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路蜀道
穿越時空的漫漫險途
鄧苗苗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先生的這句名言，講出了“道路”的本質——道路的産生與存續，核心在人。
在自然地理上，身處群山環繞之中的四川盆地，“其地四塞，山川重阻”，“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如果沒有道路，與一座孤島無異，正是因為人的需要、人的行走，有了路，這才有了四川盆地跨越千山、通達四方的曆史。
在劍門關懸空玻璃觀景平台上可以鳥瞰劍門關全景（曾志強 攝）
所謂“蜀道”，廣義上是指所有的入川道路，比如峽江古道、川滇古道、川黔古道、川藏古道等都屬于廣義上的蜀道。狹義上是指秦蜀、隴蜀古道，即古代關中平原與四川盆地之間道路的總稱，以及從甘肅天水出發，翻越祁山，經隴南市禮縣、西和縣、成縣、徽縣，到達漢中市略陽縣的祁山古道。如今，我們談起作為文化、生态走廊的蜀道，則通常指秦蜀古道。秦蜀古道一般分為兩段，關中穿越秦嶺至陝西漢中段，從西至東主要有陳倉道、褒斜道、傥駱道、子午道；漢中穿越大巴山至四川段，從西至東主要有陰平道、金牛道、米倉道、洋巴道。在“北四道”“南三道”等道路的連接配接下，被秦嶺、大巴山阻隔的秦蜀兩地從此緊緊相牽。
“棧道千裡通于蜀漢”
在四川廣元劍門關景區内，有一座醒目的雕像，五名壯漢或手持工具，或憑借軀體，開山辟路，勇猛無比。這一富有視覺沖擊力的畫面，描繪的正是“五丁開山”的傳說。
相傳在戰國時期，秦惠文王意欲伐蜀，苦于道路艱難，于是他令人鑿刻出五頭石牛，置金其後，謊稱石牛能便金，并提出願意送給蜀王。蜀王心動不已，但秦地與蜀地之間橫亘着秦嶺和大巴山兩大山脈，為了将石牛運送回蜀地，蜀王不惜派出五個壯士開山辟路，“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勾連”。
當蜀國人通過這條道路拉回所謂的“金牛”，發現它們不過是普通的石牛，方知上當受騙。蜀王後來托人指責秦惠文王言而無信，并下令把這些石牛運回秦國。這麼一來一回，秦惠文王得知天然屏障已破，通向蜀國的道路“金牛道”已經打通，于是在公元前316年派出大軍從金牛道進攻蜀國，也就是李白所寫的“蜀道通而蜀國亡”——蜀國為了貪欲，為自己修築了一條滅國之路。
五丁開山的傳說版本不一、細節各異，賦予金牛道這條古道神秘的色彩。有不少學者指出，這個故事可能正是秦人杜撰，為攻蜀“制造輿論”。盡管金牛道是最早見于史書記載的一條蜀道，但秦、蜀兩地之間的交流應當遠遠早于五丁開山的時間。根據《史記·秦本紀》記載，厲共公二年（公元前475年），“蜀人來賂”，這說明至少在此時，蜀地就有通向秦地的道路了，兩地之間并非互不往來，隻是這條路不一定适宜大規模行軍。為了攻蜀，秦惠文王應當大規模整修過道路。
交通對秦國開疆拓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滅蜀之後，秦國在交通上大下功夫，為了加強對蜀地的控制，對金牛道等道路進行了大規模的修繕，最後，“棧道千裡通于蜀漢，使天下皆畏秦”。蜀國因金牛道而亡，蜀地則因金牛道而通達開放。金牛道見證了古代蜀地與中原之間的交通發展，它穿越崇山峻嶺，如同一條蒼龍蜿蜒盤旋。如今我們在這條古老的道路上行走，仿佛還能聽到曆史的回音，感覺先人的足迹。
在以後歲月裡，蜀道見證了曆史最磅礴的巨變：楚漢相争，劉邦以關中、漢中和四川盆地為大後方，終滅項羽，建立漢朝；三國鼎立，諸葛亮北伐，鄧艾奇出陰平道，相奪巴蜀；隋末的李淵、五代十國後期的北宋王朝，均先取四川，再一統天下……不管亂世還是治世，蜀道在曆代軍事、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鶴鳴山的道教石刻造像、七曲山大廟的文昌帝信仰……蜀道将沿線的建築、文學、宗教等文化形式融會貫通，終于成就了古代的交通奇迹與文化交流的大走廊。
明珠鑲嵌的“蜀道之冠”
沿渭水支流斜水與漢水支流褒水的兩條河谷間，有一條古道，因其北入口在眉縣境内的斜谷口，其南出口在漢中境内的褒谷，故稱褒斜道。據《史記》：“周貞王之十八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可見，褒斜道的開辟時間很早。
褒斜道是中國曆史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沿用時間也最長的古蜀道，号稱“蜀道之冠”（鄧苗苗 攝）
“惟坤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餘（斜）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為充。”東漢建和二年（148年），漢中太守王升撰寫了一篇頌文《石門頌》，由書佐王戒刻寫在漢中城西北褒斜道上的一處石門中。
這篇頌文是為表彰楊孟文等人開鑿石門通道的功績而作。王升記載說，東漢初年，漢中太守鄐君曾用四年時間開鑿褒斜道石門，後來因戰亂，褒斜道被毀，人們隻能選擇相對難走的子午道。子午道懸崖險峻，水流湍急，山谷陰暗，百姓行走在這條路上，“臨危槍砀，履尾心寒”，“愁苦之難，焉可具言”，苦不堪言。後來，司隸校尉楊孟文數次奏請開通褒斜道石門，終于在據理力争之下，使石門暢通。“功饬爾要，敞而晏平。清涼調和，烝烝艾甯”，石門要沖開鑿後，此處變得寬敞平坦，安定太平。
所謂“石門”，在古代有石洞、通道的意思，一些地方即因境内有天然的石洞而得名“石門”，如湖南石門縣，“有石洞開，廣數十丈”。而褒斜道上的石門則不是天然的，據陝西理工大學學報哲社版主編、漢中市博物館原館長馮歲平介紹，“石門是人類曆史上最早的人工穿山交通隧道，可用于通車，兩輛車并行。它的開通，在當時解決了南北往來的一大障礙。”
石門内岩石裸露，但表面平順，無斧鑿痕迹。有一種說法是，這是因為采用了原始的“火燒水激”法，即用烈火煅燒岩石，再用冷水快速降溫，利用熱脹冷縮的原理，讓石頭爆裂。盡管沒有确鑿的證據證明石門究竟是用何種方法開鑿，但在當時的技藝條件下，石門無疑展現了古人與自然抗争的智慧。
石門的開鑿，令褒斜道再次暢通。随後，太守王升憂慮褒斜道通行仍然艱險，又分别整修六處道路和橋梁。到了北魏時期，永平二年（509年）的《石門銘》再次記載了石門通車的盛況：“穹隆高閣，有車辚辚。鹹夷石道，驷牧其骃。千載絕軌，百輛更新。”
石門作為要沖，在漫長的曆史時期裡，承載了重要的交通功能。此處地勢險要，開通石門的惠世利民之功，激發了後世人們題刻的情懷，日積月累下形成了總數達178種的摩崖石刻大觀。如今，石門遺址已被淹沒在水庫之中，行走在複原的石門棧道上，進入石門觸摸石壁，依稀還能感受到當初的車水馬龍、熙熙攘攘。而漢中博物館珍藏的石門十三品，更是以無聲的形式，展現漢魏時期的時代脈搏。
石門無疑是褒斜道上的一顆明珠，為褒斜道“蜀道之冠”的贊譽增彩不少。至于為什麼稱褒斜道為“蜀道之冠”，馮歲平認為，褒斜道是穿越秦嶺大動脈，“無論是皇帝下發诏書，還是物資運送，都需要通過褒斜道。褒斜道是蜀道體系中持續時間最長、最好走、最平緩也是最安全的一條道路。”
清朝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寫道：“褒斜之道，夏禹發之，漢始成之。南褒北斜，兩嶺高峻，中為褒水所經。春秋開鑿，秦時已有棧道。”這條曆史悠久、厚重深沉的古道，既見證了戰争的烽火，也見證了經濟的繁榮，既見證了人們的往來，也見證了文化的交融。
與《石門頌》并稱為“漢三頌”的還有《郙閣頌》《西狹頌》。《郙閣頌》也稱《析裡橋郙閣頌》，是東漢靈帝劉宏建甯五年（172年）刻的一方摩崖石刻，是為紀念武都太守李翕重修郙閣棧道而書刻的，現存于陝西略陽縣靈岩寺。郙閣棧道是達秦入蜀、“路當二州”（即東漢涼州、益州）的官驿大道，也是劉邦“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中陳倉道的一部分。東漢建甯年間，此路段艱難險峻，士民商旅，往還苦之。東漢建甯三年（170年），武都太守李翕到任後，想到二十多年前褒斜道石門開通的“元功不朽”，乃命“衡官掾下辨仇審”修建“析裡大橋”，以解危殆。
《西狹頌》摩崖石刻位于今甘肅成縣西13公裡處，天井山下魚竅峽中。這方由東漢小吏仇靖撰刻并書丹的摩崖石刻，主要記載了李翕率衆開西狹道的故事。在廣義上，西狹道位于蜀道體系之中。此時的武都四路通衢，東北可至關中，東南可至巴蜀，西北可至隴西，西南可至川北，是重要的戰略之地。然而此處“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溪”。太守李翕赴任後，很快發現西狹道路艱險，意識到“今不圖之，為患無已”，并迅即部署整修，終使西狹道“堅固廣大，可以夜涉”。《西狹頌》不僅記錄了西狹道開通的故事，還集中反映了儒家治國理政的思想和理念，彰顯了太守李翕勤政為民的風範。
“漢三頌”不僅是古代書法藝術的瑰寶，堪稱“漢隸傳奇”，它們書寫的共同主題，還真實地記錄了蜀道發展的珍貴片段。“磐石無轉移”,石刻曆經滄桑，或完整、或部分地保留下來，讓今人得以一窺道路史的曲折艱難與人心的堅韌無畏。
王朝“生命線”
唐代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唐玄宗倉皇逃離長安，經陳倉道、金牛道入蜀避難。“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當他夜宿金牛道上的七曲山，聽到如泣如訴的風鈴聲在風雨之中回蕩，不由得悲從中來。
古蜀道示意圖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兵變發生，唐德宗先是逃至奉天（今陝西乾縣），後又經傥駱道“下奔梁州（今陝西漢中）”，這一路“駱谷道隘，儲糧不豫，從官乏食”，因為路險，唐德宗與有“内相”之稱的陸贽甚至一度走失，“經夕不至，上（唐德宗）警憂涕泣”。
近百年後，廣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黃巢破潼關，唐僖宗逃離京師，“奔馳晝夜不息”，經傥駱道、金牛道入蜀。此時，江淮運道完全斷絕，唐僖宗隻能控制秦嶺南北的數十道，全靠蜀道以通往來，苟延殘喘。在蜀地休整四年後，唐僖宗于光啟元年（885年）正月自蜀中啟程傳回長安。
“每當政權危機之時，蜀地就像磁石一樣，吸引着一個個喪魂落魄的唐朝皇帝。”陝西理工大學教授梁中效曾寫過這麼一句話。這三名皇帝或在蜀地等待時機，或“倚劍蜀為根本”，可以說，在數個危難時刻，蜀地的資源與财富經由蜀道，支撐起了李唐國祚。明朝人于慎行曾說：“唐都長安，每有寇盜，辄為出奔之舉，恃有蜀也。可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國，亦幸有蜀也。”
能倚仗蜀地而絕地求生，有賴于唐朝統治者對蜀道的一貫重視。唐朝定都長安後，曆代皇帝都意識到了蜀地的重要性，并重視對蜀道的開辟和修繕。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開斜谷道水路，運米以至京師”；唐憲宗元和年間，“複置斜谷路館驿”；唐宣宗大中年間，“新開文川道”……除了對道路本身加強控制，唐朝統治者還慎選蜀道沿線官吏，劍南道、山南道一帶的劍南三川之地培養了大量進階官員。安史之亂以前雖有宰相遙領節度使的情況，但幾乎不會親自赴鎮。安史之亂後，宰相出鎮地方大藩始成為一個顯著現象，正是由于蜀道得到修繕，不少進階官員從政治中心長安來到蜀中， 章仇兼瓊、高适、嚴武、杜鴻漸、李德裕等入蜀後留下一地清廉與擔當的佳話，而韋臯更是受到蜀人的敬仰。司馬光因而在《資治通鑒》中說，中晚唐時期劍南西川是“宰相回翔之地”。
這條從政治、經濟、軍事上保證國家穩定的“生命線”，不僅溝通了蜀地與關中平原，使蜀地成為堅固的大後方，穩穩地支撐唐王朝，還極大地促進了蜀地與其他地方的文化交流。正是在唐朝，無數詩人往來于蜀道，步履之間留下一道璀璨的文學星河。
蜀道的變與不變
在石門棧道下段的一處山壁上，依稀可見“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的字樣。在陝西略陽縣城附近的靈岩寺内，有一通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刻制的石碑，上面也刻着這12個字，被稱作“儀制令”。
馮歲平介紹，“儀制令”是朝廷通令各州縣立于縣城通衢要道的石碑，相當于如今的交通規則。随着蜀道的不斷完善，在蜀道上人們南來北往，車馬交彙，自然也要遵守儀制令的交通規範。盡管“賤避貴”不可避免地帶上了将人區分尊卑的糟粕色彩，但也展現出尊敬長者、為他人着想的理念。
明清時期，朝廷對西南地區的控制更為加強，蜀道作為中原通往西南的交通幹道，地位再次提升。這一時期，文人士大夫進京趕考、赴任，或是從京師貶往西南，從各地遊曆至四川者衆多。此時，褒斜道的作用不再如之前那樣顯著，取而代之成為官道的是連雲棧道。有學者認為，連雲棧即是褒斜道，顧祖禹就曾說：“連雲棧，即入蜀之道路，古曰褒斜道。”但經近現代學者考證，連雲棧道更可能是唐宋褒斜道改道後逐漸形成的。
清嘉慶三年（1798年）二月，四川學者張問陶第六次踏上連雲棧道，這也是他最後一次行走在這條路上。面對王朝的千瘡百孔，他情緒深沉地寫下《戊午二月九日出棧宿寶雞縣題壁》十八首，“天如有意屠邊徼，我忍無情哭故鄉”“戰鬥心疲千帳冷，驚呼聲亂一城秋”等句，表達出無盡憂思。在詩句中，張問陶除了對國勢衰頹發出感慨，也記載了蜀道體系的繁盛。在《戊午二月九日出棧宿寶雞縣題壁》其十二中，張問陶寫道：“商于何止關秦楚，隴蜀河潼路萬條。”
随着生産力的發展，明清時期的木棧道多被改為石碥路，極大地提高了道路的承載能力和通行效率。明代王士性就曾說，“自古稱棧道險，今殊不然。屢年修砌，可并行二轎四馬”。
不過，囿于地勢限制，蜀道上難免有險路、狹路，但其熱鬧喧嚣，仍被不少文人記錄。雍正年間的進士彭端淑是四川丹棱人，他曾在北京、廣東等地為官，緻仕後歸蜀，講授于成都錦江學院。他不止一次在劍門蜀道上往返，曾寫有《觀音碥》一詩，其中“往來通鈴铎，逼仄礙車辇”的詩句，描繪了車馬在蜀道上行走，需要用搖鈴警示來車，并順利“錯車”的生動景象。這說明當時的蜀道仍在發揮着交通功能。
清朝後期，長江上遊與中下遊的聯系加強，四川對外交通亦從以秦蜀古道為主轉移到以長江為主幹的峽路交通上來，伴随着近現代交通工具的使用與普及，古道逐漸荒蕪在草木之中。
民國以來，随着火車、輪船、汽車的傳入，古蜀道交通逐漸衰落。然而，古蜀道并沒有徹底消失。連接配接川陝兩省近現代建設的公路、鐵路、高速路，都是在古蜀道的線路上延展而來的。如民國時修建的川陝公路（今108國道路段），便取線于唐宋褒斜道（元明清連雲棧）和金牛道；新中國成立後修建的寶成鐵路，有的部分取線于金牛道。
如今的蜀道，是曆史文化遺産的富集地，古代山道地路工程技術、軍事遺産、行旅文學、書法史、移民史、生态變遷史……在新的時代，蜀道正煥發出新的活力與價值。
蜀道不僅穿越了秦嶺、大巴山的重重關山，也因一代又一代的開路者、行路者而穿越了千年時空。有些故事也許還能通過石刻、碑文留下完整架構，有些故事也許隻能通過隻言片語捕捉些許細節，但這些關于路、關于人的往事，無疑引發了如今人們對蜀道的種種追思與想象，進而聯通古今、指向未來。
來源：官察室
作者：鄧苗苗
視覺：譚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