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因晚間工作，白天還睡着，社長何聯奎就氣急敗壞地跑到宿舍把我叫起來，連說闖禍了。原來蔣介石看了這條新聞後大為光火，當即下了手谕說：該報系我軍軍報，外國記者報道中國抗戰戰況，素以中國軍方機關報為依據，而該報竟縮小我軍英勇将士浴血奮戰取得的輝煌戰果，實令人氣憤！應查明具體情況，加以法辦雲雲。這當然非同小可，可是我的苦衷何聯奎自然心裡明白，他問明了新聞來源以後，他就走了。何聯奎是政治部長陳誠的親信，這件事很快被周旋過去了，但我是不能再幹下去了。沒過幾天，何聯奎就找我去，也不責備那件事，隻是說：“你辦報不大合适吧? 我可以調你到重慶日本戰俘管理所去管日本俘虜，你在日本留過學，派得上用場。”我本來就是不願在《掃蕩報》幹，更不願受他們的調遣，趁機便說：“我是北方人，跑到重慶來水土很不适應，生了一身的疥瘡，正想回北方去，戰俘所也就不去了。”這使我又想起，我初到報館上班不久，中央社發來新聞稿，報道出走重慶的汪精衛一次和日方當局在河内的談判公報，誣蔑抗戰，賣國投降的新聞，我出于堅決抗戰的立場，在大标題上寫道：“汪逆狂吠：汪汪汪……”後來聽何聯奎面露不悅地對我說，他碰到吳稚老(即吳稚晖)，用嚴正的口吻對他說，你們的報上怎麼對汪精衛用這樣的标題，太刺激了……雲雲。
我聽了話内有因，一時想不明白，重慶和汪精衛到底是什麼關系? 而當時的進步報紙上議論說，除過明的汪精衛，還有“暗藏的汪精衛”雲雲。這之後，又盛傳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為中介，在日汪蔣之間進行斡旋、議和，中日共同反共之說。這以後我流落在西安，當地秦腔戲院以此為素材，編了一出新戲，劇中的蔣介石向陶德曼唱道：“隻要老兄幫助我，請到酒館把酒喝。”為此戲院編劇、演員都遭了殃。當時何聯奎雖沒明說我有錯誤，但面色不悅，察言觀色，我才知其中有鬼，心下不禁憤然！ 這次又碰上湘北的軍事新聞，從何聯奎要我“開路”的态度看，他早就對我感冒了，我也不願為了一月八十元受這份窩囊氣，是以一口把他介紹我去戰俘管理所的意見回絕了。
曹祥華知道這些事以後，跑來找我，說，你既然想回山西，我這裡有一個朋友吳歧，也是老留日學生，東京帝大法科出身，他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 查局局長陳卓的舅子，陳卓讓他在新聞檢 查局裡負責，你可以通過他的關系到山西新聞檢 查處去工作。曹祥華還開導我說，這些位置都是國民黨控制新聞喉舌的地方，我們應該盡量利用機會占了它的位子。他還說了一句很通俗的比喻，說這叫“占着茅坑不拉屎”。我當時很信任曹祥華，把他當成老大哥，就答應了他。他引我去見吳歧，吳歧也很熱情，說我們都是留日同學，你願意幫忙，我們很歡迎。吳歧當時就住在他姊夫陳卓的家裡，又引我見了一次陳卓。陳卓這個老軍閥，當時是國民黨軍令部的一個廳長，兼戰時新聞檢 查局局長，他很客套地感謝我幫忙，并說有什麼事，就和吳先生談。我和這個陳卓就有此一面之識。
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被國民黨中統局特務逮捕後，胡風在外面心急火燎地到處奔走營救我，他因聽我和他日常談話中說起，抗戰時期我到國民黨山西新聞檢 查局工作時，最高上司是陳卓，是以，他就寫信給在南京的阿垅，要他找這個陳卓保釋我。但阿垅、胡風并不認識這個陳卓，當然沒什麼結果。但在一九五五年釋出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三批材料》裡，竟引用了胡風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給阿垅的信，即托阿垅找陳卓保釋我的這封信，在《按語》裡竟說成是“胡風及其集團分子同國民黨特務們的密切關系”的罪證。直到一九八○年中 央釋出的關于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的檔案裡，才糾正了這一史實。檔案引用公 安 部釋出的複查報告中說：“胡風曾寫信給阿垅找陳卓營救賈植芳事，經查實，陳卓與胡風、阿垅均不認識。一九四七年九月胡風為了營救被國民黨逮捕的賈植芳，而想到曾聽賈說過認識陳卓，是以寫信要阿垅設法去找陳保賈。因阿垅不認識沒法找。是以，說胡風、阿垅與特務頭子有‘親密關系’不是事實。”吳歧當時給了我一個中校的軍銜，任命我為山西戰時新聞檢 查處副主任。我立即動身，在一九四◯年二月份回到陝西省秋林鎮，這裡就是閻錫山的第二戰區長官公署和山西省政府所在地，離宜川縣不遠，半年以前，我正是從那裡徒步南下，現在又回到了那裡。
路經西安，我找到了半年前與我結伴南下的老鄉王某，請他幫忙。他戰前在北平朝陽大學上學，因“危害民國罪”被國民黨政權判徒刑，關押在陸軍監獄，坐了五年，抗戰爆發他才被釋放。他又找了幾個老鄉做職員，一起到秋林鎮辦公。其實我很少管事，大多數工作都由王某擔任了。他年齡比我大，閱曆更豐富些。我在那時候結識了八路軍駐山西辦事處處長王世英同志，他還挂着第十八集團軍副總參謀長的頭銜。他是山西洪洞縣人。據他對我說，他是黃埔四期畢業生，三十年代在上海做過特種工作，專事“打狗”，是以他自稱是“打狗隊隊員”。我與王世英從此發生了聯系。
一九四◯年夏，我嫂子李星華在周作人的幫助下，帶了弟弟李光華和三歲的兒子森林，離開北平去延安，先由我在濟南經商的伯父派他的夥計送至山西汾城老家，再由我父親派一名長工把他們三人送到秋林鎮，在我處住了一個多月。由于這一帶政治形勢複雜，有敵僞占領區，有閻錫山二戰區，有國民黨統治區，我通過《新華日報》西安分館經理孫世義(沈穎)關系，設法與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接上關系。常來我這裡走動的王世英說，由他派兩個警衛員直接送他們到延安，不必繞道西安了。但我考慮到我所處的環境複雜，稍一走動馬上會引起别人注意，是以隻能托一名職員，作為送親戚把她們送到宜川縣，再雇馬車到西安。《新華日報》西安分館經理沈穎是我哥哥的同學，是留法回來的，我們早在北平相識，一九三八年夏天又在武漢相遇，我由重慶回山西經過西安居留期間，又無意間相遇，有了來往。李星華三人到了西安後，又在我家在西安開的鋪子裡等了近兩個月，才等到辦事處從延安開來的大卡車，坐上到了延安，和一九三八年就去延安的哥哥團聚了。
我在秋林沒有待滿一年，到第二年春節前後，我突然收到曹祥華通過吳歧打來的密電，說重慶接到山西黨政當局的密報，說我帶有“色彩”，要求撤換，他要我設法離開，以免意外。這種結果是我早有預感的，趁此機會，我寫信到重慶局裡，向他們正式辭職，一邊就悄悄地離開了秋林，又回到西安，重新開始我的流浪生涯。後來才聽說，我離開秋林鎮以後，我帶來的王某等職員，被重慶派來接替我的新任都免職了。
我不是一個書齋裡寫文章的人，我的一生中，經曆過各種複雜的場面，周旋于各種社會關系，見識過各種政治和社會人物，這些奇奇怪怪的人事在這部回憶錄裡還将繼續登場。檢點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間，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裡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從未熄止。是以合則留，不合則去，雖漂泊四方，心卻一念系之，問心無愧。既然思想改造運動中要就這兩件事對我審查，那就審查吧。
我把這事告訴了曹祥華，他當時在華東局工作，他說，你還是去參加思想改造好，把這些問題講講清楚，這是地下黨安排你去的，這是你的功勞呢。說到這裡，他忽然歎了口氣，并笑着說：“解放前我們喜歡亂臣賊子，現在當權了，就喜歡忠臣孝子了。”相近的一些朋友也勸我去，這才勉強而行。果然，到革大政治研究院後，隻是一般地講清了這些經曆，并未有人深究。上面指定我談的重點倒是兩個：一是與共産黨的關系，二是與胡風的關系。由此我也警覺，原來與胡風的交友也是一個政治“問題”。關于這兩個問題，我在以後還有機會寫，這裡暫且不說了。
三個月以後，學習結束了。這其實是一次政治審查，被認為有政治問題或曆史問題的人，都被調離原來的教授或學校行政上司崗位，調到外省外地去了，有的甚至由教授降到中學教員。雖然上司對我的思想作風也宣布了一個結論，說我是“三目主義”——“目無組織、目無上司、目無群衆”，但我仍然回到了震旦大學。其時震旦大學文學院與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實行合并，文學院成立三個系：中文、英文、教育和一個事先串通的人科(由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家政系改過來的)。我當上了中文系主任，第一次算是“幹部”了。這以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已經在各校全面鋪開，每個學校成立了學習委員會，上司教師思想改造，委員會成員大都是外面派來的幹部，有市高教局來的，市委組織部來的，也有公 安局的幹部，本校教師隻有兩個人參加，一個是王國秀(女)，她是文學院院長，留美學生，曆史學教授，還有一個是我。思想改造以後，進行院系調整，外國人辦的教會學校、私立大學都取消了，我便調到複旦大學，那是一九五二年八月，在那裡，我度過了人生史上最恥辱也最難忘的後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