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红军”李耀宇口述历史：在冀查热辽工作中的所见所闻

征粮途中捐寒衣

我和刘占国带领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的征粮车队奔波在热河、察哈尔两省的崇山峻岭，为分局机关筹措粮食。

战争年代，地方民主政府征集的公粮，只能分散隐藏在各村的"堡垒户"中，征粮队携带当地政府的公粮调运单，往往走访七八座村庄也收不到一粒粮食。

一场大雪之后，征粮车队来到林西地界内的一个小山村，经过逐门逐户的询问，终于找到那家公粮保管户。

我和刘占国推开崖坎上土窑洞的破门，脚下的土灶燃烧着柴火，铁锅里煮着野菜。火炕上坐着七八个下身掩盖着干草，上身一丝不挂的女人，有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也有年轻的姑娘。一口河南话的刘占国惊呼："我的娘哟！这哪里是活人啊，小日本把咱中国人变成牲口啦。"

我俩儿转身拦住要进窑洞的战士们。

这家一位四十多岁的汉子，腰间围着破麻袋片，上身赤裸，瘦的皮包骨儿。他一声不吭，从夹墙里边拽出四麻袋玉米，摆在我们面前。

刘占国红着眼圈对战士们说："这家老乡宁可吃野菜，也不动一颗公粮，他家里的大姑娘、老婆婆没有衣服穿，我们能看着不管吗？同志们看看能脱下几件衣服就脱几件，送给他们。"战士们纷纷脱下单衣和夹衣，只穿光筒子棉衣裤。

老汉看着堆在眼前的衣服，不知道怎么会事儿。他明白了这些衣服是送给他的，一下子扑倒在雪地里，鸡啄米一样磕头："天爷啊！天兵天将来啦，救穷人啊！"

我和刘占国把他拽起来，问他："当地政府知道不知道你们的情况？"

老汉说："政府说了，现在打仗了，一时管不了我们吃饭穿衣的事。"

刘占国说："你们把这些衣服抱进去吧，看看够不够一人一件，若不够，我们再回去想办法。"

老汉满脸泪水："给爷爷们磕头啦，谢谢各位爷爷啦！谢谢爷爷们啊。"

毛毯的故事

1946年冬，林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这天又是风又是雪，我正从中央分局机关出来，准备回宿舍。一辆十轮敞篷卡车"吱"地一声停了。卡车上一个女人招呼我帮她一个忙。她俯身递给我一个包裹。那女人手脚僵硬地从卡车上爬下来，我就伸手帮助她。她身穿单薄的棉袄，头发散落在面颊上，看见我用胳膊夹着棉被包，急喊了："你这同志！也不看看包包里是什么！"她急忙打开包裹，原来里面是个小孩儿！他已冻得哭不出声来，青紫的小嘴咧着没有哭声。那女同志紧紧地把孩子抱在胸前，仔细打量着我。原来从张家口撤退时，我们曾在行军路上相识，她姓"冉"，因为冉姓少见，我记住了。

我埋怨她："你这不中！这么远的路，这么冷的天，孩子会冻死在路上的！"

她满眼泪水，看着怀里的婴儿说："没有保暖的东西呀！我什么都没有。"

我说："你等着！我拿件东西来。"

我去拿毛毯来救小孩子！这条毛毯是一件纪念品！1943年延安中宣部评选开荒模范，徐特立亲手给我颁发的奖品哪！

冉同志抱着婴儿站在半尺深的雪地中，正在向这边张望。我替她拍落了身上的雪花，用毛毯把孩子严严实实地包裹好。她说："你救了这孩子的命啊！等他长大了，我要告诉他，记住你的救命之恩！"

中央分局从林西转移到林东，秘书长马洪来宿舍慰问，询问火炕烧的热不热，能不能吃饱饭，又问我睡在火炕的哪段儿。

马洪问："你的那条毛毯哪里去了？"

"在林西遇见一个女同志，要去齐齐哈尔，带个小娃儿冻得要死，我把毛毯送给她了。"

"唉，这么冷的天，没有毛毯哪儿行啊……"他沉吟一会儿，没有再说什么。

我知道分局总务处仓库里存有毛毯，心思活动起来。那天，马洪、赵毅敏陪客人吃饭，多加了菜。我问马洪："马书记，今天炒的菜好不好吃？"

"这几个菜，我的技术指导呢。"

马洪也不了解我："哦，你还有这套手艺，好啦，以后会餐由你指挥。"

"从齐齐哈尔买来的毛毯卖给我一条，好不好？"

"你还买？你有多少钱啊？算啦，你去找管理员，就说我说的，毯子发给你一条。"

管理员不情愿地说："书记说了，给你一条，谁敢说不给你？你去选吧。"那还用选，我直奔那只纸箱，抱起来就走。从秋林公司购买的十二条毛毯，有一条质量上乘的俄国毯子，我早已留意存放的位置。

稍稍动了点儿心思，没花一分钱，得到一条毛毯，好高兴！

这条俄国毛毯一直保留到今天，成为战争年代的纪念。

相遇日本遣返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日，在中国东北（满洲地区）有日本平民一百三十余万人，日本关东军六十余万人。遍布东北乡村的"满蒙开拓团"是日本侵华战略的一部分，这些半军事化的移民村庄，不仅稀释中国东北的人口结构，而且向关东军提供兵员和后勤供给。

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之后，"满蒙开拓团"的日侨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一些日侨被追来的苏军士兵射杀，一些日本女人被强奸。饥饿和瘟疫折磨着几乎所有逃难的日本人。昔日满洲的"王道乐土"变成日本侨民的地狱。

中国国民政府决定遣返在华日本军民。在东北遇见被遣返的日本人是很自然的。

1947年11月，分局秘书长马洪派我去林东县催收东北局拨给的大米和小麦。林东土地肥沃，盛产旱粳和小麦。我持信函接洽妥当，已近黄昏。回到十字街大车店，院子里停着三辆卡车，一群男男女女日本人，身穿黑色灰色的八路军棉衣，跑来跑去。这些日本人可能是"满蒙开拓团"的成员。

我住的那间北房，也挤进三个日本姑娘和几个四十多岁的日本男人，他们一起向我鞠躬，说了添麻烦的客气话。日本男人脑皮青青的光头，姑娘剪八路军女战士那样的短发。我的行李被他们搬到了炕头，火炕上铺了一层厚厚的小米草。大车店不为他们提供被褥，他们只能睡在干草上。

车店老板娘送来晚饭，我吃苞米饭，日本人喝高粱米粥，吃杂合面窝头。他们从纸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半干的咸鱼，放在火灶上翻来覆去地烤，然后又在灶台上摔打，拍落盐粒。三个姑娘脑袋顶着脑袋，围着一只美军的铝质饭盒喝高粱米粥，津津有味地啃咸鱼。

次日天明，我睁开眼睛，三位姑娘赤膊洗漱，她们细眉圆脸，皮肤白皙，有位长相好似小韩护士，我多看了她一眼。

日本姑娘显然对共产党比较了解，大大方方地问我，能不能买一点大米，老人们想吃饭团。在堆满了大米、麦子的林东县府大院，我前后张罗到天黑，要了一小口袋大米，一进大车店的客房，日本人正在吃晚饭，又一起鞠躬："同志，您回来啦！"一位姑娘端来苞米饭，一位姑娘端洗脸水，一位姑娘站到土炕上，取下隔断墙上方洞里的灯盏，拨长灯草，屋子里一下明亮许多。姑娘们见了那袋大米，都是笑脸，给我一堆皱皱巴巴的满币。我说："你们去大连一路还很远呢，这钱你们留着用吧。"

姑娘们千谢万谢，一位姑娘掰下半条咸鱼："同志，给你一块尝尝，我还有。"我躲闪推辞，她不由分说，硬把鱼干放进饭碗，鱼肉鲜香咸韧，十分可口。我有了兴趣，询问咸鱼干的制作方法。她说，鲜活的白鲢，用刀剖膛，去净内脏，抹上盐粉，阴干即可。50年代在湖南衡阳，我常常见农民如法炮制池塘中的白鲢。农民说，国家供给鱼苗饲料，饲养白鲢出口日本。

日本姑娘问我："你是哪里人？"

"四川。"

她们一声惊叹："四川好远啊，干啥跑到满洲的冰天雪地受苦？"

我问她们："你们的中国话怎么讲得这样好？"

"我们在日本的小学中学一直学说中国话，到了满洲又学，几乎没有不会说的、听不懂的中国话。"

我又问："你们这些人来中国干啥？"

"我们有教员、医生、汽车司机、火车司机、修理机器的。"

她们又问我："你参加八路几年了？"

"十年了。"

她们又惊叹："啊，老八路了。有没有陪伴呢？"

"陪伴？"听不懂。

"你呀，不懂！就是有没有结婚啊。"

"哦，这个叫陪伴！"

"我们不像你们说爱人、媳妇、老婆、老伴儿，我们日本人凡是结了婚的，就是有了陪伴。"

"我没有陪伴。"

"你也不小了，怎么不找一个呢？"

"不能找，现在打仗了，打死了，世上又多了一位寡妇吧！"

她们又叹息："唉，可恶的战争！"

那几个日本男人，一溜儿靠在炕底的墙角，哑巴一样一言不发。

大车店老板推门进来，嫌熬灯油，催促睡觉。我展开被褥，姑娘和衣躺卧在我身边的小米草上。

第三天夜晚，有个日本男人终于说话了："同志啊，你选一个姑娘吧，做你的媳妇。她们可都是好姑娘啊，年轻啊，漂亮啊，识字啊。"三个日本姑娘期盼的目光，令人心酸。我连连摆手。

三位姑娘又围坐在我身旁，你一句、她一句与我说话。

这个说："中国人善良，日本战败了也不杀我们，还给我们鱼吃，优待俘虏啊。"

那个说："中国的男人体贴人，八路军的男人更是好人。"

一个姑娘说："日本的妈妈做熟了饭，爸爸不回家，不敢自己先吃饭呐！"

我盘腿坐火炕上，送双耳朵由她们喳喳地说。

"我们日本这回输惨了，回国后不知要受什么样的苦和罪呀！""听日本国内说，姑娘受到美国士兵的侮辱，男人没有工作做……""我好想留在中国。"

"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同宗同祖啊，现在大陆不要我们了……"

我拦住："你们不要相信你们政府的反动宣传，中日两家人混在一起不伦不类了。你们回家了，要好好做一个公民，不能再去抢占别人的地盘了。那么，你们将来有了小孩子，要教育他呀，长大了不要再欺侮中国了。再侵略中国，日本就会彻底灭亡了。"我平日常常听首长谈论如何对待日本战俘和移民，依据自己的理解，归纳了这么一番话。

"是啊，同志，我记住您的话了。"

"我们真希望做中国人的陪伴了。"

"让我给您做陪伴吧！"

"先生，还有我呢。"

我岔开："睡觉吧，明天你们还要上路呢。"日本姑娘细长的眼睛有了泪水。她们低声说了几句日语，唉声叹气一番，都躺在干草上。

后半夜，日本司机在院子里吭哧吭哧地摇曲柄启动卡车。天快亮时，卡车终于突突地顺了气。身边躺着的日本姑娘悄悄起了身。我的脸颊被亲吻了一口，有人用手轻轻摸了一下我的嘴唇。"先生，好运气陪伴您。"

日本女人走了，我开始组织汽车马车装运粮食。在车队经过一条冰封的河面时，一挂满载粮食的马车不听从我的指挥，不肯换一段河面过河，结果碾破冰面陷进河滩了。我一个人留在河边，身穿三件套皮毛衣抵御零下三十多度的寒夜，脚下的手榴弹帮助我守护粮车，很幸运没有土匪闻风而来。我知道东北土匪的厉害，他们包围了一队共产党高级干部连同警卫员，二十多人，一个没剩都杀了，制造了"柴火栏子事件"。

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1947年冬，分局首长指派我去乃林党校学习。临行前，我将保管的黄金交给分局组织科长王正。这些金子是分局下属部队陆续上交的，几十只金戒指，十几块金条金砖，以前由总务科罗科长负责保管。罗科长偷偷在外面与一个女人恋爱，把一枚金戒指给那女人做定情物。那个年月，女人戴戒指十分引人注目，事情必然败露无疑。罗科长受到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分局秘书长马洪收回了那包黄金细软，交给我保管。党校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从晋察冀"搬石头"来的，也有一批文艺兵，还有几个学校的年轻学生。

怀柔县民政科的科长张印三就是一块搬来的"石头"。他去姨家村子作"土改"动员，在会场外面碰见表妹，俩人说了几句话。当天夜里，张印三的姨家偷偷套上大车，满载浮财逃进北平。张印三被怀疑向地主告密，成了一块阻碍土地改革运动的绊脚石。

张印三跟我讲，下花园有一个村子兄弟俩是地主，经营一座水磨坊，研磨松柏枝子，制造佛香发了财。地主兄弟俩合伙在村子里搞"破鞋"，虽无人命，可招人怨。另一个地主的祖父曾经挤占相邻地块的土地，与贫协主任家结怨。贫协主任极力主张杀掉这三个地主，遭到土改工作组的反对。区政府将张印三、陈文光等人召到区里狠批一顿。与此同时，村里的贫协就把那三个地主杀掉了。

在林东，我也看见了农民对地主的报复。农民用绳索绑住地主的脚脖子，放倒在已经收获了高粱的田地里用牲畜拖拽。田野上密密麻麻的高粱茬儿就是一块巨大的钉板。地主凄厉的叫喊令人毛骨悚然。

我拦住牵辔头的老乡："你们为什么这么处罚他呀？"

老乡说："他是地主，该死的。"

我说："老乡呀，这么对待他，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毛主席说过一句话，犯了死罪的人，不能给他与死无关的处罚，不能进行非人道的折磨。该枪毙的就枪毙，让他死个痛快，你们想一想，这样折磨他对不对呀？"

老乡说："我们也是看上面的做法，周围几个村子都这样做了，我们也不能落后呀！"

1948年6月，我参加"土改纠偏工作团"奉命开赴冀东玉田县。应中共冀东区委请求，我们工作团来玉田，进行"土改纠偏"。

玉田这几个村子的农民三番五次联名向中共冀东区委反映土改的问题，不该分的土地给分了，不该斗争的人也斗了。土改中的"一打一拉"政策，经过创造性地理解后，对"地主"先施一顿棍棒，曰之"打"，再放到田地里套上牲畜拖拽，曰之"拉"。农村民主政权近乎瘫痪。

房东大爷大娘是抗日军属，他们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参加了八路军，已多年没有音讯。两位老人很不情愿地让我住进他家。晚饭喝老红薯粥，啃咸菜疙瘩，红薯起了"筋"，红薯皮上的"膏药"也不削去。我闷头喝了三碗粥。

第二天，房东大爷板着面孔领我来到一块庄稼地前。他蹲到垄沟就干活。我一看，是给高粱薄苗，类似的农活我五六岁时在四川老家干过，薄罂粟苗。地垄上半尺多高的高粱苗间隔顺序摆弄好了，老汉的面色和缓许多，他满意地望了我一眼，仍一言不发，转身回村。晚饭，喝高粱米粥，吃咸萝卜、白薯。我把解放区的粮票交给大娘，说："先给你三个月的粮票。"大娘一句话不说，把粮票揣入袖口，凭粮票可以减交公粮。

傍晚，我和同志们仰面躺在河岸漫堤的青草上，河水里的鱼儿在我们脚下游荡。同伴也慨叹："哎！毛主席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真是一点不假啊！"

每日粗茶淡饭，繁重的劳动，我均不以为然。十多天以后，房东老两口脸上有了笑容，主动问我，哪里的人，今年多大了，娶媳妇没有……大娘开始给我炒鸡蛋，烙面饼，蒸旱粳米饭，炖猪肉海带粉条。土改后的农民真是丰衣足食。他们的小女儿从渤海区写来家信，说她在八路军的医院里做护士，询问哥哥姐姐有没有消息。我给二老念了信，两位老人满面是笑。秋收时节，土改工作团取得农民的充分信任，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土改修正案，谁应划定地主，谁归属贫农，一一在群众大会上念过，又经私下征询意见，方案报到县里等待批准。

天津战役后，玉田县来了二十几名年轻人到天津军管会找我，要求安排他们在天津工作。我去请示黄克诚主任。黄克诚说，劝他们回乡吧，回去参加解放军。天津现在无业游民很多，粮食供应，住房都有困难。我好言好语劝说乡亲们返回玉田。

1948年12月，唐山国民党守军弃城逃亡塘沽，冀查热辽中央分局紧急通知土改纠偏工作团，立刻离开玉田，直接去接管唐山。房东大娘死死地拉住我的手，深陷的眼窝里泪花闪闪….

【李耀宇 ，四川省巴中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曾担任川陕政治保卫局检察员；1935年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6年到达陕北，先后担任过黄祖炎、刘锡五、张苏、王德等人的勤务员；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陈云、李富春、蔡畅身边工作；1942年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1943年到枣园工作；1944年担任延安美军观察组管理员；抗战胜利后，到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工作；1949年在天津军管会服务科负责接待工作；同年8月，跟随黄克诚南下湖南，任省委行政科长；1950年任衡阳铁路局驻上海物资采购组军代表；1958年任衡阳铁路机务段党委副书记；1963年任铁道部天津物资办事处储运科长；1981年当选为中国铁路老战士协会理事；1982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