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蜀道
穿越时空的漫漫险途
邓苗苗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先生的这句名言，讲出了“道路”的本质——道路的产生与存续，核心在人。
在自然地理上，身处群山环绕之中的四川盆地，“其地四塞，山川重阻”，“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如果没有道路，与一座孤岛无异，正是因为人的需要、人的行走，有了路，这才有了四川盆地跨越千山、通达四方的历史。
在剑门关悬空玻璃观景平台上可以鸟瞰剑门关全景（曾志强 摄）
所谓“蜀道”，广义上是指所有的入川道路，比如峡江古道、川滇古道、川黔古道、川藏古道等都属于广义上的蜀道。狭义上是指秦蜀、陇蜀古道，即古代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之间道路的总称，以及从甘肃天水出发，翻越祁山，经陇南市礼县、西和县、成县、徽县，到达汉中市略阳县的祁山古道。如今，我们谈起作为文化、生态走廊的蜀道，则通常指秦蜀古道。秦蜀古道一般分为两段，关中穿越秦岭至陕西汉中段，从西至东主要有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汉中穿越大巴山至四川段，从西至东主要有阴平道、金牛道、米仓道、洋巴道。在“北四道”“南三道”等道路的连接下，被秦岭、大巴山阻隔的秦蜀两地从此紧紧相牵。
“栈道千里通于蜀汉”
在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内，有一座醒目的雕像，五名壮汉或手持工具，或凭借躯体，开山辟路，勇猛无比。这一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描绘的正是“五丁开山”的传说。
相传在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意欲伐蜀，苦于道路艰难，于是他令人凿刻出五头石牛，置金其后，谎称石牛能便金，并提出愿意送给蜀王。蜀王心动不已，但秦地与蜀地之间横亘着秦岭和大巴山两大山脉，为了将石牛运送回蜀地，蜀王不惜派出五个壮士开山辟路，“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
当蜀国人通过这条道路拉回所谓的“金牛”，发现它们不过是普通的石牛，方知上当受骗。蜀王后来托人指责秦惠文王言而无信，并下令把这些石牛运回秦国。这么一来一回，秦惠文王得知天然屏障已破，通向蜀国的道路“金牛道”已经打通，于是在公元前316年派出大军从金牛道进攻蜀国，也就是李白所写的“蜀道通而蜀国亡”——蜀国为了贪欲，为自己修筑了一条灭国之路。
五丁开山的传说版本不一、细节各异，赋予金牛道这条古道神秘的色彩。有不少学者指出，这个故事可能正是秦人杜撰，为攻蜀“制造舆论”。尽管金牛道是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一条蜀道，但秦、蜀两地之间的交流应当远远早于五丁开山的时间。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厉共公二年（公元前475年），“蜀人来赂”，这说明至少在此时，蜀地就有通向秦地的道路了，两地之间并非互不往来，只是这条路不一定适宜大规模行军。为了攻蜀，秦惠文王应当大规模整修过道路。
交通对秦国开疆拓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灭蜀之后，秦国在交通上大下功夫，为了加强对蜀地的控制，对金牛道等道路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最后，“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蜀国因金牛道而亡，蜀地则因金牛道而通达开放。金牛道见证了古代蜀地与中原之间的交通发展，它穿越崇山峻岭，如同一条苍龙蜿蜒盘旋。如今我们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行走，仿佛还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感知先人的足迹。
在以后岁月里，蜀道见证了历史最磅礴的巨变：楚汉相争，刘邦以关中、汉中和四川盆地为大后方，终灭项羽，建立汉朝；三国鼎立，诸葛亮北伐，邓艾奇出阴平道，相夺巴蜀；隋末的李渊、五代十国后期的北宋王朝，均先取四川，再一统天下……不管乱世还是治世，蜀道在历代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鹤鸣山的道教石刻造像、七曲山大庙的文昌帝信仰……蜀道将沿线的建筑、文学、宗教等文化形式融会贯通，终于成就了古代的交通奇迹与文化交流的大走廊。
明珠镶嵌的“蜀道之冠”
沿渭水支流斜水与汉水支流褒水的两条河谷间，有一条古道，因其北入口在眉县境内的斜谷口，其南出口在汉中境内的褒谷，故称褒斜道。据《史记》：“周贞王之十八年，秦厉公城南郑。此谷道之通久矣。”可见，褒斜道的开辟时间很早。
褒斜道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沿用时间也最长的古蜀道，号称“蜀道之冠”（邓苗苗 摄）
“惟坤灵定位，川泽股躬。泽有所注，川有所通。余（斜）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东汉建和二年（148年），汉中太守王升撰写了一篇颂文《石门颂》，由书佐王戒刻写在汉中城西北褒斜道上的一处石门中。
这篇颂文是为表彰杨孟文等人开凿石门通道的功绩而作。王升记载说，东汉初年，汉中太守鄐君曾用四年时间开凿褒斜道石门，后来因战乱，褒斜道被毁，人们只能选择相对难走的子午道。子午道悬崖险峻，水流湍急，山谷阴暗，百姓行走在这条路上，“临危枪砀，履尾心寒”，“愁苦之难，焉可具言”，苦不堪言。后来，司隶校尉杨孟文数次奏请开通褒斜道石门，终于在据理力争之下，使石门畅通。“功饬尔要，敞而晏平。清凉调和，烝烝艾宁”，石门要冲开凿后，此处变得宽敞平坦，安定太平。
所谓“石门”，在古代有石洞、通道的意思，一些地方即因境内有天然的石洞而得名“石门”，如湖南石门县，“有石洞开，广数十丈”。而褒斜道上的石门则不是天然的，据陕西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汉中市博物馆原馆长冯岁平介绍，“石门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工穿山交通隧道，可用于通车，两辆车并行。它的开通，在当时解决了南北往来的一大障碍。”
石门内岩石裸露，但表面平顺，无斧凿痕迹。有一种说法是，这是因为采用了原始的“火烧水激”法，即用烈火煅烧岩石，再用冷水快速降温，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让石头爆裂。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石门究竟是用何种方法开凿，但在当时的技艺条件下，石门无疑展现了古人与自然抗争的智慧。
石门的开凿，令褒斜道再次畅通。随后，太守王升忧虑褒斜道通行仍然艰险，又分别整修六处道路和桥梁。到了北魏时期，永平二年（509年）的《石门铭》再次记载了石门通车的盛况：“穹隆高阁，有车辚辚。咸夷石道，驷牧其骃。千载绝轨，百辆更新。”
石门作为要冲，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承载了重要的交通功能。此处地势险要，开通石门的惠世利民之功，激发了后世人们题刻的情怀，日积月累下形成了总数达178种的摩崖石刻大观。如今，石门遗址已被淹没在水库之中，行走在复原的石门栈道上，进入石门触摸石壁，依稀还能感受到当初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而汉中博物馆珍藏的石门十三品，更是以无声的形式，展现汉魏时期的时代脉搏。
石门无疑是褒斜道上的一颗明珠，为褒斜道“蜀道之冠”的赞誉增彩不少。至于为什么称褒斜道为“蜀道之冠”，冯岁平认为，褒斜道是穿越秦岭大动脉，“无论是皇帝下发诏书，还是物资运送，都需要通过褒斜道。褒斜道是蜀道体系中持续时间最长、最好走、最平缓也是最安全的一条道路。”
清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褒斜之道，夏禹发之，汉始成之。南褒北斜，两岭高峻，中为褒水所经。春秋开凿，秦时已有栈道。”这条历史悠久、厚重深沉的古道，既见证了战争的烽火，也见证了经济的繁荣，既见证了人们的往来，也见证了文化的交融。
与《石门颂》并称为“汉三颂”的还有《郙阁颂》《西狭颂》。《郙阁颂》也称《析里桥郙阁颂》，是东汉灵帝刘宏建宁五年（172年）刻的一方摩崖石刻，是为纪念武都太守李翕重修郙阁栈道而书刻的，现存于陕西略阳县灵岩寺。郙阁栈道是达秦入蜀、“路当二州”（即东汉凉州、益州）的官驿大道，也是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中陈仓道的一部分。东汉建宁年间，此路段艰难险峻，士民商旅，往还苦之。东汉建宁三年（170年），武都太守李翕到任后，想到二十多年前褒斜道石门开通的“元功不朽”，乃命“衡官掾下辨仇审”修建“析里大桥”，以解危殆。
《西狭颂》摩崖石刻位于今甘肃成县西13公里处，天井山下鱼窍峡中。这方由东汉小吏仇靖撰刻并书丹的摩崖石刻，主要记载了李翕率众开西狭道的故事。在广义上，西狭道位于蜀道体系之中。此时的武都四路通衢，东北可至关中，东南可至巴蜀，西北可至陇西，西南可至川北，是重要的战略之地。然而此处“两山壁立，隆崇造云”，“下有不测之溪”。太守李翕赴任后，很快发现西狭道路艰险，意识到“今不图之，为患无已”，并迅即部署整修，终使西狭道“坚固广大，可以夜涉”。《西狭颂》不仅记录了西狭道开通的故事，还集中反映了儒家治国理政的思想和理念，彰显了太守李翕勤政为民的风范。
“汉三颂”不仅是古代书法艺术的瑰宝，堪称“汉隶传奇”，它们书写的共同主题，还真实地记录了蜀道发展的珍贵片段。“磐石无转移”,石刻历经沧桑，或完整、或部分地保留下来，让今人得以一窥道路史的曲折艰难与人心的坚韧无畏。
王朝“生命线”
唐代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逃离长安，经陈仓道、金牛道入蜀避难。“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当他夜宿金牛道上的七曲山，听到如泣如诉的风铃声在风雨之中回荡，不由得悲从中来。
古蜀道示意图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兵变发生，唐德宗先是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后又经傥骆道“下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这一路“骆谷道隘，储粮不豫，从官乏食”，因为路险，唐德宗与有“内相”之称的陆贽甚至一度走失，“经夕不至，上（唐德宗）警忧涕泣”。
近百年后，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破潼关，唐僖宗逃离京师，“奔驰昼夜不息”，经傥骆道、金牛道入蜀。此时，江淮运道完全断绝，唐僖宗只能控制秦岭南北的数十道，全靠蜀道以通往来，苟延残喘。在蜀地休整四年后，唐僖宗于光启元年（885年）正月自蜀中启程返回长安。
“每当政权危机之时，蜀地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一个个丧魂落魄的唐朝皇帝。”陕西理工大学教授梁中效曾写过这么一句话。这三名皇帝或在蜀地等待时机，或“倚剑蜀为根本”，可以说，在数个危难时刻，蜀地的资源与财富经由蜀道，支撑起了李唐国祚。明朝人于慎行曾说：“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可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
能倚仗蜀地而绝地求生，有赖于唐朝统治者对蜀道的一贯重视。唐朝定都长安后，历代皇帝都意识到了蜀地的重要性，并重视对蜀道的开辟和修缮。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唐宪宗元和年间，“复置斜谷路馆驿”；唐宣宗大中年间，“新开文川道”……除了对道路本身加强控制，唐朝统治者还慎选蜀道沿线官吏，剑南道、山南道一带的剑南三川之地培养了大量高级官员。安史之乱以前虽有宰相遥领节度使的情况，但几乎不会亲自赴镇。安史之乱后，宰相出镇地方大藩始成为一个显著现象，正是由于蜀道得到修缮，不少高级官员从政治中心长安来到蜀中， 章仇兼琼、高适、严武、杜鸿渐、李德裕等入蜀后留下一地清廉与担当的佳话，而韦皋更是受到蜀人的敬仰。司马光因而在《资治通鉴》中说，中晚唐时期剑南西川是“宰相回翔之地”。
这条从政治、经济、军事上保证国家稳定的“生命线”，不仅沟通了蜀地与关中平原，使蜀地成为坚固的大后方，稳稳地支撑唐王朝，还极大地促进了蜀地与其他地方的文化交流。正是在唐朝，无数诗人往来于蜀道，步履之间留下一道璀璨的文学星河。
蜀道的变与不变
在石门栈道下段的一处山壁上，依稀可见“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的字样。在陕西略阳县城附近的灵岩寺内，有一通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刻制的石碑，上面也刻着这12个字，被称作“仪制令”。
冯岁平介绍，“仪制令”是朝廷通令各州县立于县城通衢要道的石碑，相当于如今的交通规则。随着蜀道的不断完善，在蜀道上人们南来北往，车马交汇，自然也要遵守仪制令的交通规范。尽管“贱避贵”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将人区分尊卑的糟粕色彩，但也体现出尊敬长者、为他人着想的理念。
明清时期，朝廷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更为加强，蜀道作为中原通往西南的交通干道，地位再次提升。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进京赶考、赴任，或是从京师贬往西南，从各地游历至四川者众多。此时，褒斜道的作用不再如之前那样显著，取而代之成为官道的是连云栈道。有学者认为，连云栈即是褒斜道，顾祖禹就曾说：“连云栈，即入蜀之道路，古曰褒斜道。”但经近现代学者考证，连云栈道更可能是唐宋褒斜道改道后逐渐形成的。
清嘉庆三年（1798年）二月，四川学者张问陶第六次踏上连云栈道，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行走在这条路上。面对王朝的千疮百孔，他情绪深沉地写下《戊午二月九日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天如有意屠边徼，我忍无情哭故乡”“战斗心疲千帐冷，惊呼声乱一城秋”等句，表达出无尽忧思。在诗句中，张问陶除了对国势衰颓发出感慨，也记载了蜀道体系的繁盛。在《戊午二月九日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其十二中，张问陶写道：“商于何止关秦楚，陇蜀河潼路万条。”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明清时期的木栈道多被改为石碥路，极大地提高了道路的承载能力和通行效率。明代王士性就曾说，“自古称栈道险，今殊不然。屡年修砌，可并行二轿四马”。
不过，囿于地势限制，蜀道上难免有险路、狭路，但其热闹喧嚣，仍被不少文人记录。雍正年间的进士彭端淑是四川丹棱人，他曾在北京、广东等地为官，致仕后归蜀，讲授于成都锦江学院。他不止一次在剑门蜀道上往返，曾写有《观音碥》一诗，其中“往来通铃铎，逼仄碍车辇”的诗句，描绘了车马在蜀道上行走，需要用摇铃警示来车，并顺利“错车”的生动景象。这说明当时的蜀道仍在发挥着交通功能。
清朝后期，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的联系加强，四川对外交通亦从以秦蜀古道为主转移到以长江为主干的峡路交通上来，伴随着近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与普及，古道逐渐荒芜在草木之中。
民国以来，随着火车、轮船、汽车的传入，古蜀道交通逐渐衰落。然而，古蜀道并没有彻底消失。连接川陕两省近现代建设的公路、铁路、高速路，都是在古蜀道的线路上延展而来的。如民国时修建的川陕公路（今108国道路段），便取线于唐宋褒斜道（元明清连云栈）和金牛道；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宝成铁路，有的部分取线于金牛道。
如今的蜀道，是历史文化遗产的富集地，古代山地道路工程技术、军事遗产、行旅文学、书法史、移民史、生态变迁史……在新的时代，蜀道正焕发出新的活力与价值。
蜀道不仅穿越了秦岭、大巴山的重重关山，也因一代又一代的开路者、行路者而穿越了千年时空。有些故事也许还能通过石刻、碑文留下完整框架，有些故事也许只能通过只言片语捕捉些许细节，但这些关于路、关于人的往事，无疑引发了如今人们对蜀道的种种追思与想象，进而联通古今、指向未来。
来源：官察室
作者：邓苗苗
视觉：谭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