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源：Feminist Peace Collective女权和平集体
媒体简介：女权和平集体是由阿塞拜疆女权主义者于2020年成立，针对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探讨和平、冲突、军国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性别、男性气质等相关问题的概念，以对社会传达女权主义的和平话语。
最近几周，随着阿塞拜疆与美国之间紧张局势的升级，围绕女权主义和LGBTQI+权利的讨论再次兴起。这种议题的重新火热始于一系列行动，包括针对美国国际开发署及其金融合作伙伴的行动，这些行动被视为对阿塞拜疆国家安全的威胁。
因此，Abzas Media的成员和其他独立记者遭到逮捕，在美国学习的个人也被贴上了特工网络的标签。这些针对民间社会的新一轮镇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与该政权对权力丧失的偏执，以及美国参议院通过第907节后该地区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变化密不可分。然而让人新奇的是，LGBTQI+的权利在政府的言论中被高度工具化，成为一种对抗外部干预和维护国内安全的策略。
自1992年10月24日起生效的《自由支持法案》第907条源于阿塞拜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封锁。这些限制措施特别影响了美国对阿塞拜疆的直接军事和经济援助。2001年，参议院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允许总统放弃第907条。但在2023年11月1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终止了对阿塞拜疆的所有军事援助，实际上采纳了《自由支持法案》第907条的豁免规定，这使得双方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举动在历史上与阿塞拜疆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封锁有关，如今在2023年9月重新获得对这块飞地的完全控制权后再次适用。
这些外交政策的变化看似突然，却揭示了与长期存在的卡拉巴赫问题的深层联系。然而，在这一地缘政治动态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所谓"LGBT议程"的蓄意打击。早在一年前的2022年，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政府就曾以阿塞拜疆的LGBTQI+群体所面临的压迫为由，讨论过将第907条适用于阿塞拜疆的可能性。
作为对2022年这一呼吁的回应，隶属于国家的新闻网站Milli.az借机将同性恋者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作者提出了大量相互矛盾的论点，最初承认LGBTQI+s作为"性少数群体"存在于阿塞拜疆，并承认仇视同性恋是不好的。然而作者的论述出现了转折，他对所谓的"美化性少数群体"表示鄙视，并将其与西方议程联系起来。在阿塞拜疆的媒体中，这种盛行的说法以及"性少数群体"标签的使用，被策略性地用来贬低同性恋者，将他们描绘成没有政治影响力、注定要被忽视的人。
当然，问题也随之而来：同性恋政治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联系？此外，在美国与阿塞拜疆关系紧张的背景下，LGBTQI+问题有什么意义？要批判性地研究这些问题，就必须探讨历史上在外交和国内政治领域对权利的武器化。
国外剥削与国内剥削
帝国主义国家历来试图将其议程扩展到周边地区，这往往导致地方当局和人民通过新殖民主义工具和软实力处于从属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利用LGBTQI+和妇女权利作为战略伪装，转移了人们对这些政策真正本质的关注。
研究美国以妇女自由为名入侵阿富汗、以促进人权为名入侵伊拉克、打着保护巴勒斯坦同性恋者权利的旗号试图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种族隔离辩护等例子，可以发现身份政治被操纵以促进地缘政治利益的复杂方式。然而受影响的群体，无论是阿富汗、伊拉克还是巴勒斯坦的妇女和同性恋者，都一直坚持反对被用作这些政治花招的工具，他们呐喊道："绝不能以我们的名义！"
因此，在外交政策中保护LGBTIQ+的权利就成了一种有可能进一步压迫后殖民人民的工具。在这种工具化的另一个更黑暗的方面，边缘民族往往发现自己受制于当地的专制、传统或右翼统治者，成为其政治精英手中的工具，同时寻求所谓的西方普世自由价值观的庇护，但仅限于得到回应而非真正的支持。
在全球舞台上，阿塞拜疆寻求在全球秩序中展现主权力量和维护自身地位，在西方和东方（更具体地说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集体空间中游刃有余。然而，在现实中，阿塞拜疆选择性地接受来自两端的言论，同时采用其他专制政权的言论和策略。
另一方面，阿塞拜疆始终根据地缘政治的利益冲突来调整自己，将自己的外交政策表现得很平衡，同时又小心翼翼地行事，尤其是与西方国家。尽管阿利耶夫总统的言论表明他希望"惩罚西方"，但他镇压公民社会的真正意图在于加强内部控制和谋求地区霸权。在国内，阿利耶夫总统将此视为对有色革命、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议程以及激进女权主义等西方威胁的防御，旨在通过制造文化冲突瓦解公民社会。
如今，阿塞拜疆政府将性别和LGBTQI+权利作为一种工具，尤其是在接受第907条款后与美国关系紧张的时期，这是这些政治动态的直接结果。阿塞拜疆似乎意识到，它有能力打着"非殖民主义"的旗号，操纵围绕美国历史上将LGBTIQ+权利武器化的言论，为自己谋取利益。与此同时，阿塞拜疆还采取了一种文化战略，将同性恋问题定位为外来的、与阿塞拜疆社会格格不入的问题，并采取了一种安全化战略，将LGBTIQ+权利视为国家安全问题。
作为国家安全问题的LGBTIQ+
最近几天，在针对公民社会的新一轮攻击中，阿塞拜疆国营AzTV频道热衷于参与持续的抹黑运动，不断穿插讨论与美国和西方相关的"LGBT议程"。它声称美国通过将LGBTIQ+框架纳入当地政治来支持颜色革命。
该频道将LGBTIQ+描述为从国外引进的"激进女权主义"的副产品，据称其目的是侵蚀家庭制度的基础。这种说法认为，这种影响旨在促进同性恋，同时将民族意识打上倒退的烙印。这种描述不仅强调了对西方的指责语气，还突出了民族主义的视角，认为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言论引入当地政治环境会产生影响。
亲政府的新闻机构APA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美国国际开发署在阿塞拜疆的政策，对国家议程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指示持续关注与女权主义者和LGBTQI+人士相关的问题，将他们视为阿塞拜疆社会的非典型：
"另一项指示是不断关注与女权主义者和LGBT人士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阿塞拜疆社会中并不典型，并在当地和国际社会中形成一种舆论，称阿塞拜疆"歧视"这些人。
所有这些言论都延续了一种叙事，在西方和阿塞拜疆之间助长了一种文化冲突感，除了将LGBTQI+s安全化，将其视为"威胁"之外，还将同性恋定性为该国的外来事物。将LGBTQI+问题升级到国家安全层面，揭示了阿塞拜疆政府精心策划的战略。在战胜卡拉巴赫成功实现民族团结之后，新一轮的民族主义需要找出其他假想的威胁来维护这种团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战略性地利用民族主义和宗教情感，将LGBTQI+活动与女权主义一起描绘成对阿塞拜疆传统和伊斯兰教的威胁。
这一策略旨在操纵文化和宗教价值观，使同性恋群体对平等和权利的要求失去合法性。它故意将民族主义和宗教一致性与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混为一谈，强化了全球右翼当局采用的保守议程。当前阿塞拜疆文化政治向保守主义的转变具有双重目的，一是将反对政权的异议边缘化，二是试图将阿塞拜疆公众团结在所谓的"传统、保守的价值观"周围。
这种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与宣扬道德和"传统价值观"的论述密不可分的，这些论述本质上是与西方理想相对立的，尤其是性别平等、生殖权利、性教育以及对不同性身份的接受。这样一来，宣扬他们的阴谋论、将LGBTQI+抵抗活动家和真正的努力贴上西方资助和引导的标签就变得相当容易了。
作为统一阿塞拜疆人民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阿塞拜疆正在共同努力颂扬传统的性别角色。身体在这些控制机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既是民族化的象征，也是执行异性恋规范的工具。通过以国家名义集体形成的界定"适当行为"的话语，这些机制试图规范和强化传统价值观。
对性行为和妇女权利的限制被策略性地定格为"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而不是国家的纪律权力和政治。通过将这些限制贴上"传统价值观"的标签，国家试图使其对个人选择和行为的控制合法化，并将其视为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策略不仅强化了保守的意识形态，还在保护传统规范和国家安全的幌子下，通过压制异议和反对意见来巩固权力。
在十字路口前行
展望未来，阿塞拜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价值冲突植根于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和不稳定的环境中，价值观问题往往成为焦点，以转移人们对紧迫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注意力。这种伎俩为全球各国所熟知，是一种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再生产机制。其主要目的是转移人们对核心问题的注意力，将人们的不满归咎于外部因素，培养一种指责"他人"的文化。
与欧洲针对移民的政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在欧洲，类似的策略已成功地将移民描绘成一种威胁，并助长了广泛的伊斯兰恐惧症。阿塞拜疆当局善于采用西方右翼言论，从西方教育到性行为表达，都披上了广义现代性的外衣。然而，当这种现代性深入到普通民众时，却往往被掩盖在传统主义的外衣之下。耐人寻味的是，即使是传统主义也是在控制之下运作的，宗教社区和团体面临着严重的压制。
在当前形势下，核心目标是战略性地利用同性恋群体作为政治工具，同时对剥夺其健康、生命和工作等基本权利视而不见。必要时，通过强有力的生物政治来实施控制，如征召他们入伍，让他们承受战争的危险。反对这种压迫的同性恋-女权主义抵抗运动，实质上就是反对政府的控制和压迫机器。
就阿塞拜疆而言，后苏联时代的平衡外交政策要求在与俄罗斯的军事战略合作和与西方的紧密经济联系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阿塞拜疆政权表面上拥护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所推动的现代化，但却在国家现代化的话语下战略性地掩盖了这一点—有选择性地采纳西方认为有益的元素。这种做法助长了对劳动力的剥削，包括对妇女和同性恋者的剥削，使阿塞拜疆得以在没有强有力的核查和问责机制的情况下参与全球政治和经济。
虽然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因其安全影响而得到承认，但阿塞拜疆在采取俄罗斯的某些立法措施（如"反同性恋宣传"法）时却很有眼光。尽管阿塞拜疆自2014年起就适用了俄罗斯的"外国资金限制"法，但在颁布更严格的"反同性恋宣传"法以及俄罗斯最近将LGBTQI+人士归类为"极端主义团体"方面，阿塞拜疆一直犹豫不决。然而，这种战略上的克制并没有减少阿塞拜疆未来利用权利作为破坏性工具来对付同性恋者的可能性。不完全采用俄罗斯的做法或许可以被视为平衡外交政策决定的一部分，而实际上阿塞拜疆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努力来协调其立法，就可以将权利作为炸药使用。没有法律约束并不能阻止该政权通过其他手段实施镇压。
尽管如此，去年这一话题还是出现在了政治讨论中，议员贾万希尔·帕沙扎德（Javanshir Pashazade）和巴库国立大学法学院教授阿夫萨尔·萨迪戈夫（Afsar Sadigov）就阿塞拜疆可能通过一项类似于俄罗斯同性恋宣传法的法律发表了看法。与此同时，政府并没有急于实施这一议程，而是选择了更微妙的手段，通过立法行为对LGBTQI+群体实施限制，而这些立法行为则被国家安全问题所掩盖。
在同性恋和女权主义抵抗团体的交汇点上，必须考虑新的策略，尤其是在来自西方的资金不断减少，而阿塞拜疆政府又缺乏重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随着安全空间和社会服务在本已受限的环境中逐渐减少，这些运动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方面做出的选择将决定他们的策略。阿利耶夫政权在绝对权力的驱使下，试图彻底铲除或收编公民社会，超越现有的限制。然而，这一充满挑战的时期也为超越全球西方和全球东方二元框架的自主斗争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阿塞拜疆在俄罗斯和西方集体之间微妙的外交政策舞蹈暴露了对劳动力更深层次的剥削，权利也成为了一种武器。因此，将LGBTQI+问题升级为国家安全问题，反映了一种蓄意压制异议的策略。随着传统性别角色得到颂扬，身体成为了执行异性恋规范的国家化符号，LGBTQI+群体成为了阿塞拜疆乃至全球推行右翼和威权主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