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看点

向英雄致敬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背后的故事

作者:资深媒体人journalist

一、现实版的“小北京”、“雷军长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有不少高干家庭父子齐上阵,共同谱写了一曲曲让人热血沸腾的壮丽诗篇。

在1984年上映的对越自卫反击战题材影片《高山下的花环》中,就有一对令人敬佩的父子兵。

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一定会记得剧中的一个小人物-“小北京”。

他的父亲“雷军长”是一位刚正不阿,敢于对不正之风“摔军帽”、拍桌子的老军人。

谢晋导演给广大观众留了个悬念,直到“小北京”光荣牺牲之后,剧情才公开了“小北京”与“雷军长”的父子关系。

《高山下的花环》这部电影改编自军旅作家李存葆的小说。

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影片的时代感、真实感,在获得军方特许的前提下,谢晋导演带领剧组来到了真实的中越战场取景拍摄。

解放军部队抽调多兵种参加了电影的拍摄工作,除了步兵,还有炮兵、坦克兵、工程兵、航空兵等。

影片中的大量战斗场景高度还原了战场实况,部分片段甚至像极了纪录片。

迄今为止,《高山下的花环》仍然是同类题材中最经典的一部影片。

由于故事情节真实感人,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影片一经上映,很快就风靡全国。

在塑造“小北京”和“雷军长”人物形象时,李存葆参考借鉴了许多真实人物的事迹。

(一)高山下的花环原型:师长亲自把儿子送上对越作战前线,壮烈殉国。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军旅作战文学作品中,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以南疆作战的一群英雄们为题材,记述某部九连参战前后的故事,引起人们最强烈的反响。

读过这部佳作的人,都为70岁的老母亲送子上前线的事迹感动,其中也有一个重要的情节:临战前,一位高官的“夫人”把电话打到前线雷军长的指挥所里,要求把她在该部队当兵的儿子,调到后方较安全的单位去,雷军长发火摔电话。

小说是虚构的,但当年少数部队确实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影响十分恶劣。但是,54军的将士们则截然相反,军长韩怀智和猛虎师师长李九龙都和小说中的“老母亲”一样送子上前线,大义大勇,堪称典范。

1979年1月,军委下达南疆自卫还击作战预先号令后,一天上午,猛虎师第162师4个团长随师长李九龙到军部受领任务,韩怀智军长特地把炮团团长钟声琴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严肃地说:“部队就要南下作战了,我把韩东军交给你。到了战场上,他只是你手下的 一个兵,不再是军长的儿子!你要把他和其他官兵一样对待使用,不能有半点特殊!”

韩东军是韩怀智的儿子,本在师政治部工作,战前下到了炮团,在政治处担任保卫股股长。韩怀智在这个时候,把儿子从师机关放到冲锋陷阵的一线作战部队,就是以身作则,这对全团官兵是极大的鼓舞!

现在他还当面对团长明确要求“不能有半点特殊”,钟声琴虽然感到有一些压力,但马上立正,向军长表态:“请首长放心,以我对东军的了解,他思想好、业务精,上了战场一定能向您交一份满意的答案。”

随后,韩东军随战斗炮团团指挥所在一线行动。

这次赴南疆执行自卫还击作战任务,要确保胜利,除了其他一些因素外,士气最最重要。因为部队在和平环境中已经多年没打过仗了,上上下下都会有一些担心情绪。

如何把官兵昂扬的士气激发起来,让官兵怀着必胜的信念走向战场,至关重要。韩怀智战前托子的消息传开后,160师师长张志信毅然把唯一的儿子张力也送去参战, 他送子比军长还一线,派他去了某团特务连侦察排当副班长。

战火无情,但54军的领导干部在战前送子上前线,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敬佩的高尚品格。而将门无犬子,这些新一代军人,到了战场上完全如父,在战斗打响后,勇敢、机智,视死如归。

张志信师长的儿子张力在执行侦察任务时,不怕苦,也不怕牺牲,一直在第一线。2月27日上午,他在向267高地进行侦察时,突然遭到对方火力袭击,中弹负了重伤。

因为是在深山丛林中出不来的, 也无法实施有效抢救,只能做应急处理。一个小时后,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对身边的战友说:“我牺牲后,请转告爸爸,儿子没有给他丢脸,劝爸爸不要悲伤,一定要照顾好妈妈!”说完便牺牲了!

这个消息上报到军部时,张师长本人还不知道,正在前线指挥160师作战。

韩怀智获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对副军长王英洲说:“你带一个侦察排,亲自到160师指挥所,让他坚定指挥,孩子的后事以后再办。”

王英洲带着侦察排连夜走了三个小时,到达160师指挥所,然后给军长发电报:“我已到达某师指挥所,正与张师长交谈。”

韩怀智回电:“按原计划办。”

于是,王英洲把张力牺牲的消息告诉张志信,最后说:“军长对你很关心,让你坚定指挥。”

张志信豪迈地回答:“牺牲人家的儿子是儿子,牺牲我的儿子也是儿子,都是我的好部下。你给军长发电报,请军长放心!”

张师长没有流一滴眼泪。然而,此情此景,却把当初炸掉一只手臂也没哭过的王英洲副军长,感动得哭了。

随后,张志信把悲痛压在心底,一如既往地指挥160师前进,打了 一个又一个胜仗。

同样被送上战场的韩怀智军长的儿子韩东军,也没当孬种。在战场上,他和普通战士一样,经受着血与火、生与死的洗礼,他担任保卫股长除负责目标警卫外,一次还带着一个班参加战斗,炸毁了对方一 座屯兵洞。战后,他负责的保卫股荣立集体三等功。

4月3日,赴前线慰问的中央慰问团团长、副总理王震,来到了54军,在慰问160师时,他紧紧握着张志信师长的手说:“你的仗打得好,党的本色保持得好,祖国和人民感谢你!”

1979年2月初,54军已受领赴南疆自卫还击作战的任务。韩怀智军长到武汉军区开会。这时,162师副师长田景荣正在武汉住院,据初步检查是胃癌。散会后,离返回部队的火车发车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韩怀智和军党委秘书夏凡生急忙赶去了医院看望他。

田景荣副师长见军长来看他,强打精神坐起来。寒暄了几句后,他把事先准备的话说了出来:军长,你是看着我从一个穷小子成长起来的。”

“嗯,这没错。”韩怀智回答。

“我能有今天,全靠党的教育培养。”田景荣道。

“嗯,这也没错,我们都应该这样做。”韩怀智肯定了他的话。

“现在国家有难,部队要上前线,我请求组织上不要把我丢在这病床上。”

“你病了,在医院里安心养病。”韩怀智说。

“军长,你让我上战场,还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韩怀智说:“老田,治好病也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一定要配合医生治好,打完仗我们再来看你。”

这时候,田副师长激动起来,双手握住军长的手,执着地说:“军长,你一定要答应我这个要求,不答应我会死得更快。死在病床上我不甘心,你答应我的请求,或许对身体有好处,心情愉快了,病也好得快。”

他话说到这个份上,眼里闪着泪花,军长实在是左右为难。但韩怀智深知这位老部下的性格,略一思考后,只好勉强答应了他:“是的,党培养的人,是应该死在为国家捐躯的战场上。”

回到军里,他立即给162师李九龙师长、董怀忠政委打电话:“安排田副师长带病出征。”

“他要带兵出征? ”李九龙师长惊讶地说。

“是的。”韩怀智说。

“他病成这个样子……”

“他是一名革命军人,死在战场上是他的荣耀,满足他的愿望吧。”韩怀智眼中泛着泪光,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一定要把田副师长照顾好!”

于是,田副师长如愿以偿地重新回到了部队中,抱病出征。在指挥作战时,他时时忍受着病魔的侵蚀,却指挥了一个个胜仗,展现了自己的军人本色。每当指挥冲锋时,战士们想到副师长抱病坚持指挥,内心中便充满了斗志。

田景荣副师长的胃病非常厉害,本来已经被诊断出胃癌了,出人意料的是,经过战场上的洗礼,田副师长的癌症竟然真的自愈了。多年后,韩怀智军长已经去世了,他却还活着。

在回忆韩怀智军长时,他非常激动地说:“我一生能遇到他这么好的首长,真是福气啊!在54军得什么病都不可怕!”

(二)“小北京”-张力原型

“小北京”的原型人物主要借鉴自张力烈士,他是解放军第54军160师张志信师长的儿子。

张力是张志信的独生子。张志信30岁那年喜得贵子,自然宠爱有加。

不过,军人自有独特的“宠爱”逻辑,张力长大成人之后,张志信就把他送到了自己的老部队当兵。

张力去部队前,张志信给老部队的战友打去电话,再三嘱咐:“不要对他有任何照顾,我只有一个要求-往狠了练他!怎么狠就怎么练!”

对张力,张志信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别给你老子丢脸。”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张力果然没有让父亲失望,入伍不久,张力就成为了全师的训练标兵。

1979年2月23日,张志信率160师进入广西前线参战,他的独生子张力也在开往前线的队伍中。

因为忙于备战,张志信已经有半年多没有见过儿子了。

2月27日,160师李兆贵政委突然得到消息:在进攻高平的战斗中,478团特务连侦察排在267高地侦察敌情时与越军不期而遇。

在猝不及防的战斗中,副班长张力身负重伤,伤势严重。

因为无法实施有效抢救,更来不及送回后方抢救,时年22岁的张力终因流血过多而光荣牺牲。

李兆贵政委得知,张力临终前留下了这样的遗言:“请你们转告我父亲,他儿子没有给他丢脸,劝他不要伤心,照顾好我妈。”

“我父亲是160师师长张志信。”说完这句话,张力就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直到此时,同班的战友才知道他们的副班长竟然是张志信师长的儿子……

李兆贵政委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在这个时候,作为政治委员,他必须冷静、冷静、再冷静。

李兆贵政委见过张力,也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伙子,他更知道,张力是他父亲的“心头肉”。

在李兆贵政委印象里,但凡提及张力,张志信从来都是笑容满面,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得意,也有不加掩饰的自豪。

李兆贵政委知道,对于张志信师长来说,儿子的牺牲将是对他的沉着打击,而160师正处在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刻。

“不能让这个消息干扰师长!”李兆贵政委咬着牙做出了一个决定-暂时隐瞒这个消息。

他立即把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员召集到一起,严肃地宣布了一条纪律:“如果谁向张师长泄漏了这条消息,军法论处!”

然而,张志信还是敏感地觉察到了些许异样。

在张志信师长一再催问下,李兆贵政委只能说出了实情。

听到儿子牺牲的消息,张志信一时呆住了。

足足过了三分钟,张志信这才回过神来。

他极力控制着悲伤,喃喃自语道:“有战争就会有牺牲,那么多好孩子牺牲在战场上,张力只是其中之一,为国捐躯,他死得其所。”

在此之后,张志信重新回到指挥位置,他将丧子之痛深埋在心底,镇定地指挥全师,出色地完成了接下来的战斗任务。

由于条件有限,张力的遗体只能就地火化,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将他的部分骨灰带了回来,交到了张志信师长的手中。

战后,张志信师长不得不将儿子牺牲的消息告诉了老伴。

英雄的母亲伤心欲绝,张志信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双眼通红,却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缓了半天,张志信对老伴说:“战争就是这样的,党和人民把那么多优秀儿女交给我,我要为他们负责。”

“我们的儿子是好样的,我们应该感到骄傲!”

张力烈士后来被追授二等功,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了广西靖西的烈士陵园。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那场教训“白眼狼”的战争中,还有不少张志信这样的父亲,他们义无反顾地与儿女共赴战场。

比如,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江燮元、广州军区第41军军长张序登,他们都是这场战争的高级指挥员,他们指挥的千军万马中就有他们的子侄;

再比如,因为临时换将,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痛失了指挥这次自卫还击作战的机会。

但是,他将一子一女和怀孕的儿媳送上了前线,将军这样说:“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

2009年3月,张志信带着老伴来到靖西烈士陵园,为他们长眠于此的爱子扫墓。

此时的张志信已经身患重病。

在这里,张志信夫妇遇见了不少白发苍苍的老人。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浮现出《高山下的花环》中的一幅画面:

烈士陵园里,满头白发的“雷军长”神情凝重,黯然伤神。

他紧握着另一位烈士母亲的双手,与她互道珍重,这位母亲的儿子叫“梁三喜”……

4年后,张志信与世长辞,终于在天国与他心爱的儿子团聚。

“没有给爸爸丢脸”让我们感谢谢晋导演,是他让我们认识了“雷军长”、“小北京”。

我们更应该记住张力、张志信这对“父子兵”,记住所有为国捐躯的英烈们。

愿烈士们安息,愿后人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

二、《高山下的花环》梁三喜的原型

(一)梁三喜的经历可能是一系列现实人物的混合体,并不仅仅是基于某个人的。当然,王发坤烈士的参考是最多的。

在豆瓣这一大众影视评价平台上,有一部独具特色的战争电影,名为《高山下的花环》。它打破传统的创作模式,融入了更多的人性思考,减少了意识形态的痕迹,使观众能真实体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军旅生活,成为了永恒的经典之作。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索《高山下的花环》背后的故事及其人物原型。

《高山下的花环》这部文学小说的创作背景及其早期反响 李存葆是一位著名的军旅题材作家,他的作品《高山下的花环》最初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引起了军队内部的强烈共鸣。

这部小说在军队内部广泛传播,被战士们争相传阅。尽管还没有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已经在军队内部形成了很高的知名度,成为妇孺皆知的文学作品。

在1982年,一位独具慧眼的著名编辑张守仁,发现了一部优秀的小说并大力推荐到《十月》杂志进行连载。这个建议被采纳后,小说在第一期的头版上发表,引起了轰动,一时洛阳为之纸贵。

此后,小说的名声越来越大,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纷纷对其进行报道和转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高山下的花环》这部小说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甚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采用音频的方式进行联播。

八十年代的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花环”的旋风,为改革注入了一剂文化方面的强心针。

据统计,该小说曾被74家报纸全程连载,50多家话剧团进行了改编表演,9家出版社不惜重金出版了单行本。其中,单日印刷量最高达到了180万册,最终发行量突破千万。

小说作者李存葆更是在1984年9月30日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随后,该小说被著名导演谢晋改编为电影,在大江南北广受欢迎,感动了亿万观众。

李存葆是这部小说的巨大成功者,他深入生活,用独特的方式创作出优秀的文化作品。他出生于1946年的山东淮河区,由于家庭贫困,他在1962年就毕业并开始务农。

两年后,他应征入伍。在1970年,他被调到济南军区政治部担任宣传队的创作员。

80年代的文学创作,受时代背景影响,大多以颂扬为主题,文学想象空间受到很大限制。丁帆、许志英在《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中引用科勒克的名言:“诗人只能在意识形态期待范围的框架内创新,那些真正具有挑战性的异质话语实际上很难出笼。

”这其实是当时文化氛围的真实写照。李存葆虽身在对越作战前线,积累了大量素材,但只能在军队内部进行小范围传播。

直到1982年文学座谈会的召开,一些条条框框被打破,李存葆才能放手创作,写出了一部经典作品。

"梁三喜"是一个铁血柔情的人物形象,李存葆笔下的梁三喜与以往的英雄形象截然不同。他不仅勇往直前、热爱国家,更注重自己的家庭和情感生活。

梁三喜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英雄,他的形象打破了过去英雄人物冷酷无情、脱离人间烟火的刻板印象。

梁三喜出身于红色革命区,深爱着他那善良慈祥的母亲和温柔贤淑的妻子。当他的妻子即将分娩时,他收到了营部批准他回家探亲的报告。

然而,由于新任指导员赵蒙生对工作的不满,探亲假被一再推迟。后来,部队接到了上级的命令,需要前往云南前线参加战斗。

梁三喜为了保护他的战士,为了国家的领土完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探亲假。

梁三喜在出征前,给妻子玉秀写了一封如遗书般的信。他向妻子和母亲交待,如果自己在战场上牺牲了,希望她们能用国家给的烈士抚恤金550元,再加上家里卖掉猪的款项,去偿还自己以前借给战友们的钱。

梁三喜在信中还向妻子提出了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建议:“人死账不清,如果我真的牺牲了,希望你能够改嫁,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不要因为我的去世而浪费了自己的青春。

”梁三喜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留给妻子的遗产只有一件军大衣、一张欠账单和一个拨浪鼓。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梁三喜的人性。他拥有血肉之躯,平时训练对待战友既具有侠肝义胆,又显得温文尔雅。

但梁三喜并不是一贯如此,例如在战场上,看到赵蒙生仍然有未战先怯的想法,甚至有过逃脱的念头,他也会展现出他的铁血一面。

梁三喜这个角色独具亲和力,仿佛他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一员,是从我们中间走出去的同胞,这样就会让人觉得他非常亲切。

作为从人民群众中走出的人物,梁三喜自然是有原型的。李存葆在《新观察》杂志1983年第四期的文章中诚恳地表示:“《花环》中的人物和事件,大部分都有真实的原型。

包括读者比较关心的一些情节,例如雷军长愤怒地扔帽子、血迹斑斑的欠账单、婆媳用抚恤金还账等等,都是以现实事件为基础创作的。

在对资料的深度研究中,我们发现梁三喜的形象可能源于多个真实的原型。有观点认为,他可能是第14军的副连长张大权,也有人认为他是第13军炮兵副连长王发坤烈士,还有人认为他是第41军121师警卫连长李庆海烈士。

因此,梁三喜的经历可能是一系列现实人物的混合体,并不仅仅是基于某个人的。当然,王发坤烈士的参考是最多的。

1979年2月17日,李庆海烈士在一场保卫战中英勇牺牲。当时,他在撤退过程中与敌人狭路相逢,为了保护战友,他大声喊出:“大家分散行动,找保密机,听到暗号再集合!

”然而,就在大家准备出发时,一颗手榴弹突然滚落到地上,开始嗤嗤冒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庆海毫不犹豫地推开身边的两位战友,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了手榴弹。

最后,手榴弹爆炸了,身边的六位战友只有一个人受轻伤,而李庆海却英勇牺牲了。

有一位叫做王发坤的英雄,他在1968年参军,两年后被提升为副连长。1978年的春天,他已经决定转业回家,并且找到了地方的工作。

然而,因为边境战事的爆发,他放弃了回家的机会,对他的首长说:“国家现在需要人,我义不容辞。”他认为,如果在这个时候离开,将会被战友嘲笑,和逃兵没什么两样。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前往前线,最终在敌军的炮火下英勇牺牲,年仅31岁。

在68年入伍时,王发坤和妻子李金花便已定下婚约,两人都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新村村,是一对人人羡慕的青梅竹马。

王发坤在即将离开时,对妻子说:“等到门前梨花盛开的时候,我就回来娶你。”1974年2月,王发坤得到了回老家的机会,和妻子在威宁老家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然而,两年后,王发坤英勇牺牲。

很快,李金花收到了她过世丈夫寄来的包裹,包裹中有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如果我发生意外,你就另觅良缘吧……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家中需要盖房子,我总共向乡亲们借了3000多元钱,欠下的债务你一定要替我还清。

我们虽然人死了,但是债务不能赖!”

李金花的丈夫王发坤的抚恤金只有500多块,远远不够还债。这使得李金花肩上的重担更加沉重。然而,中国的农民是最坚韧的群体,李金花牢记丈夫的遗训,她没有听从丈夫的劝告,改嫁他人,而是带着两个孩子艰难打拼,用了将近11年的时间还清了全部欠款,完成了丈夫的遗愿。

直到2009年,多家媒体发掘报道了王发坤烈士背后的故事。当地政府部门和武装后勤部,纷纷行动开始帮助李金花的家庭摆脱贫困。

2016年,毕节军分区、威宁县政府和武装部共同出资,为李金花老人建造了一座两层小楼。这座小楼总高7.5米,采用三室两排的建筑设计风格,外观朴实方正,内部南北通透,既宽敞又明亮。

这一举措不仅大大改善了李金花老人的居住条件,也让威宁县政府将她纳入了军人遗孀优抚对象,解决了她的养老问题。

李金花有两个儿子,分别叫王远碧和王远苍。由于他们从小就和母亲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缺乏高文化水平,收入状况一直不稳定,这让威宁县的民政部门感到非常担忧。

于是,他们决定帮助这两个儿子发展养殖业,邀请专业的农业专家来指导他们养殖的各个环节和注意事项。

政府贴心服务,协助联系本地收购商,解决王家儿子的销售难题,确保李金花一家年收入达到10万元人民币。

2017年,李金花怀抱两个儿子,自威宁启程,历经波折,再次抵达屏边烈士陵园。仿佛电影中的台词“咱们烈士陵园见”所预示的那样,这对已阴阳两隔的恋人再次重逢。

李金花还特意带了一株雪白的菊花,轻轻摆放在墓前,以祭奠已故的丈夫。在丈夫的墓前,李金花热泪盈眶,凝视着那块深灰色的墓碑,轻声说道:“发坤,我和儿子们又来看你了!

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转眼已经38年了,我真的好想你啊……。”李金花接着向丈夫述说了当下的情况:“去年建军节那天,我们全家搬进了新房,这是政府给我们盖的,宽敞而漂亮。

大家都没有忘记你,总是想着帮助我们。村里还通了公路。每年清明节和春节,都有好心人打电话来问我们有什么困难。

归程墓地后,李金花没有停歇。她还有最后一项人生目标没有实现——建立王发坤烈士纪念馆。于是,她在自家的洋楼二层腾出了一间房间,购买了陈列柜,放上珍藏已久的王发坤的衣物,以及他生前使用过的钢笔、瓷缸等日常用品。

甚至,李金花还自掏腰包购买了边境作战的物品和历史照片,也摆放在纪念房间里。在众多的陈列品中,李金花最为珍视的,是她和王发坤的一份结婚证书。

对她来说,这份泛黄的证书不仅证明了两人在梨花树下的深情,也是丈夫王发坤对她的爱情承诺的见证。

在2020年,王发坤烈士纪念馆被设立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年逾六旬的李金花老人主动担当起了讲解员的重任。

学生们在学校的安排下,聆听了李奶奶深情讲述王发坤烈士的英勇事迹,许多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纪念馆,重温了老一辈无畏牺牲、无私奉献的爱国精神。

至今,年迈的李金花已经为社会各群体讲解了近千次,纪念馆的总参观人数也超过了5000人次。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李金花表示,只要自己的身体条件允许,她将会一直坚持下去,为后代讲述先烈的英勇事迹。

在记者即将离开之际,又传来消息,王发坤的孙子王明建延续了爷爷的脚步,积极参加村里的民兵演练,并于2020年报名参军,目前体检和政审都已顺利通过,现服役于武警遵义支队。

春节前夕,毕节军分区司令员张东湖率部队再次来到李金花家中。多年来,类似探亲活动已成为部队常态,司机也对前往李金花家的道路了如指掌。

进门前,张东湖向李金花奶奶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李金花也有样学样地还了一个军礼,还为来访的领导们准备了预先煮好的茶叶蛋。

李金花老人在交谈中表达了对政府的感激之情,她说自己虽然上了年纪,但是生活安稳,还能有所作为,这一切都得益于政府的照顾。

在分别时,她热情地把客人送出很远,并且还嘱咐要注意山路崎岖,开车小心。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和爱护像李金花这样的烈士遗孀,祝愿她能够健康长寿,福寿安康。

(二)丈夫上了战场,她守候了38年

1979年2月17日,中国出动60多万军队还击越南。战后,军旅作家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出版并改编为电影,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

1979年2月17日,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主人公梁三喜的原型、13军39师115团二炮连副连长王发坤烈士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光荣牺牲。

战前,王发坤和所有上前线的官兵一样写好了遗书。在信里,他给妻子李金花叮嘱:“如果我牺牲了,你就改嫁吧。”

在“七夕”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请让我为您讲述这对爱人鲜为人知的“梨花爱情”。

(一)

贵州省威宁县海拉乡,被誉为“海拉半岛”。王发坤和李金花,间隔7年先后出生在这里。

海拉乡,被称为“心肺都会变红的地方”过去,海拉乡刀耕火种,男耕女织。那时,王发坤是个凉风有信的放牛娃,李金花也亭亭玉立了。

在一次“火把节”的夜晚,16岁的李金花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绣成镶嵌花朵、蝴蝶、小鸟的花腰帯,送给了23岁的王发坤。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恋爱了。

彩云之南,牛栏江畔。如果没有战事,他们的爱情应该是陪着对方慢慢变老。

(二)

大多数热恋中的人,朝思暮想,长相厮守。在一个梨花盛开的黄昏后,王发坤思考再三终于说,“我想当兵去”。

2015年,62的李金花。听到丈夫王发坤的名字,李金花泪流满面。

李金花没有文化,她不知道乐羊子妻的大义,也没听说陈世美的无情,她只是一个淳朴的山村少女,只是傻傻地点了点头。

临参军前,王发坤和李金花在王家门口栽下了一棵梨树,王发坤告诉李金花,等梨花盛开的时候他就回来娶她。

“到部队好好干,自己选择的路要走好。”出发那天,李金花送郎到公社。3公里的路程,他们走了许久许久。路上,王发坤反复叮嘱她要照顾好父母,等梨花开的时候写信告诉他。

(三)

鸿雁传书,飞星传恨。在部队表现突出的王发坤,后来提干成了一名军官。

从信中得知这一喜讯,李金花喜出望外,却又陷入苦恼之中:自己一个字都不认识,又是农村的,他会不会变心,自己能不能配得上他?

王发坤和李金花,相爱相守,阴阳相隔。

以前的信,因为害羞,她不好意思找人代写。辗转反侧,她这次找人回信:“你好容易熬出头了,应该找一个城里的姑娘结婚,这样可以把父母接到城里去住,从此走出大山,过好日子。和我结婚,一辈子呆在山里没什么出息,这对你也不公平。”

王发坤很快给李金花回信说,他这辈子就认准了她,娶她是因为她善良、贤惠,将来也一定是个好妻子。

1974年2月,王发坤当兵六年第一次回家,在梨花树下和李金花兑现了婚约。他们憧憬以后让儿子也继承父业,参军报国。

(四)

不能干满15年随军,那就脱下军装照顾小家。1978年初,上级安排王发坤转业。

终于可以告别两地分居的生活,王发坤在威宁县联系好了工作。他们就要搬离那片贫瘠的土地,美好的日子指日可待。父母一辈子没有走出大山,王发坤要带李金花走出大山,两个儿子王远碧、王远苍也要走出大山,成为城里人。

王发坤军旅照。在已确定转业后,他选择了归队参战。

就在这时,中越边境告急。当组织向王发坤征求意见,是否放弃转业留下参战时,正在老家修房子的王发坤犹豫了。脱下军装,圆一小家。走上战场,生死未卜。

和当初当兵一样,李金花又一次支持王发坤。她没读过书,但她知道自己的丈夫真正的想法。

回部队那天早上,李金花给她的丈夫做了最爱吃的苞米饭,把他送到村口。分手时,王发坤对她说,“等明年梨花盛开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等着我”。

(六)

然而,这一等就是38年。

38年来,只见青山在,不见亲人归。梨花年年照常盛开,王发坤再也没有回来。

1979年5月的一天,一名穿着军装的人找到正在地里干活的李金花,告诉她王发坤在前线牺牲了,并交给她800元钱,其中500元是烈士的抚恤金,另外300元是部队的慰问金。李金花当即昏倒在田里,两个孩子吓得趴在她身上哇哇大哭。

王发坤是炮兵干部,牺牲时任13军39师115团二炮连副连长。他亲自操炮摧毁敌人两个火力点,炸死敌人11名。敌人疯狂反击,炮弹落在他身边的瞬间,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四班新兵罗顺良推开,自己壮烈牺牲。那年,他,33岁。她,26岁。那天,1979年2月17日。

(七)

王发坤牺牲了,李金花却死都不肯相信。

她常常带着两个孩子,到送别丈夫出征的村口,等丈夫回来。一天,两天,一个月,三个月过去了,丈夫杳无音信。

她仍然相信,梨花盛开的时候,丈夫会回来。丈夫可能是打仗时走散了,找不到队伍了,但很快就会回来的。

直到有一天,邮递员通知李金花去公社邮电所领包裹。包裹里,有丈夫上战场前给她的一封信,信上说:如果我牺牲了,你就改嫁吧,我没什么好东西,那件军大衣就作为礼物送给他……

李金花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李金花清楚地记得,她取到包裹时,丈夫寄出的10斤红糖已化了一大半,把装糖的口袋都染成了暗红色,如同血染。

(八)

战争能带走生命,杀不死爱情。

26岁,如花的年龄,好心人劝她改嫁。就连婆婆也不忍李金花遭受煎熬。她拒绝了:“我这辈子生是王家的人,死是王家的鬼。”

李金花全家福,独缺王发坤。她要完成丈夫的遗愿:家里盖房子欠的债要还,年迈的婆婆要养老送终,要把两个儿子抚养长大。

她别无它长,唯有更加辛勤地在田里、山里劳作。积劳成疾,相思成灾。30多岁时,李金花就满头白发,如同盛开的梨花,随风摇曳——郎已走,留着青丝又何干!

梨花开了一年又一年,欠债一分一分地还。7年后,她为婆婆浦林芝老人披麻戴孝送终。11年后,债还清了,是该找找丈夫的墓碑,给他上个香了……

(九)

谁知这一耽搁,竟然又是20多年。

李金花没有文化,她把两个儿子养大,已经很不容易。她不害怕贫穷。丈夫留下的一枚二等功军功章、一只手表、一个水壶、两支笔、一只烟嘴、三个口缸、一件大衣和平时穿的上衣、裤子就已经足够。

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常常想起她的“王哥”。在雨打梨花的日日夜夜,她会记起王哥的承诺。在儿媳带着孙女出走,小儿子在外打工的时候,她无可奈何。

每当外面的人,从王发坤出征时相反的路来到她家,向她打听高山下的花环,听她讲起梨花树下的爱情。

终于有一天,她和她的王哥相见了。28年后,她来到了云南屏边烈士陵园。

他在里头,她在外头。

他化成了山脉,她哭成了泪人。

三、高山下的花环:梁三喜染血的账单,小说创作背后的真实原型故事。

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最具有争议的就是梁三喜那封“染血的账单”,以及赵蒙生的干部子弟“曲线调动”。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有没有具体原型?这部感人至深的经典小说又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一、高山下的作品

1979年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之后,时任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李存葆接到了深入前线采访的任务。他马上跟其他300多名文艺创作骨干加入作战部队,进行战地采访和写作。

李存葆作为临时抽调的随军作家,不但跟随部队作战,还在极其恶劣的行军途中,进行英雄人物事迹的采访。在四个多月的行军生活中,李存葆先后赶写出1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

1978年8月,李存葆奉命调往另一支在广西前线参战的部队,并在那里生活了三个月,使得他再次获得了近距离观察普通战士和英雄人物心灵的机会。

此时,李存葆已经完成了上级要求的写作任务。他前一阶段的报告文学作品《将门虎子--记战斗英雄兰方虎》已经获得了“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英雄赞”征文大赛报告文学类一等奖。

此时的李存葆,不但有着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而且有着真实的战斗生活经历。那些热血的经历跟流水账式的新闻采访与泛泛一般的报告文学相比不免乏味至极,他特别希望自己在创作上能够有所突破。

于是,他开始努力消化、吸收从云南前线和广西前线七个月来,所收集到的战争素材和英雄事迹,耐心地寻找战时与战后那些最能打动人心的人和事。

事实上,李存葆的第一次满怀冲动,铺开稿纸刚写了开头,就把稿子揉作一团扔进了字纸篓。原因是梁三喜一家和赵蒙生一家的两条线都有了,但是其他人物还准备的很不全面。

就这样,《高山下的花环》刚刚开始创作便宣告作废,李存葆此时也结束了第二次在前线部队的采访任务,回到了原单位济南。

1982年4月全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后,著名杂志《十月》的编辑张守仁热情地邀请李存葆到家中详谈。在这里,李存葆向张守仁讲述了前线的所见所闻。当他讲到烈士的妻子和母亲用抚恤金还账的情节时,对方眼泪汪汪地说:写!赶紧写出来!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烈士?哪有这么好的人民!

在张守仁推心置腹的鼓励下,李存葆从182年5月20日动笔开始创作,到了6月19日就完成了初稿。7月5日到18日改写,最后誊抄完毕。

据张守仁回忆:“当天傍晚,李存葆拿了一大摞稿纸,送到北三环中路我家中,希望我尽快处理”。两天后,《十月》编辑部一致同意发表《高山下的花环》。

文坛伯乐冯牧怀着激动地心情为这部小说写了一篇经典评论《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读高山下的花环有感》,于《十月》杂志1982年第六期同期刊发。

二、高山下的调动

在《高山下的花环》中,揭露的另一个深刻问题就是干部子弟的“曲线调动”。在那个年代,由于受到红色浪潮与“上山下乡”运动影响,不少干部子弟参军入伍。

这种现象在平时还不算什么,在战争来临前,就有干部想方设法将其子女调离前线的事情发生。《解放军报》在战争结束后的5月17日就曾经发文,对这一现象提出过严厉批评。

事实上,战争期间大多数干部子女在战斗中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李存葆在云南前线采访时对于干部子弟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时非常赞赏的,他的那篇获奖报告文学《将门虎子》写的就是干部子弟“兰方虎”,子承父志在战场上勇立新功的事迹。还有后来的《英雄的后代》、黄南翼排长事迹,都是对干部子弟的高度赞扬。

一方面是贫穷烈士“欠账单”,一方面是干部子弟“曲线调动”。

一边是用抚恤金还账的高贵品质,另一方面是少数人的贪生怕死行径。

崇高与卑劣之间如何平衡,如何让文学作品放映的矛盾既尖锐,又深刻;既悲壮又思辨。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不能给军队抹黑”,带着这样的难题,作者李存葆不能不反复掂量。

仅仅有对比是不够的,为了进一步凸显梁三喜、靳开来、李大娘的价值,作者塑造出了“雷军长”这个风驰电掣的人物。他既出现在对敌斗争的前沿哨所,又屹立在抵挡不正之风的山巅。

当吴爽把走后门的电话打到他的前沿阵地后,他在师部大会上破口大骂:

“我雷某不管他是老天爷的夫人,还是地主老爷的太太走后门,谁敢把后门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没二话,我雷某要让她儿子第一个扛上炸药包,去炸碉堡,去炸碉堡!

“我雷某不管他是老天爷的夫人,还是地主老爷的太太走后门,谁敢把后门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没二话,我雷某要让她儿子第一个扛上炸药包,去炸碉堡,去炸碉堡!

从雷军长身上我们强烈感受到我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和诸邪辟易的浩然正气。“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令而不行”!这样的军长怎么会不威重令行!

在原著中,这位号称“雷神爷”的雷军长,为这场战争同样献出了自己心爱的独子。

矛盾的尖锐性,勇于凿透冻土层,开掘出生活真理的道路。赵蒙生的错误行径遭到了梁三喜的一顿痛骂,惹火了军长“雷神爷”,受到了没点名的痛斥。

雷军长雄狮般的怒吼,战士们山呼海啸般的掌声,给赵蒙生造成了强大的精神压力,震撼了他灵魂深处的锈蚀了的尊严,他第一次感到无地自容的耻辱在残酷地惩罚他。

这就是在此时,赵蒙生才幡然醒悟,懂得什么是军人的尊严!因为他第一次意识到在他的胸膛里还剧烈跳动着的是一颗懂得羞耻的心。

从梁三喜、靳开来对赵蒙生的痛斥声中,从雷军长甩帽骂娘的怒吼声中:我们读着《高山下花环》,追随着英雄们的脚步,灵魂也仿佛经过了一次净化。

三、高山下的账单

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最感人至深的莫过于那份“染血的账单。”李存葆在云南前线采访11军31师主攻部队时,就曾经亲眼见过这样一份令人震撼的“账单”。遗书中反复叮嘱:如果我光荣捐躯,人死不能账灭,国家会给抚恤金,把抚恤金全部还债。

事实上,那点少到可怜的抚恤金根本不够还账用。在同一时期,张援朝的作品《老兵亲历越战:越军俘虏每天有烟抽,我们军烈士抚恤金不够还账》一文中写道:当时连、排级干部阵亡,只有550元的抚恤金,全部拿出来也不够还账用的。

更令人揪心的是:李存葆在的采访中得知,“染血的账单”并非个案。不少连、排级干部在牺牲后都有欠账的问题,有些是写在纸条上,有的仅仅是口头上交代过。这些欠账的烈士,有河南的,有山东的,有四川的,清一色都是从农村入伍的。

在了解这些“染血的欠账单”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更加感人肺腑的事例:一位烈士的妻子拿着抚恤金,卖到自己结婚时娘家陪送的嫁妆,和年迈的婆婆一起,来到部队替丈夫还债的故事。

这就是小说和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韩玉秀的原型故事。用梁大娘的话来说:连块布头都没给扯给她,她就嫁到俺梁家来了。

在原著中,她和梁三喜结婚三年,呆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90天。

丈夫英勇牺牲,她忍痛节哀,不敢放声哭泣,怕影响婆婆的健康。她既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又要带好刚满月缺奶的孩子”。但是她到了部队后“不是帮炊事班洗刷蒸笼屉布,就是替战士们拆洗被子,一刻也闲不住”。

她为丈夫身带重孝,深夜在丈夫坟头上“无声悲泣”,说明了她对丈夫的感情是多么真切、多么深厚。

婆婆为了她的幸福,要她“早寻个人家”,她“一下子闯进屋,双膝‘哎呦’脆在婆婆面前,猛地用手捂住婆婆的嘴,哭喊着:“娘!您别……别说……俺伺候您老一辈子!”

梁大娘这位出身沂蒙山老区的“鲁中军区”的支前模范,她对革命事业有着无比的深情。她为革命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三个儿子,从未讲过条件。她们一家来连队的路上,吃的是黑乎乎的烂瓜干煎饼,几个咸萝卜头。祖孙三代舍不得买汽车票“一步一步挪了160多华里”。

她的生活如此艰苦,却念念不忘替儿子还债。她拿起剪子,几下铰开了衣襟缝,用瘦骨嶙峋的手“掏出六百二十元人民币,心平气静地说:“三喜欠下六百二十块的帐,留下话让俺和玉秀来还上”。

这就是我们年迈的母亲,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形象!

四、后记

《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后,在全国读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部队将这篇小说连同冯牧写的评论文章印发成单行本,下发到班一级,组织全军阅读。

1984年,上半年《高山下的花环》被改编了三集电视连续剧播出,下半年被谢晋导演搬上电影银幕后,再次引发全国轰动。作者李存葆一年中收到了全国4000多封来信,有表达激动和感激之情的,有诉说相似遭遇的,也有被感化表示“忏悔”的。其中还有400多封是为牢骚副连长靳开来没有立功鸣不平的。

《高山下的花环》电影引发的轰动,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也成为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最感人的电影。2017年冯小刚的电影《芳华》上映,许多年迈的观众在观影的同时,再度回忆起当年那部萦绕在心头的《高山下的花环》。当年小说和电影带给他们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被激荡,在萦绕,再回响!向建国以来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的英雄致敬![祈祷][祈祷][祈祷][祈祷][祈祷][祈祷]

向英雄致敬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背后的故事
向英雄致敬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背后的故事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