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农历7月，山东掖县平里店镇“泰东医院”发生一桩惨案。医院院长王述先医生和妻子程桂芝、长子王文绪及医院工作人员徐玉兰四位共产党员，同时被捕，惨遭日寇杀害。
王述先，1896年生人，书香门第出身，排行老三。父亲王镇行是位乡村私塾先生。王述先从小在掖县和济宁教会学校读书，后到济南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到本县平里店镇开设私人诊所。他学的是西医，且擅长外科。
当地医生多是传统中医，有许多急病顽症需要用西医方法治疗，如做手术、打针、抢救等。西药见效快，很受人们信赖。王述先医德医术好，对病人认真负责，给穷人看病往往是少收或不收费。有的病人无法到诊所就医，他就骑上摩托车上门看病。为此，王述先在平里镇一带很有名气，诊所里挂了不少颂扬他医德医术的匾额。
妻子程桂芝生于1905年。程的父亲是个资深厨师，长期在俄罗斯海参崴工作，受俄国社会习俗影响，坚决不让两个女儿缠足，执意培养女儿，定要供她们读书识字。程桂芝因此能够到掖县、潍县上学，受到较好的教育，熟晓英语，还学了护士专业。程桂芝应聘到王述先诊所工作，后两人结婚，育有五子。
1934年，在王述先身上发生了一起大事。他被土匪绑票了，匪徒要一千块大洋才能放人。王家生活顶多算小康而已，哪有这么多的钱，哀求中间人从中说和。最后绑匪放话，交足五百块马上放人，否则撕票。家人、亲戚朋友万分着急，想方设法东借西凑，筹足五百现大洋，将人赎了出来。
经过这次打击，王述先思想上起了巨大的变化，由此感悟到社会没有公道，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没希望，个人没前途，指望国民党和军阀们建立公道的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
王述先的朋友中有许多进步人士，所少泉即是其中之一。他光明磊落，又忠厚谦恭，乐于助人，在当地有很好的口碑。从1932年起，所少泉被选为永旺乡“农民代表协会”负责人。“农协”虽是官方认可的群众组织，但领导机构主要负责人均是共产党人。所少泉则利用其合法地位，宣传我党政策，组织领导群众与当地政府进行说理斗争，维护农民利益。日寇统治时期，所少泉是我抗日政府第四区区长。
由于受到周围思想进步人士影响，王述先要求革命的愿望日渐强烈。1936年，王述先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程桂芝和徐玉兰也参加了共产党。
1938年春，掖县沦陷，形势急转直下。鬼子和汉奸横行霸道，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民不聊生。抗日烽火也随之遍地燃烧。但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我抗日部队极端缺乏医护人员，特别是技术高超、擅长手术的外科医生。党组织决定派王述先去八路军抗日三军（三支队）参加医疗救护工作。王述先毫不犹豫地关闭了维持生计的诊所，随即撇家舍业，义无反顾奔向战场。
但我军医护条件至为简陋，很多受伤人员无法救治，急需建立一个表面上没有政治色彩，实际上为抢救我伤员的“地下”医院。1939年秋，按组织上要求，王述先回到平里店，开办了“泰东医院”。
医院建立后，手术器材和药品匮乏，王述先通过可靠的同学关系寻找能搞到药品的商人，千方百计买药买手术器械。有时连敌人也得利用上。
有个汉奸头目得了花柳病到医院看病，王述先说，要治这病，需要德国的“914”，但日本人管得紧，什么药都难买到，看他能不能想办法买些药品。这家伙急着治病，爽快答应了，还真的按王述先开的单子偷偷地买到一些药品和器械。
医院里常有化装成平民百姓的“病人”来治疗。多数病人经过处理后，拿些药就走了；少数必须住院治疗的，多为需要做外科手术的枪伤重病员。住院时，医生、护士必须事先与病号统一好口径，如姓名、年龄、何种疾病等，绝对不能暴露枪伤病情，以防敌人盘查细问。这个表面风平浪静的“泰东医院”，紧张而高效地运转着，抢救了很多伤员。
院内工作人员可靠，保卫、保密措施缜密周全。平里店是个大镇，商业和手工业较其它乡镇发达，并有电报局和邮政所。镇里有两条大街，前后街商户甚多，且常开集市，过往出入人员频繁，十分利于我伤病员进出，医院安全状况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入院伤员大都经快速处理后，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王述先夫妻为革命无私无畏，甘当无名英雄。尤其是妻子程桂芝，除辛勤工作外，还要照顾吃奶的婴儿和四岁的孩子，无论家庭多么困难，工作多么艰苦，环境多么险恶，她都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的工作。
王述先当然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有多危险，他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护家人。长子王文绪，离家参加革命并已入了党，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对这个孩子他可以少操点心。12岁的老二和7岁的老三，他都放在岳母家里。4岁的老四和襁褓中的老五，离不开母亲，只能带在身边。
他有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诊所防范再严密，也抵不住叛徒的出卖。叛徒侯锡明把泰东医院的秘密报告给了平里店据点的日军。
1941年9月6日，鬼子秘密设伏。这天正是农历7月15日“放河灯”节，当地有家人团聚的习俗。但鬼子等待多时，并没等到其他人，遂于晚上11时许，抓捕了王述先、程桂芝和医院工作人员徐玉兰，还有王述先的三个孩子，长子王文绪和老四、老五。王文绪本不在医院的，可这天他恰好到诊所来交换情报，不行落入魔掌。
深夜，十几名鬼子和一个翻译绑押着他们去据点。路上碰到一个打更的人，鬼子嫌小孩哭闹，走得太慢，叫翻译对更夫说：“你将这两个小孩送到新民会去，听明白了吗？”打更人连忙称是。
打更人认出来了，被抓的是王述先医生夫妇。他没有把两个孩子往新民会送，而是带着孩子到了八里地以外孩子的姥姥家。他做了件天大的好事。新民会是汉奸窝，两个孩子去了那，命运叵测。打更人叫徐松，王述先活下来的孩子无人不感念他。
但事情并非有如此简单。为斩草除根，敌人继续追查两个孩子下落，很多好心人从中给予帮助，才使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王述先的孩子能活下来，很多人出了力。
被抓走的王述先等4人，不久都被害了。
“泰东医院”被敌人破坏，王述先夫妇牺牲，激起了抗日军民极大的怒火。任掖县县委书记王磊，当即严令六区委必须立即采取一切措施除掉叛徒。侯锡明和老婆住在戒备森严的鬼子据点里，自以为高枕无忧。仅仅七天，这对恶狼夫妇就被我八路军处决了！
王述先夫妇牺牲后，岳母受到极度刺激，精神失常，四个孩子境况堪忧，全靠街坊邻居在照顾。
是所少泉站出来挑起了大义。他得知王述先夫妇噩耗， 立即赶赴其岳母家安置烈士遗孤。王述先的二兄也闻讯及时赶到。经商量，由所少泉将襁褓中的老五和老三领走，二兄将老二和老四领走。其岳母的照料，好心的乡亲都愿意帮助，总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万幸的是，没多久其岳母的病情日渐好转，半个多月后生活已能自理。
为了烈士遗孤的安全，所少泉请村里可靠的青年所林广（党员）帮助，只要得知鬼子要来“扫荡”，所林广就负责领着老三逃离，孩子虽说仍不免于恐惧，但安全有了基本保证。为了让老五能吃到奶，所少泉妻子就在村里找哺乳期的妇女要点奶，只要能想法子别让孩子饿着，就是所家最大的欣慰。
不久，王述先二兄请人帮助，把老二安排到掖县城学徒。所少泉得知后很不安，觉得在县城里学徒太危险，一旦暴露身份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决定也把老二接到他家，继续上学，直到1944年秋，老二参加了八路军。
所少泉救助烈士遗孤的无私无畏的精神令人感喟万分，不说由此带来的经济负担，光就承受的精神压力该会是多么沉重。这事一旦被鬼子汉奸知道，结果就是家破人亡。所少泉以自己的行动凸现了共产党人的风范。
王述先的几个孩子后来都成长得很好。
老三王文少在所少泉家上了一年多学后，回到了外婆家。所少泉看到王述先岳母家生活极其困难，随即找到掖县三区人民政府，请区政府设法帮助。区政府爽快地答应每月给补助二升（30斤）粮食，才使一家人能勉强渡过难关。
老二王浩斌参加八路军后，尽管年龄很小，但为父母报仇雪恨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为打击日寇侵略者，他从不畏惧艰险的战斗环境，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日本投降后，王浩斌转战东北，很年轻就担任了电台领导，解放战争中随东北野战军一直打到湖南衡阳。由于政治可靠，思想、技术较好，他被选调到北京，在总参谋部三部工作。
老三王文少于1947年春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老四弟王文绥于1953年春参加了工作。老五王文乐在所少泉家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外婆家，于1960年夏考入人民解放军空军航校。兄弟四人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