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政策的被边缘化与“中立”政策的确立中美国顾问存在的问题。
美国顾问问题的提出和最终解决是美国采取消极对朝政策的典型表现。尽管美国政府对该问题态度消极，但美国驻朝公使福地及代理公使福克却表现的相对积极，这表明美国政府与驻朝外交人员在对朝政策上存在政见相左的状况。
1883 年 11 月 16 日，福地受邀来到从未接待过外国人的高宗寝宫。高宗对美国总统热情接待朝鲜特别使团表示感谢，同时表示“完全理解美国的无私政策，希望能依靠来自美国政府的协助和建议。
期盼能雇佣两名美国顾问——一名通晓中文的外交顾问和一名军事顾问。”对此，福地认为“外国人对于东方国家有重要影响，尤其对扩大其所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影响有重要作用，”因此，“催促”美国政府满足高宗愿望，即刻派遣适当人选充当朝鲜顾问。
这是高宗第一次提出希望美国为其派遣顾问的问题。高宗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缘于清政府对朝鲜干涉的加剧。
特别是壬午兵变之后，清政府与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并委任陈树堂为总办驻朝商务道员，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经济的控制。
而陈树堂到任后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朝鲜为清政府的属国，这使高宗极为不满，担心清政府的干涉会影响其独立。
因此，高宗希望支持朝鲜独立的美国能向其派遣顾问，从而帮助朝鲜进行旨在增强国家实力的改革。
事实上，赴美特别使团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富里林胡森的会谈中就提出希望美国能为其提供外交顾问、军事顾问、教师及农业专家。
富里林胡森则表示“愿意为朝鲜政府和军队的重组提供有能力的军事和民事顾问”。同时，薛斐尔表示“如果朝鲜政府同意，愿以顾问身份访问朝鲜。”
在等待美国外交顾问和军事顾问期间，高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高宗辞退清政府的军事顾问后，召集了 14 名从东京军事学校学成归来的年轻军官，以期为美国军事顾问提供协助。
与此同时，高宗从美国采购了 4000 挺后膛装填步枪，并且一直未发放，其目的是等待美国军事顾问决定其去向，但直到一年后美方仍无任何回应。
福地对此感到“尴尬和迷惑”，并指出“美国政府应在朝鲜改革中发挥作用，并且应成为朝鲜进步过程中的永久因素。……面对其他国家正通过其在朝鲜的代表谋求这些顾问职务的状况，急切希望美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
在聘请美国教师和农学专家问题上，高宗表示希望建立一所英语学校，聘请三名年轻的美国男性教师，每位教师的薪金为每月 125 美元，而且为每位教师提供 600 美元的旅行费用。
同时，高宗表示希望聘请一位能帮助朝鲜建立并管理国家农场的美国农学专家，并对其提出了具体要求，如有实践能力、懂得播种和蓄养牛羊、会制作黄油和奶酪等。
同时，高宗表示其报酬将是每月 150 美元，并为其发放 600 美元的旅行费用。对此，福地则提醒美国政府这些都是朝鲜特别使团访美期间美国所承诺的。
至于薛斐尔到朝鲜任军事顾问的问题，福地在 1884 年 9 月 3 日给政府的电报中指出，之前曾向高宗表示要报请美国政府，但鉴于美国政府长期没有回应及高宗的急切心情，福地最终向薛斐尔发去了电报邀请。
之后，福地收到了薛斐尔的来信，谈及赴朝的费用问题。对此，高宗表示将由朝鲜承担全部费用并要求福地再次电报邀请薛斐尔。
面对高宗的急切心情，福地于 9 月 17 日再次发函美国政府，在信中福地表示“高宗对军事顾问问题非常担心，并且已在各方压力下耐心等待了近 1 年，真诚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再有任何拖延。”
福地进一步指出，中国和日本也赞成由美国人担任朝鲜军事顾问。但薛斐尔最终通过美国驻日本横滨总领事表示不能到朝鲜担任顾问。
对于美国未能及时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高宗表示对美国未能信守承诺感到尴尬，并表示可能将聘请英国人或德国人担任顾问之职。
对此，福地认为美国“将失去其在朝鲜政府中的影响力，尽管这是其一直努力争取的。而这种美国自动让出的优势地位，将是其经过多年努力也无法得到的。”
最终，美国政府于 1884 年 11 月 6 日就军事顾问问题做了回复。富里林胡森指出已将这一问题提交给美国战争事务大臣，并将迅速做出回复。
对于为何延迟一年未对这一问题给予回复，富里林胡森解释为政府将福地 1883 年 10 月 19 日的信件错放了位置，从而未能及时看到。
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消极态度。1885 年 1 月 30 日，美国总统阿瑟终于将有关向朝鲜派驻军事顾问问题的议案提交国会。
