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凌晨，我换了衣衫，化装成与一般行人相似，租了一辆木制的独轮车伴行（途中时乘时随之步行），悄悄离开泰州城，直奔陈玉生部驻地泰兴的宣家堡。为了安全起见，我把党组织的介绍信塞进鞋底夹层内。
途中，我穿过大泗庄，到了孔家桥，天亮前跨过中岸，中午到达宣家堡，见到了战地服务团原来的负责人钱宝康，并将介绍信亲手交给他。
到了8支队的驻地印家小院，一个士兵引我去见支队长陈玉生。我和他一见如故，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我感到他那双大手很粗糙，很有力量。这是我与"草鞋司令"的第一次握手。
陈玉生富有传奇色彩，来之前，他的经历我已听说过。他年轻时，曾在上海为纱厂养成工（女童工）烧包饭。由于受到了党的教育与影响，他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春，加入了"上海抗日救国会"，1937年被帝国主租界巡捕房抓捕入狱，多次受残酷电刑而不屈，后被押到泰兴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坐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迫于大敌当前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压力，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同年9月，陈玉生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陈玉生在家乡组织了一支抗日救亡大队并任大队长。他领着这支部队活跃在靖（江）、泰（兴）、如（西）边区，伺机主动伏击入侵的小股日军。他坚持积极抗日，却遭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何克谦的不断打击。为了部队的生存，其所率部队编入李明扬部，编为3纵8支队第2大队，陈玉生为大队长。
1939年初，中共苏北工委派共产党员金求真到陈玉生部队，重建泰兴党组织。金在陈部发展党员并建立了总支委员会，同年4月，由于陈玉生积极抗日、要求进步，经苏北工委惠浴宇和金求真共同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进一步掌握这支部队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秋，陈玉生升任8支队队长。
8支队战地服务团驻在印家小院。当时，工作团有团员40余人。我任团长、党支部书记，周泽任支部组织委员，张韧任宣传委员。他们负责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副团长有3位，张鹏举分工负责社会教育；刘万里负责演剧、歌唱等文娱活动；黄凌强负责青少年的体育运动，又兼任团部的联系工作。战地服务团的主要活动地点在界河两岸地区。西从靖江的毗卢寺（镇）东到广陵镇，界河以南是靖江，界河以北是泰兴。
战地服务团是党的宣传队。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宣传群众，就是以文艺的形式宣传抗日。我们经常到附近的村镇，就地演出活报短剧，如《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大刀王五》等戏剧，同时还教老百姓唱抗日救亡歌曲。
战地服务团另一项任务就是开展社会教育。我们在附近乡村普遍办起了民众夜校。夜校同时又是一所抗日政治学校。夜校坚持明理第一，识字第二。我们向百姓讲抗日道理，深受群众欢迎。战地服务团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团结青年，我们和地方青年共同开展各种群众性体育活动，吸引更多的进步青年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一句话，我们的工作，就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迎接新四军东进作准备。
战地服务团还起到了半政权的作用：一是为群众服务，对群众进行抗日、卫国、保家乡的宣传动员，并负责调解民事纠纷；二是惩治汉奸、敌探。有一次，泰兴伪军蔡鑫元第19师派出特务潜入8支队控制区，刺探军情，被我们捕获，经过审讯，并调查核实，我们贴出布告，公布其罪证，并将其处决于毗卢寺。
部队作战时，战地服务团又是一支政工队，做战场的政治工作。反共顽固派何克谦的保安第4旅在沿江地区构筑了许多据点，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并妄图消灭陈玉生部队。有一天，何顽在梓桐殿一带向陈部进攻，陈玉生被迫指挥部队进行自卫反击。我们战地服务团团员趴在屋后面，用铅皮筒子喇叭向顽军行政治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的政治喊话鼓舞了我军斗志，动摇了顽军军心。战斗中，陈玉生大腿中了一枪，没有伤到骨头，他把伤口包扎了一下，继续指挥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
1940年6月，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在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的唆使下，背信弃义，准备向转移到郭村的管文蔚、叶飞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发起进攻。当时，挺纵坚持在通扬运河以南、长江北岸，从嘶马、大桥（镇）到吴家桥一带，对日寇实行反"扫荡"，临时转移到通扬运河北的郭村。
6月27日，中共泰县县委书记陈扬获悉李长江部准备提前进攻挺纵的情报，立即派我地下党员郑少仪（女，时年21岁），冒着生命危险，星夜涉水过河，赶到郭村，向挺纵领导报告，使我军赢得了好几个小时宝贵的备战时间。
陈玉生断然拒绝了李长江调8支队"回泰州担任城防"的命令（实际上李长江企图以4个支队解决陈玉生支队），派黄凌强到郭村向挺纵首长汇报。挺纵派邱玉权、刘文学的第4团接应，到达8支队所在地区，配合行动，以防不测。
6月28日拂晓，李长江以13个团的兵力攻打郭村，而郭村新四军只有4000来人，情况十分危急。中共苏北特委和挺进纵队来急电，要求陈玉生率8支队，于7月1日在泰兴哈蟆圩起义，部队起义后即赶往郭村参加保卫战。
陈玉生表示坚决服从特委决定，连夜带领起义部队到郭村。其实，陈玉生早有此愿望，带领这支部队公开回到新四军的部队中。1939年底，他率部为李明扬部送子弹，见到陈毅司令员时就提出过这个要求。但陈毅考虑到统战大局，未允。我来8支队后，他也跟我谈过这事。我们党内很快召开了3个短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文在、陈玉生、刘荣华、我等人。会议对部队起义作了具体部署。其中决定战地服务团大部分团员随部队西进，只留少部分同志在原地工作。
形势紧迫，时间就是战机。我们早一分钟赶到郭村，郭村战斗的胜利就多一分。
我们讨论了部队出发的时间、留守的人员以及可能遇到复杂情况的应急措施。决定留下一个中队给陈玉生身怀六甲的夫人杨桂芳，由她领导在当地活动，嘱咐她要提高警惕，保存力量，以策应新四军东进抗日。
按照会议的决定，战地服务团团员参加起义，给每个团员发了一支短枪。因为陈玉生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为保证起义成功，我们决定服务团团员下到各个中队，表面上是做宣传鼓动工作，其实更重要的是起一种"监督"的作用。在整个起义过程中，服务团团员都忠于职守，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当夜，8支队随新四军4团出发了。当走到泰兴东北面杨家庄时，天下起了大雨。这时，已是下半夜，我们就在杨家庄临时宿营。通过马甸封锁线时，部队中的动摇分子、8支队2营营长钱鸿部发生哗变，还有8支队副支队长丁正如、营长王清海、黄裕林等也开小差逃了。但这对部队并没有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在各个连队中都有我们党的组织，党组织的领导同志仍牢牢掌握并领导着部队。
拂晓，雨停了。我随陈玉生率领部队继续行军。在经过口（岸）泰（州）敌人封锁线时，受到李长江部丁聚堂（国民党顽固派）纵队的阻击。我们出于自卫，和丁部展开了一场激战，击溃了他们的阻击，杀开了一条血路，冲了过去。晚上，我们赶到江都县境内的吴家桥西头就地宿营。吴家桥又名七里长庄，每家屋前都有打晒粮食的场地，一家连着一家，很长。
翌日上午，发现二李部下、反共顽固派陈才福的纵队就在吴家桥村东头。为解郭村之围，陈玉生与同志们研究决定，立即发动对陈才福部队的进攻，从上午打到下午3点钟，终于把陈才福部队打垮。当晚，我们的部队越过白塔河，赶到了郭村。当时，在我们部队阵地附近，正是连片的桃园，桃子挂满枝头，但我们部队战士一个桃子都没有吃，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成了一时的美谈。
这次，我和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经受了锻炼与考验，也受到了一次战斗的洗礼，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40年7月3日早晨，听说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要到郭村来，我和战友们都十分高兴，盼望早一点看到他。
对于陈毅，我仰慕已久。1939年8月到1940年春，我在泰县县委工作时，陈毅曾三次到泰州与李明扬、李长江谈判合作抗日之事。每逢陈毅来泰州，我们县委总是按上级党委的指示和要求，切实安排保卫工作，防止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保证他的安全，以防发生意外。我父亲戴朗轩曾有幸在我之前见到了陈毅。1940年的春天，陈毅第三次到泰州，那时，蒋介石要韩德勤全力进攻苏北的新四军，苏北形势风紧云涌，情况也变得非常复杂。为了消除误会，稳定二李，使之确保中立，陈毅决定第三次进泰州，与二李面谈。苏北特委要求泰县县委派人接应。由于我父亲在泰州德高望重，熟悉况，于是，县委选择由我父亲出面接待。在一个春雾浓浓的早晨，我父亲按照事先的约定，到泰州西城门迎接陈毅等同志。他领着陈毅等人穿过明江路，拐弯到了自己家里，安排陈毅等先住我家。然后，又通过季恺的关系，找到李明扬，把各方面关系都衔接好，使陈毅等同志当晚顺利与李明扬面谈，并连夜安全离开泰州，回到挺纵驻地吴家桥。
中午，我和大家终于在挺纵司令部的门口看到了久盼的化了装的陈毅，只见他身穿旧式布褂，手持草帽，鼻上架着墨镜，气宇轩昂，神采奕奕，风尘仆仆。陈毅受到挺纵、苏皖支队领导、军政干部及参加郭村战斗的当地主要负责人的热烈欢迎。陈毅会见了叶飞等同志，他一见面就说："你们这几个冒失鬼，我真担心你们给人家捉了当俘虏！"接着，在炮火声中，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在郭村小学操场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陈毅说，郭村保卫战这一仗，同志们打得很好呀！我本来是准备来收尸的，要骂你们的，1个多团就和人家13个团乱揪，好险哪，同志们！现在你们打胜了，我也不好多批评你们了。干部和战士听了都笑起来了。陈毅又说，战役和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我们要打开苏北局面，非把韩德勤打败不可；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二李中立，不使他投奔韩德勤。而二李是地方势力，不是顽固派的嫡系，与嫡系间也存在矛盾，所以使之中立，完全是可能的。李长江发动进攻，稍予惩治是必要的，现在他已经碰破了头，取得了教训，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其抗日则更为重要，只有这样，对抗战、对开辟苏北根据地才是有利的。听了陈毅的讲话，我们才真正理解了他提出的"联李、孤韩、击敌"的战略决策的高明之处与伟大意义。
7月，陈毅以"绛夫"的笔名，为郭村战斗的胜利写下了《保卫郭村》的歌词：
六月二十八炮火飞腾，顽固派十路进攻包围郭村，
要断绝人民的生路，要消灭抗战的孤军，
顽固派三次总进攻，攻不破军民合作的血肉长城；
顽固派、反动派大"扫荡",引起了反共营垒的起义革命；
孤军怒吼了，转守为攻，顽固派被打得豕突狼奔！
孤军英勇、领导坚强是胜利的核心。
军民团结、友军起义是胜利的保证。
反共阴谋又被粉碎。日寇胆落，汪派震惊！
我们保卫了郭村，创造了抗战的光明，
我们保卫了郭村，我们更要大无畏地前进，
前进，前进，向前进！
不久，音乐家章枚为这首歌谱了曲。这支胜利的凯歌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鼓舞着干部战士继续为开辟、建设、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而战斗。
7月8日，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江南主力部队北渡，到达塘头镇。部队在郭村到塘头一线休整。为了加强机关建设和管理，中共苏北特委从部队选调了一些同志到特委机关工作，我也被选调到苏北特委青年部任干事。
7月下旬，遵照中央指示，在塘头组建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由陈毅和粟裕分别任正、副指挥，刘炎、钟期光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9个团约7000余人。
部队整编后，苏北指挥部决定东进黄桥，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7月25日夜，月朗星稀，夏风习习，在塘头南面、通扬运河北岸的王家河打谷场上，陈毅站立在一张大桌子上，发令挥师东进抗日，他号召：我们这次东进，只能胜利，不能失败。我们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决不西返。同志们要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在皎洁的月光下，我再次聆听了陈毅的讲话，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当夜，趁着月色，部队开始东进。苏北特委机关干部队由我任指导员，由谢克东同志任队长，还有青年干事林楷，我们仨带领特委机关干部与新四军部队一起东进黄桥，其中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要负责组织家属随军转移。苏北特委妇女部长施月勤腹痛难忍，走不了路。此时，战斗已经打响，在东进道路的两侧均有敌人，我军东进如果留下人员，必然遇险。因此，决不能丢下她。见到附近有几家民房，我便前去轻轻敲门，不一会儿有位老乡开门出来，我们向他说明了情况，他很同情我们的处境，决定用独轮手推车送施月勤到黄桥。我们十分感激，可见，在危难之时，我们靠的是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
新四军主力部队从黄桥西进驻该镇，我们特委机关干部、家属也从镇南的印家庄安全抵达黄桥。
新四军进驻黄桥后，派出了干部、民运工作队和战地服务团，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开辟和建设黄桥抗日民主根据地。8月初，成立了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8月下旬，成立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管文蔚、陈同生分别任正、副主任。此间，我们苏北特委青年部主要的任务就是宣传、发动进步青年，成立青抗队。
在青年部，我碰到了老战友周伯藩，我们分别才一个月，却好像久别重逢那样高兴。8支队起义时，他和泰兴县委的同志留下坚持原地工作，想不到分别才一个月，我们又相逢了，而且，同在苏北特委的一个部门工作，我们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
我和周伯藩同志立即着手开展青年工作。黄桥地区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1930年1月，就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泰兴县委员会；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12月，又成立了泰兴县青年战时工作团，团员最多时达2000多人；在青工团被国民党泰兴县党部强行解散后，1940年2月，进步青年们又在河头庄小学成立了泰兴县三民主义青年工作总队。而黄桥地区的进步青年有200多人。我和周伯藩商量，想做一次全面的发动与宣传。因此，我们就向特委建议：以9月1日为青年节，举行一次大游行，以宣传和发动黄桥地区的广大青年，投入抗日斗争。特委批准了我们的建议。
9月1日，秋高气爽，风和日丽，青年大游行如期举行。我和周伯藩都是大高个儿，又是组织者，我俩高擎大旗，走在队伍最前列，后面是鼓乐队，再后面便是青年代表。那天的黄桥镇空前的美丽，空前的热闹。蓝天白云下，红旗招展，鼓乐齐鸣，口号声此起彼伏。我们以黄桥为中心，开展群众运动，进行抗日宣传，把广大青年发动和组织起来。
周伯藩活跃多能，善于工作，他广泛联系各界青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建立青抗队做好了各项准备。
10月初，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新四军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随后派出2纵队北上，在东台白驹狮子口桥头与南下的八路军5纵队胜利会师。我奉命从海安北上开辟东台、大丰，后又到兴化、联抗地区任职，周伯藩留在南线三地委工作。
新四军进驻黄桥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如鲠在喉，他调集2万人马，于9月3日分两路进攻新四军。结果，韩部兵败营溪，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韩德勤在营溪之战受挫以后，又指令坚持反共的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进驻原税警团防地姜堰镇。张少华到姜堰后，依托运盐河，构筑了以36个碉堡为核心的坚固防御工事，加设了电网，挖掘了深壕，严密封锁黄桥地区军民的粮食通道，妄图困死新四军和当地民众。
为解姜堰军民之急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定攻打姜堰。9月13日凌晨，新四军第2、3纵队围攻姜堰，激战一昼夜，于14日攻取姜堰，以疏通粮道。
此时，苏北特委决定暂调我到特委工作组工作。工作组其他成员还有我的老上级、泰县县委书记陈扬，泰县县委妇女部长孙顾，2纵队政治部民运科女科长、老红军李珊（段焕竞的夫人，曾当过苏区县委书记）等4人，我们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群众工作。
9月14日，伴着战斗的硝烟和零星的枪声，我们工作组随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机关进入姜堰镇。
姜堰位于泰州、曲塘之间，是海（安）、泰（州）交通线上的一个重镇，也是韩德勤妄图向我新四军进攻的前哨阵地之一；姜堰又是鱼米之乡，苏北著名的粮食集散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当我新四军进抵姜堰时，各界人士和学校师生、广大群众敲锣打鼓，箪食壶浆，在西街列队，夹道欢迎部队。姜堰私立同育小学校长蔡达人先生，代表各界人士向陈毅首长和我军指战员表示亲切问候和热烈欢迎。蔡先生是一位进步知识分子，他致力于农村的普及教育，还办了所孤儿教养所，他的大儿子早就参加了新四军，他在姜堰镇很有影响。随后，在岱岳寺小学举行了欢迎会，蔡达人代表姜堰人民致欢迎词，表示支持新四军抗日救国，响应新四军的号召，团结抗日等等。陈毅也即席讲话，他说，我们这次来姜堰，是被国民党逼来的。他陈述了国民党迫害新四军的情况，最后，他表示新四军矢志抗日，愿与人民共赴国难，并感谢姜堰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这天下午，地方各界召开了群众欢迎大会。晚上，指挥部文工团在岱岳寺广场演出了文艺节目，招待姜堰各界人士和群众代表；秧歌队、口琴队也走上街头表演文艺节目，宣传抗日救国。这天夜里，姜堰热闹非凡，像过重大节日一样。街上，家家户户红灯高挂，街头巷尾簇满人群，全镇洋溢着一派军民团结、军民同乐的气氛。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姜堰东桥河南潘亿泰猪行（现姜堰镇东桥桃园村），政治部驻弘戒坛，3纵司令部驻坝口帽子店，2纵司令部驻官庄凌氏宅内。我们工作组则驻在南当铺。
我们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我军，向姜堰镇上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广大群众宣传我党我军坚决抗日、救国救民的主张，并揭露反共顽固派韩德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将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
新四军进驻姜堰后，老百姓送来大量的慰劳品。指挥部指示各部门，凡需要的东西，均由后勤部门统一按市价付款。我们都严格按照指挥部指示办，严格遵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陈毅还特别指示：部队同志一律不准进当地浴室洗澡，以免将疥疮传染给群众。那时，我们的组织观念、群众观点是很强的。尽管我并没有疥疮，但我和其他一些没有疥疮的同志也都严格地执行命令，在姜堰半个多月，从未进浴室洗过澡，总是在住处用凉水冲冲洗洗。
在姜堰期间，陈毅为联合李明扬及税警团陈泰运，孤立韩德勤，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感召下，苏北绅商各界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如韩国钧、黄逸峰、朱履先、陆小波、胡显伯等人均公开表示，赞成我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
韩德勤趁机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先退出姜堰"，妄图以此迷惑视听，制造新的借口进攻新四军。为了揭露韩德勤的这一骗局，进一步争取中间势力，9月27日，陈毅在姜堰曲江楼召开了苏北8县军民代表会（即苏北第一次和平会议）。陈毅表示，我军为顾全大局，只要对抗战稍有好处，只要政治上保证省方改变态度，以友党友军看待新四军，协商苏北抗敌问题，我军愿作让步，退出姜堰。如果省韩继续向新四军进攻，我们不得不被迫自卫还击。
代表们纷纷发言，拥护陈毅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同时，也为新四军鸣不平，纷纷谴责韩德勤的要挟态度，揭露了他的丑恶嘴脸。
此间，姜堰民众还为新四军筹集6000多元慰劳金，以表示他们对坚持抗战的新四军的支持。
9月30日，新四军冒雨撤出姜堰。为进一步争取中间势力，陈毅请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鲁苏战区党政分会中将委员黄逸峰（中共党员）留下来，向李明扬传达新四军关于将姜堰交给李部接防的决定，并请黄委员办理移交手续。李明扬对此心存感激。这样，就进一步改善了新四军同二李的关系。同日，苏北特委指示我们工作组也撤出姜堰。李珊回部队，陈扬和泰县县委又返蒋垛一带，孙顾回泰州城，我则回到苏北特委机关。
1940年10月3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队开始炮击黄桥新四军外围阵地。10月4日凌晨4点，韩顽第89军向黄桥东面发起了猛烈进攻。在陈毅和粟裕指挥下，我军民展开了自卫反击，揭开了大战的序幕。同日，我和陈扬接到苏北区党委（1940年9月中旬成立，对苏中地区的党组织实行统一领导，苏北特委改称泰兴中心县委）的指示，要我们在决战期间负责黄桥西北外围、姜堰镇东南顾高庄一线的战情工作，注意李明扬、李长江部队，特别是国民党税警总团陈泰运部的动向，防范敌探活动，为黄桥战役提供准确的情报，以保证战斗的胜利。
"你们责任重大呀！"出发前，苏北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简要地向我们说明了战前敌我态势，一再叮嘱我们，"既要做好工作，又要保护自己。你们这次远离部队了，什么情况都可能碰上，很危险，你们要谨慎。"他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摇了又摇，久久地注视着我们，再次叮嘱："勇敢、谨慎！"
听了他的话，我们知道了自己所肩负的重任的份量。这次黄桥决战，韩德勤的总兵力有26个团，3万余众；而我们新四军仅7000余人，作战部队只有5000余人，敌众我寡。由于陈毅出色的统战工作，担任韩部右路军的李明扬和陈泰运部队1.9万兵力就驻在顾高庄一线，表示"愿守中立"。这样，新四军背靠友军李明扬、陈泰运部，可以集中有限兵力同韩德勤的主力部队决一死战。但李明扬、陈泰运毕竟是中间势力，韩德勤对李、陈也在一步紧一步地威逼利诱，他们一旦动摇，后果就不堪设想。因此，陈毅一方面派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和黄逸峰等人到泰州，稳住二李，并警惕蒋、韩及日伪方面对二李的诱骗。另一方面，又要求苏北区党委安排可靠的人在外围观察李、陈驻军动向。这样，熟悉这一带情况的我和陈扬就被选中了。陈丕显还告诉我们，陈毅在黄桥镇西北的严徐庄设指挥所，指挥全局；粟裕在前线指挥。我为自己能再次与陈扬合作，并肩战斗在顾高庄一线而感到由衷的喜悦。
决战开始，我和陈扬便骑着自行车上了路。我俩改穿长衫，并有意将手枪的枪管从长衫内挺现，在周围活动。我俩骑着自行车，很张扬地打着车铃，骑车绕越，穿行不息，令人觉得新四军有不少"密探"在这儿活动。我们的这次行动犹如《三国演义》中张飞在长坂坡单骑出救兵。当时，我们还了解到李明扬也派了侦察员到前线了解情况。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打算，一旦新四军失利，他们就不会保持"中立"了。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军前线传来的都是好消息。
4日下午，韩德勤的第89军第33师向黄桥东门发起了猛烈进攻。坚守黄桥的新四军第3纵队在司令员陶勇的指挥下，连续击退33师多次冲锋，在33师一部突进东门最危急的时候，陶勇奋不顾身，亲自率兵与敌人拼杀，终于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黄桥。这时，新四军第4团3营从江南驰援，抵达黄桥附近，与第3纵队协同作战。5日下午，在第2纵队协同下，将韩顽第33师大部歼灭。在黄桥东门鏖战之时，翁达率领的独立第6旅3000余人，越过高桥，直趋黄桥，完全进入我新四军第1纵队、第2纵队的伏击地段，我军则分段歼灭之，经过了数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了韩德勤的王牌部队独立第6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身亡。
5日夜，新四军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首歼韩顽第89军军部。随即新四军缩小包围圈，连续攻击，将残敌大部聚歼于野屋基一带，其中将军长李守维仓皇逃遁，落水毙命。6日，新四军第2纵队又追歼该部于营溪，并乘胜攻占海安、东台等地。韩德勤率领残部千余人向兴化溃逃。
就在前方战友与敌人拼杀的同时，我们也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进行着一场紧张的战斗。几天几夜，我们都没有合眼，没好好吃一顿饭，始终坚持战斗在顾高庄第一线。
6日凌晨，地下交通员跑得气喘吁吁，他悄悄地告诉我们："胜利啦！"看着他一身的尘土我们就知道，在决战的几天几夜里，他肯定也和我们一样，不停地在这条交通线上奔走！
听到前线传来的黄桥战役大捷的消息，我和陈扬都很兴奋。于是，我俩便向南侦察，时正晨雾潆潆，能见度很低。突然，我俩发现前方隐隐约约有支10多人的小队向我们走来，且步伐很乱。为防止遭遇顽韩溃兵，我们立即大喝一声："口令！"（其实，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我军当夜的口令）命令其停止前进。经过询问，弄清了情况，原来对方是自己人。于是，我们便随他们赶到顾高庄南的蒋垛镇，那里有我方刚建立不久的抗日民主政权区政府。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李进、周泽、许家屯等人。同我俩一样，他们3人也是奉命负责战区范围内的战情任务的。当夜，我们完成任务后，便在区政府休息。翌日黎明，陈扬和我挥手告别，悄悄回泰州城，我则回黄桥。
【戴为然（1916年5月～2011年8月），江苏泰州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泰县工委宣传部部长、兴化县委书记、兴东泰地委副书记、苏中二地委组织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扬州地委副书记，南通市委、地委书记，江苏省委党校校长、省委宣传部部长，江苏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