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少年强则国强。
这是人们对少年蒸蒸日上的期待，也是历史发展的使然。
现代如此，古代亦是如此。
在古时，少年的健康成长，代表着家族的延续，代表着更多的生产力，更多的能人奇士，更多的军队，代表着国力的强盛。
所以，古时讲究尊老，讲究严教，家族成员对待少年的教育严之又严。
但在此之外，法律对于少年的人文关怀也一个没少，其面面俱到，充满智慧。
恤幼
恤幼是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转型期间就诞生的理论思想。
在西周，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儿童少年与成年人之间身体上的悬殊，自我判断和控制能力的区别。
所以，在西周，施行上古残酷刑罚的朝代，已经开始对未成年人进行区别对待了。
《礼记·曲礼》 ：“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八十、九十的人为老人，而七岁之人为“悼”，也就是幼童。
这类人是“不加刑焉”，也就是完全无“刑事责任”，并不是酌情减轻或者区别对待，而是直接剥除在了法律的掌控以外。
与法条相匹配的，也有许多很有意思的“司法解释”。
考虑到男孩与女孩身体发育快慢以及力量、智力发育各有区别，7岁可以解释为“换牙”为始。
也就是判断是否为儿童，不仅要看是否为7岁，如果没有还没有开始换牙，就算超过了7岁（未龀者），也可不加刑罚。
古代平均寿命短，孩子当家年龄也小，但7岁换牙阶段当作标准还是过于“幼”而非“儿童”。
而且在实践之中，有些人发育较早，没长牙也有了强壮身体，完全有犯罪的风险，而有些儿童已经长牙，但在面临危险的时候，弱小的身体不足以抵抗。
所以，到了重武的秦朝，恤幼的标准变成了身高。
《周礼·地官·乡大夫》：“七尺谓年二十，六尺谓年十五。”
秦朝提高了未成年人保护的年龄限制，十五岁以下完全无刑事行为能力人，而十五岁的判断标准为身高六尺。
这个身高是能够对他人造成直接伤害，和成年人差距不大，身体机能足以应对生活中的各项事宜。
通过西周和秦朝时期的未成年保护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恤幼”并非完全按照真实的年龄，更多的是对身体机能与控制能力上的关怀。
成文
成文也就是一项法律形成了稳定的一套规范体系。
战国铸造“刑书”之后，刑法典被历朝历代所继承，规范越来越多，体系越来越健全。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同样如此，汉代以后，未成年的保护不仅仅是区分免责，减刑、正当防卫、优待等各个方面也开始全面。
“未满八岁,八十以上,非手杀人,他皆不坐”
在汉代，未满8岁的为完全无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但除了亲手杀人以外。
而且除了恤幼以外，开始慎刑，追求程序正义。
未满7岁的未成年人，如果亲手杀人，被判处了死刑，必须经过保囚制度，向廷尉上报审批才可执行，而且在未成年案件中不使用刑具与囚禁。
如果有可以原谅的情节，比如防卫行为，或者带有“礼”的反击行为，以及力量悬殊过大。
比如在维护父母的时候失手杀人，由于“孝”，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处罚，甚至于进行嘉奖。
又或者7岁孩童在面对15岁少年的霸凌之下，反击杀人，如此力量悬殊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魏晋时期，又产生了“限制刑事责任”一概念。
《魏书·刑罚志》：“年十四以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岁，非杀人不坐”
这一时期九岁为幼儿，完全无刑事责任人，不承担责任，除非亲手杀人。
九岁以上和十四岁以下的这一部分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对于偷盗以及其他犯罪都应该负刑事责任，但要减半处罚，也就是减轻处罚。
这一个被现代世界刑法所使用的法律概念，在魏晋就早早出现，这不仅是法律思维内核的殊途同归，也证明了大陆古人善于思考和探索的精神。
成熟巅峰
《唐律疏议》是从战国秦汉乃至隋朝的集大成者，也是大陆古代成文法典的巅峰，这部法律面面俱到，涉及刑法与民法，有着诸多第一。
同样，未成年人保护在唐代变得相当成熟，逐渐走上巅峰。
《唐律疏议》的未成年人年龄划分，几乎接近现代。
完全无刑事责任的终极体制确立，7岁以下的儿童，就算是犯了杀人罪也不再承担刑事责任。
对于家长利用孩子，或者是利用7岁以下儿童犯罪者，要承担相应的罪责，儿童同样不承担。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终极体也在此时确定，7岁以上（不含7岁），10岁以下的儿童，除了谋反、谋大逆、杀人罪、不孝、伤害长辈等不可饶恕的重罪外，其余的犯罪，比如盗窃等，不承受刑事责任。
然后就是减免体系，对于10岁（不含10岁）以上，15岁以下的儿童，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所有罪行承担刑事责任，但应当较正常成年人而减轻处罚。
这套刑事年龄划分与相应的措施是否很眼熟？
现代很多国家都是按照这样的3层标准，只是年龄有所区别而已。
同时，与刑事责任年龄所匹配的是各种“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措施。
对于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虽然有些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但对于未成年适用赎刑。
即通过金钱洗刷罪名，不过有些条件限制。
《唐律疏议》的《名例律》规定，15岁以下和70岁以下的老人以及有身体残疾、智力问题的犯罪人可以赎罪（流放罪以下）。
但是《名例律》后来又加了限制条款：
“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
如果是附加刑流放（类似现在附加罚金的方式），主刑为死刑等，或者因为家属谋反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而被牵连流放的儿童，这类人尽管是有流刑，也不允许赎罪。
但儿童流放的距离和流放地的劳动环境，应该较正常人而改善。
对于80岁、10岁以下（更弱者）与残疾、智力问题的人，在流放罪以上也可以缴纳赎金来赎罪。
唐代报囚制度已经非常先进，对于未成年人更是如此，在弱势群体犯罪的时候，不能适用赎金的话，也可以通过上请进行减刑。
除此之外，对于未成年人不允许适用刑具，禁止刑讯逼供，同时在针对未成年犯罪方面，着重处罚“人贩子”，惩罚“弃养者”，建立了“收养制度”。
所以，唐代法律发展是历史的集大成者，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在这个时间变得成熟，逐渐走到巅峰，基本框架逻辑被后世世世代代所继承。
中国自古都不缺乏善思者，中国本土法律的发展从最早就充满着智慧，关于未成年年龄划分与相关的一套措施甚至于在当今的世界，很多国家也都在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