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源：Feminist Peace Collective女權和平集體
媒體簡介：女權和平集體是由阿塞拜疆女權主義者于2020年成立，針對第二次卡拉巴赫戰争，探讨和平、沖突、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民族主義、性别、男性氣質等相關問題的概念，以對社會傳達女權主義的和平話語。
最近幾周，随着阿塞拜疆與美國之間緊張局勢的更新，圍繞女權主義和LGBTQI+權利的讨論再次興起。這種議題的重新火熱始于一系列行動，包括針對美國國際開發署及其金融合作夥伴的行動，這些行動被視為對阿塞拜疆國家安全的威脅。
是以，Abzas Media的成員和其他獨立記者遭到逮捕，在美國學習的個人也被貼上了特工網絡的标簽。這些針對民間社會的新一輪鎮壓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與該政權對權力喪失的偏執，以及美國參議院通過第907節後該地區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變化密不可分。然而讓人新奇的是，LGBTQI+的權利在政府的言論中被高度工具化，成為一種對抗外部幹預和維護國内安全的政策。
自1992年10月24日起生效的《自由支援法案》第907條源于阿塞拜疆對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封鎖。這些限制措施特别影響了美國對阿塞拜疆的直接軍事和經濟援助。2001年，參議院提出了一項修正案，允許總統放棄第907條。但在2023年11月15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終止了對阿塞拜疆的所有軍事援助，實際上采納了《自由支援法案》第907條的豁免規定，這使得雙方的關系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一舉動在曆史上與阿塞拜疆在20世紀90年代初對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封鎖有關，如今在2023年9月重新獲得對這塊飛地的完全控制權後再次适用。
這些外交政策的變化看似突然，卻揭示了與長期存在的卡拉巴赫問題的深層聯系。然而，在這一地緣政治動态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對所謂"LGBT議程"的蓄意打擊。早在一年前的2022年，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的政府就曾以阿塞拜疆的LGBTQI+群體所面臨的壓迫為由，讨論過将第907條适用于阿塞拜疆的可能性。
作為對2022年這一呼籲的回應，隸屬于國家的新聞網站Milli.az借機将同志者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作者提出了大量互相沖突的論點，最初承認LGBTQI+s作為"性少數群體"存在于阿塞拜疆，并承認仇視同志是不好的。然而作者的論述出現了轉折，他對所謂的"美化性少數群體"表示鄙視，并将其與西方議程聯系起來。在阿塞拜疆的媒體中，這種盛行的說法以及"性少數群體"标簽的使用，被政策性地用來貶低同志者，将他們描繪成沒有政治影響力、注定要被忽視的人。
當然，問題也随之而來：同志政治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标之間是否存在真正的聯系？此外，在美國與阿塞拜疆關系緊張的背景下，LGBTQI+問題有什麼意義？要批判性地研究這些問題，就必須探讨曆史上在外交和國内政治領域對權利的武器化。
國外剝削與國内剝削
帝國主義國家曆來試圖将其議程擴充到周邊地區，這往往導緻地方當局和人民通過新殖民主義工具和軟實力處于從屬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利用LGBTQI+和婦女權利作為戰略僞裝，轉移了人們對這些政策真正本質的關注。
研究美國以婦女自由為名入侵阿富汗、以促進人權為名入侵伊拉克、打着保護巴勒斯坦同志者權利的旗号試圖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族隔離辯護等例子，可以發現身份政治被操縱以促進地緣政治利益的複雜方式。然而受影響的群體，無論是阿富汗、伊拉克還是巴勒斯坦的婦女和同志者，都一直堅持反對被用作這些政治花招的工具，他們呐喊道："絕不能以我們的名義！"
是以，在外交政策中保護LGBTIQ+的權利就成了一種有可能進一步壓迫後殖民人民的工具。在這種工具化的另一個更黑暗的方面，邊緣民族往往發現自己受制于當地的專制、傳統或右翼統治者，成為其政治精英手中的工具，同時尋求所謂的西方普世自由價值觀的庇護，但僅限于得到回應而非真正的支援。
在全球舞台上，阿塞拜疆尋求在全球秩序中展現主權力量和維護自身地位，在西方和東方（更具體地說是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集體空間中遊刃有餘。然而，在現實中，阿塞拜疆選擇性地接受來自兩端的言論，同時采用其他專制政權的言論和政策。
另一方面，阿塞拜疆始終根據地緣政治的利益沖突來調整自己，将自己的外交政策表現得很平衡，同時又小心翼翼地行事，尤其是與西方國家。盡管阿利耶夫總統的言論表明他希望"懲罰西方"，但他鎮壓公民社會的真正意圖在于加強内部控制和謀求地區霸權。在國内，阿利耶夫總統将此視為對有色革命、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和變性者議程以及激進女權主義等西方威脅的防禦，旨在通過制造文化沖突瓦解公民社會。
如今，阿塞拜疆政府将性别和LGBTQI+權利作為一種工具，尤其是在接受第907條款後與美國關系緊張的時期，這是這些政治動态的直接結果。阿塞拜疆似乎意識到，它有能力打着"非殖民主義"的旗号，操縱圍繞美國曆史上将LGBTIQ+權利武器化的言論，為自己謀取利益。與此同時，阿塞拜疆還采取了一種文化戰略，将同志問題定位為外來的、與阿塞拜疆社會格格不入的問題，并采取了一種安全化戰略，将LGBTIQ+權利視為國家安全問題。
作為國家安全問題的LGBTIQ+
最近幾天，在針對公民社會的新一輪攻擊中，阿塞拜疆國營AzTV頻道熱衷于參與持續的抹黑運動，不斷穿插讨論與美國和西方相關的"LGBT議程"。它聲稱美國通過将LGBTIQ+架構納入當地政治來支援顔色革命。
該頻道将LGBTIQ+描述為從國外引進的"激進女權主義"的副産品，據稱其目的是侵蝕家庭制度的基礎。這種說法認為，這種影響旨在促進同志，同時将民族意識打上倒退的烙印。這種描述不僅強調了對西方的指責語氣，還突出了民族主義的視角，認為将男女同志、雙性戀和變性者的言論引入當地政治環境會産生影響。
親政府的新聞機構APA也發表了一篇文章，反對美國國際開發署在阿塞拜疆的政策，對國家議程進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訓示持續關注與女權主義者和LGBTQI+人士相關的問題，将他們視為阿塞拜疆社會的非典型：
"另一項訓示是不斷關注與女權主義者和LGBT人士有關的問題，這些問題在阿塞拜疆社會中并不典型，并在當地和國際社會中形成一種輿論，稱阿塞拜疆"歧視"這些人。
所有這些言論都延續了一種叙事，在西方和阿塞拜疆之間助長了一種文化沖突感，除了将LGBTQI+s安全化，将其視為"威脅"之外，還将同志定性為該國的外來事物。将LGBTQI+問題更新到國家安全層面，揭示了阿塞拜疆政府精心策劃的戰略。在戰勝卡拉巴赫成功實作民族團結之後，新一輪的民族主義需要找出其他假想的威脅來維護這種團結。為了實作這一目标，政府戰略性地利用民族主義和宗教情感，将LGBTQI+活動與女權主義一起描繪成對阿塞拜疆傳統和伊斯蘭教的威脅。
這一政策旨在操縱文化和宗教價值觀，使同志群體對平等和權利的要求失去合法性。它故意将民族主義和宗教一緻性與自由主義的個人自由混為一談，強化了全球右翼當局采用的保守議程。目前阿塞拜疆文化政治向保守主義的轉變具有雙重目的，一是将反對政權的異議邊緣化，二是試圖将阿塞拜疆公衆團結在所謂的"傳統、保守的價值觀"周圍。
這種轉變并非偶然，而是與宣揚道德和"傳統價值觀"的論述密不可分的，這些論述本質上是與西方理想相對立的，尤其是性别平等、生殖權利、性教育以及對不同性身份的接受。這樣一來，宣揚他們的陰謀論、将LGBTQI+抵抗活動家和真正的努力貼上西方資助和引導的标簽就變得相當容易了。
作為統一阿塞拜疆人民的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阿塞拜疆正在共同努力頌揚傳統的性别角色。身體在這些控制機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既是民族化的象征，也是執行異性戀規範的工具。通過以國家名義集體形成的界定"适當行為"的話語，這些機制試圖規範和強化傳統價值觀。
對性行為和婦女權利的限制被政策性地定格為"傳統價值觀"的捍衛者，而不是國家的紀律權力和政治。通過将這些限制貼上"傳統價值觀"的标簽，國家試圖使其對個人選擇和行為的控制合法化，并将其視為國家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政策不僅強化了保守的意識形态，還在保護傳統規範和國家安全的幌子下，通過壓制異議和反對意見來鞏固權力。
在十字路口前行
展望未來，阿塞拜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價值沖突植根于堅實的物質基礎。在這個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相當一部分人生活在貧困和不穩定的環境中，價值觀問題往往成為焦點，以轉移人們對緊迫的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注意力。這種伎倆為全球各國所熟知，是一種資本主義··父權制的再生産機制。其主要目的是轉移人們對核心問題的注意力，将人們的不滿歸咎于外部因素，培養一種指責"他人"的文化。
與歐洲針對移民的政策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相似之處，在歐洲，類似的政策已成功地将移民描繪成一種威脅，并助長了廣泛的伊斯蘭恐懼症。阿塞拜疆當局善于采用西方右翼言論，從西方教育到性行為表達，都披上了廣義現代性的外衣。然而，當這種現代性深入到普通群眾時，卻往往被掩蓋在傳統主義的外衣之下。耐人尋味的是，即使是傳統主義也是在控制之下運作的，宗教社群和團體面臨着嚴重的壓制。
在目前形勢下，核心目标是戰略性地利用同志群體作為政治工具，同時對剝奪其健康、生命和工作等基本權利視而不見。必要時，通過強有力的生物政治來實施控制，如征召他們入伍，讓他們承受戰争的危險。反對這種壓迫的同志-女權主義抵抗運動，實質上就是反對政府的控制和壓迫機器。
就阿塞拜疆而言，後蘇聯時代的平衡外交政策要求在與俄羅斯的軍事戰略合作和與西方的緊密經濟聯系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阿塞拜疆政權表面上擁護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所推動的現代化，但卻在國家現代化的話語下戰略性地掩蓋了這一點—有選擇性地采納西方認為有益的元素。這種做法助長了對勞動力的剝削，包括對婦女和同志者的剝削，使阿塞拜疆得以在沒有強有力的核查和問責機制的情況下參與全球政治和經濟。
雖然與俄羅斯的戰略關系因其安全影響而得到承認，但阿塞拜疆在采取俄羅斯的某些立法措施（如"反同志宣傳"法）時卻很有眼光。盡管阿塞拜疆自2014年起就适用了俄羅斯的"外國資金限制"法，但在頒布更嚴格的"反同志宣傳"法以及俄羅斯最近将LGBTQI+人士歸類為"極端主義團體"方面，阿塞拜疆一直猶豫不決。然而，這種戰略上的克制并沒有減少阿塞拜疆未來利用權利作為破壞性工具來對付同志者的可能性。不完全采用俄羅斯的做法或許可以被視為平衡外交政策決定的一部分，而實際上阿塞拜疆根本不需要那麼多努力來協調其立法，就可以将權利作為炸藥使用。沒有法律限制并不能阻止該政權通過其他手段實施鎮壓。
盡管如此，去年這一話題還是出現在了政治讨論中，議員賈萬希爾·帕沙紮德（Javanshir Pashazade）和巴庫國立大學法學院教授阿夫薩爾·薩迪戈夫（Afsar Sadigov）就阿塞拜疆可能通過一項類似于俄羅斯同志宣傳法的法律發表了看法。與此同時，政府并沒有急于實施這一議程，而是選擇了更微妙的手段，通過立法行為對LGBTQI+群體實施限制，而這些立法行為則被國家安全問題所掩蓋。
在同志和女權主義抵抗團體的交彙點上，必須考慮新的政策，尤其是在來自西方的資金不斷減少，而阿塞拜疆政府又缺乏重大政治壓力的情況下。随着安全空間和社會服務在本已受限的環境中逐漸減少，這些運動在意識形态和實踐方面做出的選擇将決定他們的政策。阿利耶夫政權在絕對權力的驅使下，試圖徹底鏟除或收編公民社會，超越現有的限制。然而，這一充滿挑戰的時期也為超越全球西方和全球東方二進制架構的自主鬥争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性。
阿塞拜疆在俄羅斯和西方集體之間微妙的外交政策舞蹈暴露了對勞動力更深層次的剝削，權利也成為了一種武器。是以，将LGBTQI+問題更新為國家安全問題，反映了一種蓄意壓制異議的政策。随着傳統性别角色得到頌揚，身體成為了執行異性戀規範的國家化符号，LGBTQI+群體成為了阿塞拜疆乃至全球推行右翼和威權主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