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因晚间工作，白天还睡着，社长何联奎就气急败坏地跑到宿舍把我叫起来，连说闯祸了。原来蒋介石看了这条新闻后大为光火，当即下了手谕说：该报系我军军报，外国记者报道中国抗战战况，素以中国军方机关报为依据，而该报竟缩小我军英勇将士浴血奋战取得的辉煌战果，实令人气愤！应查明具体情况，加以法办云云。这当然非同小可，可是我的苦衷何联奎自然心里明白，他问明了新闻来源以后，他就走了。何联奎是政治部长陈诚的亲信，这件事很快被周旋过去了，但我是不能再干下去了。没过几天，何联奎就找我去，也不责备那件事，只是说：“你办报不大合适吧? 我可以调你到重庆日本战俘管理所去管日本俘虏，你在日本留过学，派得上用场。”我本来就是不愿在《扫荡报》干，更不愿受他们的调遣，趁机便说：“我是北方人，跑到重庆来水土很不适应，生了一身的疥疮，正想回北方去，战俘所也就不去了。”这使我又想起，我初到报馆上班不久，中央社发来新闻稿，报道出走重庆的汪精卫一次和日方当局在河内的谈判公报，诬蔑抗战，卖国投降的新闻，我出于坚决抗战的立场，在大标题上写道：“汪逆狂吠：汪汪汪……”后来听何联奎面露不悦地对我说，他碰到吴稚老(即吴稚晖)，用严正的口吻对他说，你们的报上怎么对汪精卫用这样的标题，太刺激了……云云。
我听了话内有因，一时想不明白，重庆和汪精卫到底是什么关系? 而当时的进步报纸上议论说，除过明的汪精卫，还有“暗藏的汪精卫”云云。这之后，又盛传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中介，在日汪蒋之间进行斡旋、议和，中日共同反共之说。这以后我流落在西安，当地秦腔戏院以此为素材，编了一出新戏，剧中的蒋介石向陶德曼唱道：“只要老兄帮助我，请到酒馆把酒喝。”为此戏院编剧、演员都遭了殃。当时何联奎虽没明说我有错误，但面色不悦，察言观色，我才知其中有鬼，心下不禁愤然！ 这次又碰上湘北的军事新闻，从何联奎要我“开路”的态度看，他早就对我感冒了，我也不愿为了一月八十元受这份窝囊气，所以一口把他介绍我去战俘管理所的意见回绝了。
曹祥华知道这些事以后，跑来找我，说，你既然想回山西，我这里有一个朋友吴歧，也是老留日学生，东京帝大法科出身，他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 查局局长陈卓的舅子，陈卓让他在新闻检 查局里负责，你可以通过他的关系到山西新闻检 查处去工作。曹祥华还开导我说，这些位置都是国民党控制新闻喉舌的地方，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机会占了它的位子。他还说了一句很通俗的比喻，说这叫“占着茅坑不拉屎”。我当时很信任曹祥华，把他当成老大哥，就答应了他。他引我去见吴歧，吴歧也很热情，说我们都是留日同学，你愿意帮忙，我们很欢迎。吴歧当时就住在他姊夫陈卓的家里，又引我见了一次陈卓。陈卓这个老军阀，当时是国民党军令部的一个厅长，兼战时新闻检 查局局长，他很客套地感谢我帮忙，并说有什么事，就和吴先生谈。我和这个陈卓就有此一面之识。
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逮捕后，胡风在外面心急火燎地到处奔走营救我，他因听我和他日常谈话中说起，抗战时期我到国民党山西新闻检 查局工作时，最高领导是陈卓，因此，他就写信给在南京的阿垅，要他找这个陈卓保释我。但阿垅、胡风并不认识这个陈卓，当然没什么结果。但在一九五五年发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里，竟引用了胡风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给阿垅的信，即托阿垅找陈卓保释我的这封信，在《按语》里竟说成是“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们的密切关系”的罪证。直到一九八○年中 央发布的关于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的文件里，才纠正了这一史实。文件引用公 安 部发布的复查报告中说：“胡风曾写信给阿垅找陈卓营救贾植芳事，经查实，陈卓与胡风、阿垅均不认识。一九四七年九月胡风为了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贾植芳，而想到曾听贾说过认识陈卓，所以写信要阿垅设法去找陈保贾。因阿垅不认识没法找。因此，说胡风、阿垅与特务头子有‘亲密关系’不是事实。”吴歧当时给了我一个中校的军衔，任命我为山西战时新闻检 查处副主任。我立即动身，在一九四◯年二月份回到陕西省秋林镇，这里就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公署和山西省政府所在地，离宜川县不远，半年以前，我正是从那里徒步南下，现在又回到了那里。
路经西安，我找到了半年前与我结伴南下的老乡王某，请他帮忙。他战前在北平朝阳大学上学，因“危害民国罪”被国民党政权判徒刑，关押在陆军监狱，坐了五年，抗战爆发他才被释放。他又找了几个老乡做职员，一起到秋林镇办公。其实我很少管事，大多数工作都由王某担任了。他年龄比我大，阅历更丰富些。我在那时候结识了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同志，他还挂着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的头衔。他是山西洪洞县人。据他对我说，他是黄埔四期毕业生，三十年代在上海做过特种工作，专事“打狗”，所以他自称是“打狗队队员”。我与王世英从此发生了联系。
一九四◯年夏，我嫂子李星华在周作人的帮助下，带了弟弟李光华和三岁的儿子森林，离开北平去延安，先由我在济南经商的伯父派他的伙计送至山西汾城老家，再由我父亲派一名长工把他们三人送到秋林镇，在我处住了一个多月。由于这一带政治形势复杂，有敌伪占领区，有阎锡山二战区，有国民党统治区，我通过《新华日报》西安分馆经理孙世义(沈颖)关系，设法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常来我这里走动的王世英说，由他派两个警卫员直接送他们到延安，不必绕道西安了。但我考虑到我所处的环境复杂，稍一走动马上会引起别人注意，所以只能托一名职员，作为送亲戚把她们送到宜川县，再雇马车到西安。《新华日报》西安分馆经理沈颖是我哥哥的同学，是留法回来的，我们早在北平相识，一九三八年夏天又在武汉相遇，我由重庆回山西经过西安居留期间，又无意间相遇，有了来往。李星华三人到了西安后，又在我家在西安开的铺子里等了近两个月，才等到办事处从延安开来的大卡车，坐上到了延安，和一九三八年就去延安的哥哥团聚了。
我在秋林没有待满一年，到第二年春节前后，我突然收到曹祥华通过吴歧打来的密电，说重庆接到山西党政当局的密报，说我带有“色彩”，要求撤换，他要我设法离开，以免意外。这种结果是我早有预感的，趁此机会，我写信到重庆局里，向他们正式辞职，一边就悄悄地离开了秋林，又回到西安，重新开始我的流浪生涯。后来才听说，我离开秋林镇以后，我带来的王某等职员，被重庆派来接替我的新任都免职了。
我不是一个书斋里写文章的人，我的一生中，经历过各种复杂的场面，周旋于各种社会关系，见识过各种政治和社会人物，这些奇奇怪怪的人事在这部回忆录里还将继续登场。检点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虽漂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问心无愧。既然思想改造运动中要就这两件事对我审查，那就审查吧。
我把这事告诉了曹祥华，他当时在华东局工作，他说，你还是去参加思想改造好，把这些问题讲讲清楚，这是地下党安排你去的，这是你的功劳呢。说到这里，他忽然叹了口气，并笑着说：“解放前我们喜欢乱臣贼子，现在当权了，就喜欢忠臣孝子了。”相近的一些朋友也劝我去，这才勉强而行。果然，到革大政治研究院后，只是一般地讲清了这些经历，并未有人深究。上面指定我谈的重点倒是两个：一是与共产党的关系，二是与胡风的关系。由此我也警觉，原来与胡风的交友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在以后还有机会写，这里暂且不说了。
三个月以后，学习结束了。这其实是一次政治审查，被认为有政治问题或历史问题的人，都被调离原来的教授或学校行政领导岗位，调到外省外地去了，有的甚至由教授降到中学教员。虽然领导对我的思想作风也宣布了一个结论，说我是“三目主义”——“目无组织、目无领导、目无群众”，但我仍然回到了震旦大学。其时震旦大学文学院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实行合并，文学院成立三个系：中文、英文、教育和一个托儿科(由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家政系改过来的)。我当上了中文系主任，第一次算是“干部”了。这以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在各校全面铺开，每个学校成立了学习委员会，领导教师思想改造，委员会成员大都是外面派来的干部，有市高教局来的，市委组织部来的，也有公 安局的干部，本校教师只有两个人参加，一个是王国秀(女)，她是文学院院长，留美学生，历史学教授，还有一个是我。思想改造以后，进行院系调整，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私立大学都取消了，我便调到复旦大学，那是一九五二年八月，在那里，我度过了人生史上最耻辱也最难忘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