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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古迹探騎
編輯 | 古迹探騎
史學家錢大昕曾經說過：“讀史而談褒廷易，讀史而證同異難”。
古代作家因為各種原因和局限，在寫作過程中或有心，或無意地出現各種各樣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說，因不了解當時所發生的情況而錯誤記載史實所産生的出入可以用考證或比較的方法獲得一點結論，那麼史家故意掩蓋，甚至僞造史實就更加難以鑒别。
史料記載旳出入
最為常見的是史家們在記錄過程中對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人物姓名的不一緻。
如馬拉拉斯《編年史》記載波斯與拉齊卡人開戰的時候，查士丁尼派去支援的将領中，提到姓名的有三個：
“查士丁尼派去了三位将軍—基德裡克克裡庫斯，和艾雷尼厄斯，以及大量的羅馬軍隊。”其中并未見有貝利撒留的名字。
然而在《複活節編年史》中作者記載由查士丁尼派出去支援拉齊卡的将領姓名卻不一樣。讓人無法忽視的是，該史料中同樣也清楚地記載了三位将軍的姓名，
“他們分别是貝利撒留，克裡庫斯和潘塔迪亞之子艾雷尼厄斯。”
這段曆史在普羅柯比《戰史》中則記載為隻有一人，即皇帝派艾雷尼厄斯前去支援，貝利撒留則是被派去征讨佩薩門尼亞，并且大獲全勝。
這三人中的兩人，即塞利庫斯和潘塔迪亞之子艾雷尼厄斯在兩種史料中都有明确記載，但剩下的一位将領究竟是基德裡克還是貝利撒留，後人便難以知曉。
若仔細翻查史料則可發現馬拉拉斯在其《編年史》中提到基德裡克的時候是在戰争剛開始，
而普羅柯比的《戰史》和賽奧法尼斯《編年史》是在戰役開始後才提到貝利撒留的名字，并且賽奧法尼斯著作中還有戰鬥結束後的記錄。
這是否也意味着這樣的可能性：查士丁尼在戰争剛開始時派出的主帥是基德裡克，但是後來貝利撒留也加入了這場戰鬥。
又如在涉及尼卡暴動中死去的平民數量這一問題上，各史家的記載也不盡相同。
到底真實的死亡的人數應為多少，許多學者們都曾做出過分析。不争的事實是，由于史家記載的互相沖突，在許多具體的資料的把握上仍然難以達到統一。
此外，對事件的記載還存在史家因關注點不同而形成孤證的情況。如在涉及尼卡暴動的記載中，拜占廷史家們各展所長。
普羅柯比關注暴動的大趨勢和皇帝鎮壓暴亂的細節，他按時間順序記載尼卡暴動發生的過程，夾雜着對事件的評價和原因分析，特别是他對皇位發發可危時查士丁尼和賽奧多拉的表現的記錄十分詳細。
《複活節編年史》的作者更側重于對尼卡暴動所引發的擁立新帝這一政治事件的細節記載。
作者對伊帕提烏最後下場的記錄比其他史家詳細得多，并且單獨提到了伊帕提烏試圖出賣他的支援者，以及他是如何被殺死在教堂的。
賽奧法尼斯在其《編年史》中則記載了其他史家們都沒有記載的：查士丁尼與賽奧多拉并沒有留在首都，而是逃到色雷斯。
史家們對同一事件記載的出入為後人呈現出事态發展的不同角度，而單一的記載雖然有孤證不立之說，但對于本來就嚴重缺乏的拜占廷史料，其重要性還是相對突出的。
史家寫作的真實性問題
1.關于《戰史》
對貝利撒留的贊美之言越多，将他的形象描寫得越完美，随之而來的疑慮越大。
雖然《戰史》大部分的内容的真實性受到肯定，但并不能掩蓋普羅柯比偶有過分誇大事實的嫌疑。
普羅柯比在全文多處欲言又止、首尾不一，有時甚至對重要資訊一筆帶過。如在涉及貝利撒留戎馬生涯的起落上，普羅柯比明顯替他掩蓋了一部分不光輝的戰敗史；
對于貝利撒留從波斯戰場被撤職到領銜汪達爾戰争的具體原因前後沖突；而貝利撒留在第一階段哥特戰争結束後迅速失寵的真正原因，普羅柯比更是隻字未提。
正是這樣的瑕疵使得普羅柯比的巨著蒙塵。
此外，普羅柯比發表此文之時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查士丁尼仍然在世，這部著作的出版是公開的，又以對帝國統治者和最高統治集團成員的記載為主，
是以注定以歌頌和贊揚的筆調為主，不可能出現任何對查士丁尼王朝及其帝國政策的抨擊。
更為重要的是，全文對貝利撒留與查士丁尼之間的關系的記錄中極力回避二人之間的不和，這與他的著作在當時來看涉及到敏感的帝國政治問題有很大關系。
這些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戰史》為人們提供的資訊并非完全真實可信。
不僅如此，普羅柯比的出身也注定了他在某些政治事件中的立場暧昧不明，以及後期對戰争态度的轉變。
根據普羅柯比的自述可以得知，他大約出生于五世紀末六世紀初，曾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是一名律師。
良好出身和職業習慣熏陶下的優雅文風使這部著作獲得很高的聲譽，但也凸顯出問題。
這也是一般古代史家們在著作中常常展現出來的，将曆史看成是英雄所為。這種英雄史觀展現了希臘羅馬史家們在曆史創作中的主流态度。
這類史書的描寫往往十分精彩，但史家們始終難以避免刻意誇大描述對象的才能和功績的弊病。
2.關于《秘史》
史家對于《秘史》真實性的懷疑由來已久。由于文中的措辭實在太過強烈，惡毒謾罵随處可見，以至遭到後世史家長期的不屑和诟病。
湯普森在《曆史著作史》中評論該作品時毫不客氣地說：“他的書是對查士丁尼政府的強烈控訴，必然有許多說法和壞話無法以有力證據說明其真僞。”
“吉本也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評價《秘史》，認為普羅柯比“這樣的反複無常的做法讓他的聲譽受到懷疑，其個人的信譽也遭到泛低。”
伯裡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否認《秘史》是普羅柯比所作，甚至在态度改變後，他仍然堅持普羅柯比是患了精神上的疾病和遭受了心理創傷才寫下了該書。
近年來，随着學者們對于《秘史》的深入研究，此書的史料價值逐漸顯現。
首先，《秘史》條理清楚，指向明确。從長篇自序來看，明确了作品的内容、表達了本人的寫作立場以及寫作目的。
作者聲稱，寫作此文是要揭露整個羅馬帝國發生的事件的實情，作為對之前完成的史書（指《戰史》）的補充。
并指出當某些人（指查士丁尼）在世的時候，是不可能按照史學家的意願記錄下人們真實言行的。
而這也是他在之前的著作中被迫歪曲事實，隐藏自己觀點的真正原因。
他十厘清楚，自己記錄的事實在後人看來是不可能合理的，但卻聲明，了解事實真相的人會對他的記載作出肯定。
他之是以會在如此境地下還要寫作此書，是因為他認為揭露這些行為能警醒後人少犯錯誤。
或許普羅柯比是因為精神壓抑而使用較為尖酸的語言表達強烈不滿，但一個在瘋狂的狀态下，或是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是不應有如此的冷靜和條理的。
仔細分析《秘史》即可發現，除卻言辭激烈，它所記載的内容大部分都與《戰史》相符，并且很好地補充了《戰史》中不完整的部分。
《秘史》在普羅柯比在世時從未公開發表，因而摻雜的個人情緒較之前的作品更多也是無可厚非的，因文中出現謾罵而就此否認作品的真實性，并不令人信服。
其次，《秘史》揭露了許多《戰史》記載不清的事件的背後原因，尤其是貝利撒留在東方戰場上的表現和他及妻子與皇帝皇後之間錯綜複雜的關系。
如《戰史》記載，公元年，貝利撒留被皇帝派去與波斯大軍作戰，但皇帝卻未給他一兵一卒。
在撤退中，普羅柯比将失敗歸結于缺乏人手和供給，貝利留的撤退無可厚非。
而在《秘史》裡則痛罵貝利撒留對安東尼娜的渴望使得他罔顧軍情，做出如此決定。
他還披露了皇帝不再補給貝利撒留的真正原因，是因為貝利撒留與查士丁尼之間有過約定，即皇帝不再收回他在戰鬥中所繳獲的戰利品，但是也不再為他的戰鬥提供補給，而是讓他用自己的錢來裝備軍隊。
這解釋了為什麼此後貝利撒留曾幾次指令部隊洗劫意大利各地的村莊和城市，而在之前的曆次戰役中基本沒有發生過此類事件。
3.關于其他史料
盡管史家們都聲稱作品的真實，但是他們身處的時代和地位注定了不是所有的史料都有可靠的來源。
賽奧法尼斯《編年史》就因作者生活年代距離查士丁尼時期太久，其中大部分的内容都隻能參考普羅柯比的著作，以緻史料價值下降。
又如《複活節編年史》、馬拉拉斯《編年史》、馬賽林努斯《編年史》等，雖然作者生活時代較近，但因自身的局限而各有不足。
如因地理位置所限，往往隻能詳于某地區的記載。馬拉拉斯很可能身為安條克中上層政府雇員，是以對貝利撒留在帝國東部地區活動的記載明顯更加詳實。
而從馬賽林努斯《編年史》不帶感情色彩但簡要精準的記錄中，可以看出作者基本是依照政府公文和戰報進行寫作。
不僅如此，關于這些史家的生平和具體資訊後人所知甚少，除了從史料行文中判斷他們基本的傾向外，許多記載不但缺乏細節，就連真僞也無從考究。
評價與心理描寫的缺失
史料最大的問題，也是最無法避免的問題就是對貝利撒留心理狀态的描寫和對他本人評價的缺失。
普羅柯比的兩部著作是迄今為止記錄最詳細的史料，但即便如此，他關注的重點也僅限于貝利撒留的軍事行動，而不是站在個人角度上去分析這些行動的動機。
這使得後人隻能根據他的記載去提出假說和猜測。普羅柯比對貝利撒留的性格和品德雖然也有少量描述，但是對他在心态、思想方面的記載卻寥寥無幾。
《秘史》中大多數有關于他的評論仍停留在對他的私生活表現出的不滿情緒。與此同時，普羅柯比對于貝利撒留在軍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和得失沒有給予足夠的評論，實為一大缺失。
總結
如果說，因不了解當時所發生的情況而錯誤記載史實，所産生的出入可以用考證或比較的方法獲得一點結論，那麼史家故意掩蓋，甚至僞造史實就更加難以鑒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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