：“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死守违背道义的约信。”
“君子贞而不谅”是“君子贞（于道），而不谅（于人）”的省略。
“贞”的本义是占卜的意思。《说文》给出的解释是：“贞，卜问也。”“贞”有以下释义：一是坚定，有节操；二是指旧礼教中束缚女子的一种道德观念，指妇女不改嫁等；三是占卜，问卦的意思；四，古同“桢”字。这里的“贞”，假借为“正”、为“定”，是端方正直，有守正的含义，意思是坚守仁德道义。
“谅”的本义是诚实，信实的意思。《说文》给出的解释是：“谅，信也。”这里的“谅”，是固执，坚持己见的意思。“不谅”，可以理解为不固执死守违背道义的约信。
本篇章的主旨是“人能弘道”，这里的“贞”和“谅”，不应理解为道德规范的内容，因为这句话的主语是君子，君子本来就是有道德、有修养、有文化的人。因此应该理解为；孔子意思是说人在弘道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今天所谓的“道德冲突”。如你在一个单位的领导职位上，以前的发小来找你开个后门，帮个忙，你该怎么做呢？这就容易出现一个两难的局面。帮吧，可能得到更多发小的认可，说你是一个讲义气的人，但这一定会损害公职背后的公正之名。你如果是不帮，那些人该说你，不懂得“苟富贵、勿相忘”这句话，不讲义气，不够哥们。这时该怎么办呢？儒家认为；人一切的思维和活动，都应被置于“道”的前提下，都不能脱离“道”的轨道；否则，君子也就成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成了真小人了。
《论语·里仁篇》记载：“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无亲疏远近，无厚薄之分，一切是用‘义’作为准则。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这段话的大意是，孔子一行经过蒲邑，遇到卫国大夫公孙氏占据蒲邑反叛，蒲邑人要阻止孔子去卫国。孔子的弟子们和蒲邑人搏斗，非常激烈。蒲邑人恐惧，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去卫都，我们放了你。孔子和他们立了盟誓，蒲邑人将孔子放出东门。孔子接着前往卫都。孔子的弟子子贡问；盟誓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说；这是在被要挟下订立的盟誓，神是不会理睬的。
孔子认为；如果许下的诺言不违背原则，是应该兑现的。如果在逼迫的情况下许下了诺言，那么就要当机立断，终止承诺。他的这个思想提醒我们，在作出承诺和践行承诺时，需要遵守原则，不能违背“道”。
《论语•阳货篇》记载，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这段话的大意是，阳货想让孔子出来做官，为他所用，所说的观点可以说是头头是道。孔子被逼无奈，只是说“诺，吾将仕矣。”孔子答应准备做官了。尽管阳货是“陪臣执国命”，是鲁国当时的实权派，可孔子在阳货掌权期间，并没有出来做官。如果按照“信”的说法，孔子这是不是属于不讲信用了呢？
孔子的弟子有若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有子说；讲信用要符合于义，符合于义的信用才能实行。可见，儒家重“信”是有条件的，做出的承诺必须经过“道”的标准检验；否则，他们也不会践行的。孔子是一个信守礼制的人，他“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对于僭越礼制的阳货，他肯定不会愿意为之服务的。如果践约所承诺的事有损大义，就不必死守承诺，这种违约是不会受到道德良心谴责的。
《论语•宪问篇》记载，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如果管仲像召忽那样，为他的主人公子纠殉节，这是“忠”。但这样的“忠”，只是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主子而已，还没有达到仁者的地步，因为“仁者，爱人”，是爱天下人的，从这一点来说，召忽死的价值不那么大，因为他不是为天下人死的。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当时，管仲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心存天下万民，他活着就是来为天下人服务的。这时的管仲不在乎所谓的小名节的，他在乎的拯救天下，为万民造福的大事业。如果为了所谓的哥们义气，管仲自杀在臭水沟里，而不为人所知，这样做值得吗？
这句话最容易引起歧义的就是，对于“贞”和“谅”的理解上。
有些学者认为；这一章句中的“贞”是大信，“谅”是小信的意思。孔子的这句话是说，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论语·为政篇》记载：“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说：“作为一个人不讲信，我不知道他靠什么在这个世上行得开的。”不管是“大信”，还是“小信”，只要不违背道义，都是应该信守的。要不，这与孔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观点相矛盾。一个人不守合乎道义的信用，这个人还有什么信誉可言呢？这还能是一个君子的所为吗？孔子这里，不是叫君子不必重视所谓的“小信”，恰恰相反，而是教诲君子不要为了顾全自己守信的道德形象而迷失方向，这才是最为关键的。
还有一种理解，说，有一个成语叫做“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形容待人处世不拘泥于小事，不为小事所约束。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也就是做大事的人不拘泥于小节，有大礼节的人不责备小的过错。用这样的观点理解孔子这句话，我是不赞同的。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论语•子路篇》记载：“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段话的大意是，说话一定守信用，做事一定果断，做一个民众眼中响当当的男子汉，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孔子说的“言必信，行必果。”这不是君子的作为，而是小人的举动。可见，“言必信”与“言不必信”，这不是孰是孰非的问题，该如何抉择？孔子给出了答案：就是“贞”，就是要合乎“道”。如果你的承诺与“道”发生冲突，那么取“道”而舍弃“约信”，也就是“贞而不谅。”
孔子这一观点，在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那里又有了发展。他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孟子认为；生命虽然是人人都想要拥有的，但人们想要的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死亡虽然是人人所厌恶的，但人们所厌恶的还有比这更厉害的东西。所以，做人不会苟且偷生，遇到祸患也不会躲避，这就是孟子“舍生取义”的思想。
这么说来，我们看生命虽然可贵，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决不仅仅停留于“活着”。当面临生死抉择时，应牢记心中的“义”，让生命绽放出光芒。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大幕。仅仅一百零三天，慈禧囚禁光绪，捕杀维新党人，戊戌变法宣告失败。这其中，谭嗣同是有机会从容逃走的。那天，谭嗣同亲自把梁启超送到日本使馆。当梁启超要他和自己一起出走日本时，谭嗣同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义。临终时，谭嗣同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慷慨赴死。有人说他愚昧。事实上，谭嗣同的死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死得其所！这是大义，不是一般人的大义，更值得人们尊重和景仰。“生”，还是“死”，这真是一个不容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关键处就在于合不合乎“道义”。
“贞而不谅”的主题是君子，坚持道义是“经”，也就是原则；但君子还需要知道“权”，也就是变通。
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合乎“道”的信守，一定不能变；不合乎“道”的信守，不必固执死守，是可以改变的。如此来说，这也符合孔子思想的辩证性。
“贞而不谅”对于个人来说，是寻求心灵上的安宁；对于社会来说；是抑恶扬善。抑恶扬善的结果是让社会更加安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