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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古迹探骑
编辑 | 古迹探骑
史学家钱大昕曾经说过：“读史而谈褒廷易，读史而证同异难”。
古代作家因为各种原因和局限，在写作过程中或有心，或无意地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因不了解当时所发生的情况而错误记载史实所产生的出入可以用考证或比较的方法获得一点结论，那么史家故意掩盖，甚至伪造史实就更加难以鉴别。
史料记载旳出入
最为常见的是史家们在记录过程中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姓名的不一致。
如马拉拉斯《编年史》记载波斯与拉齐卡人开战的时候，查士丁尼派去支援的将领中，提到姓名的有三个：
“查士丁尼派去了三位将军—基德里克克里库斯，和艾雷尼厄斯，以及大量的罗马军队。”其中并未见有贝利撒留的名字。
然而在《复活节编年史》中作者记载由查士丁尼派出去支援拉齐卡的将领姓名却不一样。让人无法忽视的是，该史料中同样也清楚地记载了三位将军的姓名，
“他们分别是贝利撒留，克里库斯和潘塔迪亚之子艾雷尼厄斯。”
这段历史在普罗柯比《战史》中则记载为只有一人，即皇帝派艾雷尼厄斯前去支援，贝利撒留则是被派去征讨佩萨门尼亚，并且大获全胜。
这三人中的两人，即塞利库斯和潘塔迪亚之子艾雷尼厄斯在两种史料中都有明确记载，但剩下的一位将领究竟是基德里克还是贝利撒留，后人便难以知晓。
若仔细翻查史料则可发现马拉拉斯在其《编年史》中提到基德里克的时候是在战争刚开始，
而普罗柯比的《战史》和赛奥法尼斯《编年史》是在战役开始后才提到贝利撒留的名字，并且赛奥法尼斯著作中还有战斗结束后的记录。
这是否也意味着这样的可能性：查士丁尼在战争刚开始时派出的主帅是基德里克，但是后来贝利撒留也加入了这场战斗。
又如在涉及尼卡暴动中死去的平民数量这一问题上，各史家的记载也不尽相同。
到底真实的死亡的人数应为多少，许多学者们都曾做出过分析。不争的事实是，由于史家记载的相互矛盾，在许多具体的数据的把握上仍然难以达到统一。
此外，对事件的记载还存在史家因关注点不同而形成孤证的情况。如在涉及尼卡暴动的记载中，拜占廷史家们各展所长。
普罗柯比关注暴动的大趋势和皇帝镇压暴乱的细节，他按时间顺序记载尼卡暴动发生的过程，夹杂着对事件的评价和原因分析，特别是他对皇位发发可危时查士丁尼和赛奥多拉的表现的记录十分详细。
《复活节编年史》的作者更侧重于对尼卡暴动所引发的拥立新帝这一政治事件的细节记载。
作者对伊帕提乌最后下场的记录比其他史家详细得多，并且单独提到了伊帕提乌试图出卖他的支持者，以及他是如何被杀死在教堂的。
赛奥法尼斯在其《编年史》中则记载了其他史家们都没有记载的：查士丁尼与赛奥多拉并没有留在首都，而是逃到色雷斯。
史家们对同一事件记载的出入为后人呈现出事态发展的不同角度，而单一的记载虽然有孤证不立之说，但对于本来就严重缺乏的拜占廷史料，其重要性还是相对突出的。
史家写作的真实性问题
1.关于《战史》
对贝利撒留的赞美之言越多，将他的形象描写得越完美，随之而来的疑虑越大。
虽然《战史》大部分的内容的真实性受到肯定，但并不能掩盖普罗柯比偶有过分夸大事实的嫌疑。
普罗柯比在全文多处欲言又止、首尾不一，有时甚至对重要信息一笔带过。如在涉及贝利撒留戎马生涯的起落上，普罗柯比明显替他掩盖了一部分不光辉的战败史；
对于贝利撒留从波斯战场被撤职到领衔汪达尔战争的具体原因前后矛盾；而贝利撒留在第一阶段哥特战争结束后迅速失宠的真正原因，普罗柯比更是只字未提。
正是这样的瑕疵使得普罗柯比的巨著蒙尘。
此外，普罗柯比发表此文之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查士丁尼仍然在世，这部著作的出版是公开的，又以对帝国统治者和最高统治集团成员的记载为主，
因此注定以歌颂和赞扬的笔调为主，不可能出现任何对查士丁尼王朝及其帝国政策的抨击。
更为重要的是，全文对贝利撒留与查士丁尼之间的关系的记录中极力回避二人之间的不和，这与他的著作在当时来看涉及到敏感的帝国政治问题有很大关系。
这些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战史》为人们提供的信息并非完全真实可信。
不仅如此，普罗柯比的出身也注定了他在某些政治事件中的立场暧昧不明，以及后期对战争态度的转变。
根据普罗柯比的自述可以得知，他大约出生于五世纪末六世纪初，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名律师。
良好出身和职业习惯熏陶下的优雅文风使这部著作获得很高的声誉，但也凸显出问题。
这也是一般古代史家们在著作中常常体现出来的，将历史看成是英雄所为。这种英雄史观体现了希腊罗马史家们在历史创作中的主流态度。
这类史书的描写往往十分精彩，但史家们始终难以避免刻意夸大描述对象的才能和功绩的弊病。
2.关于《秘史》
史家对于《秘史》真实性的怀疑由来已久。由于文中的措辞实在太过强烈，恶毒谩骂随处可见，以至遭到后世史家长期的不屑和诟病。
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评论该作品时毫不客气地说：“他的书是对查士丁尼政府的强烈控诉，必然有许多说法和坏话无法以有力证据说明其真伪。”
“吉本也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评价《秘史》，认为普罗柯比“这样的反复无常的做法让他的声誉受到怀疑，其个人的信誉也遭到泛低。”
伯里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否认《秘史》是普罗柯比所作，甚至在态度改变后，他仍然坚持普罗柯比是患了精神上的疾病和遭受了心理创伤才写下了该书。
近年来，随着学者们对于《秘史》的深入研究，此书的史料价值逐渐显现。
首先，《秘史》条理清楚，指向明确。从长篇自序来看，明确了作品的内容、表达了本人的写作立场以及写作目的。
作者声称，写作此文是要揭露整个罗马帝国发生的事件的实情，作为对之前完成的史书（指《战史》）的补充。
并指出当某些人（指查士丁尼）在世的时候，是不可能按照史学家的意愿记录下人们真实言行的。
而这也是他在之前的著作中被迫歪曲事实，隐藏自己观点的真正原因。
他十分清楚，自己记录的事实在后人看来是不可能合理的，但却声明，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会对他的记载作出肯定。
他之所以会在如此境地下还要写作此书，是因为他认为揭露这些行为能警醒后人少犯错误。
或许普罗柯比是因为精神压抑而使用较为尖酸的语言表达强烈不满，但一个在疯狂的状态下，或是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是不应有如此的冷静和条理的。
仔细分析《秘史》即可发现，除却言辞激烈，它所记载的内容大部分都与《战史》相符，并且很好地补充了《战史》中不完整的部分。
《秘史》在普罗柯比在世时从未公开发表，因而掺杂的个人情绪较之前的作品更多也是无可厚非的，因文中出现谩骂而就此否认作品的真实性，并不令人信服。
其次，《秘史》揭露了许多《战史》记载不清的事件的背后原因，尤其是贝利撒留在东方战场上的表现和他及妻子与皇帝皇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如《战史》记载，公元年，贝利撒留被皇帝派去与波斯大军作战，但皇帝却未给他一兵一卒。
在撤退中，普罗柯比将失败归结于缺乏人手和供给，贝利留的撤退无可厚非。
而在《秘史》里则痛骂贝利撒留对安东尼娜的渴望使得他罔顾军情，做出如此决定。
他还披露了皇帝不再补给贝利撒留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贝利撒留与查士丁尼之间有过约定，即皇帝不再收回他在战斗中所缴获的战利品，但是也不再为他的战斗提供补给，而是让他用自己的钱来装备军队。
这解释了为什么此后贝利撒留曾几次命令部队洗劫意大利各地的村庄和城市，而在之前的历次战役中基本没有发生过此类事件。
3.关于其他史料
尽管史家们都声称作品的真实，但是他们身处的时代和地位注定了不是所有的史料都有可靠的来源。
赛奥法尼斯《编年史》就因作者生活年代距离查士丁尼时期太久，其中大部分的内容都只能参考普罗柯比的著作，以致史料价值下降。
又如《复活节编年史》、马拉拉斯《编年史》、马赛林努斯《编年史》等，虽然作者生活时代较近，但因自身的局限而各有不足。
如因地理位置所限，往往只能详于某地区的记载。马拉拉斯很可能身为安条克中上层政府雇员，因此对贝利撒留在帝国东部地区活动的记载明显更加详实。
而从马赛林努斯《编年史》不带感情色彩但简要精准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作者基本是依照政府公文和战报进行写作。
不仅如此，关于这些史家的生平和具体信息后人所知甚少，除了从史料行文中判断他们基本的倾向外，许多记载不但缺乏细节，就连真伪也无从考究。
评价与心理描写的缺失
史料最大的问题，也是最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对贝利撒留心理状态的描写和对他本人评价的缺失。
普罗柯比的两部著作是迄今为止记录最详细的史料，但即便如此，他关注的重点也仅限于贝利撒留的军事行动，而不是站在个人角度上去分析这些行动的动机。
这使得后人只能根据他的记载去提出假说和猜测。普罗柯比对贝利撒留的性格和品德虽然也有少量描述，但是对他在心态、思想方面的记载却寥寥无几。
《秘史》中大多数有关于他的评论仍停留在对他的私生活表现出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普罗柯比对于贝利撒留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和得失没有给予足够的评论，实为一大缺失。
总结
如果说，因不了解当时所发生的情况而错误记载史实，所产生的出入可以用考证或比较的方法获得一点结论，那么史家故意掩盖，甚至伪造史实就更加难以鉴别。
参考文献
[1]崔艳红：《古战记一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比战记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
[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郭小凌编著：《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5]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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