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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娱签儿
东汉时期的皇帝往往短寿且无子嗣，而且与宗法上的太后，并不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母子。
因此，东汉帝国在封王与其子嗣的原则上，虽然都是皇帝的亲戚，但却几乎可以说是“无家”的。
那么，东汉皇帝又会被困扰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下场呢？
梁冀家庭的运作方式
由于中国的史学普及工作对东汉史的普遍忽略，“梁冀”这个名字在中国并非家喻户晓。
然而，与他有关的成语“飞扬跋扈”却是妇孺皆知的。
此成语恰恰就来自于不甘被他操控的汉质帝刘缵对他的恶评，而发明这句成语的小皇帝在成语被发明的当夜就被梁冀害死，时年才九岁。
如此庞大的家族网络，的确符合“帝国型家庭”的特征，亲属如藤蔓一般附着在官僚机器的各节点上，由此构成一种非常畸形的“家国一体”。
而站在正统儒家立场上看，这种“家国一体”体制之所以是畸形的，原因是因为，它削弱了皇权，并因此破坏了君臣之名分。
梁氏家族本就不具有“属地性”，而是寄居在京都洛阳的彻底脱产型家庭，当然，这并不是说梁氏在京外没有庄园。
而是说，他并不像典型的属地型大家族族长那样，具有组织庄园劳动的切实知识与相关的身体感受。
并由此，有机会与其治下的徒附、奴婢与部曲构成伦理共同体，梁氏只是满足于享受被剥削者的劳动成果。
却对这些劳动成果的产出过程毫无兴趣，是标准的社会寄生虫。
这就使得憧憬周政的儒家所心心念念的“守望相助”式的伦理温情根本无法在梁氏集团中出现。
同时，梁冀型家庭的肆意妄为，还不至于腐蚀社稷之根基，在梁冀获得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他的两个妹妹先后成了皇后。
但皇后本人的死亡却是梁冀所不能控制的，实际上，恰恰是因为作为桓帝之太后的梁妠与作为其皇后的梁女莹的先后死亡，桓帝才能摆脱梁氏的羁绊，找到将其击倒的机会。
这也就是说，具有外戚色彩的帝国型家庭，是缺乏实施长久统治的政治逻辑保证的，这就使得他不至于对东汉既有的成宪进行颠覆性改造，由此改变汉统。
所以，桓帝在京城发起的对于他的镇压也不至于引爆内战。
同时也就意味着，如果有一个帝国型家庭同时具备以下特质，其对于政治安定的威胁，就绝不容小觑了。
在京政治权力的来源，并不是偶然获得的姻亲关系，而是来自长年完成的政治积累。
而家族领袖不但具有较好的公众形象，也需要具有某种改天换日的意识形态执念，甚至相关的理论储备，而此类家族的非属地性并不彻底。
换句话说，他们的目的虽然不在于保护京外地区的伦理共同体，但他们并不排除利用京外属地的资源争取全国政权。
不过除了梁冀这种家庭的运作方式，还有袁绍的家庭关系，那么，袁绍通过家庭的运作方式，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家庭内战呢？
袁绍家庭的运作方式
在袁绍所在的大家族“四世三公”，在京都政坛植根极深，远超梁氏。
袁绍属于一向，重视道德形象的儒家清流集团，在汉末乱局到来之前也没有暴露出太多的污点供政敌利用。
袁绍“朋友圈”中的大多数成员都不是袁氏的宗族，而这种跨血缘的政治联合体似乎不是基于血缘的原始儒家伦理共同体所能滋养的。
这种奇怪状况的出现，因为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贬低秦朝的汉朝，其实从秦政中继承了一项重要的政治遗产一个强势首都的存在。
在汉代，强势首都本身意味着三项功能的叠加，帝国的政治中心，以及由此导致的大量彼此异姓的高级京官的聚居。
帝国的资源集中地，导致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可以在脱离属地庄园管理负担的前提下轻松食利。
帝国的学术情报中心，导致像“太学”这样的学术机构可以集中多达2-3万名的彼此异姓的全国学子进行思想交流。
很显然，强势首都的存在，使得在首都政坛斗争中获得优势的一方可以在首都范围之内就能迅速找到借以全面扩充既有联合家庭势力的人脉资源。
换言之，秦政的遗存所带来的京都非血缘人脉关系网，为强大家庭的进一步的“去属地性”提供了可能。
不过，恰恰是联合家庭势力的这种迅速扩充，为巨大政治危机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因为跨血缘的人脉网的迅速扩充，往往有赖于价值观的强化与巨量金钱所能起到的收买作用。
而能够迅速团结众人的价值观体系很难不“简单粗暴”，而能够迅速花出去的巨额人际交往费用又往往属于“飞来横财”。
进而言之，简单粗暴的价值观体系很难不落入“制造敌人，强化基盘”的窠臼，而飞来横财又很难不导致嫉妒而所有这些要素都会构成变乱之根。
以袁绍本人为例，他所领导的党人意识形态的敌我意识便是“清流宦官彼此不能两立”。
而罔顾宦官集团在照顾帝王嫔妃之起居，并减轻帝王行政负担方面所能起到的正面作用。
也正是在这种激进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下，他率领西园校尉闯入皇宫，残暴地杀死几乎所有宦官。
由此，导致汉朝政治架构全面失衡，为董卓的西凉集团进入京都全面搅局提供了政治真空。
袁绍在人际交往方面的阔绰表现所云，偶然获得的巨额遗产，并由此受到了与其同父异母的袁术的强烈嫉妒。
富有意味的是，在董卓主动撤出洛阳后，袁氏发起的反董内战就立即演变为袁绍、袁术兄弟之间的代理人战争。
作为袁术的代理人，破虏将军孙坚就死于袁绍代理人刘表的部将黄祖的暗算，而在日后，原本属于袁绍集团的曹操与袁绍之间的内战。
以及，原本属于曹操集团的刘备与曹操之间的内战，还有先后投靠袁术与曹操的孙吴集团与曹操之间的内战.
则使得以后的汉末战乱被涂上了一层“袁氏集团内战”的荒谬色彩。
若从周政式儒家的视角上看，袁绍本人之所以能莫名其妙地在内卷式竞争激烈的袁氏集团内部获得大，这一点本身就是帝国型超级家庭内在硬伤的体现。
可以说，强大的家庭关系，利弊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那么，帝国型家庭对于困扰的关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下场呢？
帝国型家庭的硬伤
在传统的联合家庭中，族长的确有权将一个下属小家庭的富余子女，调配到另一个小家庭以缓解后者绝嗣之患。
而这种做法，也许会在日后的集体生活中产生一些嫌隙，但由于大致居住在同一个风土环境之内的联合家庭成员的总数依然受到邓巴数的制约。
因此，各个小家庭依然可以频繁地互通有无，并由此增加互信，与之相较，袁绍所在袁氏家族则是一个成员总量明显超过邓巴数的强大家庭。
遑论在汝南度过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的袁绍与从小在京的袁术本就不同属一个风土共同体，而袁术与袁绍这对兄弟自然也就很难做到“守望相助”。
不过这也导致了袁术更进一步的忌恨袁绍，袁绍的母亲是他父亲身边的一个婢女，但是袁术则是他的父亲与正妻所生。
所以说，袁绍在袁氏集团中的地位，根本没有办法和袁术比较。
然而，因为袁逢的兄弟袁成病危且无嗣，为了让袁成所在那一支不至于绝嗣，袁绍才被莫名其妙地过继到袁成家，并成为其宗法意义上的继承者。
这就为日后袁绍通过挥霍袁成的遗产，而建立强大的人脉圈提供了物质基础。
很明显，帝国家庭的巨大规模所导致的种种偶然状况。
这也超出了周政条件下的属地大家庭原有伦理架构，所能控制的范围。
实际上，到了三国时代，除了蜀汉政权因刘备本人子嗣过少，而使得蜀汉的政治架构略接近于东汉皇室。
子嗣比较多的吴与魏的掌权家族，都发生了类似袁氏集团那样的家国大分裂。
与之相关的著名案例，便是孙权晚期孙氏集团的内部大分裂，以及司马氏篡夺魏后发生的“八王之乱”。
会有人认为，虽然东汉的豪族演化为规模巨大的东晋门阀之后，为何东晋的政治制度尚且能稳定一时呢？
因为实际上东晋的政治，其实远比东汉更不稳定。
当然，晋室刚刚南渡时，由于北方南渡士族与南方既有士族之间的关系还算勉强和睦。
而惊魂未定的晋室，也缺乏立即扩展皇权的勇气，东晋内部的争斗规模的确总体可控。
至于以王导为代表的北方门阀领袖，之所以愿意与南方士族达成政治妥协，而不至于像袁绍那样试图“赢家通吃”。
因为抛弃固有土地的北方士族，必须要面对江东这一相对陌生的地理文化环境，因此，他们就不得不仰赖“熟门 熟路”的江东士族。
然而，王导式的稳健政治理性，在东晋历史中的衰减速率是令人惊讶的。
甚至，没有让作为其堂兄的王敦所分享，这一点本身再次说明在帝国型家庭内部达成政治同频之困难。
这种门阀之间以及门阀与皇权之间的剧烈内斗，最后为以下两股新政治力量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候选新构建原则包含商鞅式的基于君主意志的法家统治术、基于各阶层协商的罗马法系统、作为全民预期管理技术的科举制。
而东汉帝国家庭的运作，却绕过了对于这些非儒家式的社会原则的采纳。
所以家庭内部的矛盾，最终将东汉帝国自身，拖向了内战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