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夫子說：“君子堅守正道，而不死守違背道義的約信。”
“君子貞而不諒”是“君子貞（于道），而不諒（于人）”的省略。
“貞”的本義是占蔔的意思。《說文》給出的解釋是：“貞，蔔問也。”“貞”有以下釋義：一是堅定，有節操；二是指舊禮教中束縛女子的一種道德觀念，指婦女不改嫁等；三是占蔔，問卦的意思；四，古同“桢”字。這裡的“貞”，假借為“正”、為“定”，是端方正直，有守正的含義，意思是堅守仁德道義。
“諒”的本義是誠實，信實的意思。《說文》給出的解釋是：“諒，信也。”這裡的“諒”，是固執，堅持己見的意思。“不諒”，可以了解為不固執死守違背道義的約信。
本篇章的主旨是“人能弘道”，這裡的“貞”和“諒”，不應了解為道德規範的内容，因為這句話的主語是君子，君子本來就是有道德、有修養、有文化的人。是以應該了解為；孔子意思是說人在弘道的過程中，會遇到一些今天所謂的“道德沖突”。如你在一個機關的上司職位上，以前的發小來找你開個後門，幫個忙，你該怎麼做呢？這就容易出現一個兩難的局面。幫吧，可能得到更多發小的認可，說你是一個講義氣的人，但這一定會損害公職背後的公正之名。你如果是不幫，那些人該說你，不懂得“苟富貴、勿相忘”這句話，不講義氣，不夠哥們。這時該怎麼辦呢？儒家認為；人一切的思維和活動，都應被置于“道”的前提下，都不能脫離“道”的軌道；否則，君子也就成為道貌岸然的僞君子，成了真小人了。
《論語·裡仁篇》記載：“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适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孔子說；君子對于天下的人和事，無親疏遠近，無厚薄之分，一切是用‘義’作為準則。
西漢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甯鬥而死。”鬥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适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适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這段話的大意是，孔子一行經過蒲邑，遇到衛國大夫公孫氏占據蒲邑反叛，蒲邑人要阻止孔子去衛國。孔子的弟子們和蒲邑人搏鬥，非常激烈。蒲邑人恐懼，對孔子說；如果你不去衛都，我們放了你。孔子和他們立了盟誓，蒲邑人将孔子放出東門。孔子接着前往衛都。孔子的弟子子貢問；盟誓難道可以背棄嗎？孔子說；這是在被要挾下訂立的盟誓，神是不會理睬的。
孔子認為；如果許下的諾言不違背原則，是應該兌現的。如果在逼迫的情況下許下了諾言，那麼就要當機立斷，終止承諾。他的這個思想提醒我們，在作出承諾和踐行承諾時，需要遵守原則，不能違背“道”。
《論語•陽貨篇》記載，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這段話的大意是，陽貨想讓孔子出來做官，為他所用，所說的觀點可以說是頭頭是道。孔子被逼無奈，隻是說“諾，吾将仕矣。”孔子答應準備做官了。盡管陽貨是“陪臣執國命”，是魯國當時的實權派，可孔子在陽貨掌權期間，并沒有出來做官。如果按照“信”的說法，孔子這是不是屬于不講信用了呢？
孔子的弟子有若說：“信近于義，言可複也。”有子說；講信用要符合于義，符合于義的信用才能實行。可見，儒家重“信”是有條件的，做出的承諾必須經過“道”的标準檢驗；否則，他們也不會踐行的。孔子是一個信守禮制的人，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對于僭越禮制的陽貨，他肯定不會願意為之服務的。如果踐約所承諾的事有損大義，就不必死守承諾，這種違約是不會受到道德良心譴責的。
《論語•憲問篇》記載，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渎而莫之知也！”
這段話的大意是，如果管仲像召忽那樣，為他的主人公子糾殉節，這是“忠”。但這樣的“忠”，隻是一個人或者說一個主子而已，還沒有達到仁者的地步，因為“仁者，夫妻”，是愛天下人的，從這一點來說，召忽死的價值不那麼大，因為他不是為天下人死的。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是“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渎而莫之知也”。當時，管仲不是貪生怕死，而是心存天下萬民，他活着就是來為天下人服務的。這時的管仲不在乎所謂的小名節的，他在乎的拯救天下，為萬民造福的大事業。如果為了所謂的哥們義氣，管仲自殺在臭水溝裡，而不為人所知，這樣做值得嗎？
這句話最容易引起歧義的就是，對于“貞”和“諒”的了解上。
有些學者認為；這一章句中的“貞”是大信，“諒”是小信的意思。孔子的這句話是說，君子講大信，卻不講小信。《論語·為政篇》記載：“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說：“作為一個人不講信，我不知道他靠什麼在這個世上行得開的。”不管是“大信”，還是“小信”，隻要不違背道義，都是應該信守的。要不，這與孔子“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觀點相沖突。一個人不守合乎道義的信用，這個人還有什麼信譽可言呢？這還能是一個君子的所為嗎？孔子這裡，不是叫君子不必重視所謂的“小信”，恰恰相反，而是教誨君子不要為了顧全自己守信的道德形象而迷失方向，這才是最為關鍵的。
還有一種了解，說，有一個成語叫做“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形容待人處世不拘泥于小事，不為小事所限制。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也就是做大事的人不拘泥于小節，有大禮節的人不責備小的過錯。用這樣的觀點了解孔子這句話，我是不贊同的。
這裡需要說明一點的是，《論語•子路篇》記載：“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這段話的大意是，說話一定守信用，做事一定果斷，做一個群眾眼中響當當的男子漢，也可以說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孔子說的“言必信，行必果。”這不是君子的作為，而是小人的舉動。可見，“言必信”與“言不必信”，這不是孰是孰非的問題，該如何抉擇？孔子給出了答案：就是“貞”，就是要合乎“道”。如果你的承諾與“道”發生沖突，那麼取“道”而舍棄“約信”，也就是“貞而不諒。”
孔子這一觀點，在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孟子那裡又有了發展。他提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孟子認為；生命雖然是人人都想要擁有的，但人們想要的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死亡雖然是人人所厭惡的，但人們所厭惡的還有比這更厲害的東西。是以，做人不會苟且偷生，遇到禍患也不會躲避，這就是孟子“舍生取義”的思想。
這麼說來，我們看生命雖然可貴，但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決不僅僅停留于“活着”。當面臨生死抉擇時，應牢記心中的“義”，讓生命綻放出光芒。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诏》，拉開了百日維新的大幕。僅僅一百零三天，慈禧囚禁光緒，捕殺維新黨人，戊戌變法宣告失敗。這其中，譚嗣同是有機會從容逃走的。那天，譚嗣同親自把梁啟超送到日本使館。當梁啟超要他和自己一起出走日本時，譚嗣同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将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9月28日，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義。臨終時，譚嗣同大喊：“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譚嗣同慷慨赴死。有人說他愚昧。事實上，譚嗣同的死對後世的影響極其深遠，正如他自己所說，是死得其所！這是大義，不是一般人的大義，更值得人們尊重和景仰。“生”，還是“死”，這真是一個不容回避，也無法回避的問題，關鍵處就在于合不合乎“道義”。
“貞而不諒”的主題是君子，堅持道義是“經”，也就是原則；但君子還需要知道“權”，也就是變通。
在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複雜，合乎“道”的信守，一定不能變；不合乎“道”的信守，不必固執死守，是可以改變的。如此來說，這也符合孔子思想的辯證性。
“貞而不諒”對于個人來說，是尋求心靈上的安甯；對于社會來說；是抑惡揚善。抑惡揚善的結果是讓社會更加安定、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